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到现在快半个世纪。这部著作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汤先生除佛教史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著作，这里不想多说什么评赞的话，可由读者自己去判断。中外学者公认的汤先生的成就还是在中国佛教史这个领域。古人说“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相处多年的师友都知道，汤先生一辈子从事研究工作，留下了传世之作，但他生前从未讲过他研究佛教史用的是什么方法。现在试图通过汤先生的佛教史著作成果，谈一谈汤先生的治学方法。虽说和汤先生在一起，朝夕相处达30年之久，先是跟他当学生，后来给他当助手，对他的治学方法有一些初步感受，但个人的看法难免片面，未必符合实际。汤先生去世近20年，墓木已拱，无所取证，现在写出来，供参考。
汤先生病逝于1964年，当时痛惜他死得早，不料两年后，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以他多病的身体，在北大那个环境，怕也难渡过这一劫难。汤先生去世已19年。这19年中，我国经历了极大灾难，又从极大的灾难中得到重生，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向前迈进，文化事业将有一个高潮。这一新时代，可惜汤先生不及见！
传略及著述
汤用彤先生，字锡予，湖北黄梅县人。1893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公元1893年8月4日），生于甘肃省渭南县。他的父亲曾在甘肃省任地方官多年，幼年随父亲读五经、四书、古代历史，受过比较严格的封建家庭教育。
1911年春，他由北京顺天高等学堂考入清华学校。顺天高等学堂是一个水平比较高的中学，该校在北京抗战前称为河北高中，地址在地安门东大街，即现在的北京市东城区教师进修学院。当年汤用彤先生在戊班，梁漱溟先生（当时名梁焕鼎）在丙班，张申府先生在丁班，李继侗与郑天挺先生在庚班，一个年级为一班。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同年考取留美官费。因患沙眼，留校工作，教国文，并治沙眼。在清华读书时，与吴宓先生交谊颇深。
1918年，赴美国留学，读大学课程。当时清华学校与美国的大学的课程基本衔接。1920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2年，取得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学梵文、巴利文。梵文课程一般要三四年方可卒业，汤先生勤奋过人，提前完成应学习的课程，于1922年回国。1922年到1926年，在南京东南大学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陈康先生是他那时的学生。陈康后来在德国十余年，通晓古希腊文，成了我国少有的古希腊哲学专家。1926年夏至1927年夏，在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授。郑昕先生是汤先生那时的学生，后来成为我国研究康德哲学的专家。1927年夏至1930年夏，在南京中央大学（当时称东南大学）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30年夏至193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35年起兼系主任。
抗战期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主任。
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47年夏到1948年，休假期间曾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一年，1948年秋返国，仍任北大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1949年北平解放到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文学院院长。
1951年夏到1964年去世前，一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组专门委员、《哲学研究》编委、《历史研究》编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49年任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印度哲学史略》《往日杂稿》《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等。未完成的有《梁高僧传校注》。