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先生对佛教史的研究成就向来为国际学术界公认，学界关于汤用彤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多集中于这一领域，而对他在道教史学科方面的奠基性建设，则一直是相对薄弱的研究环节。原因在于他的道教研究成果，除《读〈太平经〉书所见》、《读〈道藏〉札记》等少数专文外，多散见于其佛教、玄学和读书札记（包括大量未刊手稿）等各类著述中，不易彰显，系统梳理总结确有难度。笔者协助汤一介先生整理校订《汤用彤全集》有年，深感汤用彤先生于道教研究实有灼见，功不可没，故留意搜集相关材料，遂成此文。
由于佛、道二教的密切关系，汤用彤先生在研究佛教史的同时，也关注道教史的有关问题。汤先生对道教研究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其道教研究的专文中，也表现在他对佛教史的总结为研究道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正是汤用彤先生等前辈筚路蓝缕之功，奠定了中国学者道教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特色。宗教史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比较宗教学的研究，宗教学之父缪勒（F. M. Müller）说：“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宗教也不懂。”（缪勒，第11页）汤用彤先生研究道教自始至终贯穿着比较宗教学的方法，他对《太平经》与早期道教的奠基性研究，对后来学者的道教研究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一、黄老之学向黄老道术的演变——《太平经》和道教产生的前奏
对于道教史研究的开端，入手点的选择实为关键。汤用彤先生通过对道教经史的广搜精求，首先确定了《太平经》在道家道教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太平经》者，上接黄老图谶之道术，下启张角、张陵之鬼教。”（《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64页）《太平经》是黄老学演进的产物，为汉代道术支流，而佛教在汉代也完全被当成神仙道术来理解和接受。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汉代佛教，养生除欲，以守一修定为方法，以清净无为住寿成道为鹄的。与《太平经》教同为黄老道术支流。”（同上，第1卷，第112页）
为了更好地认清黄老道术与《太平经》、汉代佛教的源流关系，他探本求源，考察了黄老之学到黄老道术的演变过程。他认为，《庄子·天下》举儒墨阴阳名法诸学，总名之为道术；汉初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以黄老之清净无为曰道家；《史记·封禅书》已称方士为方仙道；汉末乃有太平道；而王充《论衡·道虚》以辟谷养气神仙不死之术为道家——此皆后世天师道之始基。这是说道教是由先秦道家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
汤用彤先生特别关注黄老学在道教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指出：“道家者流早由独任清虚之教，而与神仙方术混同。阴阳五行，神仙方技，既均托名于黄帝。而其后方仙道，更益以老子。于是黄老之学，遂成为黄老之术。降及东汉，老子尤为道家方士所推崇。长生久视之术，祠祀辟谷之方，均言出于老子。周之史官，擢升而为教主。”（《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41-42页）当时学界过多地强调了道家与道教之间的区别。汤用彤先生率先注意到了黄老之学向黄老道术演变的轨迹，这正是由道家到道教演进的关键环节，从中可以看出道家与道教的密切联系，这也是道教史研究必须先要搞清楚的问题。黄老之学到黄老道术变迁之迹的厘清，对于道家道教学术史的进一步组织、整理，确有相当的贡献。
汤用彤先生的以上研究说明，道教的产生首先是中国固有的黄老道家自然演进的结果。然而，道教形成时的另一特点即其来源的兼容性，尤其是黄老方术和佛教理论的碰撞与融合，成为道教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汤先生于此言之甚明：“两汉之世，鬼神祭祀，服食修练，托始于黄帝老子。采用阴阳五行之说，成一大综合，而渐演为后来之道教。浮屠虽外来之宗教，而亦容纳，为此大综合之一部分。”（同上，第43页）这种综合性在《太平经》中有集中体现。在汤用彤先生看来，《太平经》正是上接黄老、兼容浮屠之教而成“一大综合”的道教最早经典。由此，他展开了对《太平经》的研究。
二、《太平经》出世真伪考
1935年，汤用彤先生在《国学季刊》第5卷第1期上发表了长文《读〈太平经〉书所见》，这是国内学术界对《太平经》的创始性研究。
