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四清”，是我记忆以后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那次运动开始于196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一辆大卡车，拉着一车人，被坎在距离我们村一里多的一个土坡上，那时还没有供汽车走的公路，土坡的里边是土崖，外边是壕沟，六轮大卡车就开不过来了。大人们大呼小叫地扛着工具去垫路，直到天快黑时，车才开进村里。不过车里的人先步行着进了村。大卡车给杭村载来就是“四清”工作队，也给村子载来了动荡与悬念。
那天下午，我三伯一家正在街门口的碾子上碾面，我在门口玩，有一个干部摸样的人笑嘻嘻地走了过来，穿着深蓝呢子中山服，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寒暄了几句话，就开始帮着我三伯一家推碾子。一边推，一边问这问哪，他一听我三姆说祖祖辈辈贫农，态度更谦和了，话也更投缘了。哪晚上和第二天早上中午都在我三伯家吃的饭，吃了饭，开了粮票和几毛钱。后来听说他叫江枫（还是江峰）。是华北局的一名什么处长。他帮三伯家推碾子，在我三伯家吃饭，哪已经就是开始工作了，叫访贫问苦、扎根串联。
那时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对身边发生一切懵懵懂懂，一向灰塌塌的村子，一家伙来了这么多人，感觉像赶来戏班和电影一样让人觉得好玩。生产队长们不再狼嚎一样吆喝人们去掰玉茭子了（当时的劳动效率很低，都老冬天了，秋还收不完）。哪个小队会计蓝制服口袋里不再别着亮闪闪的金星笔了。凡是原来牛皮哄哄的人都死眉龊眼的了，原来土头土脑的人倒是都眼光亮汪汪的了。贫下中农们三五成群地在村街上走来走去，神神秘秘地谈论着什么。村里成立起贫协会，是运动的依靠对象。我父亲当时还在孝义工作，我母亲和我们子妹四个，属于在第六生产队分粮吃的贴款户，我们一家的政治活动也归属于哪个生产队。我母亲和我三姆参加完生产队的会，回到院子里时低声说着话，说是学习什么“双十条”了，叫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簿，清财物呢，说叫揭发干部“四不清”问题呢。我三伯比我母亲和三姆要高一级，他是贫协会成员，天天被集中在隔院邻居家开会开到后半夜。
我村的“四清”运动这就算是开局了，相当于一部连续剧刚刚放了片头。我大张开青涩蒙昧的眼睛，观看着剧情发展。到生产队看干部拿着稿纸念检查，那叫“洗手洗澡”。到隔院看扎根串联会，到大队办公室院子看开来的军绿色帆布小车，看车里走下的穿呢子衣服的华北局干部，到饭场上听人们为重划成分不公而发牢骚，听窃窃私语的工作队员交流清算过程遇到的问题，后来就有了更值得一看的说理斗争大会。当时我还没晋升为公社社员，没资格成为参会的任何成员，但我是贫下中农孩子，到哪里看，都不被驱赶。记得有一晚上，我像倾听反特故事一样，倾听着贫协会们对村干部罗列罪名。会议的主要倾听者就是帮我三伯家推碾子的老江(贫协会们都直呼他老江，连坐阵指挥工作的华北局办公室主任张克让，人们都叫他老张)。老江指着我问是谁家孩子，贫协会们说是咱贫农孩子，江处长就默许我欣赏活生生的人间戏剧了。那晚上他们控诉的对象是当时的两位姓徐的村干部，一位是大队主任，在旧社会曾在村里组织过防共团，教唱过防共歌，有句歌词是“共产党来了，杀人如割草”。记得江处长，听得很动容，一边摇着头感叹：杭村的政权果真是落到坏人手里了。贫协会们突然都压低了声音，相互传递着眼神，交流着耳语，老江依旧频频点着头，不时在笔记本上写写划划。后来我听出了他们说的内容是某人的成分问题，有位姓马的贫协会员越说越激愤：“哼，他家有房有地，还有过雇工，咋就成了贫农了？”另一位贫协会就与老江嘀咕：“土改时他就在杭村支部里了，那时杭村支部里都是他徐家人。”贫协会们低声揭发的成分问题是指那位姓徐的支书。
