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20世纪中国学界的代表人物,汤用彤和陈寅恪对黄老学与道教关系的研究具有典范意义。陈寅恪的道家道教研究,证实了汤用彤关于《太平经》与历数关系的观点,并对汤说多有指引和启发。汤用彤则揭示出黄老易学与早期道教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开创了学界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完善了陈寅恪的有关论断,并由此解决了《太平经》成书年代问题。汤用彤和陈寅恪的研究,开启了从文化融合发展层面解析黄老道家易学史的先河,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
关键词：黄老；易学；道教；历数；《太平经》；汤用彤；陈寅恪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黄老道家思想史”(16ZDA106)。
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界和史学界的领军人物,汤用彤和陈寅恪对黄老学与早期道教关系的研究具有典范意义。汤用彤在梳理初来的佛教与儒道关系时,对道教发生史上第一部经典《太平经》和易学关系的研究颇为用力,并常与陈寅恪交流心得。1他们共同考订该经为汉代作品,解决了其成书年代问题,并梳理出作为汉代本土文化典型形态的早期道教与黄老道家易学关系的基本概貌。学界对他们在此领域的奠基性建设,尚无专门探讨。笔者校理汤用彤和陈寅恪遗文时,深感其有开创之功,故试作此文。
2017年春,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黄老道家思想史”课题组会议上,笔者提出一问题：关于黄老学的特点,现在我们认为是“推天道以明人事”,而易学的基本特点则早已被公认如此。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寻求答案,本文研究了两汉黄老道家易学中的“历数学”,重点从其中的“刑德”等观念展开探讨,发现“推天道以明人事”是黄老道家和易学的共通特点。几乎已成绝学的“历数学”至今鲜为学界所知晓,或许它可以作为黄老道家与易学关系、黄老学与道教渊源等研究的一个新突破口。
一、汤用彤陈寅恪通信之一——揭示历数体现《太平经》、黄老、易学合流
《太平经》面世标志着道教的产生,其成书时间的确定是《太平经》研究的前提。汤用彤与陈寅恪的道教研究,正是以此为发端。从现存两封汤用彤与陈寅恪的通信来看,他们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厘清黄老道家的历数学线索,以此来断定《太平经》的成书年代、传授谱系及其理论来源。这是国内学界对《太平经》的原创性研讨,鉴于尚未充分引起研究者注意,今全录第一封信如下:
寅恪兄道席
惠片敬悉。所谓《太平经》传授之记载,系出于该书之后序,首叙于吉、帛和等,中言及陶隐居,后言及陈宣帝时智响法师。《云笈七签》曾载陈之(智)响法师事,而谓为“近人”所言。2因此,弟以为此序出世颇晚。吾兄言于此有考证,必有卓见,甚盼见教。后序全文,缓数日当钞呈。
关于《太平经》之真伪,最确切之证明,当在其中所记之历数。惜弟于此不懂,愿兄暇时加以检讨也。如此经非后人伪托,疑其中历法必与纬书所用者相同也。又班《书》东方朔为武帝陈“泰阶六符”,应劭云,《黄帝泰阶六符经》曰:“泰阶者,天之三阶也。……三阶平……是为太平”(此段弟前所未见,故未引及)。其所根据理论,与《太平经》之理论相同,可见太平之义来源甚早,而其与天文历法有甚密切之渊源也。(夏贺良等主张改元为“元将太初”,3并增益漏刻,亦与历法有关。)来教指出当注意此点,诚一针见血也。惜弟近日甚忙,否则当出城请教益。专复。
顺颂著祺
弟彤顿,四月十四。4
影响学界对此番通信展开研究的主要障碍是,写作年份及其背景都不甚明确,故宜先加考辨。陈寅恪将此信夹在他当时用力甚勤的《高僧传》内,由是幸存至今。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载:
(陈寅恪)居西院时有“与汤用彤书”,语及《高僧传》之法和,并嘱汤用彤代借《太平经》。惜先生原书已不存,今存汤先生第一次信稿,乃接先生明信片时复信。5
陈寅恪自1933年入住清华大学西院36号,至1937年抗战爆发后南迁。综合他们来往通信的内容来看,蒋天枢所言“嘱托汤用彤代借《太平经》”,表述过于笼统,其实是指请汤用彤代为抄写《太平经》“传授之记载”部分,即《太平经》后序。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时,把此信与陈寅恪从1927年到1935年间所写校书记,综系于1935年。孙尚扬教授所编《汤用彤年谱简编》因这封复书只有月日,不详何年,而姑且系于1935年。6笔者协助汤一介先生编《汤用彤全集》收录汤用彤该函时,未及详细考证,也将之列为1935年。如今根据汤用彤、陈寅恪当时的研究进展和汤文对信中内容的落实情况来看,此信时间也可能是在汤用彤1935年3月发表《读〈太平经〉书所见》前一年。
汤用彤复信的要点在于指明,判定《太平经》真伪的最确切证据,是其所记之历数。此经若非后人伪托,则其中天文历法必与汉代谶纬相同。在通信中,汤用彤和陈寅恪共同关注到了道教与历数的关系问题。由于作为专门学问的历数,在学术界罕有研究,故需先对其进行界定。历数有两层含义:
(一)原指观测天象以推算岁时节候次序的历法,即计算日月运行经历周天的度数,以确定闰月,调和四时。如,《尚书·洪范》:“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庄子·寓言》:“天有历数,地有人据。”葛洪《抱朴子·博喻》:“是以鸡知将旦,不能究阴阳之历数。”
