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中旬，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老郑给我布置一项任务：把西宁市在城市“四清”运动试点单位中自杀的人统计一下，分分类：自杀的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自杀？有没有办法避免？他说，公安部要召开全国公安会议，研究城市“四清”运动中对敌斗争问题，我们要提前准备一些典型材料。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开始刮了，不久公安机关就被砸烂，所谓全国公安会议也不可能召开，我的调查材料也没有派上用场。这一期西宁城市“四清”运动试点开展不过两个多月，截至4月15日，5个试点单位（“四清”运动从1963年秋开始先在农村进行，1965年秋开始在城市进行“四清”运动试点）已经自杀23人，按“四清”工作团的分类，自杀的人中，有大小“走资派”9人，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5人，“特务间谍嫌疑”4人，“贪污受贿”5人。他们的问题都没有定性、定案；自杀前多数人都受到过批判斗争，有的遭受到严厉的刑讯逼供。
在自杀者中，有3位女性，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所以我逐一进行了详细调查了解。时隔近半个世纪，我对她们的悲惨遭遇，仍然记忆犹新。对照保存的当年的笔记本，我把她们3人的情况简介如下，看看“文化大革命”前人们的生存环境有多险恶，而十年“文革”是这一险恶环境的继续和发展。
◇ 省立医院马秋迪的所谓“畏罪自杀”
省立医院是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地方，因而也是这一期城市“四清”运动重点单位，由省委副书记直接抓。近50人的“四清”工作团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揪出了5个“走资派”，23个“四不清”干部和15个历史反革命，作为初期斗争对象；但是，在这样“复杂”的单位，没有揭发检举出一个间谍、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工作团认为这很不正常的。于是连续召开积极分子会议，采取大会统一部署，会下个别谈话的形式，要“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主动提供线索，大胆检举揭发，并承诺在运动中表现好的人，将作为入党、提拔的重要条件。于是马秋迪很快就进入了一些人的视线之内。
马秋迪的父亲马永祯是马步芳统治青海时期的军队师长，是马步芳的亲信。青海解放前夕他带着大老婆和一子一女，跟着马步芳逃往台湾。马秋迪是马永祯和小老婆韩桂琴所生。马永祯没有把她们母女带到台湾。韩桂琴年轻时长得漂亮，1938年她17岁在西宁上高中时，被马永祯强行纳为妾，但是遭到大老婆强烈反对，不能跟马永祯一家在一起生活，在西宁市文化街独居一处。
解放后，韩桂琴当上了小学教员，母女相依为命。马秋迪小学、中学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语文、数学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两次高考得了高分，但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没有被录取。后经人帮助，到省立医院当上了收款员。她意识到自己家庭出身不好，默默地努力工作，从不惹事生非，业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她自学英语多年，梦想有一天当个英语教员；她天天写日记，记读书心得、体会和个人情感经历，用日记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她先后找过两个男朋友，到了谈婚论嫁时，男朋友被“组织”劝止。尤其是外科一位男医生，人长得好，医术也好，马秋迪非常满意。但是，当结婚报告送上去后，医院领导对她男朋友说：你不是申请入党吗？是不是打算连党员、外科主任都不想要了？吓得这位外科医生一身冷汗，为了逃避，他调到另一家医院。这事给马秋迪刺激很大，日记里有详尽记载。