《太平经》因其蕴含的中国本土特有的宗教意识以及当时社会基层民众的需求，而被道教创始人所推崇。可以说，《太平经》的行世是道教产生的重要标志。关于《太平经》与黄老的渊源，汤用彤先生指出，《太平经》亦为安身治国之方，颇含黄老无为之理。汤用彤先生据《汉书·东方朔传》注引《黄帝泰阶六符经》：天之“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社稷神祇咸获其宜，天下大安，是为太平”，推断其时所谓黄帝之道，已有太平之义。而黄老道术，亦与阴阳历数有关。
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陈赤精子下教之道，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于吉之《太平经》上接甘忠可而来。（同上，第261-262页）东汉顺帝时，“琅琊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后汉书·襄楷传》）。李贤注曰：“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十七卷也。”
汤用彤先生从李贤注中发现有五处引有《太平经》，并从许地山处得到证实，李贤注为引用《太平经》之最早者。据此汤用彤先生推测现《正统道藏》所载《太平经》五十七卷残本，即是琅琊宫崇所上百七十卷的“神书”——《太平清领书》。他断定《太平经》为汉代旧书，其根据有三：
一是依范晔《后汉书》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及王悬河《三洞珠囊》所引，证明《正统道藏》中的《太平经》，唐代已有其书。二是详考现存《太平经》之性质与襄楷、葛洪《抱朴子》及范晔《后汉书》所记完全符合。三是证实《太平经》所载之事实与理论，皆汉代所已有，且关于“五兵”、“刑德”之说，若非汉人，则不能陈述若是之委悉。（《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52-295页）这也是《太平经》为汉代之书的最关键证明。
因此，汤用彤先生总结道：“《太平经》所记与汉末之黄巾、六朝之道士，均有差异，则谓其为最早之道教典籍，而非后人所伪造，固有相当理由也。”（《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64页）
《太平经》的上述年代及其地位，自汤用彤先生起，逐渐为学界所公认。他的《太平经》研究带动了当时学界对此书的关注，更启发了后学。王明教授对汤用彤先生关于《太平经》成书问题的考证作了非常有意义的发挥和有说服力的论证。他认为汤先生基本解决了《太平经》的成书年代问题：“从此以后，在我国学术界，无论搞哲学思想史的，道教史的，或搞社会史的，以及其它有关专题研究上，都把它作为后汉时代的经典来引用。”（王明）由此可见，汤先生的道教史研究是建立在其谨严精审的史料考订基础上的。他为道教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经考证确实的文本，从而为后人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三、《太平经》与道教、佛教的关系
汤用彤先生证明《太平经》为汉代之书，先是证其内容为汉代已有。然而最确切的证明，则是证其中所说非在汉时不能有。后项证明，虽似极难，但他通过研究《太平经》反映出的佛、道教关系，进一步断定其在汉末之前出世，并从中看出《太平经》在与佛、道二教的关系上，实甚重要。其研读价值，见之于下。
《太平经》反对佛教。《太平经》卷百十七言：“‘四毁之行，共污辱皇天之神道’。而此四种人者，乃道之大瑕病所由起，大可憎恶，名为天咎。一为不孝，弃其亲。二曰捐妻子，不好生，无后世。三曰食粪，饮小便。四曰行乞丐”。《太平经》对这四种行事驳斥极详，就此汤用彤先生认为：“出家弃父母，不娶妻，无后嗣，自指浮屠之教。而《论衡》谓楚王英曾食不清，则信佛者固亦尝服用粪便也。至若乞求自足，中华道术，亦所未闻。故《太平经》极不以此为然。”（《汤用彤全集》第1卷，第78页）
但《太平经》对佛教之说亦多有汲取。《太平经》卷九十一曰：“天师之书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前后圣贤之文，河洛图书神文之属，下及凡民之辞语，下及奴婢，远及夷狄，皆受其奇辞殊策，合以为一语，以明天道。”据此汤用彤先生指出，《太平经》摭采极杂，远及夷狄之文，故其中虽不似后来道书中佛教文句连篇累牍，但亦间采佛言。如本起、三界，疑是采自佛经名词。《太平经》与佛教的不同，以鬼魂之说为最可注意。《太平经》中信人死为鬼，其说与《论衡》诸篇所记汉代之迷信相同。这种思想与印度的轮回观念相差甚远，所以他认为，《太平经》绝对无轮回之说，自无佛家之所谓因果。
但《经》中盛倡“承负”之说，为其根本义理之一。盖谓祖宗作业之善恶，皆影响于其子孙。先人流恶，子孙受承负之灾。承负之最大，则至绝嗣。《经》中援用此义，以解释颜夭跖寿等项不平等之事。“道教承负之说，自本乎此。《太平经》之报应，为中土典籍所无，《经》中言之不只一处，疑其亦比附佛家因报相寻之义。但佛家之因果，流及后身，《太平经》之报应，流及后世。说虽不同，而其义一也。故道教对承负之说，视之甚重，而言之详且尽。”（同上，第81页）