(二)引申为奉天承运的帝王相应于天象运行的序位。如,《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注疏》:“谓天厤(历亦作厤)。运之数。帝王易姓而兴,故言厤数谓天道。”蔡邕《光武济阳宫碑》:“历数在帝,践祚允宜。”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天眷明德,民怀奥主,历数允集,歌讼同臻。”
《太平经》中的历数概念多是融会了上述两层意思。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简称《包元太平经》),将神仙信仰与历算术数融为一体,其推演历数是为了尊天法道,息灾去殃,重整社会秩序。《太平经》以“真人”与“神人”(即天师)问答的形式成书,试图建构神学教义体系和宗教组织,而统摄其理论和实践的,正是藉由汉代黄老道家与易学合流而发展成熟的历数思想,他们共通的思维特点都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东汉时期出现的这种用黄老学说来解释易学的思潮,逐渐形成了儒道互补的黄老易学。
陈寅恪在致汤用彤函中,之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经》的理论来源与天文历法的关系,是因为他对与道术、易学关系密切的古代天文历法都有相当程度的专业研究。他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就把“年历学”(古历闰朔日月食诸类)排列在其指导学科中的首位。7汤用彤自然熟知陈寅恪在此领域造诣精深,所以尽管汤用彤素有汉易研究的家学传承,8仍在信中虚心请教。他极为重视陈寅恪来信所指出当注意的问题,随后在其论著中多有发挥,初步厘清了《太平清领书》与今本《太平经》的关系,及其与黄老学、易学的渊源。
汤用彤对《太平经》卷帙版本的演变考辨甚详,并根据《理惑论》《抱朴子》、李贤《后汉书注》等记录,在综合比较中认定《后汉书》所记载的《太平清领书》即今本《太平经》。9其论证过程以《太平经》中汉代黄老道家与易学关系为主线,现分述如下。
《后汉书》称《太平清领书》以阴阳五行为家,多巫觋杂语。汤用彤对照今本《太平经》,发现颇多内容可证实《后汉书》此说。《太平经》中多黄老道家方士之术,如言:人本于阴阳五行之元气,故当辟谷食气。多延年、却病、救死、驱邪之方。以星象诸符,佩之于身。葬宅须辨逆地、生地。音乐之精者,可以和阴阳,定四时五行,感召鬼神。现存《太平经》之性质与史书所载完全符合。10
《后汉书》所载襄楷上桓帝书曰:“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汤用彤在葛洪《神仙传》中找出更为详细的说法是:
宫崇者,琅邪人也。有文才,著书百余卷。师事仙人于吉。汉元帝时,崇随吉于曲阳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缣朱字《太平经》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崇。后上此书,书多论阴阳、否泰、灾眚之事,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云治国者用之,可以长生,此其旨也。11
汤用彤细勘今本《太平经》,发现其性质与襄楷、葛洪所言,完全相符:
其文平铺直叙,反复解释,不多引书卷(以《易经》《老》《庄》为主),不多用典故(皆老子事迹),文极朴质,不尚浮华,故襄楷言“其文易晓”也。又其书推尊图谶,所言颇合于纬书。其畅谈灾异占卜,与汉代儒家相似,故襄楷谓其“参同经典”也。其旨以为天地万物受之元气,元气即虚无、无为之自然。阴阳之交感,五行之配合,俱顺乎自然。全书据汉代最流行之天人感应学说,以早夭为神罚,谓灾害为天谏。人之行事,不当逆天,须事事顺乎阴阳五行之理。又屡言太平气将至,大德之君将出,神人因以下降。其所陈多治国之道。谓人君当法天,行仁道,无为而治。12
《太平经》所言阴阳五行诸说极多,且多合于汉代流行的谶纬之说。“谶”是一种假借天意、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启示,“纬”则是附会儒家经典的神学解释。谶纬的理论框架是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学说,后来多被道教吸取。像《太平经》大谈“天谶”“地谶”“人谶”“图谶”等术语,卷六十九有专章讲述“天谶支干相配法”。汤用彤19342年写成《甲戌读书札记·关于太平道》对此做了专题研究。13对于《太平经》与纬书相合的基础理论,他举例说,《太平经》卷四十曰:“万物始萌于北,元气起于子。转而东北,布根于角。转在东方,生出达。转在东南,而悉生枝叶。转在南方,而茂盛。转在西南,而向盛。转在西方,而成熟。转在西北,终。物终当更反始,故为亥。……亥者核也,乃始凝核也。故水始凝于十月也。”又卷六十九谓,北方乾坎艮,南方巽离坤,乾在西北,巽在东南。《易纬·乾凿度》依据《周易·说卦》而有八卦用事之说,与《太平经》所说相符合。14
汤用彤接着考辨了《太平经》与黄老学、历数学的渊源。他在1938年出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
黄老之道,盛于汉初。……《汉志》著录之《泰阶六符经》,谓天之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社稷神祇咸获其宜,天下大安,是为太平(见《汉书·东方朔传》注)。则是黄帝之道,已有太平之义。而黄老道术,亦与阴阳历数有关。15