和马秋迪同住一室的是内科女护士曹颖（化名），工作团单独给她布置收集马秋迪反动言行的任务，争取入党、提拔。曹颖向工作团反映说，马秋迪每天晚上都要记日记，而且不让别人看，锁在抽屉里，肯定有反动内容。工作团秘书（也是那位省委副书记的秘书）对她说，这个情况很重要，你要设法偷看日记，只要日记内容有一句反动的话，我们就可以强行没收日记，进行审查。
马秋迪的末日到了：1966年3月11日晚上，她像往常那样，读书到9点半钟，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开始写日记。而佯装熟睡在床上的曹颖，悄悄起来，站在马秋迪的身后，屏声静气，看她在日记本上写出如下一行字：我是一粒不幸的种子，被大风吹落，飘洒在这贫瘠而又无情的土地上……
曹颖被这句话弄糊涂了，忘了自己的使命，忍不住笑了起来，并说道：马秋迪，你是我们女职工中最爱读书、最有文化的人，可是你日记里这句话就不通，你怎么能把自己比喻为种子，而且是不幸的种子；种子是植物的果实，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有什么幸与不幸？马秋迪合上日记，回头对曹颖说：你不该偷看我写日记。第二天早晨，她上班时遇到给她布置任务的“四清”工作团秘书，把昨晚看到的马秋迪日记里那句话说了，并检讨自己不冷静、不沉着，没有完成任务。工作团秘书郑重其事地问她：你说你看到马秋迪昨晚在日记里记的那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可不要瞎编啊！马秋迪肯定地点点头，并说：如果日记里没有这样的语句，我怎么编得出这么疯疯癫癫的话呢？！
秘书说：你这个发现很重要。她这句话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发泄她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强烈不满，把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说成是不幸，你想想，这不是反动思想、企图变天是什么？这位秘书立即向“四清”工作团领导汇报，得到同意，马上带领人员到马秋迪宿舍，撬开她桌子的抽屉，搜出厚厚的五本日记，翻到3月17日晚记的日记，证实曹颖没有说谎，经领导同意宣布对马秋迪隔离审查，并组织10个人轮流阅读日记，寻找反动内容，组织群众批斗。
10个人用两天时间把日记通读、细读后，“四清”工作团长亲自开会，听取汇报日记里面的反动内容。10个阅读过日记的人都说，日记里有很多类似3月17日日记内容，但是没有找到直接骂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话；5本日记主要记载她读书心得、体会，和她的个人感情经历，用大量篇幅记载她接连谈的几个男朋友，都很优秀，都因她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最终都是男朋友主动告吹，使她伤心难过，甚至悲痛欲绝，对生活失去信心，流露出要不是顾忌母亲，她早就不想活了。日记还记载医院几个她不爱的人，却经常纠缠她，达不到目的就威胁她，使她很痛苦。被认为思想反动、企图变天的部分，就只有她3月17日晚日记内容和她憎恨父亲不该强迫和母亲结婚、不该生下她，不该把她和母亲留下，受人欺辱。
“四清”工作团据此怀疑她和她母亲是被马永祯有意留下充当潜伏特务，一旦时机到了，她母女就会接受命令，积极从事特务活动。于是从3月22日起，连续对她进行批斗，要她交代潜伏特务问题。与此同时，韩桂琴所在学校也组织人员对她进行批斗，要她交代丈夫马永祯临走时给她布置了什么潜伏任务。多次批斗一无所获。4月1日上午，将韩桂琴押到医院，母女同台接受批斗，重点逼迫她们交代潜伏特务问题。韩桂琴交代说，马永祯有几个小老婆，她是其中的一个，都是被逼迫的，没有夫妻感情。马永祯逃跑时没有告诉她，更谈不上给她布置潜伏任务。由于母女拒不承认是潜伏特务，被残酷武斗，韩桂琴鼻子被打流血不止，马秋迪的衣服被撕破，就这样，她们仍然拒不承认，僵持不下。这时，一位政工干部站起来揭发批判，说马秋迪利用谈恋爱，用美人计拉拢腐蚀青年医生，想拉他们和她一起搞反革命特务活动，并说她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甚至随便和年轻医生上床，并宣布说，马秋迪已经不是处女。