汤用彤先生首次揭示了《太平经》的承负报应说不同于佛教因报轮回论。在他看来，“承负”说由《易·坤·文言》中善恶报应思想发展而成，但又以“中土典籍”无此说，而推断承负说为“比附佛家因报相寻之义”的一种综合性创新。汤先生此言仍可作进一步分析和探讨：承负说与佛教轮回果报说之具体内容差别显著。新出土文献材料及研究进展证明，承负思想在本土源远流长，它以“天道循环”为理论基础，与印度佛教“六道轮回”为依据的果报观异质，从而证实了汤用彤先生关于“承负”与佛教轮回不同的判断是符合历史真相的。
另外，《太平经》的守一、鬼神报应、尸解及种民等学说，均于后世道教极有影响。汤用彤先生重点论述了守一之法在佛、道中的来源。他指出：“守一”一语，亦出于《老子》之“抱一”。但《太平经》中守一之法，谓为长生久视之符。守一者可以为忠臣孝子，百病自除，可得度世。其法疑取自佛家禅法。汤用彤先生的根据是“守一”一语，屡见于汉魏所译之佛经中，如《法句经》所云“昼夜守一，心乐定意。守一以正身”。安世高译《分别善恶所起经》偈言“笃信守一，戒于壅蔽”。严佛调译解禅波罗蜜云“守一得度”，而支曜译《阿那律八念经》谓“专心守一，不用欢喜，为二禅行”。因此，汤用彤先生推测：“‘守一’盖出于禅支之‘一心’。（《太平经》卷九十六谓，守一可以为孝子忠臣。支曜译《成具光明定意经》云，孝事父母则一其心，尊敬师友则一其心，可与《太平经》所言参照）而《太平经》之“守一”，盖又源于印度之禅观。”（《汤用彤全集》第1卷，第83页）
通过比较，汤用彤先生发现了《太平经》的“守一”与当时佛经中的“禅观”在用语和内容上的一致性。但是这尚不能断定“守一”之法即是来自印度，因为“守一”之法在本土源远流长，然而也不能排除后来受到佛教影响的可能性。饶宗颐、李养正先生在汤用彤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守一”的渊源又作了新的补正。饶宗颐先生认为“守一”一词见于《庄子·在宥》之“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汉代佛经中的“守一”以“格义”释之较妥。（饶宗颐，第58-59页）
关于“守一”的来源虽有不同观点，但汤用彤先生对“守一”之问题的提出及尝试解答，无疑具有开创之功，并不断启发后学。汤一介先生对“守一”思想的发展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守一”或“守真一”在道教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它正是把个体的人与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联系起来的桥梁，人成“仙”的关键。（参见汤一介）《太平经》、《老子河上公注》等早期道经反复强调的守一存真之法，对后来内丹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太平经》特别重视“守一”和当时流行中国的小乘“安般守意”禅法有关，并相互影响。汤用彤先生发挥其精通梵文的优势，指出汉魏佛经中，“意”字原当梵文二字：一指心意（末那），一指忆念。安般守意本即禅法十念之一，非谓守护心意。言其为守护心意，乃中国因译文而生误解。守意之说，中国道家养生之常谈。道家养气之方曰吐纳，吐纳者亦犹佛教之安般。现存《安般守意经》，亦多杂入道家言，如“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名为，是清静无为也”。由此，汤用彤先生得出一重要结论：“汉末以来，安般禅法，疑与道家学说相得益彰，而盛行于世也。”（《汤用彤全集》第1卷，第107-108页）
可见佛教初来，一方面为求生存流布而附会道教，另一方面道教亦取资于佛教，增益其所不能。汤用彤先生对当时佛、道二教互惠关系的揭示，实发前人所未发。在其启示下，李养正先生对道家气法和安般禅法两者如何“相得”、如何能“相得”，如何“益彰”、如何能“益彰”，进一步作了具体的剖析和探讨。（参见李养正）
由上可知，汤用彤先生对早期佛、道关系研究的特色之一是通过对汉译佛经（包括梵文、巴利文佛经）与道经文献的初步对比，发现了它们在用语和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这种比较研究方法，汤先生实发其端。现代学界有关这一时代的研究极夥，但主要仍将佛教与道教分开来论，对二者交互影响之研讨仍未见深入。在这一值得继续开发的领域若欲有所突破，须将佛教与道家道教结合起来研究，同时要于文献比照上用功。此项工作中应注意辨别所译之文字是源出，还是自创；所译之内涵是新义，抑或旧说之变化，如是方能看出佛、道间的交互影响。
四、《太平经》与“老子化胡”说的渊源
汤用彤先生治道教史，重视甄别史料，但不限于繁琐考订，而是站在“文化移植”三阶段理论的高度来纵览所考订的对象。“老子化胡”说的出现正是佛教和道教两种不同文化在相遇初期因见表面相合而调和的产物。他写完《读〈太平经〉书所见》一文后，又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中，列“《太平经》与化胡说”一节来阐明这一观点。他还指导研究生王维诚完成了学位论文《老子化胡说考证》，并写有《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于1934年共同发表在《国学季刊》四卷二号，取材详备，论据周密，引起学界重视。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言，汤先生的考订方法不只是考订了《老子化胡经》为伪书，其可贵之处在进一步指出此伪经出现的社会原因，并从中清理出佛、道两教斗争的背景。（《汤用彤全集》“序二”）
