从人类历史上看，一般说来所有的传统的集权国家，包括专制体制在内的所有的集权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是走向以改革为导向的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难以避免我们所说的那种“薄壳效应”。所谓的“薄壳效应”指的就是在地球最薄的地方最容易爆发火山。这种“薄壳效应”在所有的专制帝国中都难以避免，这是因为，传统集权国家长期积累的矛盾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人们会有一种宽松的预期，大量的政治诉求会在短时期内集中地以井喷的方式爆发出来。面对这种政治参与爆炸，集权政府将陷入两难状态： 如果退让就会解体，如果镇压就会引起悲情，而这种悲情的结果又进一步导致革命的出现。集权国家在改革初期陷入笔者所说的这种“薄壳效应”，可以说几乎没有例外，法国大革命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薄壳效应”； 俄国尼古拉二世的改革，导致了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慈禧太后的清末新政导致了辛亥革命。从改革政治学角度看，中国1989 年的悲剧性事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遇到的“薄壳效应”的挑战。正因为传统的集权国家无法应对“薄壳效应”的挑战，它们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往往会陷入革命与倒退的怪圈。
中国改革经历了三十多年，邓小平的改革找到了传统集权体制国家避免“薄壳效应”的办法，那就是新权威主义的改革路径。邓小平坚持的就是两点论，一点是“共产党权威不容挑战”，一点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改革，让人民过好日子，以此来化解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新权威主义一方面在政治上保持低度政治参与，防止政治参与爆炸与井喷； 另一方面则在政治稳定条件下，运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实施改革开放，进行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改革，以此来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这样就能有效地克服“薄壳效应”对集权国家现代化的致命干扰。
如果说，法国、俄国、中国清王朝都没有避免专制国家改革所陷入的“薄壳效应”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革命魔咒，那么，邓小平到习近平的新权威主义路径持续发展，正在形成克服传统集权国家“薄壳效应”的新路径。换言之，中国找到了传统集权体制通过改革与维新的方式，而无须经由爆炸性的、破坏性的、充满失范与危险的革命，而和平地走向现代性，走向现代文明与未来的民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三十五年来的改革实践，正在走人类所没有经历的一种新的道路，这也是笔者所说的中国的政治实践正在改写国际政治学的理由。
这种新权威主义模式可以分成若干阶段，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的1．0 版本。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转型期新的矛盾与问题又会出现，这将会伴生新的政治参与爆炸的可能，与此同时第二波新权威主义的浪潮也会应运而生。习李体制现在所做的，正是新权威主义的2． 0 版本，通过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来实现政治稳定，并通过大幅度的全面市场经济改革，把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转变为全面的、成熟的市场经济； 通过进一步完善民生建设，为未来民主奠定基础。
在当前阶段，新权威主义依然是以民生为主，以实现民生的发展、民生的诉求为目标。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民生问题得到比较大发展的基础上，未来中国的民主的要求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心，新权威主义将在社会要求与治理完善要求的多重压力下，向民主化的进程做更大幅度的迈进，那时中国民主化的高潮就会到来。
关于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体制，笔者提出以下几点供大家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新权威主义体制，有优劣之分，有开放性的威权与封闭性的威权之分。在笔者看来，开放性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标准。( 1) 它是用常识理性来代替教条意识形态思维，用我们通常的话来说就是求真务实，用常识理性、日常理性来代替意识形态的类宗教思维。用经验试错来代替理想主义的蓝图设计，从政治哲学上说，也就是经验主义的常识理性，而不是建构主义的乌托邦主义，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走出中国的试错模式。( 2) 尊重倒逼机制对决策者的行为的引导作用。笔者认为在这是区别良好的威权体制和传统的封闭式专制体制的关键所在。笔者把集权体制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开放性的集权，一种是封闭性的集权。所谓开放性的集权就是尊重倒逼机制对行为的引导作用，从常识理性的角度来对社会问题、矛盾予以处理，从而解决矛盾并为了解决矛盾而进行体制的改革，这就使体制具有对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力与韧性； 而封闭性的集权体制则拒绝倒逼机制的引导作用。前者体现为体制对社会与环境挑战的适应性，后者则体现为故步自封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改革永无止境。这个思想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从哲学层面上看，也体现了经验主义而不是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特点。所谓封闭性的专制体制就是对倒逼机制提供的信息完全不予理睬，甚至是反作用，毛泽东晚年那种集权基本上就是这种封闭性集权类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与平均主义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思维与价值观极大地阻挠了决策者实事求是地处理信息与解决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期望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民主条件在社会内部的成熟，新权威主义体制为了适应这种挑战，也会通过进一步的民主变革向民主过渡。当然，中国的民主制度也是在适应中国环境的过程中逐渐演化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是，在中道理性基础上形成社会共识，是中国新权威主义走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新权威主义体制只是从旧的传统集权体制向未来民主体制过渡的中间阶段。新权威主义阶段的重要治理目标，在笔者看来就是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实现民生、法制，并在社会公正方面有重大进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极端主义与激进主义思潮裹挟民意，形成广场政治与革命动荡。这是因为，当社会陷入种族、民族、宗教、政治歧见与阶层对立的分裂状态的情况下，极端主义与激进主义就会如鱼得水。
只有形成温和的、中道理性的思维与价值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主流地位，那时推进民主的黄金时代才会到来，真正有效的民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目前，中国存在着“左”和“右”的两种极端势力( 或者两种激进主义的思潮) 。随着社会激进主义逐渐被边缘化，中道理性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左”、“右”两种极端主义或者激进主义势力、激进主义思潮对人们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弱，并逐渐被边缘化，政治稳定得到比较大的保障，政府也就可能会有稳定自信与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社会的多元性的容忍程度相较过去会大大提升，社会的自由度也会得到进一步极大的提升。而这种社会的多元化的发展和容纳，为未来中国民主化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第三个问题是，现在的新权威主义体制，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矛盾。我们要重视对这种体制的内在矛盾的研究。例如，笔者最近到某个农村去看了一下，深深地感受到中国的农村治理环境的恶化，以及垄断性的官僚利益集团的现实。这让笔者感觉到非常担忧。一般而言，按照新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沿海地区城市的现代化过程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会出现技术、资金与竞争机会向内地与农村的扩散过程，经济学上把这种扩散过程称之为“涓滴效应”，这就如同沙漠当中的涓涓流水随着时间的延长会向沙漠的周围去渗透一样。但是现在看来，中国从极化效应向“涓滴效应”转变过程的困难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尤其表现在资本和机会向内地转移过程中被地方上已经形成的垄断性的官僚利益集团的人脉关系所截留。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多元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矛盾是，一方面，地方政府缺乏发展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于地方的文化发展与创新，对于激发民间的活力，对于制衡地方政府与社会特殊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垄断，让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因素向内地转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当今中国一个现实的矛盾，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我们是否能克服集权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如何摆脱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任重而道远。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造成很大的困扰。
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