此话一出，马秋迪再也忍受不了，质问政工干部：你说我和年轻医生上过床，那么，请你指出是哪一位医生，如果那位医生也承认和我上了床，我就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潜伏特务；如果没有哪位医生承认和我上过床，你就是诬告陷害。政工科干部说：我要你自己主动交代，争取宽大处理。马秋迪说：你血口喷人，你是在报复我，因为你三番五次纠缠我，想占我便宜，遭到我拒绝；你是有老婆的人，竟这样做、现在又说这样的话，充分说明你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如果你们不信，我日记里夹着他曾经给我递的小纸条，请你们在我的日记里仔细找找；尽管没有署名，但是笔迹可以证明是他写的——（日记里确实有政工干部的纸条，马秋迪死后，没有追究他，把他调到食堂帮厨——笔者）。
马秋迪的话击中了政工干部的要害，为了阻止马秋迪继续说下去，他走上前去给她一记耳光。马秋迪毫不示弱，用头向他胸部撞去。政工干部躲闪不及，一个趔趄，倒在地上。会场顿时乱了起来。主持会议的工作团长大声斥责马秋迪。马秋迪横眉冷对，站到板凳上，纵身从五楼窗户跳了下去，只听吧嗒一声，坠落在楼下的水泥地上。韩桂琴反应最快，第一个冲出会场，跑到楼下，抱着满身是血的女儿，号啕大哭起来。“四清”工作团长和队员们下楼后，看见马秋迪已死，宣布她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并强行把她母亲带走。
马秋迪死时25岁，青海解放时，她才11岁，怎么可能是潜伏特务呢？至于日记中暴露的对现实不满问题，那是因为现实对她太不公平、太不公道，难道还不允许她发发牢骚吗？！时隔一年多，1968年，韩桂琴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也是因为潜伏特务问题过不了关，投湟水自杀。
◇ 红军女战士罗昌玉自杀
1966年3月18日下午1时许，西宁市南川凤凰山烈士陵园，走进一位约50岁左右的妇女。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目光呆滞，站在烈士陵园墓碑前，久久不愿意离去。她进陵园时被看守大门的值班老人张文举看见，对她在这个时候进入烈士陵园感到奇怪，但是没有制止，因为凭吊烈士是每个人的权利。
1936年10月至1937年5月，红军西路军2.1万多人，长征到达甘肃，西渡黄河，开辟宁夏战场，遭到马家军阻截，浴血奋战河西走廊，最终兵败祁连山，除李先念率领几百名红军指战员突围到达新疆外，大多数红军战士战死疆场，少数人脱逃，另有4000多人被马家军俘虏，先后押解到青海省西宁市，其中被杀害、活埋近1000人，包括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内。这些死难者被埋在凤凰山上的万人坑里。这个烈士陵园就是为这些死难烈士、围绕凤凰山而建造的。
没有被处死的3000多被俘人员，被改编成马家军的“补充团”，从事建桥、修路、兴修水利等繁重苦力工作，受到非人道的待遇。1937年冬，马步芳将“补充团”的3000多名红军调往甘肃张掖，编入国民党中央军孔令恂师。而被押解到西宁的近百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遭遇则更加悲惨。这种悲惨不仅仅是她们受到马家军官兵十几年的凌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且解放后，她们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对待，罗昌玉就是其中的一位。
烈士陵园平时很少有人来此凭吊，因为那些被害人连名字、家居何处都不清楚；同时他们都是南方人，亲属不在这里，平时无人来凭吊，只是在清明节，机关、学校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组织职工、学生来纪念烈士。
张文举看罗昌玉站在墓碑前一动不动，以为她可能是烈士后代或亲属，千里迢迢来青海悼念自己的亲人，很受感动，因为来此悼念的人太少了。他走到罗昌玉跟前，对她说：请问你这位同志是从哪里来的，你的亲人烈士叫什么名字？看你这样子，一定走了很多路，吃了不少苦，来看望自己亲人长眠的地方，难得啊！罗昌玉望着和善的老人，眼泪流出来了，回答道：我叫罗昌玉，是四川人，红军女战士，我是来悼念自己战友的。张文举恍然大悟，连声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是被俘的红军女战士，然后……罗昌玉追问：然后什么？张文举接着说：然后你们就嫁给了马步芳军官当小老婆，解放后被管制起来，说你们是叛徒，是不是这样？像你这样的人前几年也来过几个，她们被俘虏后，不反抗，甘愿当马匪军官的小老婆，有什么资格到烈士陵园来？你不属于这种情况吧？
