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面来文件，高校学生搞“四清”
1964年10月中旬，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刚过期中，学校在联合教室开大会给三、四年级学生传达中央文件，全国高校高年级，首先是文科停课，学生作为工作队员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阶级斗争”第一线去接受教育锻炼。
几天后，中文系领导到班里开动员会，宣布省里的决定，我们班去遵义参加“四清”，要大家立即做好准备，下星期一出发。
动员会结束，我还没走出教室，就被刚从中文系毕业，新上任的班主任简发祥叫住，要我马上到学院学生科去，有事交代，全班只有我一人受到如此待遇。
自打就任我们班的班主任以来，简发祥对我一直板着面孔，从未有过好脸色，这是他第一次同我说话，本来就没有血色的面孔显得更加铁青。我心里又一次发凉，恐怕要像1963年4月从民兵训练队伍中当众清除出来那样，无资格去参加“四清”了。
惴惴不安来到办公大楼一楼的学生科，一位姓袁的干部正在那里等我。这位袁老师也是中文系毕业生，比我们高三届，面熟，从长相和口音看，是北方人，可能是冀鲁豫南下干部的子弟。多年以后知道，他的妻子还是我的高中同学。
他让我在他对面坐下，手里翻动着一叠东西，我一眼就认出来，那里面有我写的“思想汇报”--我的“思想汇报”都是用再生纸写成的，当年家境不可能买正规的笔记本，不知母亲从哪里弄到一些灰黑的再生纸，裁剪后装订成笔记本供我使用，写“思想汇报”我也用这种纸，看来，我的“材料”已经送到学校主管学生的部门来了。
“涂光禄，你知道的，你本来不够条件参加‘四清’工作，但是党的政策宽大，给出路，这次你可以随同学一起去参加”四清“，到农村去接受教育。你要感谢党给你这次机会，能不能脱胎换骨，彻底改造，就看你自己了。”
袁老师面无特别的表情，语气也不算太严酷，不过，“脱胎换骨、彻底改造”这话我听起来很不是滋味，好像此前犯了什么大事，已经是罪人，虽然委屈不服，可哪有说话申辩的余地，想到好在还准许我随大家一起去“四清”，确实给了一条“出路”，也只能忍气吞声了。
星期一，天还没亮，灰楼前学校大门口，几百个学生已经聚集在那里，背着背包行装候车。当时贵阳到好多专州还没有铁路，各系各班去的地方不同，都是乘汽车，学校包了贵阳客车站的客车。
车还没来，校门口这段路没什么路灯，林荫道下黑黢黢的，也许大家都对去农村搞“四清”有些神秘感，无人高声喧嚷，并不像以往参加活动那样活跃，秋天拂晓的清冷平静还没有完全打破。
突然，有人在问--谁是涂光禄，有人找。我连忙应声前去，昏暗中，看见父亲注在五弟的搀扶下正在人群中寻找我。原来，父亲一定要在我行前来送行，我欣喜，更是害怕，这种场合，父亲怎么来了，我从来没有向家人说过自己在学校的处境，长期“与世隔绝”的父亲肯定不清楚如今同学之间的关系，幸好他打听的人是其他系的，如果碰到我们班的班团干部和积极分子，白眼还可以忍受，万一遭到羞辱训斥，情何以堪？我谢过那位帮父亲寻人的同学，回头看了一下四周，没有认识的人，急急忙忙上前把父亲引到黑暗处，连话都没让父亲多说，只敷衍了几句话，希望他赶紧离开。
父亲走后，我看了一下四周，没发现本班的班团干部，也没有认识的人，才舒了一口气。
我一生的愧疚，这时刻，我近乎冷酷地对待在省公安厅“隔离”关押近十年，刚“保外就医”回家才几天的父亲，肯定伤了他的心。
二 遵义罗庄封闭集训
到遵义，住进罗庄，在那里接受了近一个月的封闭集训。
罗庄在遵义新城北边，可能属于军事单位，我们去时还有一支配有迫击炮的小部队驻在里面，一些当兵的常常背着迫击炮在那里跑步和训练。从建筑风格上看，罗庄与遵义会议纪念馆有些相似，因为地处城郊，占地面积更大，可能原来也是黔北某个军阀的庄园或军事机构驻地。
到那里才知道，中央来的工作团在遵义虾子区搞“四清”运动已经一段时间了，我们贵阳师院中文系六二级的全体同学加入中央“四清”工作团遵义总团下属的一个分团，准备到新卜区洪江公社开辟“四清”新战场。
分团各级领导和骨干都是中央党校来的人，工作队一般成员从贵州各地基层干部中抽调，黔东南来的居多，还有一些铜仁的，工作队员原来的组织关系在这里不存在了，直接由工作团领导，学生也一样，分散到分团的各个大队。我被分配到第三大队。
工作队员都自带行李背包，各大队分组住在一间间像教室般大小的房间里，没有床，打地铺，一个贴一个，每个房间大约住四、五十人。
比起贵阳，遵义的秋天更无秋高气爽的感觉，集训近一个月时间，天一直是阴沉沉的，没下过雨，也没见过晴天和阳光，比往年冷。
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当凄厉的军号声响起，全体工作队员立即起床，紧急集合，开始在罗庄那不算小的操场上跑步，“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吼声响彻拂晓的夜空。
跑完步洗漱，吃早餐，立即开始一天的学习，分组学习地点在各住宿的房间里，如要听报告，则在罗庄的操场上集中，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的，除了吃饭和短时间的午休，一直到晚上十点才结束一天的学习，熄灯睡觉。
学习的材料并不多，一是中央文件两个“十条”，又称“双十条”，二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后来还有陈伯达的“小站经验”。
开始学习文件，还觉得这“四清”有“小四清”、“大四清”之分，“小四清”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大四清”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但到后来感觉那“小四清”不是关键，这次下去就是去搞“大四清”，重中之重是清政治，清组织，几个文件都说，目前农村的根本问题是两个“不彻底”--民主革命不彻底，社会主义改造不彻底，许多基层政权已经变色，要补课，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工作团领导更是强调，这次“四清”，就是搞“第二次土改”，把阶级敌人窃取的政权夺回来，交到真正的贫下中农手里。
分团领导专门请了《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来罗庄给大家作报告。曲波是总团第一批下到虾子区去的工作队员，他们那批人很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传说“八一”电影制品厂的好些名演员，如田华之类的明星都在那里。
曲波确实口才不错，很能说，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虾子区“四清”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听众大受感染，会场上，赞叹声、掌声、口号声不断，此伏彼起。
