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胡一民, 1926年10月生, 四川成都人。1948年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 赴解放区, 1948至1950在华北大学 (正定) 一部学习。参加西南服务团南下贵州, 先后担任贵州团省委副书记、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组长、贵州省体委副主任、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贵州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等, 现已退休。著有《人生四部曲》、《个人权利与社会意识:个人与社会关系新论》等。

1964年前后, 我在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这年秋天, 在贵州现代历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季节。阴云密布的政治风云笼罩贵州大地。以中共西南局第二书记李大章、中纪委书记钱瑛为首, 在中央个别最高级领导人的支持下, 庞大的“四清”工作团进驻贵州, 掀起了夺中共贵州省委和贵阳市委大权的架势。他们最先以贵州省委名义召开马拉松式的三级干部会, 大揭省、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了上下结合, 又由中央组织部从全国调集了1 000多名“支黔干部”, 要他们紧急调来贵州, 说是“贵阳市委烂了”, “贵州省委烂了”, 贵州“资本主义泛滥成灾了”, 要到那里夺权。他们来后, 除一部分人直接参加夺省、市委某些部门的大权, 参加揭省、市阶级斗争的盖子外, 大部分又组成两个庞大的“四清”工作团, 分别包了遵义县虾子区和晴隆县鸡场区、碧痕区的重点“四清”, 大揭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 大批大斗农村基层干部。这“四清”工作团除了中纪委及中央机关的干部、从各省抽调的支黔干部作领导骨干外, 还从贵州省、地、 市、县各级党政机关抽调部分干部参加。一时大军压境, 黑云压城, 贵州干部风声鹤唳, 人人心惊胆颤。

事情的起因是, 从宏观上来讲, 当时客观上的政治形势是中央两个司令部围绕“四清”的斗争升温。一个搞“桃园经验”, 着重是对基层干部以清经济为主, 夺他们的权; 一个是提升“四清”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扩大为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 并且以清政治为主, 自下而上地开展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 逐步把阶级斗争之火引到省、市以上的领导干部。这时的贵州首当其冲。从贵州的情况看, 是出现了导致一场大斗争的爆发点。中央和西南局收到不少检举揭发材料, 反映原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 在花溪、惠水县一带住高级宾馆、招待所, 小病大养, 与打针的女护士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如按正常情况, 上级组织或纪委派人来查清伍的问题, 对其作实事求是的处理就可以了, 用不着兴师动众, 小题大做。但当时正处在“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气候下, 贵阳市和贵州省成了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典型, 这就不是伍嘉谟个人的问题了。由伍的错误, 推而论之, 认定贵阳市因“自由市场”泛滥, 各行各业都在搞“资本主义”, 已成了“小香港”。联系追查到伍的后台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省委领导人, 反映在全省的工作上, 1959年、1960年, 贵州在困难时期大搞“反瞒产”、刮“共产风”, 出现少数县大量死人的事件未得到处理, 成为“四大名旦”漏网之鱼。紧接着1961年、1962年, 全省大刮“单干风”, 已基本上“包产到户”, 资本主义泛滥全省。一时间, 贵州成了第一个把“四清”运动引申到省一级领导的全国典型。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有名的“贵州大四清”事件。

这时, 我们省委政策研究室人员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人到省委三干会上整理材料, 参加揭阶级斗争的盖子; 一部分则被调到“四清”工作团, 下乡去搞“四清”。下去之前, 我们学习了以刘少奇为主制定的前《二十三条》 ( 修改稿) , 听了王光美在昆明作的“桃园经验”报告的录音。这对我们震动很大。我们下去搞“四清”, 就是要按此样板操作。更令人震动惊心的是省委三干会开得如火如荼。 会上揭发的大量材料令人吃惊不已, 涉及到省委及各部门领导人从工作到生活以及政治的历史。 对大多数人来说, 是在当时条件下, 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 大胆揭发, 反正还有核实的过程, 讲一些过头的话也是难免的。也有个别品质恶劣、动机不纯的人, 如周林的某位姓黄的文字秘书, 大量揭发的“钢鞭材料”, 从工作上起草的文件, 到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私房话”, 夸大捏造, 起了轰动效应: 一可取悦于到会代表, 二可在李大章、钱瑛面前邀功请赏。但在背后此人也遭人议论, 为人所不齿。