记得运动开始那阵子，人们吵吵嚷嚷的就是自家成分问题，因为“四清”要重划成分，这个涉及前途命运的事儿牵动着家家户户。我还担心地问过我母亲关于我家的成分问题，我母亲借用了我村一位老贫农的口头禅“咱家是生真的雇佃贫”。雇农、佃农是比贫农还穷的阶层，只是后来都归属在贫农里了。其实我爷爷是一辈子雇农，归在贫农里吃了两个级别的亏呢。我爷爷一身力气，嘴很笨，脑子更笨，把他无论搁到什么世道，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成为富人的，他一辈子受死受活的劳碌只能成为一个好人了。我爷爷虽是在四清前离开人世的，但我们无论如何得感谢他哪辈子没混得有钱有势家富族兴，才为我们奠定了做时代主人的好“家底”。
我三伯的发言总与会议的主旋律不是很搭调，他好像对“组织防共团”和“土改错划成分”这样的事件没什么兴趣，他不时地插话：“我祖祖辈辈贫农，我咋能破坏集体呢，折了牛腿，就把我送公社劳动改造，呀呀，真是气死人了”。我三伯是给大队放牛的，在他放牛期间一个月内有三头牛相继跌断了腿，被当时的村干部定为破坏行为，被民兵拿着“七九”大步枪送到公社，住了几十天，算是劳动改造？还是一种什么的惩罚？老江倒是对我三伯的话很同情，频频点着头评点：“是呀，地富反坏分子掌了权，哪有咱们贫下中农的活路？”
其实，掌了权的“坏人”，对我三伯的“迫害”还算最轻的，贫协会的另一位大叔，还被五花大绑送县监狱判刑几个月呢。记得四清前夕，还有过一个什么小的整风运动（好像叫“三清”），三位下乡干部，在村里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带队的是个姓唐的干部，村人对老唐也是赞不绝口，说他敢碰硬，敢主持公道。原因好像是因为那位贫农大叔的院子多占集体土地，有人就给老唐们嘀咕，老唐们就责令其退地，并为此引发口角，还扭打在一起。老唐们果断做出处理，将他押送到县监狱获刑几个月。与那位贫农大叔一起送县监狱的的还有一个是中农成分的。不过那位中农在“四清”运动中却成了积极分子，成天提留着算盘，帮助包队的工作队清算队里的会计和保管。这两位在前期受“迫害”的都在“四清”中得到昭雪性补偿，当然我三伯也得到加倍补偿。那位老唐却因为在我们村那段政绩受到处分。曾听人们私下议论，在“四清”前被处理的，到“四清”就都成依靠对象了。因为处理他们的是夺取了贫下中农权的坏人啊。哪两位姓徐的支书、主任经济上倒没查出什么，就因为有历史问题和欺压贫下中农，被开除了党籍。四清过后，那位姓徐的支书曾发牢骚，说有人陷害了他。当时立刻就有贫下中农反驳，你还说便宜话呢，算你幸运了吧，要不是“四清”把你弄成下台干部，文化革命能斗死你。不过，那位姓徐的支书还是没躲过一劫，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因被怀疑参加过三青团，审问时用老虎凳吓唬了吓唬，就吓得跳井“自绝于人民”了。那位姓徐的主任在“四清”中得了个毛病，一听说要搞运动就拉肚子拉得卧床不起，他没有活到文革就“逃之夭夭”了。到“文革”时，杭村的支书是“四清”时培养起来的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后代，可到文革就成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是不是走了资本主义老天爷也弄不清，反正上面揪斗当权派，下面也跟着斗就是了。开了几次批斗会，也拿不出什么走资本主义的证据，就口号喊得震天响，再斗，还是重复的那些内容和口号，就像已经看过的戏一样，不怎么吸引人了，对他的批斗会也就不再开了。你想啊，在“四清”那样炉火纯青的运动中选出来的人，又是华北局那么高的干部培养的，上台也就是一年左右，他就是想犯错误都来不及呢，何况他原本就是一个大好人呢。总之是后来就不再批斗他了，哪种批斗会也许就算是一种处分了？