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斯奎塔和史密斯两位学者的《独裁者手册：为什么坏行为几乎总是好政治》一书最近被译成汉文，引起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围绕该书，刘瑜、吴思两位先生在一次学术思想对话中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话题：为什么恶劣行为总是政治成功的通行证？这也许是很多追求社会公正和历史进步的中国读书人所反复思考的问题。其实，从世界近现代历史的主流趋势来看，这种说法是存在偏颇的，毕竟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相对正义方”取得了胜利，执“人类道义之牛耳”的美利坚合众国连续百余年保持了世界老大哥的位置，否则也就不会有当今的世界“和平秩序”，更不会有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且，很显然的事实是：人类的整体福利水平仍然在不断上升，基于自由主义政治精神而形成的民主宪政制度正在逐渐向更广泛的地理区域扩散；所以说，利用恶劣行为实现政治成功的空间正日益萎缩，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卡扎菲等人的政治生涯足以说明这一切。

然而，关于人类的政治故事，我们只能“谨慎乐观”，从“大历史”（黄仁宇语）的视角也许可以看到一种乐观的景象；而一旦具体到相对较短时期的历史趋势或者特定国家的政治演变过程，看到的结果就是另外一番图像了，中国应当就属于“很难乐观起来”的这种情况。张宏杰先生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中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在原始社会时期就逐渐孕育出了区别于地中海远古文化的“家族—父权制”文明基因，这为中国在之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走向“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之后，中国的贵族文化元素不断走向萎靡，而法家专制文化因子则得以弘扬，与之相伴而发生的就是中国国民性的蜕化。关于此，很多学人都追溯到了宋襄公的故事，他因“遵守道义规则”而吃了败仗，最终宋国也灭亡了，而崇尚法家暴力文化的秦国则最后统一了中国，在这一历史转折的诱导下，中国的君子人格、贵族精神从此不再具有“现实”价值，而信奉为达目标不择手段、兵不厌诈的厚黑人物则获得了在中华大地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绝佳土壤。

纵观中国王朝政治的历史，我们不难验证张宏杰先生的论断，从嬴政到刘邦，从曹操到刘备、从杨坚到武则天、从铁木真到朱元璋、从多尔衮到慈禧太后，这些曾掌握中国命运的政治家大多具有“心狠手毒”、“阴险狡诈”的人格特征，而那些“人品尚佳”的帝王将相却鲜有“善终者”，唐太宗时代的清明政治、唐将郭子仪安享晚年直到终老的典故之所以受到历史学家的格外关注，也正是因为其“难得”存在。在这些政治家的领导下，中国文明基因的不断蜕化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国民性必然也朝着适应这种政治形态的方向演变，而最终的结果就是“恶劣行为总是政治成功的通行证”，谁能通过武力手段和思想枷锁控制民众，谁就能取得政治权力，而那些从道德层面上所宣扬的“仁者为君”、“得民心者得天下”之空论显然都是当政者胡编乱照出来的谎言。也就是说，在某种历史惯性的作用下，中国的“政治舞台”已经注定是为那些大奸大恶之人所搭建起来的，只有顺应这个千年历史所形成的政治规则，才能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毛泽东正是以对中国“政治历史密码”的精当理解和娴熟运用而登上“龙位”，成为中国历史上拥有帝王权力的独裁统治者。

