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全国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由沙滩搬到了西郊原燕京大学的校址。父亲身为副校长当然得随校搬迁。但据我了解，他和我母亲一样都不想搬迁，他们都喜欢独门独户的小院，宁静、安详。可父亲一向“明哲保身”，逆来顺受。学校要他搬到新址北大燕南园，他就只身先搬去了，但我们全家仍然留在了靠近北海公园的小石作胡同。父亲想着也许等迁校完成，我们可以再回到小石作。是年，暑假后，北大派两辆卡车来小石作帮忙搬家，我父亲没有同来。派来的人要我母亲爬上后车箱，母亲大哭大闹说：“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爬上去，你们还有心肝吗？”来人和司机无法，只得让她坐在卡车的副座。这件事给我父亲留下了深深的歉意。他知道，不搬到西郊是不可能的，不能违背组织的决定；但对母亲亲手修缮的房子和院子的情感能无动于衷吗？父亲在两者之间选择了服从组织的决定，而心中一直对母亲抱有歉意。
搬到燕园后，校长要分工，当然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父亲是不适宜主持教学、科研和人事等方面工作的，于是就分配他管搬迁后的“基建”。由于要按照苏联模式办大学，所以自1952年起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学生的数量大大增加，教室、宿舍当然不够用，所以要修建新房。父亲既然还有副校长的头衔，总得分个工作，于是组织上就让他管基建。因为是组织上分配的，从父亲的性格来说，他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接受了。于是，人们每天上午常见他拄着拐杖，或由他的副手化学家张龙翔教授，或由秘书、工友陪着，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回家吃中饭，小睡一下，又出发。这样的生活似是悠哉，但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想的也许是，能不能写完《隋唐佛教史》？完成他《魏晋玄学》一书？或者是希望免去他的“副校长”职务？父亲没有对我说过他内心所想，这些都是我今天无根据的猜测。因为他一生都是奉行“明哲保身”，不想让组织上认为他想“索取”什么。但我从他每日沉默寡言，无所事事的状态，感到他内心的矛盾与苦恼。
话又说回来了，在1948年底，他本有两种选择，一是南下，因为傅斯年先生一直想聘请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他从未同意。他深知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无能治国，垮台是早晚的事。他常吟诵《桃花扇》的《哀江南》中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表现着他的心情。二是留在北平。父亲留在北平是由我们地下党的大量工作促成的。我想，汪子嵩同志的作用最大，这其中有一插曲。在1948年12月解放军快要围城的时候，我的一位很熟的同学陆钦筠忽然找我。他说：受地下党的领导人何正木委托他向我父亲说，快围城了，也许战火可能在北平打响，他劝我们全家到解放区正定躲一躲，闻一多的家属全在那儿。我父亲想想回答说：现在国民党要垮台了，共产党马上就要胜利了，因此，我不能去解放区，但我会留在北平不走。这是父亲当时的心态。当时我对这段话，没有理解，今天想想也许“此中有深意，欲辩已忘言”了。
父亲虽对政治毫无兴趣，他深知贪污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可能把中国治理好，对中国共产党却无所了解，而且心存疑虑。解放后，由于事实使他思想有了转变：一是毛泽东主席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觉得中国有希望了。二是，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的清廉自律，使他颇敬佩。三是，他读了一点马列的书，特别是英文本的《反杜林论》，曾对我说：“这本书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值得深思。”此前，他也许读过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日丹诺夫的《在西方哲学史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觉得把哲学问题简单化了。这些他亲身感受到的事情或许对他的为人为事发生了影响。后来，我看到北大党委给中宣部的报告中说：汤用彤的思想有所变化，不同程度克服了他的“明哲保身的态度”。
事情往往不是直线的，总会有曲折。1951年，在中国大地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劫难逃的劫数。当然北大每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必须在无产阶级（共产党）燃烧起来的炼狱中经受考验。父亲作为旧北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自然要被置于“洗澡”、“割掉资产阶级的尾巴”、“脱胎换骨”的批判。这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共产党指引的政策中的群众运动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有指导的群众运动摧残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平时，父亲很少和我谈话，有一天他参加了一场批判会，回来后他沉默着，思考着，忽然他对我说：“不应这样对待一位老教授。今天我去太庙参加批判工学院的老教授，大家围成一圈让这位老教授站在中间，在各种辱骂的批判声中，大家把老教授推来推去，推倒在地。我看着，心里十分难过，中国人的‘不忍之心’还有没有了？”正因为由于“极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我父亲又陷入矛盾之中。但他的为人很少臧否人物，议论时事，以“明哲保身”为重。