张文举说的这些话是根据宣传部门对西路军被俘红军女战士被马步芳赏赐给下级军官当婢妾问题的宣传材料上讲的。据统计，青海省解放后还有40多位红军女战士活着，因为她们曾经是马家军军官的婢妾，大多数人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对待，有的人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长期接受监督改造，受尽屈辱。罗昌玉虽然很生气，但是她觉得和一个烈士陵园看门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她不再理他，默默地站在墓碑前思考、暗下决心，死也要和她的战友们在一起，即使不能埋在这儿（她知道她死后尸体会被拖出陵园烧掉），也要把自己的鲜血流在这里。
张文举看她不理自己，自个儿走了。还没有等到他走到门口值班室，听到一声响动，回头一看，罗昌玉倒在墓碑前。他赶紧跑回去，只见罗昌玉的头顶向外不断喷射着鲜血，身体在抽搐，不一会，一动不动，死了。他跑回值班室打电话，报告陵园领导。陵园领导要他保护好现场，马上就有人来。不久陵园领导和南川派出所民警相继来到。民警从罗昌玉的衣兜里掏出绝命书，得知她是通海园艺场留场就业职工，因向“四清”工作组提出恢复她的红军女战士的身份得不到解决，反而受到批判，而到烈士陵园自杀的。
罗昌玉，四川阿霸人，1935年5月参加工农红军，是红四方面军前线话剧团演员。该话剧团一共50多人，随工农红军西路军渡黄河，1936年12月在甘肃永昌城外被俘虏。剧团20多名男演员被杀害，女演员30多人被马家军官兵轮番奸淫后，指挥作战的马家军将领马元海，为了邀功请赏，将这些遭到蹂躏的红军女战士，送给马步芳和他的弟弟马步青。她们被押解到西宁后，有的到医院做苦力，有的组成歌舞团，罗昌玉就在歌舞团，为马家军官兵演出，在演出时，马家军官兵看准了谁，就点名要去奸淫。歌舞团活动了几个月后，解散了，这些红军女战士又被马步芳赏赐给和西路军作战有功的下级军官当婢妾。罗昌玉被赏赐给名叫韩乙哈的团长。韩乙哈当时43岁，已是三男两女的父亲，大儿子已经22岁，比罗昌玉大两岁。韩乙哈作为团长带着大老婆驻在化隆县城，罗昌玉则和韩乙哈的父母子女住在循化县乡下。名为韩乙哈的婢妾，实则是他家的女长工。为了防止罗昌玉逃跑，她被严格监视，几次逃跑，皆因不熟悉路途和语言，被抓回毒打。她一年到头和雇工们从事繁重的田间体力劳动。据罗昌玉自述，她除了被赏赐给韩乙哈当婢妾在西宁被韩奸淫过几次外，还逃脱不了韩乙哈23岁儿子韩麻奴的奸淫。一次因为反抗，就被剁掉一根手指。
罗昌玉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青海解放，盼来了共产党。韩乙哈被解放军俘虏后企图叛乱，被镇压；他的儿子韩麻奴组织土匪武装被打死。韩家成年人中有3人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罗昌玉则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她不断和土改工作组吵闹，对戴地主分子帽子不服。她说被俘十几年来，受到打骂虐待，过着非人的生活，一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对照土改法，她不应该戴地主分子帽子。一次和土改工作组组长论理时，情绪失控，骂对方“连国民党、马步芳都不如”，为此以反革命罪被判刑4年，先后在甘都农场、西宁皮毛被服厂劳改、就业，1961年调整到西宁通海园艺场就业。她在劳改、就业期间，不断申诉，毫无结果，还为此延长劳改期2年。她曾经给红四方面军将领徐向前、李先念、耿彪、王树声等人写信，但是都石沉大海。她在1963年给省长王昭写信，要求为她平反，承认她是红军女战士。王昭批示：流落在青海的红军女战士，如果没有历史和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一般不要再以“四类分子”对待；但是，鉴于时间长、问题复杂，也不要把她们当积极分子。西宁城市“四清”运动开展起来后，劳改系统“四清”工作团通海园艺场工作组按照王昭的批示，宣布摘掉罗昌玉地主分子帽子，按普通职工对待，每月发25元工资。而罗昌玉则要求给她平反，承认她是红军女战士。工作组不同意，她就天天闹，最后工作组将她隔离审查，并组织职工批斗过她三次。她就是在隔离期间半夜起来翻窗逃走，步行20公里来到烈士陵园自杀的。
◇ 蒋梦琴自杀
1966年3月7日，31岁的西宁市南滩中学女教师蒋梦琴在自己家中上吊自杀。她的所谓家其实是她和丈夫打土坯垒起来的简陋土房，约10平方米大小，里面除了一张破旧双人床，一只柳条箱，一张破旧的桌子，一个煤球炉，一条自己做的木凳，和一只钢精锅，几只碗、筷，就没有什么东西（笔者调查时去过她家）。一个中学教师，为什么家庭这样贫困潦倒？