他的顺口溜不少，什么“四不清”干部走的是一条“懒、馋、占、贪、变”的腐化变质道路，特别是那“地富反坏干，串成一条线”，用“干（干部）”取代了农村不多见的右派，令人震撼。说下面农村基层政权大部分已经烂透了，蜕变为两面政权，变质的“四不清”干部对上面伪装应付，在下面搞反革命复辟，他们掌权的基层就像抗日时期的“维持会”，他们控制的地方实际上已经成了“敌占区”。
光学习文件，听报告不行，所有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人，还必须人人过关，对照毛主席著作，对照中央文件，检查自己的思想，对“四不清”错误，一定要彻底交代，深挖阶级根源，这叫“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叫“脱裤子，割尾巴”。
听说其他分组有人遭到揭发批判，清除出工作队，遣送回原单位处理。我们这组还没有这样的典型。
好在主要是对干部，对我们学生不怎么严格，“洗手洗澡”的压力不如其他工作队员大，多数分组让学生谈谈学习心得，批判批判自己的糊涂错误认识，就过去了，也有的分组不是这样，周忠玲检查思想，说她家门口经常有人卖菜搞自由市场，自己天天路过熟视无睹，觉悟不高，结果，因为这“熟视无睹”，组里有人揪住不放，要她深挖思想根源，搞得一向大大咧咧的周忠玲焦头烂额，愁眉苦脸了好几天。另外，好说笑的袁鹏远也犯了点事，一天中午吃饭，他第一个跑去盛饭，在大甑子边高声喊了一句“我来帮大家揭盖子”，遭到工作队领导的严厉批评，传达到各分组，绝对禁止用严肃的政治口号开玩笑，“揭阶级斗争盖子”是中央文件、“桃园经验”里提出的“四清”工作的基本斗争手段，袁鹏远家庭没问题，又是普通学生，没有追究，只是受了点惊吓。
唯一的文娱活动是每天晚上学习开始前要大唱革命歌曲，唱得最多的是：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
唱革命歌曲，大家为表现革命豪情都尽力发声。我们分团黔东南来的干部占多数，他们那里的方音把“雷锋”唱成“雷轰”，每当那作为重拍的“轰”声高亢地迸发出来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偷瞟一眼他们严肃，充满激情的面孔，心里觉得有些好笑，脸却绷得更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不敬”的神色流露出来，让人察觉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二十多天的集训，成天耳朵、眼睛都被同样的词句反反复复地冲击，头脑都迷糊了，我都开始疑惑，我是不是真的要脱胎换骨，融入这改天换地的革命大潮中去？我们是不是真的处在中国革命，甚至是人类解放风口浪尖关键时刻，是不是要肩负历史重任，到已经变色烂掉，坏人无法无天的农村去，解救受苦受难的贫下中农？
三 神秘入村，“扎根串连”
终于到了进村的那一天，天还没亮，大家就起床打好背包，匆匆吃下早饭，整装待发。
六点钟准时，罗庄大院里响起了阵阵汽车的轰鸣，汽车大灯的灯光划破深秋没有星光的昏暗夜空，加上集队口哨声，领导的催促声，真有大战在即的感觉。全体工作队队员背着背包，各大队和小组按指定位置登车，出发去向新卜区洪江公社，第一、二、三大队分别前往这个公社的红龙、金狮、凤山大队。
前一天已经分好小组，我那小组的组长名叫刘志平，三十来岁，黔东南三穗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同组的还有老李和老齐，目的地是凤山大队田坝生产小队。
分组第一次碰头见面，刘组长一再交代，不要叫他组长，就叫“志平同志”，那时，刘少奇威望极盛，传说毛泽东都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估计几个组员也明白刘组长的心思，“志平同志”听起来可以产生联想，那不是叫“刘组长”可以比拟的，不过，大家都没有听他的，与他年龄相差不大的老李、老齐还是叫他“老刘”，只有我称他“组长”，“志平同志”怎么也叫不出口。
汽车开出罗庄不久，天麻麻亮了。事前，领导安排，每到一个村镇，全体要高唱革命歌曲，造出声威，要叫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搞两面政权的“四不清”干部、阶级敌人吓破胆。我们上的那辆车二十来人，指定由我领唱，每到一处，看见车厢篷布外有房有人，我便开始领唱，大家也跟着卖力地唱，一会儿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会儿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会儿唱《团结就是力量》，……刘组长似乎觉得还不够，提议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说我们搞第二次土改，就是下去解放贫下中农，于是，大家又声嘶力竭地高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呀呼嗨嗨， 一个呀嗨，
呀呼嗨，嗨嗨，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
十多辆大卡车就这样浩浩荡荡地行进。
新卜区距离遵义城不远，汽车走走停停，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再往左转到乡村马路上，就进入洪江公社地界。
突然，我发现曹若愚出现在不远路边的高坎上，站在房前向车队挥手致意，太意外了，在这里居然见到了几乎一个月未曾谋面的同学。一旁的工作队员告诉我，那是先遣队的人。
工作团派了先遣队，在大队人马来到前，先“扎根串连”摸底，要确保工作队入村时能住进政治上绝对可靠，经过查三代证明“根子正”的贫下中农家，绝不能由当地干部介绍安排，那样会上他们的圈套，也不能相信那些主动热情，积极靠拢工作队的人，根据过去土改的经验，这些人一般都动机不纯，另有所图，学习材料里称之为“勇敢分子”、“游杂分子”，都是不务正业的流氓地痞，正是这种人骗取信任，窃取了基层政权，而真正的贫下中农并没有翻身，致使“民主革命”不彻底，政权最后变色。
凤山大队在洪江公社的最北面，田坝生产队又在这个大队的边沿，车队的汽车陆续到达目的地，我们这辆车其他几个组的人也先后下了车，只剩我们这个组还继续往前去。
当汽车最后在窄窄的土路上停下来时，田坝生产队终于到了。
深秋了，这里依然青山绿水，山丘间一片田坝，葱茏竹丛环抱的农舍，或单家独户，或三、四户一个群落，分散点缀在水汪汪的梯田中。这景致与我过去见到的贵阳周边农村完全不一样，不过我无心欣赏这一切，虽是早上八、九点钟了，四下仍然静悄悄的，没看见一个人，刚才高唱革命歌曲的热情一下冷却下来，甚至有些紧张，脑海里此时想到的，是曲波报告里形容的“敌占区”，难道我们真的要摸进这陌生神秘的村子里去搞“扎根串连”？
好在没等多久，一个身着干部服的人赶来了，是先遣队的，与刘组长接上头后随即带领我们进村。
出发前，分团领导交代得很清楚，到了先遣队选定的人家，把背包往那家门口一放，二话不说，借了锄头之类的农具就到地里参加劳动，如果有人问什么，只说是省里派来的人，具体干什么一点口风都不透，三天以后再召开社员大会宣布来此地的目的。