自1950年下半年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波一波地进行，持续下去，起初对他还没有什么大影响。直到1954年批判胡适，对他震动颇大。父亲一向对政治无兴趣，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很少来往。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一部分参加国民党，一部分是反对国民党的民主党派（如民盟等）人士和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曾邀请父亲参加“民盟”，他一口拒绝，并说：“教授只是应该教好书，政治是政客的事。”但是批判胡适，他是躲不掉的，一日由人民日报召集一些学者参加批判胡适的会，父亲也被邀请与会。据张岱年先生说：父亲的发言较长，但忽然他把桌上的酒杯打泼了，就没再发言下去，并由郑昕教授送他回家。我们把他送上床睡觉，但母亲觉得他神情不对，就请校医院的医生来看，而医生来时他已昏迷不醒，一早送入协和，诊断为重度脑“中风”。经过一月治疗，终于清醒。在我另一文中说到，此次重病或可谓为“不幸”之“大幸”。“不幸”是自此以后，由于身体原因，他所念的《隋唐佛教史》最终没有完成。所幸的是他在此之后可以不再参加各种受到折磨和痛苦的“运动”和“会议”，此后，他连一次“政协”和“人大”的会议都未出席过。这样他反而可以有点时间看看书，写点短小的“札记”。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吧！
“批判胡适”为什么会使父亲有如此大的反应，我猜想或与应该如何办好北大有关。父亲的办学理念大体上是继承着严复、蔡元培和胡适的路子。在1948年12月14日胡适去南京前留一便笺给汤用彤、郑天挺谓：“今早及中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方，决不忘掉北大。”于5月17日他又单独给父亲一封电报：“……筹划空运同人事……请与梅（贻琦）袁（同礼）二校长切实主持……此次在校庆前夕远离同人，万分惭愧。”这两电报有促我父亲南下意，如不走，也有希望他尽力维持北大传统意。但解放后，经院系调整，全盘学习苏联，他自知能力有限，要想维持北大传统是根本无望。因此，在1949年5月13日由叶剑英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父亲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时，他说了一句话：“还是集体领导为好”，且在会议中和会后都有校务委员提出：汤用彤任主席不合适；因为他与胡适过往密切，没有参加反蒋民主党派。对于“明哲保身”的父亲，他乐得大事都听从党的安排，小事有时也说点“违心”或“半违心”的话，但有时也说点“真心话”，如1957年在科学院学部会议上的发言。总之，小事出来讲讲，奉命应景时也写点短文：如“批判《武训传》”、“反浪费”、“鼓励同学去修十三陵水库”以及代表学校在一些会议上的致辞等等。所有这些父亲当时是如何想，他都没有和我谈过。我猜想，他认为我是中共党员，有些想法是不能对我讲的。我向组织汇报了对他、对我都于情于理有违。
1956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所松动，周总理在广州讲话说，要重视知识分子，为他们创造发挥才能和智慧的条件，这时父亲的身体渐好，于是为他配备了两名学术研究助手。但是，1957年党提出“整风运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原来民主党派的领导层以及一些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出不少意见。有些记者访问他，他都以身体不好谢绝了。有一天父亲拿出《诗经》找出两句话：“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他问乐黛云：“你说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乐黛云一时茫然，答不出来。父亲说：“你是中文系的，连这两句话都不懂！”乐黛云查查书，渐渐懂了，知“其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了。
1957年5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会议，父亲因身体原因没有参加，但他有一书面发言，此发言全文已找不到，只是在《光明日报》（1957年5月28日）上有一发言摘要。《光明日报》以《改善科学院与高等学校的关系》作为书面发言的标题。内容主要谈不应把“教学”与“科研”分开，认为科学院是搞“科研”的机构；高等院校只是搞“教学”的机构。这样不仅不能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也不利于为“科研”的后续力量培养合格人才。他说：过去科学院在推动我国科学文化工作上虽然起了一些作用，但我认为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错误和缺点，其中之一就是科学院、高等学院和生产部门的关系上有着很大的隔阂，造成这种隔阂的主要原因就是本位主义（实质上是宗派主义）的思想。父亲特别提出把原来稍具规模的高校，经过院系调整、学习苏联高校的一套东扯西拉地拆散了，实际上对大学教育是有害无益的。对这一点，我认为父亲是想到北大，因为北大自蔡元培、经过蒋梦麟到胡适确实已“稍具规模”，并形成一定的“教学”与“科研”并重的传统。因而在如何办好北京大学问题上，作为在院系调整后有职无权的副校长，这样把北大办下去，内心总觉得很可惜，故其心态常处于矛盾之中，对应如何办教育他是有些想法的，但时机不对，无力回天，真可谓“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偶尔，我读到于光远同志的一篇短文，文中说：“怀念母校是个普遍现象。人老了更觉得青年时代之可贵。不过现在我怀念清华，是同自己的教育观点有关。我是一个‘今不如昔’论者，但坦白说，如果我是一个要上大学的学生，要我在旧时和现时的清华中进行选择，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10日第七版）我为什么写那篇《我在沙滩的北大和未名湖的北大》？（见《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版）和光远同志一样，我更喜欢沙滩北大。认为“大学”应是引导学生追求真理的地方，而不应是为什么“政治”服务的地方。我想，这也许是众多知识分子对现实教育不满的根本原因。逝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我们得有耐心等待着教育春天的到来，那时父亲心中的矛盾或可释然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 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