汤用彤西南联大时期的讲课提纲《玄学与中华佛学》,在“玄学之起源”一节首列“黄老之学”,在“君人南面之术,无为之术”下,引述《泰阶六符经》“阴阳和,风雨时,社稷宜,天下大安,是曰太平”之语,并把《包元太平经》《太平经》放在“黄老之学”中讲述其“天人感应”思想。16上述《泰阶六符经》之语,汤用彤同一时期的讲课提纲《汉唐佛学纲要》则列在“道术”章目下,与“灾异与治术”相关的“易学”部分一起来讲。17
东方朔援引《泰阶六符经》陈说天人感应之义,深受武帝嘉赏。“泰阶六符”意为三台六星之符验,也就是《史记·天官书》所述北斗七星中对应世局的魁下六星。泰阶分上、中、下三阶,每阶两星,又分上下,两两相对,分别对应人间的男主、女主,诸侯、大夫,士、庶人。三阶各得其所,则阴阳调和,各得其宜,天下太平。若三阶不安其职位,则天应灾变。此经托名黄帝所著,当与汉代流行黄帝为北斗神的说法有关,而北斗星也是无为而治的意象。汤用彤从《汉书·东方朔传》及注引《泰阶六符经》中,推断当时黄帝学对《太平经》形成的影响。汤用彤发现,《泰阶六符经》所依据的三阶平致太平的天人感应和黄老无为政治理论,与《太平经》相同。由此可知,其时黄帝学已有致太平的思想,这成为《太平经》核心理论的重要来源。
后来的探索和新史料的出土,证实了汤用彤的这一论断。“太平”一词首出《黄帝四经》“天下太平,正以明德,参之于天地”,亦见于《吕氏春秋·大乐》:“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天下太平,万物安宁。”《太平经》和“太平道”之名来源于此义,它们阐述太平之道的信仰与主张,鲜明体现了黄老学特色。早期道教的“太平”教义与黄老道家经典《黄帝四经》《吕氏春秋》《泰阶六符经》一脉相承。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平”之义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如:甘忠可作《包元太平经》,哀帝改号“陈圣刘太平皇帝”,于吉传《太平青领书》,张角建“太平道”,老子被神化为太平帝君并盛传其化名“李弘”降世为太平主,北魏太武帝以“太平真君”为年号等。
关于黄老学与阴阳、神仙和图谶诸学的关系,汤用彤还在《读〈太平经〉书所见》中指出:
汉初重黄老道家,乃君人南面之术。《汉书·东方朔传》注引《泰阶六符经》所言,似可证之。然其于阴阳神仙之关系若何不详。汉儒通经致用,董子之学已杂以阴阳五行。孟喜、京房之《易》,作于宣元之世,而哀平之世,图谶乃大起。18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现知学术界用“黄老道家”四字来称谓汉代黄老之学的最早出处。引文提到的《泰阶六符经》久佚,其与阴阳家、神仙家的关系,虽史料阙载,但《泰阶六符经》以天象对应人事的意象思维,也与汉代公羊学、易学中的阴阳五行灾异论相互呼应。汉代此类阴阳、图谶和历数的繁盛,为黄老道术的发展提供了沃土,促成了《包元太平经》《太平清领书》的出世。
陈寅恪1933年发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认为《包元太平经》《太平清领书》有相似处。19汤用彤在陈文基础上,又根据陈寅恪来函提示的历数学线索,进而结合汉代流行的黄老学和易学,从现存《太平经》所倡兴国广嗣、主火德和元气说等方面,断定《太平清领书》脱胎于《包元太平经》。20
《汉书》载,甘忠可弟子夏贺良劝哀帝亟需改元易号,以使寿延子生灾息。哀帝信从其说,于公元前5年首创使用四字年号“太初元将”,并增益漏刻为120度。对此,汤用彤指出《太平经》不仅有《包元太平经》的广嗣、兴国之义,而且含黄老无为之理。例如:静思道德,行道安身,求长生自养,阴阳俱得其所,天地为安。21《太平经》这种身心兼修、“身国同构”的思想,是对黄老学“内圣外王”之道的继承和发展,而从“内圣外王”到“身国同构”,又可谓黄老学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
汤用彤指出《太平经》“上接黄老,推尊谶纬。而其流行之地,则在山东及东海诸地”。22他从于吉《太平经》中所倡“元气包裹”之说,看出它与《包元太平经》的渊源。《道藏》中《道典论》引《太平经》云:“元气包裹天地,八地八方莫不受其气。”郑玄《易纬是类谋注》亦释“元苞”为太极混沦之义。因此,汤用彤认为《包元太平经》之书名可能引自纬书,而于吉袭取其说。甘忠可言汉为火德,《太平经》亦然,应上接《包元太平经》而来。23如今学界已普遍接受了这种看法:《包元太平经》渊源于燕齐海滨地区,其内容逐渐增加而成《太平经》。
因时代隔阂,初看《太平经》似感杂乱,实则该经深蕴内在的有机联系,其中贯穿的主线就是黄老易学思想。正如龚鹏程先生所说:“(《太平经》)把阴阳、三统、四时、五行、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巧妙地配合起来,……将汉儒的致太平之说,以道家虚静无为自然之说予以转化;把治身之法与治国之道,打并一气。”24以上所论从地域和思想方面,都说明了《太平经》与黄老道家及汉易具有深厚的渊源。
二、汤用彤陈寅恪通信之二——以历数刑德说判定《太平经》年代
陈寅恪接到上述4月14日汤用彤的回信后,立即覆书,惜已不存。而汤用彤回复陈寅恪的第二封信,直到1986年蒋天枢在整理自己所存陈寅恪旧稿交付陈美延之前,才从中检出。今节录如下:
来示敬悉。《太平经后序》,令学生抄好特奉上。其中错字(“倏”作“條”之类),据言均出于原文。序中所言之西域(城)王君,25《真诰》曾载其言,有太平壬辰之运等语,当亦与太平道有关。……