我们完全按照分团规定的步骤行事，到了田坝生产队地势最高的一户人家，那是先遣队选定好的，把背包放在门口，女户主听见狗咬，开门出来，我们便向她借工具，说去参加劳动，那女人见是穿城里干部服装的，没有特别的表情，无言地取了两把锄头给我们，指点了社员干活的方向，我们立即向侧面的山坡走去。
山坡上有二十多个男男女女正在“铲火土”，--把山坡上地里土里的杂草连根带土铲起来，堆成一堆一堆的，再点火烧，作第二年春天田里地里用的肥料，--我们加入其中帮着干，农民像是知道些什么又不知道什么，表情平淡，没有同我们多说话，我们与他们寒暄，他们也是问一句答一句，默默地接纳了我们。干了一阵，刘组长见场面冷清，终于打破沉寂讲了话：
“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我们是省里派来的工作组，到你们这里来，和你们一起‘三同’，就是和你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停顿了一下，又提高嗓门补充了一句，“还要一同干革命。”
山坡上回荡着刘组长的声音，农民们静静地听着，没有人应答，继续干活。时间估计到下午两点来钟，社员们回家休息吃“晌午”，我们也来到放背包的这家，先遣队的人已经联系好，我和刘组长吃住在他家，老李、老齐安排在一个叫李德明的贫农家。
我们的主人名叫王成福，家庭成分雇农，三十来岁，高高的个子，老婆是个小个子，家里有个两三岁的男孩。
王成福家不宽，房间也少，我们住在他家那没有天花板的堂屋里，床是木板临时搭的，有稻草铺垫，被子和垫单当然是我们自带的。
工作队规定，工作队员按每人每天一斤粮，三毛钱的标准付账，还规定不准吃肉，吃肉算违纪，要受处分，如果主人家备了肉食，也不准吃，要用牙疼或从来不吃肉之类的理由拒绝。不过，即使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也吃不到肉，那年月，农村吃肉，通常靠过年前腊月底“杀年猪”解决，鲜肉和杂碎，过年期间吃，大部分猪肉，在年前熏制成腊肉，存放起来，农忙或者喜庆时吃，这样，即使省着吃，一般在秋收前后就吃完了。条件差一点，没有杀猪的人家要吃肉，要用粮食之类的到杀猪人家换一点，到集市上去买肉，几乎没有可能，一来没钱，二来集市上，我们搞“四清”那几个月还没听说过有卖肉的。
王成福一家对我们还不错，把我们当客人，有什么好东西都拿出来，记得最好吃的是他们叫作“海椒鲊”和“海椒鱼”的，熟糯米和切碎的海椒（辣椒）伴合，发酵后成略带酸味的，叫“海椒鲊”，把熟糯米塞进完整的海椒中再发酵，叫“海椒鱼儿”。当然，也不能天天吃到，这些东西在当年的遵义农家也算比较上乘的菜肴了。
奇怪的是，每次吃饭，女主人总不来一起吃，我们去劝，她坚持不肯，说灶边还有事要做，后来知道，贵州农村的女主人从不上桌子与客人一起吃饭。
四 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
入村后，第一天，第二天，按分团领导的布置进行，工作队员随社员到地里干活，深秋是农闲时间，农活不多，那两天干的都是“铲火土”，另一项活路是“糊田坎”，把田坎护理好，防止“泡冬田”的田水流失，这是男劳力的活，还需要点技术，我们没去。
第三天一早，刘组长根据入村前的部署，正式通知村干部，下午不出工，吃过“晌午”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这时是农闲阶段，如果下午不出工，农民们一般一早会去砍柴、打猪草，做些零活，十点来钟回来吃点东西，休息一阵，家里有活干就干，到下午三、四点吃饭，叫“吃晌午”，一天两顿，农忙时才吃三顿，天黑收工后再吃一顿夜饭。
社员大会分三组召开，第一组是贫下中农，刘组长主持，这组是依靠对象，是重点，要把他们发动起来；第二组中农、上中农是团结对象，第三组生产队干部包括队长、会计、出纳，是“四清”对象，这两组分别由老李、老齐主持。我的任务在这三组之外，--对地富分子训话，给地富子女交代政策。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发动贫下中农，清算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重新划分阶级成分，揪出漏网的地主富农，把农村政权夺回来。老“四类分子”不是重点，组长把训话和交代政策的任务交给我这个当配角的毛头小子。
吃过“晌午”，生产队全体社员陆陆续续到达会场，这是田坝生产队最大的场地，水田中竹丛环绕的李家院坝，因为李家是四兄弟，四家人，院坝比其他家大。
开会前，我第一次看见了生产队队长骆绍安，四十来岁，头上缠着头帕，身着对襟衣，就一个普通农民模样。他向刘组长报告了准备工作的情况：早上派“四类分子”去山上砍柴，柴火已经送到会场，--这时节，开大会都要生柴火取暖，柴火按惯例由四类分子解决--，人已经全部到齐，按组分好，另外，四类分子已经在王成福家门口等候工作组去训话。
田坝生产队没有富农，两户地主，一家姓王，两口子都在，没有子女，另一家姓骆，男人59年死了，还剩老婆和16岁的独生女。后来知道，还有一个地主，姓杨，大家称她“杨和尚”，是个尼姑，据说出身大户，年轻时因婚姻不幸出家，现在七、八十岁了，“五保户”，独自一人住在山上，平时不下山，不出门，可能因年纪太大，这次没有通知她来听训话。
我的任务终于来了，出了会场，顺着田坎路向坡上走。这段路不长，平时走三、四分钟绝对可以到达，而这次走走停停，足足花了七、八分钟才走到。
这七、八分钟，我的心情五味杂存，从小就听说地主富农什么的，稍微大一点以后经常被“地富反坏”之类的词语以及他们青面獠牙的形象冲击着大脑，这几年更甚，然而从来没见过真真实实的地主富农，更让我迷糊的是，我是个什么角色？自1955年父亲被“隔离审查”，我从十一、二岁起就受阶级斗争冲击，到大学更是一直被视为异己，是阶级斗争的天然靶子，自己都不知道哪一天会遭到清算处理，现在却要代表专政权力去对地富分子训话，而且是独自一人。
磨磨蹭蹭，还是走近王家了，抬头看去，三个衣衫破烂不堪，像乞丐一样的人，蜷缩着蹲在王家堂屋门前，我加快步子，挺胸昂首，眼睛向上，心却“砰砰”直跳，没敢看那三个人，很快冲过他们身边，一句话不说，推开大门，进了堂屋立即用力“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赶快把自己同外面隔开。
怎么办，怎么训话，离开会场时没敢问组长，组长也没交代，在屋内踱来踱去，把中央文件“双十条”翻来翻去，里面虽有对地富分子针对性的文字，但读给这几个地富分子听，觉得又不太适合，……时间过去十来分钟，怎么也得出去了，我横下心，操起文件，猛地把门拉开，一个大步跨出去，翻开文件，就把那找到的几句，高声朗读起来，读完加了一句：
“你们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整个“训话”就两、三分钟，最后那句话一说完 ，我迅速转身回屋，仍然“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再次把自己同那三个人隔开。“训话”自始至终，我只看文件，没有勇气瞥他们一眼，他们谁是谁我不知道，长什么模样我一点不清楚。