我们这些被分配参加“四清”工作团的人, 可以说是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 来到工作团团部报到。我参加的工作团是到晴隆县碧痕区的, 先在安顺学习一个月的文件, 首先进行自身的“四清”, 交代问题。说清楚问题不大的才能下去搞“四清”, 否则要清退回去。我们“四清”工作团的团长是中央军事学院的一个少将, 他带来了一些部队上的同志, 完全按军队一套建制, 工作方法、作风也是军队的一套。省军区也有人参加。时任省军区副政委的李再含, 为工作团碧痕区分团团长。我们随工作团总团部下到碧痕区安固公社, 总团部在这里安营扎寨。然后三至五个人一个小组, 再分到生产队。我们研究室同来的有潘廷映、徐扬和我三人, 但不在一个生产队。晴隆县本来就是贵州的一个贫穷山区, 我去过很多地方, 可以说没有丝毫平地, 都没有这里山大坡陡。从碧痕到安固, 全是上山, 生产队在半山坡上。我负责的这个生产队, 工作组有三人, 进驻时, 每人都背着手枪, 如入敌占区。我们分头住在贫下中农家, 搞扎根串连, 按“桃园经验”, 要经过访贫问苦, 首先把根子扎正。 对贫下中农也要查三代。经过调查, 几乎每户贫下中农都“不干净”, 不是本人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就是沾亲带故的人中有问题。真像是用显微镜找细菌, 问题无所不在, 几无可信之人。只能在比较中挑选问题小的人。“根子”找到了, 要经过他们搞串连, 了解大、小队干部的问题, 结果是95% 以上的干部都不可信。晴隆这个地方, 解放初期闹过土匪, 在国民党残余匪兵的裹胁下, 相当多数的群众都背着背兜去哄抢过东西, 如果把这些群众都定为“小毛匪”, 那简直就是“洪同县里无好人”了。

工作组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搞“扎根串连”, 实际上是在对贫下中农“查三代”, 对基层干部进行背靠背的审查, 弄得人心惶惶。另一个鸡场区, 也是“四清”工作团的重点, “四清”工作队主要是部队的同志, 一进村就开展斗争, 声势吓人, 有几个大队干部惊吓得自杀了。相比之下, 我们这个公社在总团部的直接领导下, 还稍稳一点。这个月的工作真够艰苦, 夜以继日地查访。当时强调 “三同”, 吃住都在贫下中农家, 连豆腐也在禁食之列。这一套“左”的神秘的做法都是工作团按“桃园经验”布置的。今天来看这个问题, 不是在追究个人的责任, 而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当时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 在一股极“左”思潮的指导下, 做了些傻事、错事, 不仅是枉费心机白辛苦一场, 甚至是害人。

一个多月后, 另一个《二十三条》下来了, 强调要相信95% 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这两个95% 的估计, 正好把原来的分析和估计翻了过来。以后又要来做解放干部, 依靠群众的工作。这时, 我们已经离开晴隆, 把“擦屁股”的工作留给后来的同志了。当然, 我在这里, 并不是说这后《二 十三条》就正确, 它是要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也就是要把基层干部推上更高一层楼, 给他们上纲上线, 成为“走资派”。这也是应当彻底否定的。