至若《高僧传》之法和,与道安同学,应姓竺。但《佑录》九《中阿含序》称为冀州道人穆法和(称冀州者,当因其游学之地而言),当因从道安僧人姓释之说而改者。依其时代地点言之,可为姚秦时昙影、法穆之师。而安公与王嘉,善知历数(弟不忆藏经中此段)。《水经注》谓泰山僧朗(亦佛图澄弟子,与张忠善)善气纬。法和似曾于太元五、六年时,与道安同至泰山金舆谷,当见朗也(或苻坚遣之去存问朗者)。而王嘉、张忠均道术之士,则法和通阴阳历数,或亦可能。至谓《殷绍传》之昙影即罗什弟子,似亦无抵触。26但弟寻不得更直接而有力之证据,愿兄有以教之。……
来教所言历数诸端,至为重要,切望早日写出为祷。
顺颂道祺
弟彤顿首,十八日。
《太平经》《淮南子》之“七舍”,钱塘谓为《周髀》之“七衡”。弟前曾比较读之,殊不类。兄以为如何?27
据该信与前信内容的连贯性来判断,这两次往来的通信都应在同一年的4月所写,因间隔日期甚短,故而省略了月份。陈寅恪接到18日汤用彤的回信后曾再覆书。蒋天枢说陈先生的这封回信“当存汤氏后人处也”。28为此,笔者2013年专门问过汤一介先生。汤先生说:“此信我已记不清。‘文革’初期,在抄家、批斗的压力下,为避免招灾惹祸,就把家里所有能找到的父亲与陈寅恪等人的通信统统烧掉了。”考虑到汤用彤和陈寅恪都有在藏书中随手存信的习惯,笔者觉得陈寅恪的这三封来函,若能躲过动乱劫火,也许就夹在汤用彤现存的万卷藏书之内,有待后人耐心搜寻。
陈寅恪来函提出《太平经》授受人与通晓历数的佛教人物是否有关的问题,汤用彤对此基本予以否认。汤用彤回信中所提王君太平壬辰之语,与太平道和历数皆有密切关系。据陶弘景《真诰》载,西城王君向上清派祖师魏华存亲授:“离三恶道得为人难也。既得为人,去女为男难也。既得为男,六情四体完具难也。六情既具,得生中国难也。既处中国,值有道父母国君难也。既得值有道之君,生学道之家,有慈仁善心难也。善心既发,信道德长生者难也。既信道德长生,值太平壬辰之运为难也。”29王君多次强调的“太平壬辰之运”,是早期道教关于末世的言论。而其所谓救世主,即是将于壬辰之年降临救度世人的“金阙后圣帝君”(神化了的老子)。“壬辰”在《太平经》中有孕育、生成的含义。如卷九三:“怀妊于壬成形。”卷一○二:“是故斗建于辰,破于戌。建者,立也,故万物欲毕生。”30这种说法可以揭示早期道教选择“壬辰”作为终结末世、迎来理想社会的原因。
汤用彤认为陈寅恪回信所言“至为重要”之“历数诸端”的具体内容,因该信尚未发现,不得其详,颇为遗憾。但是,我们通过比较汤信和随后发表的《读〈太平经〉书所见》中的相关内容,仍可大致推测他们探讨的问题及其落实的情况。对于历数中的刑德说与汉代黄老学经典的相合之处,汤文指出:《汉书·艺文志》有《刑德》七卷。《太平经》常见刑德之说,且言之甚详。其以十二月、十二支、乾坤六爻,与六刑、六德相配合。此皆与《淮南子·天文训》所言相合,而述之更详悉。31《天文训》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故“十一月曰冬至”,“五月为小刑”。因此《太平经》以乾六爻配子月等,坤六爻配午月等。《管子·四时篇》云“阳为德,阴为刑”。《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篇》亦曰“阴刑气也,阳德气也”。《天文训》曰“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为德”,又曰“冬至为德”“夏至为刑”,故《太平经》以十一月为德之始,五月为刑之始。此外,《太平经》所详述的“五方之兵”也与《管子》《淮南子》所载相合。32
汤用彤在信末补白处还与陈寅恪商讨,他反复比较研读《太平经》《淮南子》与钱塘所论刑德之“七舍”说后遇到的问题。嘉定人钱塘于清乾隆五十三年撰《淮南天文训补注》二卷,谓《淮南子》之“七舍”为《周髀算经》之“七衡”,刘文典考证其说当承袭钱大昕而来。33胡文辉在《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研究》一文中,引述汤用彤函中关于“七衡”与“七舍”殊不类之说,34但未作评判。笔者认为,“七衡”作为太阳每年运行的七条道路,与“七舍”在时间上虽有对应关系,但在其余方面确如汤说殊不相类。
汤用彤与陈寅恪探讨的这一问题,在其《读〈太平经〉书所见》中有进一步论述。汤文指出:《淮南子·天文训》云,“阴阳刑德有七舍,何谓七舍?室、堂、庭、门、巷、术、野”。《太平经》亦有室、明堂、庭、门、道巷、远野诸名。“术”指郊遂,故《太平经》谓之为“六远八境”,而“野”更在“术”之外,故曰“远野”。《淮南子》谓,“阴气极则北至北极,下至黄泉,故不可以凿地穿井,万物闭藏,蛰虫首穴,故曰德在室”,此可谓为《太平经》十一月德在室之注解。《淮南子》又曰,“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万物蕃息,五谷兆长,故曰德在野”,此即《太平经》中所谓“夏刑在内室,德则到野,万物悉出归德”。《天文训》以八月二月,阴阳气均,日夜平分,故曰“刑德合门”,此即《太平经》之“刑德相半”。《天文训》曰,“德在室则刑在野,德在堂则刑在术,德在庭则刑在巷”。钱塘《补注》谓由此推之,德在巷则刑在庭,德在术则刑在堂。据此,汤用彤认为:
《太平经》中十一月德在室刑在野,是与《淮南子》相合也。若依钱注则《经》中四月之刑处内室,应为堂之误。又按《管子·四时篇》亦言及刑德,而《淮南子》则较详。由此言之,《太平经》刑德之说,其来源固极古矣。35