十来分钟后，估计他们走了，我也平静下来，从门缝往外看，果然已经没有人影，这才离开王家赶到会场去，那边还有给地富子女交代政策的任务。
给地富子女交代政策的地点，安排在大会会场李家堂屋侧面的一个小房间里，我的房东，王成福的老婆陪着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坐在条凳上等候我，那姑娘就是田坝生产队唯一的地富子女，骆姓地主的女儿。
我在她们对面坐下，打量了一下这看样子尚未成年的姑娘，她梳着长长的独辫，单薄瘦弱，个子可能比小个子的王成福老婆还高一点，她埋着头没有看我，也不说话。
沉默了一会，为缓和气氛，我尽量放轻声音，和蔼地问她的名字，然而完全出乎预料，她突然抬头看着我，目光充满了恐惧，浑身哆嗦，牙齿嗑牙齿的声音都听得见，嘴里呜噜呜噜的，不知是在回我的话，还是在呜咽呻吟，不管我怎么笑颜安慰，她仍然止不住哆嗦，呜噜呜噜的颤抖声不停，整个身子还一个劲地往王成福女人身上靠。
我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不明白怎么会是这样，忙问王成福老婆，她是不是平时就是这样，是不是哑巴，不会说话？王成福老婆搂着她，连忙接过话，说这姑娘平时很好，很乖，同我们社员一起干活很卖力，从不偷奸耍滑，还经常要大家给她讲她爸过去对我们的剥削压迫，是个很好很乖的姑娘。最后，王成福老婆加重语气，特别强调：
“她说她要同她家划清界限，一定要嫁贫下中农，今年三月间，她已经提亲说了人家，是个贫农，明年就嫁到那边去。”
……
一直无法与她交流，所谓“交代政策”只好作罢。不过，我心里掠过一丝庆幸，幸好是个女儿，嫁到成分好的婆家，如果婆家善待她，也许将来日子会好过些，若是男儿，那该怎样办啊？
四类分子不是这次运动的工作重点，给他们训话和交代政策只是常规安排，事后刘组长甚至没有要我汇报这次任务完成的情况。
生产队社员大会过后，“四清”运动全面铺开了。
我们的第一步工作是为分团开好“三干会” 作准备，所谓“三干会”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摸清生产队两个基本情况，一是摸清阶级队伍基本情况情况，为重新划定阶级成分作准备，尽快把贫下中农组织和发动起来，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这项工作进展还快，生产队社员大会上已经宣布王成福是“贫协”筹备小组组长，“贫协”成员待定，二是摸清生产队干部基本情况，尽快把重点打击的“四不清”干部挖出来，田坝生产队就三个干部，队长，会计和出纳，队长自然是预定的重点。
根据布置，我们白天“访贫问苦”，晚上召开小组会，摸情况。
开始，小组会的效果不如预期，找来的人多不发言，或谈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几个积极一点的，也只是放空炮，没有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刘组长决定加强“访贫问苦”，四个人分头到社员家里与他们个别谈话，直接找生产队队长的问题，果然很快见效了。
在一个驼背的李姓贫农家，我听他谈起队长骆绍安当年搞“分田到户”时，说过一句顺口溜--“手拿锄头把，犯法也不大”，回来汇报此事，本来我认为这只是骆绍安不懂政策，不知道“分田到户”问题的严重性，属于“认识问题”，而刘组长却认为这里面有大文章，是“四不清”干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员令”，立即把这件事写成材料报告上去。
果然，这个顺口溜出了名，听说在“三干会”上经常被分团领导提起，作为“四不清”干部的反动口号来批判。
工作队入村后十来天，公社的“三干会”在白云寺召开，当地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一个不能少，第一天，洪江分团的近两百工作队员也全体到会造气氛。
白云寺地处凤山大队地界，在洪江去往团泽口的乡村马路边，距离田坝生产队不远，寺院背靠林木葱茏的小山，面临开阔的田地，报到时我到里面走了一圈，庙舍相当破旧，但仍看得出当年的香火旺盛，定是这一带的大寺院，从大门拾级而上，过几道院门，从残存的菩萨还可辨认出观音殿、韦驮殿……最后面还有大雄宝殿。由于空房多，也还宽大，正好在这里召开公社的“三干会”，寺院门前右侧，有一块较大的场地，后来的几个斗争大会就在这里召开。
“三干会”第一天大会结束，和多数工作队员一样，我回村了，根据领导要求配合“三干会”，搜集“四不清”干部的材料，附带还收缴武器，其实生产队没有枪支之类的武器，只有一种他们叫“杆子”的梭镖，说是用来杀野猪的，上面也叫收，我的床头那一段就多了两把“杆子”。
分团领导指名搜集材料的重点是凤山大队党支书刘云周。一提刘云周，一下就把社员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每次开会，不用动员，他们个个激动万分，咬牙切齿，甚至有的泪流满面地哭诉，控诉的内容都是大跃进以后，特别是饿死人那几年，刘云周如何捆人、打人、踢人，一一历数：
饿死人最多的那一、两年，他身背一杆步枪，脚蹬反绑皮鞋，四处巡视，发现不出工偷懒的，非骂即打，捆绑吊打，那是常事，有地富子弟被他在地里活活拖死，有小孩饿得实在不行了，偷偷到地里把种下去的包谷籽抠出来吃，被他抓住用枪托打死，甚至已经饿得半死到食堂要点吃的，也被他骂好吃懒做，一脚踢倒在门槛边，爬回去还没到家门口就死了……据说全大队算到他名下的，合计有六十三条人命。
我心想，再残忍还不至于如此吧，那年月，人都饿得差不多了，可能推打一下就不行了，听情况分析，被打的人大多数并不是当场死去的， 六十三条人命的说法，也许是群众积愤，都算在他一个人头上去了。
关于刘云周的历史身份，上面来的材料与社员们揭发的相同，说此人1949年前并不务农，游手好闲，在乡政府当乡丁混事多年，“土改”期间很积极，划为雇农，入党当了干部。这些方面的条件，与中央文件、“桃园经验”、我们入村前集训的学习材料里的分析完全符合，刘云周就是“土改”时候的“游杂分子”、“勇敢分子”，是混入党内，窃取农村政权的阶级敌人，正是这次运动必须打击的重点。
不久，在白云寺前的场地上召开了对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刘云周的斗争宣判大会，来的人很多，我们田坝生产队男女老少成年人都去了，他们说，好多年来都没有这样了，那可容纳两、三千人的场地挤满了人，歌声口号声不断，场面十分热烈。刘云周五花大绑地被押到台上，看那阵势，我以为会判个死刑、无期，结果宣布判决出乎预料，只是三年徒刑。
五 重划成分，揪出漏划地主
紧接着，根据“民主革命不彻底，走过场”的判断，开始重新划定阶级成分。上面发下来1946年晋察冀解放区“土改”划分成分的计算方法，按照此规定的标准重新审定划分成分。
运动的重点是“四不清”干部，队长骆绍安已经有了“手拿锄头把，犯法也不大”的反动言论，成分是“佃中农”，正好，上面有指示，“佃中农”很复杂，有可能是下中农，也可能是中农、上中农，甚至是富农。