尚有关于佛教史、道教史的论文多篇分别发表于国内各杂志：《康复札记》（《新建设》1961年6月号）；《针灸·印度古医书》（《新建设》1961年7月号）；《谈一点佛书的〈著义〉》（《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9日）；《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关于慧琛》（《文汇报》1962年10月14日）；《从〈一切道经〉谈到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11月21日）；《给巨赞的信〈关于东汉佛教的几个问题〉》（《现代佛学》1963年第2期）；《中国佛教宗派补论》（《北大学报》1963年第5期）；《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读〈道藏〉札记》（《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1954年冬，汤先生患脑溢血。先是几个月神志不清，以后逐渐恢复了记忆，在医生的多方抢救下，最后使失去活动的右半边肢体恢复了机能。医生告诉他每天只能上午工作1小时，下午工作1小时。同时，汤先生双目患白内障，一只眼睛已失去视力，但他还是艰难地找资料、翻书。有些重要的发现，就叫助手帮他记下来，有时自己也动手摘录，病中做了不少札记，其中有关于佛教史的，有关于印度哲学史的，还有一部分是翻阅《道藏》时摘录的。在病中，《梁高僧传校注》工作还在进行。还常在床头为哲学系青年教师讲授印度哲学课程。每逢和研究生谈过一次话，当天下午甚至第二天，健康状况立刻下降，有时发低烧。汤用彤先生为青年教师讲课，帮助他们掌握基本知识，从不觉得疲倦。记得朱熹晚年“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若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汤先生只要谈起学问来，什么医生的嘱咐、家人的劝告全都忘了。
汤用彤先生与北大哲学系
旧中国有哲学系的大学不多，北京（当时称北平）一个城市，倒有三个大学有哲学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归美国教会领导，自成体系，这里且不说。旧中国一切大学的哲学都讲唯心论，轻视唯物论。当时人们称清华哲学系是“逻辑实在论”学派。清华大学哲学系重视形式逻辑思维的风气，在于培养独立思考，构造体系的“哲学家”。有一位教授戏称，清华哲学系出来的学生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意思是只要学成了，就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为王”），为王的确实有不少。清华大学的哲学系，金岳霖先生任系主任多年，形成了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风和学派。
北大哲学系不大注重逻辑学，甚至没有一个专职讲授逻辑学的教授。张申府、金岳霖诸先生都曾在北大兼任过逻辑学的课程。1934年起，由郑昕先生讲授一年级的形式逻辑。郑先生兴趣在康德哲学，逻辑学在北大一直鼓不起同学们的兴趣。北大强调哲学史和佛教思想的研究。哲学史又分为欧洲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研究佛教哲学在北大哲学系也沿习成风。除汤用彤先生外，还有周叔迦、熊十力等几位先生，马叙伦先生讲授庄子哲学也是用佛教法相唯识学说来解释庄子。旧北大的哲学系，其特点是重视佛教史的研究和哲学史的研究。汤用彤先生从1935年起，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一直主持北大哲学系，因而哲学系的教学及研究方向，受他的学术领导影响至深。
当时北大哲学系人数很少，不分专业。每年毕业不过四五人。那时同学中间，多半研究欧洲古典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在教育界影响颇大，但在北大哲学系没有市场。西方的现代哲学，像怀特海、罗素的哲学，在北大哲学系很少引起注意。哲学系师生有兴趣的还是斯宾诺莎、笛卡尔、洛克、休谟、贝克莱、康德、黑格尔。有关佛教方面的有关课程开得比较多，有佛教选读，有因明，还有个别宗派的研究，如天台宗、华严宗、隋唐佛学、佛教概论、新唯识论等。中国哲学史也是着眼断代研究和专题或专著研究，如老庄哲学、周程哲学、王阳明哲学等。
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汤先生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主任，两校特点在哲学系尚各有一定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全国只保留了北大一个哲学系。哲学系的主要课程是马列主义哲学课程，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还有一系列的马列主义专题和专著研究。北大哲学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专业课程中，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下，重视中、外哲学史和佛教史的研究的风气还相当浓厚。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大都分配到各大专院校担任中、外哲学史课程的教师。一个有学术特色的大学，建立自己的学术重点很不容易，这种学术重点一旦形成学术传统，它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的哲学系师生也和全国人民一道，沐浴在党的阳光下，汤先生肩负的行政领导工作比过去更重了。新任北大的校长是马寅初先生，副校长是江隆基同志和汤用彤先生。当时正处在教学改革、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时期。江隆基副校长主管教学改革及思想政治教育，汤用彤先生分管基建和财务。这方面的业务对汤先生这样一位老教授来说，不能说没有困难，但这是党的安排，汤先生愉快地承担了这一任务，还学会看施工蓝图，管理得很好。