原来, 以李大章、钱瑛为首的“四清”工作团, 大揭省、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 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省委三干会告一段落, 省委领导核心的“问题”已大量揭发出来, 接下来要深入开展省、市委各部、办委机关的“四清”, 进一步揭发省、市委的问题。我们三个在晴隆县参加“四清”工作的同志也被通知回来, 参加西南局办公厅直接抓的省委办公厅和研究室的“四清”运动。我回来后, 研究室的“四清”运动已进行了一段, 正在揭发省委和办公厅、研究室的问题。“四清”工作组已进驻研究室, 组长是西南局的陈鸿儒, 说是四川省银行的一个中层干部。其余二人为支黔干部。在西南局重点抓的“四清”运动中, 还有一个特殊人物, 就是那位在三干会上因大揭、特揭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隐私而出名的黄姓文字秘书。他俨然是“顾问”, 是工作组的非工作组成员。

斯时, 省委“四清”运动的调子已经越来越高了。所揭发的问题都要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周林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这是“四清”工作团李大章等人定的调子。 我刚从乡下回来, 还跟不上趟。“四清”工作组指定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成天写揭发材料, 指名揭研究室领导人汪行远的问题。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被禁闭式的写揭发材料, 心情不免紧张, 不知从何下手, 又未见到三干会揭发的材料, 不知调子有多高, 水有多深。我只好把研究室工作的笔记本都翻出来, 发现与“四清”工作团调子对上号的就记下来。这样, 大约写了几页交上去, 结果是不行, 过不了关。我们研究室工作人员中有一个“四清”积极分子, 也可以说叫“打手”吧, 叫王同臻的, 在工作上他是调查组组长, 我是综合组组长, 他居然也来逼我: “我们都写了一大本啊! 你和汪行远这么多年在一起, 关系又密切, 写这么一点是交不了差的。一要上纲上线; 二要有私房话。”我觉得这个人变得真快啊! 过去还是对汪行远毕恭毕敬, 肉麻地吹捧。后来, 此人调到西南局工作, “文革”中成为西南局造反派头头, 夺了西南局的权, 在成都是颇有名气的。原来此人真是野心不小啊! 在那时就开始暴露, 竭力迎合和投靠“四清”工作组。

我软磨硬拖地过了一个多月, 《二十三条》下来了, 对领导的揭发暂时告一段落, 转入一般干部的“洗手洗澡”, 解放大多数。研究室是围绕省委的意图转的, 省委的错误, 研究室当然会有, 而研究室的工作错误, 人人有份, 大家都来检查交代执行“周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这个调子是工作团统一定下来的。这次“四清”, 主客易位, 过去, 我们是下去清别人, 这次变成了清我们自己。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重点放在清政治、清思想上。把过去研究室工作中一些抵制或缓和 “左”的错误的做法, 如对“包产到户”, 未视作两条道路斗争问题, 未采取阶级斗争的方法去硬纠, 而是强调改善经营管理, 巩固集体经济; 允许社员私人养羊和一两头大牲畜; 压缩大队提成和取消大队储备粮, 下放大队副业, 等等, 都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这些问题, 又都是从个人所写的调查材料或起草的文件中暴露出来的, 是明摆着的。至于个人历史, 50年代“审干”中已作了“清楚”的结论。最难说清楚的是“和汪行远的关系”, 因为说我是汪的亲信嘛! 所以, 在“四清”中, 我是研究室倒数第二个解放的, 倒数第一个是研究室副主任乔学珩, 很多文件和材料都是经过他的审阅、修改后才发出的, 当然他要多承担一些责任, 但未把他视作“走资派”, 和大家一样洗手洗澡, 也算“待遇”不错了。至于那个特殊人物———姓黄的文字秘书, 名义上说是参加研究室的“四清”, 实际上是太上皇, 因为, 每个人的检查, 都要经过他点头才能过关。而他自己却干净得很, 手一点都不洗。其实, 省委好多文件都是他起草或经过他修改的。他一点都不“洗一洗”。原来他参加的用意本是在搜集揭发周林、汪行远的材料, 其实, 他最后也无所收获, 两手空空而去。但研究室的25个同志, 在“四清”工作组和这位秘书的高压下, 不仅人人都要检查过关, 而且有25% 的人因个人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受到处分, 打击面不可谓不大。