后世的研究和新出土文献都证实并丰富、深化了这一论断。《尚书》之《吕刑》篇,已将刑、德作为相对的概念联用,如“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朕敬于刑,有德惟刑”。《韩非子》将刑德概念界定得更具体,以刑为杀罚,德为庆赏,与《尚书》一脉相承,皆属政治学的表述。《黄帝四经》以刑德为理论核心,并将之与阴阳结合起来,以阴阳为刑德的自然根据。随后,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把对宇宙现象的认识,都纳入“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的易学模式中,大到国家命运,小至个人吉凶,皆可由象数昭示。从《尉缭子·天官》《淮南子·天文训》和马王堆帛书《刑德》等文献来看,刑德已多是凭干支历算推演吉凶的术数。因此,原本用于政治赏罚的刑德概念,逐渐变成与阴阳、四时、星象密切相关,而表示吉凶、生死、消长、有无的带有数术色彩的范畴,且将之托源于黄帝。
特别是《刑德》篇,由于是汉代黄老道家的重要出土文献,从思想史发展的脉络来看,不仅印证了与《太平经》一脉相承的黄老刑德思想,更佐证着《太平经》的成书年代。1997年4月9日,饶宗颐在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上讲:
汤老《读〈太平经〉书所见》一文,谈及刑德问题,举尚书纬《刑德放》及《太平经》所言刑德为例,深有启蒙之功。近时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刑德”长篇,大放异彩,有助于研究。36
饶宗颐在汤用彤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旧文献,从历数和阴阳学切入,梳理了黄帝和老子皆师事容成氏(亦称广成子)的历史传说和思想脉络。他说:“楚地老子古本陆续出土,过去庄、老先后及老子书之年代诸疑点,均迎刃而解。又马王堆三号墓竹简《十问》黄帝四问中,其一为与容成对答, 葛洪《遐览篇》所记之《容成经》一卷, 必有出于此者。陆德明谓‘老子受学于容成’。关于老子思想之来源,于此可试探一些消息,因以容成遗说为题,作初步探讨……”37由此饶宗颐首倡“先老学”研究,从中可以透见黄帝学与老子学同源共祖的学脉传承渊源。
胡文辉接续汤用彤诸贤关于《太平经》与《淮南子》等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并结合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等出土佚书,对刑德涵义的演变作有精辟考辨:
“刑德”这一组概念本来是属于政治、社会意义的概念;以后在阴阳学说的影响下,“刑德”又成为一组阴阳化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刑德”又成为一组数术化的概念,刑、德已经包涵了吉凶宜忌的意味;最后,“刑德”更成为某种占验方式中的神煞(值神)。……“刑德”意义的演变并不是新的意义完全取代旧的意义,而是新的意义从旧的意义衍生出来,但旧的意义仍然并行不悖。38
“刑德”观念的演变,体现出黄老学与易学的合流过程。而这种学术史梳理所呈现出来的新旧共生、因革损益的文化发展观念,正是以汤用彤和陈寅恪为代表的学衡派的核心理念。
《太平经》中《案书明刑德法》《国不可胜数诀》等章,用易卦六爻解释天地刑德生杀在一年之中的变化。《太平经》运用具体类比和抽象类比方法,以说明社会运行机制中所需的刑罚、仁德之施行与自然界的气运具有共同点。39其刑德说的理论根基,是黄老学和易学中天地人三才相通的观念,以刑为阴杀,以德为阳生,附会五行制化之说。《太平经》在对阴阳关系的体认中,重视人与天地阴阳的相和,认为阴阳消长的内在规律表现出刑与德两种不同属性。它用十二辟卦来论阴阳的刑德消长,为使人君洞悉天地表里阴阳之气的消长,从而兴阳气,抑阴气,重德而不重刑,达致垂拱而治。因此,《太平经》十分强调星占和历法推算,通过精准的模型化周期演算力图把握天文规律,以通向宗教的神圣时运。它采用纳甲、爻辰等模型,来说明天象观察中的变化,并将变化周期以历数的形式神圣化。由此,道教在吸取历数时,不仅关注具体的人事吉凶,而且通过历数证明天人同构互感,将整个社会运作纳入术数体系。40《太平经》的历数思想虽受到汉代谶纬之风的影响,但也有自身的特色,并对汉易卦气说和黄老学有进一步的发展。
由上可见,汤用彤断定《太平经》为汉代旧书主要根据有二:一是详考现存《太平经》之思想特质与《后汉书》言此经以阴阳五行为本的记载完全符合;二是证实《太平经》所载历数刑德诸说,皆汉代流行的黄老学说,若非汉人则不能陈述如此详备。41这是《太平经》为汉代之书最关键的证明,由此可确定《太平经》上接黄老易学之道术、下启张陵张角之道教的重要地位。42
汤信热切恳请陈寅恪将“来教所言历数诸端”早日写出。他们这两封论学信中所谈的问题,在汤用彤当时正写的《甲戌(1934)读书札记》及随后写成的《乙亥(1935)读书札记》《读〈太平经〉书所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多有体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尽管陈寅恪认为历数学对道教至为重要,而查其现版文集则罕见此类专门论证,这当与其手稿的遗失有关。陈寅恪1938年从香港到西南联大任教,他将20年来所拟著而未成之稿和亲手批注的史籍装成两大箱,交由滇越铁路托运,却不幸失窃。汤用彤认为“至为重要”的那些历数学手稿大概悉在其中。
三、余 论