斗过一阵子后，说是让革命干部站出来了，只要往革委会办公室门口张贴一张纸，表态说你要站到人民一边了，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把你“三结合”进来了。可是他一直没有张贴表态书，据说还有革委会领导给他做思想工作，但他还是没有想再干的意思，可以看出来他是伤透心了的。其实，我们村的文革之火还是他亲手点燃的，记得农村文革刚开始，他从县里开了文革精神的会，回村后正好有一位盲人说书人正在一个大院子里说《吕蒙正赶斋》，他去遏止了正在进行的故事，并就着那个人多的场合，传达了文革精神，他多次提到一句话是“真金不怕火烧，烧掉也好”。当时正陶醉在吕蒙正故事中的人们，对这句话很木然。没想到过了没几天，他就与文革之火“遭遇”了。敢情没有华北局领导，老百姓们自己忽掀的运动比被华北局领导的运动还炮火连天哩！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人们都希望他在村里多干几年呢。
还有一次印象很深的全村青年大会，哪已经是第二年春天了，说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解学恭要给年轻人做报告。只有年龄要求，没有阶级限制的大会，参加的青年把三间大队办公室挤得满满的，我硬是挤进去看见了作报告的解学恭，他穿着深灰呢子大衣，戴着浅灰色鸭舌帽，我对他讲述的内容是不是精彩没法判断，但声音宏厚凝重是印象很深的。他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革命”两个字，有句话自今还记得很清楚“你们这一代革不好命，下一代就要革你们的命”。散会后解学恭书记被几位老贫农围住握手问好，他们亲切地叫他解书记，私下里叫他“203”。他是洪赵支队的什么书记，抗战时，决死纵队总部在闫寨，洪赵支队总部设在杭村。他在我们村住了很长时间，村里的老人都认识他。他说他与杭村有感情，说是沁源“四清”的点本来是定在闫寨的，是他硬争取在了杭村的。在他当天津市革委会主任期间，给我们村买了一辆“铁牛55”拖拉机。我们村人为此很是感激了他一阵子。文革时他好像跟江青跟得很紧，在天津搞了“小靳庄”经验，粉碎“四人帮”后，就不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据说很惨，1987年被开除党籍，不属于极左运动的处理，哪应该就是铁定的结果了吧。
最可看的还是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下面群众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主席台上一溜儿领导坐在高桌后面，被斗的人面朝群众站在主席台前。轮到谁揭发批判，谁就站起来，一个挨着一个，好像经过排练似的。发言的人有情绪激愤的，也有平淡无奇毫无激情的。不管态度怎么样，内容大多是婆婆妈妈琐琐碎碎的事情，有的干脆什么实质罪行都没有，就是空喊一顿吓人的大话。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教师，穿得干干净净，留着顺顺的剪发头，她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发言稿，开始用满口的学生腔念：“你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你是一只吸人血吃人肉的恶浪……”。除了批判，就是带头呼口号，自今还被村人相传的一句口号是一位贫农热血青年带领喊的：“投社会主义的机，捣社会主义的蛋。”“四清”运动的斗争会远没有文革的斗争会热烈火爆，不过内容和效果却差不多，这种所谓的斗争，只能使被“压迫”者发泄解恨，并拿不出多少被斗者的实质罪证。全部作用也就是文革时流行的那句话：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