时间和精力已不允许汤先生战斗在教学第一线，但他仍然是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成员，有些学术讨论会、政治学习会，他也分在这个小组。院系调整对哲学系来说，是大事，全国所有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副教授都集中到北大来。哲学系教授、副教授达28位之多，这种盛况在全世界也是仅有的。学术上互相讨论的空气十分活跃，汤先生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北大哲学系在1957年以后，才变得沉寂起来，1959年又有点小的活跃，也只限于讨论讨论曹操、老子等问题。在一年一度的“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汤先生也和大家一起提出论文，参加讨论。1954年大病之后，已不能写长篇文章，他还挤时间一点一滴地积累资料，对佛教、道教方面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在《北大学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虽是时断时续病中之作，仍然保持他当年精密、严谨的学风。这时期，他的文章命名为《康复札记》。他自己说，不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健康恢复，而是要记住党和人民对他的健康的挽救。1963年五一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周总理见到汤用彤先生，关心地问起他身体恢复的情况，并把他领到毛泽东同志身边。毛主席对他说：你的病好了？你的文章我都看了，身体不大好，就写那种短文吧！那天汤先生十分兴奋，表示要更好地把他的知识贡献给人民。他总是每天读书、学习、接待哲学系来问问题的青年师生，直到他的逝世。
治学的基本功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要有起码的基本训练，要求从幼年、少年就要打下基础。好像唱京剧，不论生旦净末丑哪一个行当，都要自幼喊嗓子、练腰腿功夫一样，有些功夫需要从小培养、锻炼。也好像一切单项的运动员都要求以一定的田径运动训练为基础一样。我国上一代的文化人，差不多不自觉地承受了一种传统，文史哲三方面不要求过早地分科，几乎是综合训练的。老一代的学者如范文澜、郭沫若、王国维、陈寅恪等，都在少年时期经受了严格的训练。古文作为一种工具，运用得比较纯熟。涉猎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在过去分科不细，“国学”一门，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在前人未必自觉地认识到这种学习方法有其合理性，但从实践中培养了不少基础扎实的专家、人才。今天看来，老一辈学者的培养训练方法不免有它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地方，但无可讳言，其中有它合理的内核。他们不同于乾嘉学者，又超过了乾嘉学者。乾嘉学者如戴、段、钱、王诸人，缺少近代科学的训练，缺少外国语文的知识，接受的是纯经院式的训练，因而局限了自己的视野。汤先生自幼学习英语，后来又学习梵文、巴利文，还通晓法文、日文。他是我国第一代经过近代科学训练的学者，具有广泛的世界文化历史知识，对古代圣贤经传不那么迷信，敢于推敲、怀疑，因此，具有超过前人的条件，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自由阅读、正确理解，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前一代学者从家庭教育、社会上耳濡目染，无形中得到学习的机会，正如汤用彤先生在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绪言中自己说过的“幼秉庭训，早览乙部”，打下了基础。
今天的青年人已不可能具备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今天的青年人有更多的新知识要学、新工作要做，接触古典文献的机会比几十年前的人要少得多，应用文言文的机会更少。在今天如何克服时代给带来的不利条件，利用时代的有利条件，以最经济的手段、最节约的时间，把古典文献中必要的文史哲知识学到手，这是提到今天青年学者面前的一项新任务，这一点通过现代手段、科学方法并不是不可以学到，而且可以学得很好。像西欧某些卓有成绩的汉学家，如高本汉、伯希和等人，他们生长在异域，比中国现代青年更加缺少实践汉语的机会，但是他们通过科学方法，不但学得很好，而且还对汉学有所贡献。今天有了电子计算机，有了更完备的索引工具，检阅、查考可以免于记诵之劳，而且比记忆又快又准确，这都是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对古文献资料要掌握它、消化它，还要触类旁通，这一关非打通不可。这样，我们的新一代必定能够胜过前一代，这不是大话，而是规律。