尽管旧作遗失,但陈寅恪并未放弃对历数学的关注和研究。1943年,他回答对天文学史造诣颇深的竺可桢请教《史记·天官书》中“摄提格”之起源时,提供了中、法、日三国学界研究此专题的线索,促成竺可桢于次年发表论文《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这一天文学史上重大成果,引起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及持久探讨。董作宾著《殷历谱》在天文历法方面也曾得到陈寅恪观点的启示。1945年,《殷历谱》成稿后,董作宾从李庄复制一份寄给任教成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求教,并根据他的反馈意见进行缜密考证和修订,使之更加完善。431962年,竺可桢在广州参加科学技术十年规划(1963—1972)会议前夕,与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一起看望陈寅恪。他们曾论及天象变异与时局兴衰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的学术问题,竺可桢日记写道:
今年壬寅,据印度历乃是大灾年。中国相传“日月合璧,五星连珠”。44今年阴历年初是立春(晦日),而岁逢摄提格,是宋以来第一次(据我估计大约450年一次)。日月合璧无疑是有的,但五星连珠则未必,盖金木水火土聚于一宿(中国宿又大小不同)乃要数万年才有一次。45
竺可桢是陈寅恪、汤用彤留学哈佛大学时的学友,他们对以上话题的关注早有渊源。如,早在汤用彤于清华读书时,就曾论及德国文坛巨匠歌德所谈的星宿与人生关系问题。461920年8月17日,陈寅恪与汤用彤、张歆海、楼光来、顾泰来、俞大维和吴宓在哈佛大学的会聚,号称“七星聚会”。47对此标志着学衡派酝酿形成的文化事件,后人多从其效仿法国著名文艺团体“七星社”方面来解读。而“七星”在中国传统意义上也可找到解释,如《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吴宓晚年在自编年谱开篇首页即云:“宓本名吴玉衡,以生于阴历七月,取《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48他还郑重地详细画上与其生辰相应的北斗七星的星象图。玉衡乃北斗七星之一,可见吴宓当以星宿照命自居。故其所谓“七星聚会”,寓意当以指北斗七星为佳。汤用彤在其传世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曾论及岁逢“摄提格”引发的重要文化现象;49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作挽诗中说“吾侪所学关天意”,可见,“星聚”“天意”是他们难以淡忘的话题。此处所涉“天意”之类若仅是虚指,那么1962年陈寅恪与老友共同关注壬寅年是否为“灾年”和可能出现的异常天象,则是一种认真思考和科学探索。50
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时期人们对于宇宙运行和命运之谜的一种历史认识,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时代里需要辩证地来看。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天人合一”的不懈探索精神,或可将这份对于天地的敬畏之心用于尊重规律,实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世界。
综上可见,陈寅恪的道家道教研究证实了汤用彤关于《太平经》与历数关系的观点,并对汤说多有指引和启发。而汤用彤在梳理黄老学流变时,首次揭示出《太平经》与历数学的渊源,发现了黄老易学与早期道教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从而开创了《太平经》与早期道教、黄老道家易学关系的研究,完善了陈寅恪的有关论断,并由此判定出《太平经》成书年代。随后,学界研究黄老学史、道教史、易学史、哲学史或文化史以及有关专题,都把《太平经》作为东汉经典来引述。汤用彤、陈寅恪上述研究跳出今古文经学的窠臼,开启了从文化融合发展层面解析黄老道家易学史的先河。他们的研究范式代表了世界文化研究的潮流,而为国内外学人所重视。
注释：
1 钱穆当时借住在汤宅,因而亲历陈寅恪与汤用彤的交往,并在晚年回忆道:“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赵建永按:非清华同学,而是哈佛时期的同学)。寅恪进城来锡予家,常在余所居前院书斋中聚谈。寅恪在清华,其寓所门上下午常悬休息敬谢来客一牌,相值颇不易。”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80页。
2(1)汤用彤1934年所写《甲戌读书札记·关于太平道》中,抄录《云笈七签》卷六《四辅·第二太平者三一为宗》的相关段落,文曰:“近人相传云:海嵎山石函内有此经。自宋梁以来,求者不得。……至宣帝立,帝好道术,乃命太平周法师,讳智响,往取此经。……自此以来,其文盛矣。帝因法师得此经,故号法师为太平法师。”据此,“陈之响”应为陈宣帝时使《太平经》重新行世的道教法师周智响。另据,《正统道藏》本《云笈七签》,“之响”作“智响”。可见,此信中“智”抄成“之”字,当为笔误。
3(2)《汉书》和汤用彤《甲戌读书札记·关于太平道》手稿中,都把“太初元将”写作“元将太初”,故此信中“元将太初”当为“太初元将”之笔误。
4(3)汤用彤:《复陈寅恪信》,原载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8-89页,后收入《汤用彤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
5(4)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88页。
6(5)孙尚扬:《汤用彤年谱简编》,《汤用彤全集》第7卷,第674页。
7(6)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8(7)汤用彤的父亲汤霖(光绪十六年进士)素喜汉易,兼通儒道,旁及佛学。