我自参加工作以来, 在这“大四清”中, 可以说第一次受到大的冲击和打击, 所幸未受到什么处分。解放过关后, 我和乔学珩都因系知情人而被抽调到省委专案组, 参加查证材料。因为这时对周林等省委领导人的审查已进入专案调查、核实及写结论阶段。对历史问题的调查另有专人负责, 我们只参加对现实材料进行核实、整理, 因为这方面的揭发材料太多了, 需要核实整理。除乔学珩和我以外, 还有办公厅负责机要工作的刘夫亚等同志, 因为他们也是知情人, 而且解放过了关的。负责专案组的是新调来支黔的张健民, 时任省委组织部长, 后升任省委副书记。当时, 周林已免职, 靠边候审。李大章兼任省委第一书记, 原来的贵州省委算彻底改组了。

关于周林的问题, 揭发的大约是: 困难时期贵州死人的事件; 贵州包产到户, 大搞单干, “城乡资本主义泛滥”; 包庇重用“坏人” ( 如伍嘉谟) ; 个人生活作风腐化糜烂, 等等。我们的核实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凡当时中央有指示精神的, 不算; 省委常委会有记录可查的算数, 道听途说的不算 ( 我们专案组的刘夫亚同志一直是作常委会的记录, 有完整的档案可查) ; 生活作风上有真凭实据者算, 捕风捉影者不算。生活作风问题之受重视程度, 可谓贵州“四清”之一大特点, 原因是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有和女护士的男女关系, 以此类推, 省、市各级领导人都要追查男女关系, 几乎人人都要承认有“男女关系”才算正常, 才能过关, 否则认为不正常。某省委常委主动承认有“两个”, 很快过关得到信任。市里某些干部被追得紧, 只好承认“一个”, 但到最后落实时, 只好老实地说, 这一个就是自己的老婆。真令人啼笑皆非。至于周林等省委领导人被加的“罪名”, 最大最多的就是说贵州搞包产到户, 全省达到80% 以上, 造成城乡资本主义泛滥。其实, 根据我们后来核查, 贵州包产到户面最大的1961—1962年, 也只有40% 。李大章等人把社员的家庭副业, 也通通算为单干, 所以就夸大为80% 。而且这是农民自觉起来抵制“左”的错误, 克服暂时的困难, 使农村经济得以恢复, 到1963年已下降到8% 。至于省委周林等领导人, 为了度过困难, 战胜灾害, 曾说过借一点公田, 给社员种蔬菜或一季夏收作物; 对边沿分散的山区, 可以让他们搞包产到户; 城市里应当允许农民挑蔬菜进城零售, 现在看来, 对恢复经济, 克服困难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在当时就把他们的讲话作为搞资本主义的证据材料。