前人的经验，比如说，文史哲的基础知识都要具备，而不是过早地分专业，专业分得越细，越使人陷于断港绝河，视野受到限制，没有回旋的余地，当然更谈不上左右逢源了。
汤先生落脚在中国佛教史，在写佛教史以前，他在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任教时几乎教过哲学系所有的课程，包括伦理学、逻辑学等，向达先生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书，就是在汤先生的指导鼓励下完成的。他在北大哲学系，除了教他的佛教方面的课程外，还讲授哲学概论，这是为一年级学生打基础的入门课。新中国成立前，旧中国各大学没有统一教材，而是根据教师的专长任意讲授。汤先生的哲学概论介绍西方当代主要流派，也讲授哲学界争论的若干主要问题。他讲授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他讲授佛教方面的课程并不限于佛教内部，也涉及古代印度哲学（佛教斥为外道的那些流派）。佛教课程中，既讲授过佛教的历史，也讲授早期佛教的一些主要经典原著。还开设过魏晋玄学，这是断代思想史，也是断代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
佛教与道教，有密切关系，两家不断交互影响。社会上只知道汤先生致力于佛教史，而不大了解他对道教的研究功力甚深。《读太平经书所见》一文已奠定了基础。抗战期间，他指导的研究生王明，论文题目为《太平经合校》。经过整理后的《太平经》，现已成为国际国内学术界公认的定本。
这些课程的开设和讲授都为汤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奠定了极为广泛的基础。有了中外文、史、哲广泛探索的基础，又具备丰富的背景材料，所以汤先生的佛教史的研究，讲的虽是一个方面，但读者从中得到的感受如饮醇醪，值得回味。
尊重史实的态度
汤先生的佛教史著作已足以说明他是一位史学家，佛教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汤先生的史学成就受到同行的尊重，有人惊叹其渊博，有人心折其谨严，有人欣赏其考证精审，不论从哪一个方面对汤先生著作感兴趣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即认为他的著作使人信得过。好像和一个淳朴忠厚的人交朋友，使人感到他值得信赖，听他的话不会有错。我接触到不少中外治中国佛教史的学者，这些学者来自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国籍、不同的世界观，好像不约而同地对汤先生的著作有类似的感受和评价，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原因是汤先生的研究著作贯穿着尊重历史事实的精神。
研究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不能歪曲，不能恣意挦扯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故意忽略对自己观点不合的资料，更不能任作者的偏好，混淆客观是非。汤先生曾说过，研究历史不能没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看法和想法包括作者对某些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解释、说明、介绍等）。当历史事实与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不一致的时候，要毫不顾惜地修正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而不能修正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客观地摆在那里，是不能修正的。汤先生新中国成立前没有接触过历史唯物主义，也没学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在哲学体系上是个典型的唯心主义者。但他尊重历史，明确地提出史实与想法不一致时，则修正自己的想法，不修正史实。这一点却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研究历史要客观，不夹杂主观成见好恶，这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一贯标榜的一条原则，甚至有一些西方学者用这一条攻击马克思主义者的治史方法，他们说要有了立场观点就是主观主义。这样的攻击，早已被许多研究者所驳斥，这里不再申述。现在要说的是同一件事实，确实有由于立场的不同才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如农民起义，官方正史叫作叛乱，等等。现在只就佛教史范围内的一些具体事实来谈尊重历史事实的问题。比如说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历史上有种种传说。当佛教和道教互相争夺宗教界领导权时，佛教徒力图把佛教产生的时代以及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为了把道教尊奉的老子的地位压下去。汤用彤先生在他的佛教史中，就曾把佛教传入中国的诸说胪列出来，一一加以评论，客观地向读者介绍了佛教传入的时代。