1.关于佛道
汤用彤先生对于佛、道两家关系研究所作的一大贡献在于他首次提出，佛教在汉代不过为道术之一种，故称“佛道”。（同上，第1卷，第43-44页）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他专开“佛道”一章，从教理、修道行为等方面论述佛教初来与道术的调和。自楚王英至桓帝，约一百年，始终以黄老浮屠并称，佛教本来面目未显著。当世人士不过知其为夷狄之法，且视为道术支流，于是乃持之与汉土道术相拟。而信新来之教者，复借之自起信，用以推行其教。因此他认为，佛道之间的关系非仅佛教附会道术，而实为相得益彰，相资为用。双方牵合的理论，则为“老子化胡”之说。后世佛徒，耻其教因人成立，虽知之，而不愿详记。（同上，第65-90页）这就批驳了佛教在桓灵以前未行中国的说法，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佛教自入华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寂然无闻的原因，是在于其傍依黄老道术而其迹不显。“佛道”说自汤用彤先生提出后，已成为学者们普遍奉持的观点。
为了更详尽地解释“化胡”现象之产生，汤用彤先生又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考察了佛、道相合与地理分布的关系。《太平经》流行在山东及东海诸地，与汉代佛教流行之地域相同，其道术亦有受之于佛教者，而佛教亦与其并行，或且藉其势力以张其军，二者之关系实极密切。（同上，第44页）佛道独盛于齐楚以及江淮之间，这种地理分布由历史文化背景决定。黄老道术源出燕齐，渐及江淮。琅琊滨海地域成为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他说：“《江表传》称于吉琅琊人。襄楷亦称宫崇为琅琊人。东汉琅琊国，当今胶东沿海地。而琅琊县近海上之劳山。太平道发源琅琊与楚国，东汉俱属徐州。而琅琊平原（襄楷此地人）则现均属山东。楚王英、笮融、襄楷所在地域，与道教发源地不远也。”（同上，第64页）
原始道教的流行地为佛教流布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东汉事佛的楚王英、笮融、襄楷皆在太平道发源地附近。佛教初来，人地两生，不得不依附流行学说，被视为一种道术，因而以上地域盛行其教。由此汤先生得出推论：“东汉常并祀佛老。黄老之道以及方士托名于黄老之术，其盛行之地亦即佛教传播之处，为理之所应然。”（《汤用彤全集》第1卷，第64页）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亦认为，于吉、宫崇之本土琅琊，实为道教发祥地；其对原始道教之兴起，悉用滨海地域观念一以贯之以为解释者。（陈寅恪，第1页）与汤先生佛道地理分布之论，自属英雄所见略同。
2 .“老子化胡”说的根源
“老子化胡”故事虽属伪造，但在佛教、道教历史上却意义深远。汤用彤先生明鉴于此，精辟地解析了“化胡说”产生的深刻历史必然性：“汉代佛教依附道术，中国人士，如襄楷辈因而视之与黄老为一家。但外族之神，何以能为中华所信奉，而以之与固有道术并重，则吾疑此因有化胡之说为之解释。以为中外之学术，本出一源，殊途同归，实无根本之差异，而可兼奉并祠也。”（《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71-272页）
在汤用彤先生看来，当时汉人以为异族之神不宜为诸华所信奉，如此则老子化胡说，虽为后世佛家所痛恨，而在汉代实为一般人所以兼奉佛老的关键。彼时道教亦方萌芽，与佛教争高低，其化胡说虽谓老子为佛陀之师、胡人所行实老子教化，然其客观结果却使人深信佛老本一，二教无殊。盖因初起之道教与初传之佛教，分歧则势弱，相得则益彰。故佛老均藉老子化胡说，会通双方教理。
以今之流行话语来说，这也是“双赢”的一种表现。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在接触中所发生的影响是双向的：外来文化为适应本土民族心理的需要必然要对自身进行改造；本土文化则在不改变自身特质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以实现新的创造性发展和转化。这是汤用彤先生梳理佛、道教关系的用意所在。
汤用彤先生认为：《太平经》虽反对佛教，但也吸收其说；佛教徒所奉者虽非老子，但不免有人以之与黄老道术相附会。双方既渐渐接近，因而有人伪造化胡故事。此故事必产生在《太平经》与佛教已流行的区域。襄楷疏中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东汉佛陀之教与于吉之经，并行于东海齐楚地域，则兼习二者的襄楷首述此说，固极自然之事。《三洞珠囊》卷九《老子化西胡品》首云：“《太平经》云，老子往西越八十年，生殷周之际也。”据此《太平经》未叙化胡之事。襄楷亦仅曰“或言”，可以相证。但是《三洞珠囊》又云：“ 《化胡经》云，老子……复与尹喜至西国作佛化胡经六十四万言与胡王。后还中国，作《太平经》。”