言语至此，我们可以回到一个“老话题”上来——清末时期，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陆续传入中国，其中就包括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最终的结果是自由主义屡屡受挫、难以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而马列主义则后发制人最终取得了正统政治地位，对此应该如何来解释呢？专门从事文化比较研究的辜正坤教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体制中和古代思想家（例如儒家）的体系中，早就有了某种程度的表现……如果没有历史上这个根子，就很难真正的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提出的某些理想，很多暗合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东西，容易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共鸣。”（参见《中西文化比较导论》一书：17）也就是说，在辜先生看来，中国最终走向了马列主义政治模式，根子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当然应包括大众政治心理因素），这是数千年帝国专制制度和文化惯性所催生出来的一种结果。而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却很少存在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相通”的元素，因此它难以在中国获得存续的适宜文化环境，更难以成为中国政治博弈的适当筹码。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先生从启蒙话语的“中国发育”角度认为，清末以来的中国思想启蒙历程深受“传统”羁绊，因此缺乏“深度”，启蒙思想家过于“看中口号”而难以抓住西方启蒙话语的核心要素，诸如个体主义价值观、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等等，加之他们又容易以“真理持有者”自居，有些“不接地气”，很难取得基层民众的接纳（参见《启蒙的进化》一书：1—15）。关于这些解释，我相信是存在历史证据的：民主共和革命的导师孙文先生晚年开始转向“苏俄模式”，民国时期十位教授发布《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学衡派、战国策派无不参与了“从启蒙到救亡”的社会思潮转变，民粹思想和马列主义联盟，共同将自由主义推向了中国社会思想的边缘位置，这其实就意味着中国启蒙事业走向歧途乃至失败。从某种角度来说，除了胡适等少数思想先贤已经预料到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正在走向“悲剧”的未来，多数知识分子（包括罗隆基、储安平这样的大学问家）都没能看穿历史的玄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农民起义的最新版本，足见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没有让自己的思想成熟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当然，我们也不能对民国时期的中国启蒙思想家提出过于苛刻的指责，毕竟他们自幼就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情怀自然难以避免，而且当时的西方世界确实也陆续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经济危机等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这难免导致中国思想界发生对“启蒙价值观”的质疑甚至否定。更为重要的是，中西文化两个体系也确实各有所长，其中各具体元素之间的关系又纷繁复杂，希望尽收两者之益、尽祛两者之害的心态虽然显得“贪婪”和“妄想”，但也可以算作人之本能，而这种观念又正是中国莫名其妙地走向“新独裁”的无形桥梁。我认为，除了以上各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身负太多的“道义”枷锁，既要考虑到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原则”，又要照顾到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一些“底线”观念，所以就很容易“作茧自缚”，难以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主动权，沦为新时代的“宋襄公”，赢得了道义的高地，却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在中国政治规则的历史惯性作用之下，君子人格的政治家是注定要败给“痞子人格”的政治家之手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的失败是中国传统政治逻辑的再演绎而已，并非简单的“技术失误”所致。

进一步从整体层面上分析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确实算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它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过于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一致性”方面，却忽视了二者在“根子”上的巨大差别；过于关注理论层面的总结与提倡，却对如何将其落实到中国社会和政治运行的日常生活当中思考不够；过早地“坚守”了已建成宪政民主体制中的“自由主义”原则，却忘记了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战士所具有的斗争和献身精神。由于存在这些方面的不足，中国自由主义力量经常出现内部分化，比如激进—渐进、革命—改良的争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导向的分歧，草根主义—精英偏好的差异等，而这就等于变相放弃了政治变革的领导权，为专制政治力量的兴起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民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乏自由主义者，而且长期占据相当重要的思想平台（如胡适、陈序经等都为当时名牌大学的领导），而很多人却最终

“稀里糊涂”地站在了历史进步的反面，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大多数都沦为了“反右运动”的牺牲品，足见其政治意识是何等“单纯”！

由此可见，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失败”虽然主要源自历史惯性力的作用，但是其自身的“作茧自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难以熟练掌握和使用中国的政治密码（即“厚黑学”），不懂得“恶劣行为总是政治成功的通行证”，注定难以在那个“军事决定政治”的时代立足。中国政治史虽然是一部“悲剧”，然而中国传统文学却流行“喜剧”；与此相对，西方政治史虽然在整体上体现为“进步”，而那里却流行“悲剧”哲学，一个“自欺欺人”，一个“自我鞭策”，透过这种对比，我们或许可以获得无限的遐想，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应当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