花了两、三个晚上，找来几个积极分子，条件必须是贫雇农，王成福、驼背老李、李德明、陈绍全等人，让他们回忆“土改”前骆绍安家的财产情况，可是情况并不理想，1949年前属于他名下的田地不多，把租种的几亩地加上去也不够，刘组长就把重点转向“剥削量”的计算，按晋察冀土改的方法，雇工剥削是重要的“剥削量”，希望在这方面有突破，把骆绍安搞上去，达到富农的标准。
于是，刘组长重点启发积极分子们回忆这方面的问题，果然有人说他家每年收谷子都要雇帮工，至于雇工人数、天数，只要有一人报出一个数字，不会有第二个人提出异议，只会往上加。开始时，回忆出来的数字还是不够，刘组长要大家再想想，突然，驼背老李记起一件事，“土改”前一年，骆绍安家油菜籽收成好，“佃”过几个月油榨房，雇了两个人帮忙榨油，不仅自己榨，还帮好几家榨，干了一个多月，挣了一些钱，把这笔雇工账加上去，累计起来，正好可以达到富农标准。
看到数字上去了，刘组长喜形于色，很有成就感，至于回忆是否准确，计算是否重复，……大家都没去想，只有王成福低声咕哝了几句，意思好像是说秋收雇工是换工，骆绍安也去帮过人，不过没人理会，他也没说下去。
除了经济问题，刘组长还要积极分子提供政治历史方面的问题。
驼背老李年龄大一些，快五十了，他想起来，骆绍安解放前当过几天甲长，刘组长记下了这条。
陈绍全也来劲了，显得有些愤懑不满，说骆绍安前几年死了老婆，续了弦，是个比他年轻得多的老婆。不过，刘组长问了这骆绍安新老婆的成分，觉得问题不大，放了过去，没有记下这事。
整理出的材料名为《关于伪甲长骆绍安为漏划富农的请示报告》，报到分团，没两天就批下来，骆绍安定为富农。
工作组立马准备了斗争会，以“重新划分成分评议会”的名义召开社员大会。刘组长作了周密布置，由“贫协”筹备小组组长王成福主持，采用“自报公议”形式，先评议两个贫农，要顺利通过，把骆绍安放在第三个评议，布置好几个积极分子发言，一定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把他定为富农，而且准备了绳索捆绑，当场押送到公社去。
评议会会场还是在李家四兄弟的院坝，社员们到场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主持会议的“贫协”筹备组组长王成福和工作队队员坐在堂屋前，那里就作主席台了，门柱上挂了一盏马灯，相当明亮。院坝里，老年人、成年男人围着柴火坐着，女人、年轻后生站在他们身后，几个积极分子按照安排坐在前排的条凳上。
大会按预定计划进行，先顺利通过王成福和驼背老李的雇农、贫农成分，很快就轮到骆绍安了。
全场的人都静下来，大多数社员知道工作组天天找人开小会，也许不知道工作组的意图，不过多多少少都意识到骆绍安要挨整，都在看到底要咋整他。
“我家的情况大家都清楚，也不啰嗦了，我家原来划的成分是佃中农，现在自报，就报个下中农。”骆绍安不愧是生产队的一把手，说话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他以为会像前两个那样简简单单地通过。
会场一时没有声音，安静得令人紧张。我开始疑惑，有没有人会站出来说话，大会进程会不会按计划继续下去。
“怕不行哦，咋会只是个下中农呢？”冷场了两、三分钟，驼背老李终于哼了一句，打破了沉寂，几个积极分子也随声附和。
“实在要划高点么，我就报个中农嘛。”骆绍安表示可以退一步。
“中农？中农怕也不行哦。”驼背老李和积极分子们再次表示不同意。
“莫过我是地主？”骆绍安没料到会是这样，有些动气了，反问了一句。
陈绍全突然站起来，高声喊道：
“骆绍安自报‘地主’，大家同意不同意--”
不等众人回应：陈绍全振臂高呼：
“打倒地主分子骆绍安！”
刘组长看机不可失，站起来领头呼口号，我们几个组员也跟着喊，下面的社员有人开始举手，跟着应和：
“打倒漏划地主骆绍安--”
刘组长一示意，陈绍全、李德明几个积极分子冲出来按住骆绍安，用准备好的棕绳，五花大绑，把骆像扎粽粑一样捆了个结结实实，拖到前面。
安排好的几个人开始发言，不过发言内容不如预期的理想，原来说好批判反动言论“手拿锄头把，犯法也不大”的，他们说些过去吵嘴斗气的事，原来安排清算“剥削账”的，他们说的是交易不公平，该值一斗的，骆绍安只肯出八升之类的小事，等等。不过，有积极分子不时高呼口号，场面也还过得去。
斗争会正在进行，口号声不断，突然出现了一件未曾预料到的事。主持斗争会的王成福竟然不声不响地，慢慢挪到了骆绍安身后，把紧紧勒在骆手腕上的棕绳松开了，动作不大，大家还是看在眼里。刘组长连忙把王成福叫过来，低声问他怎么给骆绍安松绑。
“人家以后还要做活路嘛。”王成福声音也很低很轻，但那语气似乎是在作决定。
王成福毕竟是大会主持，又是绝对的依靠对象，刘组长也不好多说什么。
当晚，派了陈绍全、李德明把骆绍安押送到公社，那里已经腾出一个粮库，作关押“四不清”干部和漏划地富分子的看守所。
这里也马不停蹄地连夜开会，着手清理没收骆绍安的财产，分给贫下中农，工作团有过指示，这样，可以尽快地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
骆家的家产有多少，由参加会议的积极分子提供情况，我是记录，记录骆家的房屋，偏厦、牛圈、猪圈，……大一点的家具也要登记。登记家具时，驼背老李特别提到骆家有两个米柜，他要了，要工作组分给他。我不知道米柜是什么东西，老李还比划着给我解释。
第二天一早，寒风凛冽，刘组长、三个工作队员，带着“贫协”的人和积极分子去骆绍安家，走进骆家院子，眼前的那一幕与《太阳正在桑干河上》描述的一个场面惊人相似--可能听见狗叫，骆绍安那年轻的新老婆抱着襁褓中的幼儿，身后还跟着个神色惊恐的小孩，走出堂屋迎了过来，面对刘组长带领下的八、九个人，不明白要发生什么事，不知所措，强作笑脸问了一句：
“工作组，叔叔伯伯们，有啥子事嘛？”
刘组长根本不理睬，像没她这个人一样走过她身边，径直踏进骆家堂屋，向身后的人发话：
“开始清查！”
陈绍全像唱票一样，高声喊道“五立七柱大房一间--”，登记开始。
进入堂屋边的一个不大的房间，我终于看到了曾经让我有些好奇的米柜，有些失望，那是个，三、四尺高宽，两尺来厚，柜面就是盖子，没有上漆，很一般的小木柜，不理解驼背老李为何对它那样在意。
第一个漏划地主挖出来了，又是生产队长，与中央文件、“桃园经验”的精神完全符合，田坝工作组得到分团的表扬，刘组长得到鼓励，认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接下来继续深入重新划成分的工作，要把隐藏的阶级敌人一个不剩地挖出来。
重新划成分的重点主要针对干部，但田坝生产队的会计和出纳确实是贫下中农，划不成更高的成分，摸情况排队，搞了两天，工作目标最后落到了生产队开大会那个院落的户主李家。李家老人已经过世了，1958年前曾经当过合作社的会计，也可以算是干部，再说，队里余下还没重新审查成分的，就数他家1949年前的家境好些，土改时是这里唯一的一户上中农，有人说，骆绍安都成地主了，他家更应该是，起码要划个富农。
工作组和积极分子们忙了几天，终于凑齐了李家的富农材料，刘组长把材料报到分团，很自信地对我们说，过几天就会批下来，马上准备好下一轮的自报公议大会。