她本不在这儿教书。她是上海人，和丈夫陆超是同学，都在上海中学教书，1958年丈夫陆超因对自己的两个同学被打成右派不满，给市委书记柯庆施写信，力辩他们不是右派，并说“反右派”运动是“清除异己，拉帮结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运动，如不改弦更张，后果不堪设想”（引法院判决书），因此，被法院判刑5年，送到上海劳动机床厂劳改。1961年上海劳动机床厂迁移到青海省西宁市，更名为青沪劳动机床厂。1963年11月，陆超刑满，本应释放回上海，但是当时中央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政策是“多留少放”，除有病不能劳动和极个别特殊情况者外，一般都要留场就业，劳改、劳教期满的人都得留场就业，不准返回原籍。陆超不断写申诉信，要求回到上海，回到妻子儿女身边得不到答复，还经常受到管教干部训斥，心情郁闷，得了肝炎，在给妻子蒋梦琴的信中，多次流露出轻生的念头。蒋梦琴盼望丈夫刑满回家，夫妻团聚，没想到梦想落空，丈夫又要轻生，于是她向学校请求，借调到西宁市南滩中学教书，等丈夫可以回上海时再回上海。学校领导同情她的遭遇，主动和南滩中学联系。南滩中学和青沪劳动机床厂一墙之隔，系青海省劳改局干部、职工子弟学校，成立时间不长，师资力量缺乏，尤其是缺数学老师，而蒋梦琴是数学骨干教师，所以同意借调。这样，1964年3月，蒋梦琴将两个孩子交给父母，自己借调到西宁市南滩中学。刚来时，蒋梦琴白天上课，晚上在教师集体办公室睡行军床，陆超仍然住在厂里就业职工集体宿舍。1964年夏、秋，夫妻俩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打土坯，捡废旧砖瓦木料，在学校围墙边，建起了这个简陋的小窝，这样，夫妻终于能团聚在一起。
一个幽灵的出现，打破了他们相对平静的生活。陆超的管教干部赵新亚，自从蒋梦琴借调到南滩中学后，经常安排他上夜班，而他则乘机溜到陆超家，以向蒋梦琴通报陆超劳动改造情况为名，和她套近乎。开始他一个星期来一次，以后一个星期来两次，甚至三次。蒋梦琴意识到赵新亚来者不善，但是又不敢得罪，只好敷衍，只听赵新亚说话，自己尽量不说话。赵新亚见她不说话，以为她默认，于是得寸进尺，对她说，只要蒋梦琴配合他做工作，他不会亏待她。蒋梦琴问他：你要我怎样配合？他说：你难道准备一辈子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反革命分子结合在一起吗？你没想过和他离婚？为了孩子，你也应当和他离婚。如果你离婚后怕找不到对象，我给你介绍。我们青沪机床厂的管教人员都是从军队转业下来的，家庭出身好，有些人还没有结婚，你要和他们结婚，你和你的孩子将来前途光明。
蒋梦琴听到这话，十分生气，但是她没有表露出来，她对赵新亚说：我丈夫不是反革命；他是因为同学被打成右派不服，向领导写信反映，说了过激的话，被判刑是冤枉的，总有一天会平反。赵新亚说：我看了判决书，他给上海市委领导写信说的那些话，就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言论，一辈子也翻不了，你别做梦了。最近陆超劳动不积极，对上夜班有意见，原来是受你影响，不认罪，要翻案，这很危险。你要认清形势，否则你的教师也当不成（以上来自蒋梦琴遗书内容）。
蒋梦琴意识到，赵新亚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从政治上对她施压，要她屈服。她听丈夫说过，赵新亚原来是科级干部，因为敲诈勒索犯人和就业职工家属钱财，被撤职、降级，妻子为此和他离了婚。他还调戏过就业人员的家属，是个十足的流氓无赖。他要妻子小心谨慎。为此，蒋梦琴对赵新亚的威胁利诱，只能以沉默对待。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在丈夫值夜班时，她下班后经常留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备课，很晚才回去。可是赵新亚竟然到学校去纠缠。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她把自己遇到的麻烦告诉最要好的一位老师，同事要她下班后到她家去一起批改作业、备课（以上系蒋梦琴遗书内容）。
赵新亚对蒋梦琴无计可施，于是他心生一计，在陆超工作的车床上做了手脚，使陆超在操作时发生重大事故，经济损失10万元，被定性为破坏事故，说陆超因为对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一直不服，几十次申诉没有得到解决，而故意进行破坏，为此被公安机关逮捕。赵新亚作为管教干部，提供了很多所谓陆超的反改造行为。