9(8)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46-252页。
10(9)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54页。
11(10)汤用彤:《甲戌(1934)读书札记·关于太平道》,未刊手稿,本文写作时藏北京大学燕南园。
12(11)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54页。
13(12)1934到1935年,汤用彤所写《甲戌读书札记》《乙亥读书札记》中,有相当篇幅是在研究《太平经》与道家、易学、佛教关系的问题。这批未刊读书札记现已整理出来,拟收入即将出版的《汤用彤全集新编》。
14(13)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57-258页。汤用彤还首次揭示了《太平经》的“承负”说是由《易·坤·文言》中善恶报应思想发展而成,不同于佛教因报轮回论。相关研究详见拙文《汤用彤先生对〈太平经〉与早期道教关系的研究》,《哲学研究》2004年第8期,第32-38页。
15(1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全集》第1卷,第44页。
16(15)汤用彤:《玄学与中华佛学》,《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83页。
17(16)汤用彤:《汉唐佛学纲要》,《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93页。
18(17)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60页。《太平经》所受孟喜、京房象数易学的深刻影响,及其对汉易象数学应用和发挥,详见詹石窗:《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3-109页。
19(18)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页。
20(19)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64页。
21(20)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60页。
22(2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全集》第1卷,第44页。
23(22)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60-261页。
24(23)龚鹏程:《汉代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54页。
25(24)“域”应为“城”字之误。西城王君,约秦末汉初之人,在后来道教中的地位十分尊崇。今天水市东南之西县,史上多称西城,即传说诸葛亮空城弄险之地。但西城作为名号,并不一定确指哪座城市,或指任一城市的西区。《太平经》中至尊天神“长生大主号太平真正太一妙气皇天上清金阙后圣九玄帝君”,有一师四辅,一师即彭太师;四辅即上相方诸宫青童君、上保太丹宫南极元君、上傅白山宫太素真君、上宰西城宫总真王君。王君对于上清派之开创渊源极深,《云笈七笺·道教经法传授部·上清源流经目》载其传承关系为:王君授《上清经》三十一卷予清虚真人王褒,王褒又授予南岳夫人魏华存。
26(25)《魏书·殷绍传》所载善于方术的僧人昙影,与儒家方面的殷绍,道教方面的于吉、成公兴、寇谦之,在历数学上的渊源,详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全集》第1卷,第399页;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12-118页。
27(26)汤用彤:《复陈寅恪信》,蒋天枢:《师门往事杂录》,《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1-242页。
28(27)蒋天枢:《师门往事杂录》,《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242页。
29(28)陶弘景:《真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74页。
30(29)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90、463页。
31(30)如《太平经》卷四十四云:“十一月子,德在初九,德在室中,刑在远野,十一月怀一德。十二月丑,德在九二,德在明堂,十二月怀二德。正月寅,德在九三,德居庭,正月怀三德。二月卯,德在九四,德在门,二月怀四德,刑德相半。五月午,刑在初六,刑在室中,夏德到野,五月怀一刑。”等等。
32(31)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58-259、255-257页。
33(32)详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12页。
34(33)胡文辉:《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研究》,《中国早期方术和文献丛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1页。