下雪了，山峦田地一片白茫茫。夜里，屋外雪地泛出朦胧白光，王成福家堂屋里也不像以往那样漆黑，不知什么原因，一连几夜我都很难入睡，翻来覆去总在想：如果李家的富农批下来，那是四家人啊，整个田坝生产队不过二十一、二户人，这四家加上原先的两户和漏划的骆绍安家，就是七家人，占全队户数三分之一，而且李家四兄弟人丁兴旺，子女多，田坝生产队地富分子和子女人数要大大超过三分之一了。不是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打击面只是百分之五吗？这样弄下去，行吗？
在等候分团批复的时候，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另一方面工作开始进行，现在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建立“贫协”。田坝队的“贫协”筹备小组前些时已经建立，可以直接转成“贫协”小组，下一步主要是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
田坝队原来有两个党员，一个年老体衰，好多年不出门了，一个叫李兴德，原来当过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几年前“反瞒产”时犯错误被撤下来，问题尚待处理，一直“赋闲”在家。现在，田坝队等于没有党员，必须尽快发展。
开始以为我不是党员，这工作没我的事，没想到还是作了安排，要我去发展团员，给贫下中农青年上团课。我向刘组长申明，我不是团员，怎么去上团课，去发展团员。刘组长笑了笑说：
“问那样多干啥哦？叫搞哪样就搞哪样嘛，你看现在哪个不忙？”
这样，我这个连入团申请都没有写过的人，竟然去给人家上团课。田坝队年龄条件都合适的只有一个，我就给这个姓李的小青年读团章，帮他写入团申请。问为什么只有他一个来，他说男娃儿只有他一个，女娃儿倒是有两个，连书都没去读，家里哪会让她们来上这个课。
没多久，王成福、新任命的民兵队长陈绍全、驼背老李成了新党员。我发展的那个李姓小青年也入了团。
六 冬去春来，“二十三条”变风向
正疑惑这风驰电掣，即将狂风暴雨大作的民主革命补课，第二次土改，如何进入高潮的时刻，运动突然放慢了进程。
刘组长报上去的李家漏划富农材料并没有如他预料的那样很快批下来，对骆绍安的家产如何进一步处置，也不见新的指示，分团反而在十多天后来了通知，叫我们把骆绍安领回去，放在生产队听候处理。
接到通知，已经是晚上了，我受刘组长之命，同民兵队长陈绍全一起去洪江公社领人。
来到公社的粮食库房，那里改作关押人的地方。我们由分团的一个干部带进库房，竟意外遇到杨汉庭，几个月未见，没想到他在这里当看守，杨汉庭身材魁梧，又高又胖，外号“庬（māng贵阳话‘胖’）子”，我们足球队的主力后卫，看来工作团要他来这里是相中了他的身板。后来开玩笑，我们说他当过“狱卒”、“牢子”。
杨汉庭提着马灯走近用木板隔起来的一个小“隔间”，高叫一声“骆绍安”，不一会，只见骆佝偻着腰，提着裤子，颤颤巍巍地从黑咕隆咚的里面钻出来。杨汉庭发还骆的裤袋，要他系好，再用陈绍全带来的棕绳把他捆上。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杨汉庭捆人一板一眼，这里绕过去，那里穿过来，居然很熟练，最后留一截绳子交给我，我像牵牛牵马一样捏在手里。不过，比起当时捆送公社时，杨汉庭捆得显然松了许多，骆绍安的双臂能自然下垂，从那种地方放出来，捆一捆，也许只是个例行公事，是个规矩。
与杨汉庭多时不见，我本想聊一聊，但阴冷潮湿的冬天，又是黑夜，那地方平增几分瘆人气氛，还有分团的干部在一旁，哪敢有一点轻慢的举止言行，我只能微笑着用目光向他示意，没有多说一句话。
说是要骆绍安回生产队听候处理，其实，自从公社看守所回来直到运动收尾，没有再动过他，漏划地主或富农的事，没人再提，只是生产队队长的职务没有了，相当的职权由“贫协”小组组长代理，隆冬时节，没有什么农活，也许快过年了，社员们都忙家里的事，骆绍安更是成天呆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工作组来说，像消失了一样。
快过年了，分团通知全体工作队员到各自所属的大队开会。从此时开始，感觉分团的权力下放了，我们都是到凤山大队队部开会、学习，直接面对的，只是大队队部的领导。
这次开会，凤山大队的领导宣布了两件事，一是调整队伍，抽调几乎一半的人员，立即出发去遵义新舟区去开辟新的“四清”运动面，我们组的刘组长，老齐都名列其中。二是留下的人员春节不放假，到大队队部，集中学习中央刚下发的关于“四清”工作的新文件“二十三条”。
罗庄集训后，几个月很少见面的同学又相聚在一起，与在学校时不同，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与我们的班团干部相遇，虽然仍感觉到他们还有在校时的架子和余威，但由于原来学校里的组织关系在这里不存在，此刻我同他们似乎有些平等，也许自作多情，我仿佛觉得他们的笑容也真诚了些，不过，我仍感到大队的领导和工作队员对我还要亲近些，见到我总是笑嘻嘻的，“小涂”、“小涂”的叫，我心里热乎乎的。其实除了与田坝队的几个人相处密切，我跟工作团的其他人接触很少，唯一一次是那次斗争公审刘云周的大会，我指挥唱歌，--这是我的拿手好戏，营造了热烈的气氛，给大家的印象不错。另外，可能是“杀狗”事件吧，工作组入村之初，这一带农家过去很少有外人光顾，每家都养的狗对外来人极其凶恶，给工作队员造成不少麻烦甚至伤害，我用收缴武器得来的一把“杆子”，把一条经常偷袭我们，甚至率领狗群追咬我们的恶犬捅死，平息了田坝队的狗患，这事在工作队中传开，我成了打狗英雄。
那春节前后那十来天时间，工作队员们埋头在学习“二十三条”之中。
与罗庄集训比较起来，这次学习气氛轻松许多，不再那么恐怖式的神秘，生活也不封闭，住在老房东家，每天早去晚归，三餐都在大队队部解决。
学习的文件也比较单一，就是“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听起来条目比“双十条”多，其实文字相当简明，不像“双十条”那样冗长繁复，只是一些提法很新鲜，也令我不解，特别这样一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般常规，工作队领导总是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对照思想，深刻领会，但这次更强调对照新文件，结合前段工作，认真总结，而且反复强调要大家畅所欲言。当然，即使这样，都是工作队领导和工作队员发言，学生都只是听听，只有我这个愣头青，觉得他们的讲话发言并没有说出我认为有分量的话，终于憋不住，我发了一次言，把我的疑问说出来，向领导和其他工作队员请教。
我提的问题不多，就两条：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田坝队的骆绍安不是党员，只是一个二十来户人家的生产队队长，“分田到户”上面有人带头，他不过跟着干，他算不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运动的重点？二，前段时间田坝队报了李家漏划富农的材料，本来田坝队两户地富，已经超过百分之五了，加上骆绍安，地富的户数差不多达到百分之十五，若加上李家四户，就上了百分之三十，人数接近百分之四十，这是否符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政策？