李、钱为首的“四清”工作团还对解放以来贵州工作下了一个历史结论: “一个根子不正 ( 干部根子) 、两个不彻底 ( 土改、镇反) 、三关未把好 ( 三反五反、肃反、审干) ”。这个面涉及就广了, 把贵州从土改、镇反起的工作都否定了, 不仅否定了历届贵州省委的领导、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 而且把当时领导贵州工作的西南局也否定了, 实际上这个矛头已经直接指向了解放初期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结论的会上, 周林据理反驳主持会议的李大章。那次会议, 我们参加专案组核实材料的几个同志也列席旁听了, 因为要作会议记录和便于进一步的核查。据我回忆, 在“结论”写到困难时期的死人事件时, 周林承认有错误, 但认为这是全国性带有共性的问题, 是在大刮“共产风”的大环境下产生的, 只不过贵州搞了反瞒产问题暴露得早, 其实, 四川的问题并不比贵州差, 死的人不见得少, 只是未公开暴露。李大章没有资格来讲贵州的问题。谈到包产到户、单干等问题, 周林辩驳说: 省委只说过在少数边沿分散的少数民族地区应当允许, 对中心地区出现的包产到户, 不要硬纠, 不要搞斗争。贵州包产到户的面被夸大了, 从1963年起, 已开始出现好的形势。李大章等人来, 反被搞得更严、更紧了。总之, 周林始终不服, 对“结论”不承认, 严词拒绝。当时给我的印象是: 周林的腰杆真硬, 在巨大声威、 压力面前, 居然敢顶, 敢严词申辩、驳斥。当然, 在李大章等人看来, 认为周林态度极端恶劣, 于是李报告中央, 撤了周林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等待进一步的处理, 但还保留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实际是靠边站了。出入意料的是, 中央很快作了人事调整, 将李大章调回西南局, 仍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 实为第二把手) , 另调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贾启允来贵州任省委第一书记, 钱瑛也调回中央任原职。这里反映了两个矛盾: 一是中央, 起码是邓小平认为李大章对贵州总的看法过头、过激; 二是反映了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李大章的矛盾, 李井泉也认为李、钱等对贵州的问题看得过重, 伤害了贵州广大干部。所以, 李井泉派了他比较信任的贾启允 ( 他们都是晋绥边区的, 贾是他的老部下) 来贵州, 名为继续开展“四清“运动, 实为收拾残局, 挽回人心。这期间有点插曲。李大章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 曾决定成立书记处办公室, 任命乔学珩为主任, 另有王同耕、王同臻、洪云鹏还有那个有名的“四清”积极分子的秘书为副主任, 我也忝列为副主任之一。其任务是为书记们服务, 起草文件、讲话等。按说, 我应该高兴了, 因为被信任了。但是, 我却高兴不起来, 一则经过“四清”, 我已不愿意再搞文字工作; 二则有那么几个极左的积极分子, 今后很难相处。幸亏李大章很快调回, 才未成为现实。贾启允来后就把这个机构撤销了。因为他也对姓黄的秘书不感兴趣, 认为他是可怕的投机分子。

李大章在贵州时, 把被称为“周林搞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黑参谋部”的省委政策研究室撤销了。 汪行远下乡去参加“四清”, 接受锻炼, 等待处理。研究室有几个同志受了处分, 被下放到地、县或其他单位, 其余合并到省委办公厅, 成立办公厅下属的农村“四清”办公室。我也被留在“四清”办公室, 享受正处级待遇, 但未正式任命职务。乔学珩为省委办公厅主任兼“四清”办公室主任。贾启允来后, 仍继续保持周林的专案组, 以便查清他的问题, 写出结论, 上报中央。

但他更关注的是解放大批干部, 特别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 因此, 他在修文县搞了一个解放基层干部的“十六条”政策, 受到区、社干部的欢迎。另外, 对县以上干部也进行安抚。他首先是召开了一次新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 比较实事求是地讨论贵州的问题, 周林的错误, 还有如何解放95% 以上的基层 ( 社、队) 干部。这是在1965年的夏天, 我因还在专案组, 在三干会上服务。我的重点是核实周林的材料。三干会结束时, 要向中央写一个报告, 别人先写了一稿, 贾不满意, 最后要我来写这个报告。因为这次会议已出现了实事求是的氛围, 不少同志说了些中肯的意见。人们的头脑也不是那么热了。我主要是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写报告时, 根据已核实的材料, 大大压缩了周林的问题, 报告中的语气也比较缓和。另外, 对贵州问题的看法, 经过三干会讨论, 否定了李大章定的贵州80% 搞包产到户的调子, 经过若干点的调查, 结合面上统计的材料, 把家庭副业排除在外, 到1963 - 1964年, 贵州包产到户或单干的面已降至8—10% , 也肯定了贵州广大干部是好的, 否定了那个“一个根子不正”、“两个不彻底”、“三关未把好”的荒谬结沦。关于生活作风问题, 也否定或淡化了那些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