关于佛教净土信仰，社会流传慧远结莲社的说法。汤先生指出，净土念佛一派出于北方，“中唐之世，尚无信徒唱弥陀而求往生西方者，如后代俗僧之所信也”（《往日杂稿》）。并指出，世所推崇之净土三大师昙鸾、善导、道绰均生长于淮水之北，行化亦限于北方、道绰《安乐集》卷下，经叙此土大德，不言远公。
汤先生研究佛教而不信奉佛教，与当时名僧及佛教界名流素不交往。他认为信仰某宗教，必然对它有偏好，有偏好就很难客观地评论其得失。汤先生谨严地、客观地把中国古代佛教这一社会现象当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来探讨。
考据之学，到了清代发展得比较充分，方法多为搜集大量的资料，证其真伪，辨其异同。汤先生精通考据方法，他的学术论文充满着考据精神，精密而不烦琐。30年代，他指导的研究生王维诚完成了一篇《老子化胡考》，取材详备，论据周密，曾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一考证的特点，不只考证了《老子化胡经》伪出（这是一般考据学应当做到的），而且进一步揭示此伪经出现的社会原因，从中看出佛道两教斗争的背景。又如佛教史上国际国内聚讼纷纭的《牟子理惑论》的真伪问题，汤先生也顺利地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以说明此书不伪。他的态度是尊重史实，让史实站出来作证。
汤先生的考据不同于传统的考据，还在于他不是传统的汉学家，他是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史学家的哲学史家，不只懂考据之学，还懂得义理之学。读者容易感到焦循的《孟子正义》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有差别，前者胜过后者，就在于焦氏兼通义理之学，刘氏只局限于汉学。使考据为史学服务，所以能简要不烦。
功能学派或批判学派的文化社会观
旧社会的大学里，像北大这类学校里，通晓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授极少。在旧社会，国民党办的学校中，马列主义不能公开讲授。在“五四”前后，李大钊同志曾在北大开设过唯物史观这类课程，但只是昙花一现，以后没有继续下去。
汤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和全校师生学习马列主义。新中国成立前汤先生的著作一直用唯心史观。他在佛教研究工作中，比较注意文化与社会思潮的联系。在旧时代的学者中，他的见解值得重视。比如他讲授印度哲学史，讲到佛教早期分布时，没有忽略古天竺北方各地与南方各地的学风差别；讲到中国禅宗的兴起，菩提达摩的禅法与慧能禅宗的差异时，他也注意到北方禅法重坐禅修炼方法，与北方地论宗的关系；讲到慧能禅宗时，注意到五祖弘忍于黄梅东山寺以《金刚经》为主要教材的转变，指出《金刚经》与南方流行的“三论宗”传布地区的关系。这些见解有的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承认。因为他看到了社会上文化思潮流行与佛教有某些联系的大量现象。他讲隋唐佛教史（仅在北大印有铅印本讲义，汤先生生前未公开出版，1982年，遗稿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为《隋唐佛教史稿》），在归纳隋唐佛教的特点时，曾列举隋唐佛教有四个特点（这里指的特点是与汉魏南北朝相比较而言）。
第一，统一性。南方佛教与玄学理论相融会，重玄谈，思辨探索，佛教流行及发展偏重宗教理论方面。如梁武帝发动群臣批判范缜的《神灭论》，只表现为在文字围攻上而没有行动上的人身迫害。北方宗教重实践、修行、坐禅、造像念佛，对理论的兴趣不大，北方信佛教与反佛教冲突，理论方面的辩论不多，行动上，往往表现为拆庙、杀和尚等活动。隋唐统一，南方北方的特点开始互相吸收，调和统一。政治上的统一也表现在文化上的统一。
第二，国际性。隋唐国势强盛，东西方经济商业来往较多，由长安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畅通，海上交通也发达。佛教僧侣来往频繁，中国僧人西到印度，东到朝鲜、日本，各国学人互相往来。隋唐时期的佛教也成了国际文化交流的媒介。
第三，自主性。佛教在隋唐时期，各宗派纷纷建立，自成体系，建立自己的传法世系。寺院庙产世袭，庙规僧规也有各宗派的传统，与印度佛教的差异越来越显著。
第四，系统性。各宗派建立了完整的判教体系，把外来各种佛教流派的理论，重新排列、安置，给以适当的位置。从历史事实归纳出佛教的特点，从而得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接触后产生什么后果的问题。