提的问题没有得到回应，只是会后中央党校来的老陆拍了拍我的肩膀，轻声对我说了一句：
“小涂，你的发言有水平。”
我不明白我的发言怎么就有水平了，只是觉得这里的人，上上下下都平等待我，在学校里时刻提防有人吹毛求疵、洗垢求痕，要在你一言一行里发现阶级斗争蛛丝马迹，离开学校，顾虑少了，这种心境下，我往往又旧病复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心里的疑惑说出来，一吐为快，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思考。
老陆这样高看我，也许因为我说了他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而已，老陆名叫陆庆琛，原哈尔滨工业局局长，听知道点小道信息的同学说，他在中央党校是杨献珍的得意门生，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挨批，他好像也受到一点牵连，虽在工作队大队部工作，但似乎只是一般人员，没有明确任职。
学习“二十三条”以后，留在洪江的工作队员少了，田坝队只剩下老李和我，还兼管紧邻田坝生产队的大林生产队，老李任组长，继续留驻田坝，我则离开王成福家，搬到大林队的刘老太家。
春天悄然而至。刘老太家就在大田坝边上，夜里，四野蛙声一片，此起彼伏，若远若近，自己好像睡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安详而惬意；清晨，啄木鸟敲点树木的“笃笃”声在林间回响，仿佛催人早起，推开窗户，田园山林的美景扑入眼帘，身心即刻融入清新的盎然春意之中。
我第一次“发现”了初春乡村自然清纯的美，斯特劳斯的《兰色的多瑙河》就这样飞出心扉，几年的压抑郁闷完全忘在脑后，我不禁一遍又一遍地纵情放声歌唱：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大地在欢笑，蜜蜂嗡嗡叫，……
风儿啊，吹动树梢多美妙……
啊，春来了，春来了，
多么美好，多么美好，……
这一切多美好！
……
洪江的“四清”，不仅人手少了，风向也变了，随着春天的来临，一切尽在和风细雨中。
前段时间的战果摆在一边，上面没有催促继续搞下去，甚至没有再去整理，似乎不再搞“大四清”，开始“小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了。
我的任务很轻松，与大林生产队的会计一起清理账目，说是“一起”，其实，我不懂农村生产，不懂财会，仅仅坐在一旁当陪客。大林生产队比田坝队还小，只有十七户人家，那年月劳动生产内容过程很简单，没有农活以外的生产经营活动，清理账目多是看每户社员每天每月的“工分”计得准不准，全年收成统计有无误差，分配给社员的粮食、现金有无错误，把取消“分田到户”一年多来的明细账整理出来，从近到远，重新公布一遍，接受贫下中农的检查。这样查了一段时间，没发现有什么问题，社员们也提不出什么意见。
工作队员如激烈战役之后进行整休那样，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新组长老李名叫李德昌，武汉某水利学校毕业，湖北武汉人，可以算我的同乡，一口武汉腔，叫我“小涂”，老乡们不解，问我为什么你们的组长把你叫“小偷”。老李负责田坝队那边的事也不多，闲暇时间，他经常约我到生产队附近走走看看，聊聊天，有次还以“外调”名义去过邻近的一个公社。
每次到外面去溜达，他总要我唱歌给他听，那次“外调”，回来时已近黄昏，我们来到一条小溪边坐下小憩，看着清冽的流水，我唱起了《小河淌水》：
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
想起我的阿妹在深山，
妹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
山下小河淌水清幽幽
……
老李也受了感染似的，不仅要我把这首歌反复唱了几遍，当下与我约定，每星期一定要教会他一首好听的歌。
我也有心完成这个任务，不过，没料到三、四个星期后，洪江“四清”戛然收尾，没教会老李几首歌，我们就分别了。
七 扫尾工作种种
洪江“四清”的后期，与疾风暴雨般的前期相比，平平淡淡，上面布置的工作，包括清查账目，像在走过场，真想“小河淌水”，没有一点波澜，甚至没有一点涟漪。
此时，工作团有了新活动，一是“忆苦思甜”，二是编写家史村史，这成了当下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内容，--不知不觉间，我发觉领导的话语中，“四清”运动这个字眼常常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代。
“忆苦思甜”
“忆苦思甜”作为一项活动和任务，要求在社员群众中全面展开。
“忆苦思甜”，要学这方面的革命歌曲，田坝大林两队教歌的工作自然交给我，新教的歌就一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提起旧社会呀，恨得要牙根哪，
世代做牛马呀，血汗被吸尽。
贫农下中农啊，不忘党的恩哪，
牢记血泪仇哇，永做革命人！
……
这里的农民，音乐素质确实不敢恭维，怎么教，他们都老是重复“提起旧社会”那“咪咪咪哆咪”的调子，一直到尾总是不改这调，怎么纠都纠不过来，加上他们耷拉着脑袋，声音又低，说是“唱”不如说是“哼”更恰当，听起来完全像在念经。
唱歌效果不怎么样，“忆苦思甜”大会发言还不冷场，事先做好工作的几个贫下中农虽不去“思甜”， 倒很愿意吐吐苦水，而且说着说着，常常老泪纵横，甚至呼天抢地，破口大骂。
他们指名道姓骂的人，我们不认识，说的事，我们不清楚，开始，老李和我没认为有什么不对劲，后来发觉，他们解放前的事没说，骂的都是前几年的公社、大队干部，说的都是几年前大跃进和“饿饭那几年”（这是他们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共同提法）的事，换个人上去还是这样，这方面好像有讲不完的话，一个比一个激动，老李三番五次地引导，没有任何效果。
这事汇报到工作队领导，一级一级报上去，据说这种情况很普遍，后来不知谁出的主意，工作团作了统一规定，凡“忆苦思甜”大会，会前一定要做好诉苦人的工作，只能诉旧社会的苦，诉国民党、地主压迫的苦，如果有人说到大跃进、“困难时期”，就叫事先安排的积极分子高呼正面口号打断他的发言，作安慰状，立刻把他送下台，不让他继续说下去。
工作团这一着的效果不大，农民们诉苦的内容怎么引导都引导不过来。
编写村史家史
接下来是写村史、家史，也是一项重要任务。
村史先放一边，首先把家史写好。按照安排，我写了李兴德和驼背老李两家的家史，本以为交差了事了，万没想到这两篇家史被大队部看中，在会上作了肯定和表扬。这下可惹了麻烦，不知从哪里出来一个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由我们学生的领队何洪江老师带来找我，说要出一本忆苦思甜家史的集子，出版社看中了驼背老李的这份材料，准备作为这本集子里的一篇，要我作润色加工，再增加情节，充实充实。