蒋梦琴得知情况后，如雷轰顶。她到关押陆超的西宁市看守所，要求见陆超，遭到拒绝。她所在学校“四清”工作组，要她站稳立场，和陆超划清界限。她向工作组保证说，陆超绝对不会故意进行破坏，因为破坏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对妻子、儿女更不利。她说，陆超和她多次商量过，即使自己的反革命问题一时平反不了，就维持现状，不做过激的事，不要让人抓住把柄，这样每月可以节省点钱寄给父母，养活儿女，夫妻能够在一起生活。她的话受到工作组严厉批评，要她深刻检查。因为学校老师、同学竭力保护她，才没有酿成大祸。
陆超被逮捕后，赵新亚以为时机已到，肆无忌惮地去骚扰她。而蒋梦琴则坚持底线，不让他的阴谋得逞。陆超的狱友、因偷听美国之音以反革命罪判刑的就业职工夏家富，一天晚上来到蒋梦琴家，告诉她，陆超生产时机床出的问题是赵新亚事先在机床上做了手脚，要她向机床厂“四清”工作团反映，要求进行事故鉴定，证据就是机床卡膛里被人塞进的螺帽，而这螺帽是头天晚上赵新亚向他要的，说是3班组一台机床缺螺帽，而他是管理机器零部件的，他可以证明。出事后，他问3班组，他们没有换过螺帽（夏家富交代材料）。
就在他们商量如何写材料向“四清”工作团反映时，赵新亚带着在机床厂执勤的3名武警战士，破门而入，二话没说，把夏家富和蒋梦琴捆绑起来，说他们是在卖淫嫖娼。不一会南滩中学“四清”工作组来人将蒋梦琴松绑带走，夏家富被押回机床厂关了禁闭。
在学校会议室，校领导、“四清”工作组成员，集体询问蒋梦琴，要她解释今晚发生的事。蒋梦琴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询问他的人不相信她的话。说她在没有丈夫在场的情况下，深更半夜在家和一个劳改就业人员密谈，这不正常，和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学教师身份不相容。另外，在她家里发现的奶粉、巧克力就是夏家富送的，因为机床厂收发室前几天给他收到过包裹，就是奶粉和巧克力，是上海寄来的，你怎么解释？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你们俩没有特殊关系，他是不会送给你的。你知道，奶粉、巧克力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夏家富父亲是上海资本家，只有这些统战对象才能买到。
蒋梦琴知道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她如果说出夏家富掌握了赵新亚陷害自己丈夫的证据，赵新亚就有可能置夏家富于死地。所以她宁可自己受辱，也不能说出真相，害了夏家富。询问蒋梦琴的人以为她默认了同夏家富的不正当关系。但是他们也不认为这就是卖淫嫖娼行为，所以要将蒋梦琴在教职工大会上作深刻检讨。夜里2点钟，让蒋梦琴回家。
蒋梦琴回家后，没有睡觉，她觉得如果自己检讨，没有脸面见那些对自己和善的老师和尊敬她的学生。如不检讨，说出真相，丈夫的好友夏家富就有可能被赵新亚害死。在她没有到青海前，陆超思想消沉，有轻生的念头，是夏家富处处关心他、开导他，使他振作起来。丈夫给她说过，夏家富是他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好的朋友。丈夫现在又被人陷害，夏家富冒着生命危险，要帮助她拯救他，却没有想到赵新亚早就盯上了他，要置他于死地，她不能袖手旁观。她想留下遗书，以自己的死，来唤起人们的良知。她写好遗书，约凌晨5时上吊自杀。
因为“四清”工作组和学校领导并没有停止她的工作，第2天上午10点她有一堂数学课。可是过了半个小时，仍不见她进教室，班长和数学课代表到她家去看她，从门缝里看见老师吊在墙上的一颗钉子上。法医鉴定死亡时间约有5小时左右。根据蒋梦琴遗书，公安局组成专案组，否定了陆超有意破坏机床案，证实了是赵新亚有意陷害。陆超被释放，赵新亚被逮捕。但是，蒋梦琴却不能死而复生。
一切都是从陆超因同学被打成右派而仗义执言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开始，以后发生的一切就是这一开始的延续和发展。像这样的悲剧在“反右派”斗争后何止千万。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来源: 《炎黄春秋》2012年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