在汤用彤先生看来，此言如实出于晋世旧书，则其时人士，固认《太平经》与佛教有特殊关系。《化胡经》相传为西晋道士王浮所造，当系摭拾旧闻而成。自汉以后，又因佛道二教分流，而夷夏之争已起，王浮作《化胡经》提出此问题，引发佛、道长期争斗。其背景是佛道二教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道教此后的发展，正像汤用彤先生的研究表明的：“晋宋之际，道教之势力，逐渐确立。教会之组织，经典之造作整理，均已具有规模。北朝道教势力，由寇天师而光大。”（同上，第1卷，第349页）
由上可见，汤用彤先生治道教史，视野开阔，不局限于具体问题而不能自拔，不只是在考证中兜圈子。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论：汤先生“注意从历史的前因后果，从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事件，同时又注意结合地理、社会环境来考察历史现象。这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要求，也是汤先生大量著作常用的一种方法”（同上，“序二”）。
五、余论
解放后，汤用彤先生自言“常思治道教史”（同上，第7卷，第48页）。1954年他不幸患脑溢血，使这一可能改变中国道教研究现状的宏伟计划付之东流。但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他阅读了大量与道教相关的典籍，并写有一些道教短文和札记。汤一介先生认为，汤用彤先生研究道教史有两个考虑：“一是考虑佛道之争的问题。从佛道之争这个角度可能对把握当时思想潮流变化之轨迹有帮助。另一是想对道教经典作一梳理。”《汤用彤全集》第7卷，第684-685页）
汤用彤先生的研究初衷虽然没有完全展开，殊为可惜，但在其努力中可以看出，他的道教研究体现出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他梳理道教变迁之迹的思路是：从纵的方面对道教自身的起源、演变中的关键问题作具体探讨，同时从横的角度梳理道教代表的本土文化与佛教外来文化的关系。他通过考证和比较发掘出不同宗教文化交互作用的规律：
汉魏时，外来佛教因见表面相合而与道教调和，附属道术为“佛道”；两晋南北朝时佛教与道教因见不同而冲突，由此催生了“本末（体用）”之论以调和矛盾；此后佛、道会通理论渐趋成熟，佛教与中国文化因见真实相合而调和。
综观全文之探讨，汤用彤先生实以佛教与道教之会通为着眼点，并且从多个方面提出例证。由此，他总结出了文化冲突与调和必经的三阶段理论。（参见同上，第5卷，第277-281页）按照这一文化视角，他发现了佛教思想与道教（家）等本土文化的融合对于催产宋明理学的作用。从中不难看出汤先生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不仅仅是为考证而考证。他所得出的结论，不仅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其意义更加凸显出来。
汤用彤先生积极倡导道教史的学科建设。在研究中他注重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对一些道经进行考证分析。他注重双向交流造成的文化发展，善于透过历史表象发现问题，像有关守一、种民等等的研究，引起了学界重视和持续研讨，也有力地回应了世界各国的道教研究。汤一介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全面继承发展了汤用彤先生道教研究的成果、方法和思路，同时提出不少独到见解，揭示了早期道教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汤用彤先生未竟之志的继续。
综上可见，道教史研究的深化，依然绕不开汤用彤先生确立的研究方法和关注视角。他对早期道教的奠基性研究，为后人于道教史继续述作树立了典范。
参考文献：
陈寅恪，1980年：《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籍：《后汉书》，《太平经》，《三洞珠囊》。
李养正，1995年：《东汉道家气法与佛教“安般守意”小议》，载《道教经史论稿》，华夏出版社。
缪勒，麦克斯，1989年：《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饶宗颐，1991年：《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汤一介，1988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汤用彤全集》，200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王明，1984年：《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建永，天津社科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