西方有些社会学流派主张世界文化来源只有一个，中国有人也主张文化的出路在于全盘西化。汤先生在一次讲演中说，文化发展，将来的事，我们不是预言家，不相信预言，不过过去的事往往可以作为将来的借鉴。汤先生比较倾向于文化功能学派和批判学派的观点。从汤先生佛教史的著作中看，确曾运用这种方法作为他的研究工作的指导。他从佛教传入后与中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看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必发生影响，但必须适应本土文化环境，即为本土文化所接受；外来文化也要经常改变自己原来的某些方面，以适应本土文化环境，而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本土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虽然接受外来文化，但不可能完全改变自己的特性，它的结果，将引起新的变化，外来文化变得适于本土文化环境，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后，自身也起了变化。他还举例来说明他的观点，如“地狱”和“灵魂”的观念，中国人也有，但佛教传入后，涵义发生了变化。中国人的理解，轮回是鬼（灵魂）在轮回，佛教主张轮回而不主张有鬼（灵魂）。佛教的“念佛”本来是坐禅的一种方法，中国人理解为念佛即口唱佛名，与印度本来的意义不同。等到完全吸收后，外来文化即已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已不再是外来文化了。
汤先生当年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也未接触过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但他从大量历史事实、文化现象中发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要相适应，不适应即不能生存。陈寅恪先生也看到玄奘的学问不适合中国人好简易的习惯。这些解释虽然还值得进一步讨论，但他们从事实出发，看到这一文化生活中的现象，能尽可能做出科学解释，因而他们能做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贡献。他的文化功能学派的观点，其合理内核是看到并强调外来文化的传播要适应当地的文化土壤条件。这是他后来较快地接受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观的一个外因。
历史的比较法
在没有学习马列主义以前，汤用彤先生的治学方法，我暂称为“历史的比较法”。从道理上讲，为提高鉴别能力，避免片面性，就要进行比较：古今的比较、中外的比较。我们近代几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所以能够超越封建历史学家，如王国维、陈寅恪，是他们成功地运用了历史的比较法。研究中国古代史，不局限于运用中国古代当时的文献资料，而要对比同时外国的文献资料；不但要从中国看中国，还要从外国看中国，尽量了解当时中国四邻的状况。有了对比，则便于鉴别。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未被认识以前，这是世界上资产阶级史学工作者通常采用的方法。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方法也不能废弃，还不失为一种辅助方法，只是不作为第一位的方法罢了。
汤先生研究并讲授西方近代哲学史，讲授印度哲学、魏晋玄学，无形中充实了佛教史的研究。他讲授欧洲大陆理性主义，重点在斯宾诺莎、笛卡尔，讲授英国经验主义，重点在洛克、休谟、贝克莱。这两门课程每年交替开设，他经常采取双方对比的方法。他讲授魏晋玄学课程，也经常采取以王弼与郭象的学说对比的方法。他讲授佛教课，经常采用与印度外道对比的方法。讲授中国佛教史，也经常采用与西方近代哲学的概念、范畴对比的方法。他还对我说过，越是研究中国哲学，越要了解欧洲的哲学和印度的哲学。这是说，他在佛教史撰写的背后，埋藏着人们没有看到的大量的工作和功力，只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才能在他专业范围内驰骋自如，游刃有余。这种横剖面的比较研究，对哲学史的研究十分必要。因为范畴、概念，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特点，不能忽略了这些特点；同时作为认识论，人类的推理，认识外界，又有它一般性、共同性的因素。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中国人就无法了解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印度的因明之学也传不进中国来。
较为重要的对比，在汤先生用作研究方法的还是古今对比，从历史现象的发展中找寻变化的线索。汤先生的魏晋玄学，未写成书，但有了一个基本体系框架。这也可以说是汤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贡献。因为魏晋南北朝正逢中国哲学思潮的变革时期，两汉经学神学目的论到魏晋时期已临绝境，这时佛教、道教在社会上也广泛流传。不研究魏晋玄学，佛教、道教也难以深入。汤先生于1936年在北大开始讲授魏晋玄学课，这一哲学形式和内容与以前、以后都有显著的差异。当时，我国学术界人士也都感到这一特定阶段的哲学形态有它的特色，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名称，有人称为“清谈”之学，也有人称为“思辨之学”，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今天，“魏晋玄学”这一名称已为多数哲学史家所采用。我记得用“魏晋玄学”概括这个时期哲学特点的是汤先生。他为了纪念这一年开始讲授魏晋玄学的课程，汤先生为他小儿子命名为“一玄”。