35(34)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59页。
36(35)饶宗颐:《先老学初探——(传老子师)容成遗说钩沉》,《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演讲辞及其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该文以《(传老子师)容成遗说钩沉——先老学初探》为题,另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37(36)饶宗颐:《先老学初探——(传老子师)容成遗说钩沉》,《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演讲辞及其他》,第1页。
38(37)胡文辉:《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研究》,《中国早期方术和文献丛考》,第266-267页。
39(38)参见詹石窗、连镇标:《易学与道教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3-194页。
40(39)于涛:《〈太平经〉刑德图式的易学表现及其他》,《周易研究》1999年第4期,第3-5页。
41(40)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59页。
42(41)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64页。
43(42)陈寅恪:《致董作宾》,《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44(43)史书对“五星连珠”有种种说法,大抵凶多吉少。其中以《史记·天官书》论述较为周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重致天下。……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意即吉凶主要取决于统治者是否“有德”。据学界研究,汉代以降最壮观的两次“五星会聚”,均发生在女主崛起导致内乱之时:一是公元前185年,吕后主政,翌年杀少帝刘恭,改立刘弘;二是710年,韦皇后弑唐中宗,临朝摄政,李隆基起兵杀韦后。参见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9-70页。
45(44)竺可桢:《竺可桢日记》(1962年2月14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六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46(45)汤用彤:《谈助》,《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52页。
47(46)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79页。
48(47)吴宓:《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页。
49(48)摄提格为古代岁星(木星)纪年中的年名,对应十二地支中的“寅”。《史记·天官书》:“岁星一曰摄提。”《尔雅·释天》:“大(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汤著提到:东晋佛教领袖慧远于岁逢“摄提格”的元兴元年(402)与刘遗民、宗炳、雷次宗等人建斋立誓发愿,期生西方净土,并令刘遗民著文记其事,开篇曰:“维岁在摄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霜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慧远精通易老庄三玄之学,“《世说》载其与殷仲堪谈《易》,谓《易》以感为体。其行文亦杂引《庄》《老》,读其现存之篇什,触章可见,不待烦举”。他既持精灵不灭之说,又深怵沉溺生死之苦,累劫轮回之痛。因此“无常之惧,诸人均感之最切,其共期往生佛国,固所宜也”(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全集》第1卷,第271、274-275页)。这便是慧远立莲社而被尊为中国净土宗创始人的由来。“《易》以感为体”之说深刻揭示了作为易学本质的感应原理,慧远“贞感幽奥”,将之创造性地运用于对佛教的理解和会通上。
50(49)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人们心有余悸,而博古通今的陈寅恪自有理由关注大局走向,思考“大灾”是否还会来临,并在其诗作中表达出无穷殷忧。陈寅恪失明已久,却依然垂注天文异象是否出现。或许不见纷繁世象,更能使其内心宁静专一,驾驭学贯中西、构造精密的知识飞舟,去探索茫茫幽渺的“天道”运行轨迹,正如庄子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陈寅恪戛戛独造的探索之举,印证了上古“瞽史知天道”的瑰奇神秘传说。详见张荣明:《“瞽史知天道”——竺可桢与陈寅恪之四》,褚钰泉编:《悦读MOOK》第33卷,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161页。
赵建永,天津社会科学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