这个报告写出来后, 很合贾启允的看法, 而且, 他还加上一条要求中央不必再派支黔干部。李、 钱在时, 再要求中央派出2 000多名干部, 已到1 000多名, 要求继续调派。贾启允则认为没有必要再派了。当然, 这批支黔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 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 但他们受了李、钱极左思想的影响, 带着框框, 必然与贵州原在的干部相处不好, 徒增不团结因素。所以, 贾的这个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后中央也就未再派支黔干部了。至于省级机关的“四清”运动, 除原来已开展的省委机关等少数单位外, 其余也就未再开展了。

三干会后不久, 听说中央要开中央工作会议了, 负责专案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张健民, 要专案组留下我和少数几个同志, 抓紧把材料分类整理装订好, 准备贾启允到中央开会时带去。由于有关周林的结论材料归类装订都是我经手, 到中央开会时, 贾启允要我带周林的结论和有关附件材料去。 同去开会的, 除贾的秘书戴禧融外, 还有省计委的两个处长, 因为那次中央工作会议要讨论新的五年计划。我们作为会议工作人员, 和会议代表一起同住北京东长安街王府井路口的北京饭店, 那时北京饭店还未修建新楼, 既使是旧楼已是当时北京最高级的宾馆、饭店, 是中央开高级干部会议常住的地方。一般人是住不进去的, 我是第一次住在这里。住的地方不用说了, 我生平第一次住这样高级的房间, 而且会议的伙食也是第一流的, 都是第一流的高级厨师做的。文娱生活也十分丰富, 每晚不是看中外名片, 就是请各剧种的名角来演唱。那年运气真好, 正逢上开全运会, 开幕式和闭幕式不用说了, 都是跟随代表们到主席台旁边就坐, 而且每天都有球票, 可以有选择地看。因为这些开会“代表”的身份不同了, 都是中央委员和各省的省委的第一书记。我们工作人员跟着首长, 一起沾光。

本来我的任务就是去送周林的材料, 材料送到就算完成任务, 但是贾启允要我留下, 等中央的批复, 我只好留下来。那时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会, 按大区分组, 讨论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某个省厅, 会议记录和写简报要由各省的秘书轮流担任, 其他省都去了两个秘书: 一个是第一书记的机要秘书, 主要管首长的文件、电话和照顾起居生活; 另一个是文字秘书, 主要是整理材料和起草发言稿。 有几个省的机要秘书就是第一书记的夫人, 这样更便于保密和对首长的生活照顾。搞文字工作的另有专职的文字秘书, 轮流参加小会记录和写简报。贾启允来贵州不久, 只带了戴秘书一个人, 以搞机要工作为主, 兼做点文字工作。戴秘书实际不可能去小组会作记录和写简报, 我正闲着, 就拉我去凑合与各省文字秘书轮流作小组记录和写简报。西南局小组, 除西南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 中央委员外, 还有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有时中央首长也临时来参加。参加这样的会议作记录, 也算我生平最开眼界的一次。

一直到会议结束, 对周林的问题, 中央都没有什么正式的批复。后来我问戴秘书, 他说, 小平同志讲: 材料给我们就行了, 你们地方就不用管了。事实上, 也就不了了之了。周林还是到成都担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央领导层和西南局一、二把手之间的矛盾, 无怪后来“文革”期间李大章要支持造反派大造李井泉的反了。我交完材料, 就算完成任务, 国庆已到, 参加了国庆观礼即回贵州。所谓贵州大四清也就正式结束了。

中央工作会议后, 贵州也开三干会来贯彻。我仍留在省委办公厅“四清”办公室工作。但却增加了为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做临时的文字工作任务。三干会上传达中央精神, 这是书记自己的事, 我主要是起草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和会后向中央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