昔年章太炎《五朝学》有云：“俗士皆曰秦汉之政踔踔异晚周，六叔（魏、晋、宋、齐、梁、陈）之俗孑尔殊于汉之东都。其言虽有类似。魏晋者俗本之汉，陂陀从迹以至，非能骤溃。”（《章氏丛书》文录卷一）汤先生认为历史变迁常具继续性。文化学术异代不同，然其因革推移，悉由渐进，研究历史，不能不弄清它的变迁之迹。他还说，研究时代学术的异同，虽当注意其变迁之迹，即客观现象，更应当注意变迁的理由。变迁的理由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注意时代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要注意治学的眼光与方法。新学术的兴起，虽然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如果没有新的眼光与方法，也不能产生组织完备的新时代哲学体系。
汤先生在他的《读人物志》一文中说：“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即在魏晋时期，细加分别，它变化也很大。如正始名士（老学较盛），元康名士（庄学较盛），东晋名士（佛学较盛），正始以前，魏初名士（刑名较盛）。占有广泛资料，把历史现象给以排比、归纳，分疏其前后时期的异同，才可以说明一个特定时期的思潮的精神面貌。汤先生从先后对比，提出从两汉到魏晋，在认识上是一大进步。汉代学者对天地万物的总体观，不出宇宙生成论（cosmology），魏晋玄学则由宇宙生成论进而为探究天地万物之本体，哲学的重心不在于宇宙由何物构成，是元气还是什么，而在于本体论（ontology）。不但揭示汉魏两个时期哲学形态不同，而且提出汉魏哲学的性质的不同、认识深度的不同。章太炎早年也看到了汉魏学术不同，对魏晋学术也很欣赏，评价颇高，但章氏没有从思想发展的内部指出从汉到魏晋何以不同，两者的不同意味着什么。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进行探索，这是汤先生魏晋玄学的研究工作超过章太炎的地方。
在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汤先生把重点放在魏晋南北朝的断代研究方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汉末，佛教刚刚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蔚为大宗，道教也逐渐扩大它的影响，中国固有文化与这一陌生的外来文化接触后，动荡激摩，有抵牾，有融会，情况复杂，问题多，困难也大。把这一段搞清楚了，对以后的佛教发展史的研究才可以顺利开展，收到整衣挈领的效果。又由于魏晋南北朝正逢中国哲学思潮的变革时期，两汉经学到魏晋时期已陷绝境，佛教、道教也广泛流传，魏晋玄学思潮是佛教、道教滋生的土壤。抓住这一大变革的环节，经过周密的历史的比较，佛教史的脉络比较容易被发现。又由于佛教是个外来的意识形态，又提出了中外比较的有利条件，这也给有功力、有才能的学者以充分施展专长的机会。
旧中国的哲学界就是旧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的一面镜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症状一一表露在学术界。买办的、封建的货色充斥市场，也充斥学术界。当时中国哲学界几乎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分支机构。说分支机构也许夸大了，也许可以说是售货商亭或推销外国流派的小摊贩。胡适的实用主义，张东荪的柏格森主义，其他新学派、新体系，凡是外国时兴的，国内都有一点。汤先生对当时趋时髦、凑热闹的学术界十分看不惯，他曾说，第二等的天资，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的工作（即从事历史资料考证等工作），而不挂上什么流派的牌号，可能产生第一等的成果；如果第二等的天资，做第一等的工作（建立体系），很可能第三等的成果也出不来。汤先生说，他有自知之明，甘愿做第二等的工作，给后人留下点有用的资料也好。学术研究本无所谓等级高下的差别，这分明是针对当时务虚名、不务实学的一种批评。
史学与史识
在旧中国，从事考据之学的，不少人喜欢引用一些别人看不到的材料借以抬高身价，沾沾自喜。汤先生和几位有成就的历史学者，如陈寅恪先生、陈垣先生却不是这样。他们主要依据的是《五经》《二十四史》《高僧传》《资治通鉴》《大藏经》等，都是摆在大路边上、人人易见的资料。他的立论也平易朴素，从不自诩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伟大发现。他的著作平实中见功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仍然被学术界所重视。后来外国出版的同类著作，至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多半是在他原来的间架上有所增益，没有重大的突破。有的作者由于对古汉语的隔阂，还有不少知识性的缺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著作从来都是为数不多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主要原因是，考订谨严，资料翔实，学术界信得过。汤先生自幼身体不大强壮，30多岁即满头白发，患高血压，写字手颤，写文章也不像有些作家那样，下笔万言，一挥而就，而是反复斟酌，日积月累，逐渐完成的。内行人都佩服他的文章古朴、厚重、典雅、平实，寓高华于简古，深具汉魏风骨。