最让人难忘的是斗一个姓张的富农时，他的两个子女分别揭发了他在家里说过的一些对社会不满的话，揭发罢就点着父亲的名字质问：“某某某，是不是？”那位富农接口回答：“是！”，儿子再问：“承认不承认？”富农答：“承认。”多少年后，我还不能从感情上接受这样的事实，也许是为形势所迫？也许是为了争取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而后可以成为一种对家庭的保护？我由此想起电影《槐树庄》，老地主给清算的时候，回来了参加八路军的儿子，他质问郭大娘：“我参加革命为什么？”土改工作队队长高喊：“他是为了保护他的地主家庭。”难道富农子女的揭发，和地主儿女参加革命队伍一个目的？我们村的地主，在当时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只是个传说，因为老地主一直住在四川儿子哪里，四川的儿子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即使“四清”最后的公审大会，老地主和地主婆也还是缺席宣判的。可见华北局领导也还奈何不了与他们一样高级的革命干部的。直到文化革命，也许老地主哪高干儿子也被揪出来了，老地主和地主婆才被赶回村里，我们才见到村里最大阶级敌人的真身。
后来听贫协会的知情人说，靠那些斗争会是搞不出什么来的，那些会场揭发的内容，作为罪证是大多不能成立的，“四不清”问题靠在账簿里也是查不什么来的。“四清”前一位大队会计，是从上务头村调来的专职会计，他在杭村干了几年，人们一片好评，是县一级的红会计，得过许多“红管家”一类的奖状，可这人在洗手洗澡时，太不谦虚，太会说，说自己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为村里办了多少多少好事，救济了多少多少贫困户。他只顾滔滔不绝地说啊说，吹啊吹，也没调后脑袋看看华北局领导们早已满脸疑问，眼色频递了。坏人掌权的班子，怎么可能有“红管家”？主要领导欺压贫下中农，就你个会计救济贫困户？那位会计除那次洗手洗澡会，从没上过一次批斗会，因为群众提不出什么意见，贫协会也没什么不好的说法，但最后还是给判了个监督劳动改造，成了个成天鸣冤叫屈的上访户。文革时他说在北京见哪些华北局领导被剃了阴阳头，挂着牌子批斗游街。人们半信半疑。不过农村文革条例里有一条写得很明白：要保卫‘四清’成果。
还有一位比那位“红管家”还冤枉的是我们村一位姓郭的，本来是真真确确的贫农，“四清”中却被定为新富农。好像这之前有一段对农村农业宽松的政策，允许承包土地，允许发展家庭副业。他承包了一个山庄，个人买了一头骡子。在当时拥有了昂贵的骡子，相当于现在拥有了“奔驰”、“宝马”。这人跟政策跟得有点太快了，哪个政策有了粮，有了骡子；这个政策恰恰就赶上了，可好儿条例里就有这么一款是针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走资本主义的，不说是政策条文要查你，穷歪歪的老百姓也是不能容忍自己队伍里冒出个暴发户的，这顶新富农的帽子不大不小就给他戴上了。本来是好端端的贫下中农，给运动搞成个这名堂，成天叫喊冤枉，冤枉。到文化革命时不说平反昭雪了，反而因为要翻“四清”的案，又是游街又是批斗的，搞得比前一个运动更惨了。据贫协会的干部回忆，在他们所经历的诸如土改呀、肃反、镇反呀等运动里，“四清”运动是最理性的，最不乱来的了。
哪个人头攒动的公审大会，也就是“四清”这场连续剧的大结局了，或者叫收场了。