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文字，作为中文系学生，那是求之不得的，确实也引得几个知情同学的羡慕，可我高兴不起来。我清楚，这份家史材料来源于驼背老李的口述，许多地方凭常识判断就不可信，譬如驼背老李年幼时本来健康正常，由于贫困，终年要饭，一次路过地主家门口，被地主的疯狗咬伤，无钱医治，又被地主强行放的枫香树板上睡觉，结果脊柱被枫香树板“扯”弯，才成了驼背，……等等。当时记录下来不敢质疑，怕说是出于阶级立场不相信贫下中农，若拿这样的东西给人看，一定会成为笑柄，现在还要加工润色，还要进一步丰富充实，若真的拿去正式出版，更害怕不明就里的人把我看作无行文人。
大队部和何洪江老师都说这是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无法，不能抗拒，只有硬着头皮去润色加工，丰富充实，反复了几次，终于让那位编辑满意了。
然而事情还没完。那位编辑取走稿子后几天，何老师找我谈话。
“你写贫下中农家史的事，是件好事，我向中文系党总支作了汇报。
“不过，组织上有个意见，这篇家史的作者署名改作我。我知道你也清楚是为什么，我并不愿意这样，我反映过由我们两个联名，领导没有同意，我说我的名字在前，你的名字在后，领导还是没有同意。”何老师后面的这些话声音很低，似有他的苦衷。
其实我巴不得这样的文章不署我的名，终于松了口气，但中文系的领导如此处理这事，本来曾稍微开朗的心境，又蒙上一层阴影，掠过一阵寒意，真不知道，“四清”结束回校，等待我的是什么？
其他工作组的情况不清楚，田坝大林的家史，算是整个大队有点成果的，也只完成了我写的两篇，没有再写下去。至于村史，大会上说说而已，没有任何动静，过一阵后没人再提这事。
八 组建基层新班子
4月以后，要干的事不多，洪江“四清”看来快要收尾了。
最后收尾要做的事，是把基层的班子建立起来，老李把大队部对田坝大林班子问题的初步意见透露给我：
大林队并入田坝队，由刚入党的原民兵队长陈绍全改任生产队队长，王成福继续任“贫协”小组组长，会计和出纳由社员酝酿选举，至于建立党小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陈绍全还是预备党员，他转正之后再建立党小组，他当组长。
“王成福各方面都不错，雇农成分，正派，人缘好，有威信，能力也不差，怎么只安排他当‘贫协’组长，不让他当第一把手？”这样的安排我很吃惊，问了一句。
“他们说王成福过于老好，甚至软弱，没有斗争性，特别是执行上级指示很不坚决。”
我想起来，王成福在斗争大会上当众给骆绍安松绑，刘组长曾批评过他，说影响很不好，还有，入冬之初，新卜区曾经来人传达农业部门扩大粮食栽种面积的指示，叫他们把“泡冬田”的田水立即放干，改种冬小麦，把过去种一个“大季”水稻的习惯改为种“两季”--一季冬小麦，一季水稻；另外，把栽种油菜的田土也改种小麦。那时骆绍安挨整，生产队由贫协筹备组王成福管事，他与几个庄稼老把式商量后，对工作组和新卜区的来人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说种“两季”听起来好，其实对“大季”的收成影响很大，至于种油菜，菜籽榨油比种小麦划算，不同意改种小麦，硬把上级的指示顶了回去。
看来，王成福有些死脑筋，不是那种紧跟上级，紧跟领导的人，上面不喜欢。
我对陈绍全的印象不是很好，此人与王成福完全不同，很会看风使舵，讨好领导，领导说什么他就干什么，甚至做得更过分，斗争骆绍安时，他最积极，喊口号、捆人，都是他第一个顶上去，没有他，那斗争会还不一定开得下来，只不过，他的群众口碑不好，干活不实在，小算盘多，心眼小，连骆绍安续弦的老婆年轻漂亮他都有想法。初接触他时，就觉得他很像我们罗庄集训时学习材料里说的“勇敢分子”，我不明白为什么大队部领导会相中他，把大权交给他来掌。
本该为自己回校后的处境担心的，而我此刻还在“忧国忧民”。
“上面的政策交给哪个来贯彻，交给王成福？先做通他的工作就费死你的神。这个生产队愿意出来做事的，比来比去，矮子里挑将军，只有陈绍全合适，其他几个，你看哪个行？李德明话都说不清楚，能搞哪样？李驼背？李兴德？”老李摇摇头，也很无奈。
我突然开窍，顿时想起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一些话语，过去学毛选稀里糊涂的，这时才有些明白，有些人为什么对那场运动作那样的评价。
不过，也有让人欣慰的消息，老李根据社员们的反映，上报了材料，准备把田坝队那家姓王的地主成分改为“小土地出租”，工作队领导已经认可，表示“问题不大”。
姓王的“地主”，名字忘了，早就听王成福说过，他那地主成分划得有点冤枉，解放前他家田土不多，他一直在外当兵，没有劳力，家里把那点田土租给人家种，抗战之后，他复员回来，不太会种庄稼，田土继续出租，自己去做小生意，也没成器，不说穷得响叮当，也是拖衣落食的，不过，这人确实有点讨嫌，当兵回来之初，还穿军服，扎皮带，很神气，看不起人，土改本来划的是“小土地出租”，他以为是“小地主”，不服，跟工作组闹，态度不好，把工作组领导惹毛了，土改复查时定他为地主，还说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没定为历史反革命算是轻饶。
我们离村时，改正成分的正式决定还没有下来，不知后来落实了没有。
1965年“五一”过后几天，工作组离村，走得非常仓促，好多事情，我都稀里糊涂的，那王姓地主成分的改正，只能算个小问题，我们搞了整整半年的一大堆事，重划的阶级成分，到底是算不算数，是对还是错，不明不白，重组基层领导班子，骆绍安没做最后处理，撤他的职是不是最后决定，陈绍全是不是确定为第一把手，这些我不清楚，老李也不清楚。
分团和各个大队都留了善后人员，后面的事由他们去处理。
入村时，杀气腾腾，离村时，冷冷清清，我们接到通知，生产队不开什么会，打起背包背上就走，我只给房东刘老太打了个招呼，老太太说了几句“二天来耍”之类的客套话，老房东王成福，在他家住了三四个月，我都没去看看他。
我遵义洪江“四清”日子，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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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我父亲涂月僧，1948年年底受中共南方局社会部负责人钱瑛派遣，到贵州打入保安司令部任主任秘书，为解放军进军贵州搜集情报，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复员军人安置办副主任等职，1955年“肃反”隔离审查入狱，1964年贵州“四清”期间“保外就医”，文革后彻底平反，为贵州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节选自《逝去的校园》1949-19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