汤先生读书十分仔细，他治学谨严，对原始材料一字一句、一个标点也认真考虑，从不轻易放过。他早年写的几篇《大林书评》（收在《往日杂稿》中）对日本一些著名学者的著作提出评论。有根有据，平心静气地说道理，并严肃地指出他们对古代汉籍的断句、标点的错误，从而造成对古人原文意义的误解。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应当最有发言权，也应当善于运用我们的发言权，为国争光。这一点，汤先生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学术骨气，旧中国有些文化人，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在洋人面前不敢争是非，这种恶劣影响今天还有待于肃清。
汤先生十分注意一个学者的史识。他经常说，做学问，除了广泛占有资料外，还要有科学的识见，他经常用insight这个词。没有史识，光是资料的汇集，不能算作史学著作。有意识地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中国佛教史，开创者是汤先生。在汤著佛教史以前也有几本中国佛教史，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资料摘录式的介绍，有成就，但他们的成就受到方法的局限，使问题钻研的深度受到一定的限制。汤用彤先生提出，史学者要有史识。他不同于封建史学者。他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有较深的理解，具备现代资产阶级的一些思想方法，对佛教思想进行分析比较，比起那些只会用封建的含混不清的叙述，用佛经解释佛经的中世纪办法提高了一个历史阶段。又由于他能把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对待，他新中国成立前用的是唯心史观，但比起那些和尚、居士们对佛教怀着迷信态度的膜拜，成就自然高得多，这是他能超出封建学者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汤先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唯物史观，扩大了眼界，才进一步认识天外有天，感到过去的观点方法与唯物史观比较，又有霄壤之别。汤先生认为过去所强调的“史识”有了质的改变。他表示要下决心学好马列主义，对佛教史重新钻研，对自己过去的著作成绩也要自己重新估价。可惜他的健康一直没有完全恢复，这一深切愿望没有完全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汤先生发表了不少短篇论文等著作，但对此并不满足。他一直想把中国佛教史重新写过。汤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到北大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行径年年加剧，北京大学师生均有地处国家边陲之感。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黑暗，贿赂公行，安分守己的教育工作者更是衣食不周，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发动内战，民不聊生。几十年的内忧外患，一大批知识分子、学者，目击国家多难，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又不懂得哪是革命的出路，他们打算在学术中寻求安身立命的道路。他们皓首穷经，潜心研究，工作条件艰苦，心情沉重。虽说做出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对挽救国家灾难有什么用，他们自己也茫然。汤先生的佛教史著作，就是在这种阴暗低沉的气氛中写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汤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若不是遇到全中国的解放，可算糊涂过了一生。”汤先生研究史学，把史识放在第一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学习了马列主义，才真正找到最高明、最科学的指导历史研究的原则——唯物史观。
和汤先生同辈的一些学者，新中国成立后，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抗日前在北大哲学系教书时，朋友过从较密的有蒙文通、熊十力、钱穆、贺麟、郑昕、洪谦诸先生。汤先生早年在东南大学时学生有向达、陈康诸位，在南开大学时学生有郑昕等。抗战前在北大哲学系的老学生有熊伟、胡世华、王森、韩镜清、庞景仁、齐良骥、韩裕文、石峻等。这些老朋友和老学生中，有的漂泊海外，有的凋谢，有的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汤先生若在世，按照他思想发展的逻辑，人们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