据我后来跟当时的知情人了解，运动的收场很是突然。哪几位被华北局认定为重点的（据说有诸如供销社、卫生所等天天接触现金的，群众意见大的人），还没有开始清算，说是刚扫清了外围，就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重点人物，准备在杭村抓出华北地区的大贪污犯的时候，“四清”的新条例“二十三条”下来了。说是华北局领导们面对“二十三条”，有点傻眼了，新条例对“四不清”有点淡化了，对查出的经济问题不强调强行退赔了，前一段的工作好像是过火了？文革时，说这个“二十三条”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件， 后十条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件。有对“四清”有看法的人嘀咕，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心胸豁达。也有贫下中农怀疑，怎么毛主席对坏人要放一马呢？跟我一个红卫兵总部的一位老贫协说，要不是“二十三条”咱村的坏人就挖干净了，那位老贫协常常说起“四清”工作队是一茬好干部，“四清”运动是一场好运动。他对文革到是很有些质疑。他跟一位从福建回来的南下干部（福建某县县委书记）谈起文革时，很是忧国忧民地感叹：“呀，乱成个这，可咋呀？”那位南下干部想了想说：“乱只乱了敌人，这一乱就有人策动，一策动，坏人就暴露出来了。”他还是不无疑惑地叨叨：“呀，解不下，解不下。”
哪个公审大会是以杭村片集中召开的，被判监督劳动改造的杭村十四人（地主和地主婆缺席），其它周边村有十几人。抓捕判刑的杭村一人，南庄村一人。在审判台中央坐阵的是当时县法院姓徐的院长，院长左右各坐着杭村和石台村的贫协主任，叫陪审员。审判台下面，搭建起四个比审判台低，比地面高的方台。中间两个方台上是即将被判刑的两人，这两人两边的方台上是哪些被判管制的。判决由姓徐的院长宣读，在对那些人的定性里，有贪污腐化分子，有地主、富农，有漏划富农，有新富农，有坏分子。整整多半上午那些监督劳动改造的才宣读完，最后轮到宣判中间哪两个人，哪两个人里，还有一位是残疾人，拄着一根长长的拐棍。我们村哪个判了五年，哪个残疾人判了十年，宣判完罪行，那位院长就威严地下命令“加刑”，就有几个穿军装的跳上方台，一家伙抖出细细的麻绳，开始捆绑人犯。哪个残疾犯人被捆绑后，木棍被扔到一边，就站不住了，还得哪两个穿军装的搀扶着才勉强站住，后来哪两位军人有点搀扶不动了，把绳子放松了一点，又把木棍给他，让他自己拄着。一开始捆绑时很吓人，我身边一位老婆婆，看着看着就软软地蹲下了，用手捂住眼睛，我这人也是天生的怯懦。当推着犯人跑向村口的时候，孩子们都追着撵着看，我却匆匆跑回家，好多天好多天，眼前一直是哪个恐怖的场面。
我村哪个被判刑的姓韩，原来是大队马车队队长。我们村当时有四辆胶轮的四驾马车，这在当时是很牛的。他被抓走，他在村里修建的五间新房全没收归公，除房子外还退赔了一些什么家什。据他刑满释放后说，哪几辆马车都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至于贪污的事，他没提及，我们也无从知道。他后来又修起八间房子，人们很佩服他的能干，还选他当了多年生产队队长，一直干到改革开放以后集体解体。他很长寿，前不久刚刚去世，在全村与他同龄的人里只有他活了九十多岁。
问了好多当事人也弄不清，“二十三条”是审判大会后组织学习的，还是学习以后草草收场的。总之是“二十三条”刚下来不几天，运动就接近尾声了。从1963年冬到1964年冬，整整经历了一个季节的轮回。揪出了坏人，选出了好人，大小队干部齐刷刷换了一茬新人。我三伯不仅拿到昭雪性补偿，又拿起被剥夺多年的放牛铲。别小看放牛倌这个头衔，他可是与全村七个生产队百分之七十的家当举足轻重的人物啊。按照谢学恭的建议，成立了个青年团外围组织，叫什么小组。隔三差五就把男女青年集中到大队办公室由新选出来的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组织学习，读报纸，教唱革命歌曲。村里修通了沙土公路，接通了电，有了电碾，电磨粉机。电灯亮亮的，机器隆隆的很有点社会主义新农村迹象了。这样的安安稳稳的大约过了一个年头，那场史无前例的更大的运动就接踵而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