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著名的哲学家汤用彤，朱亦松的名字很少有人听说过。
其实，朱亦松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有名的社会学家，被归为中国社会学中的综合学派。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主张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社会学研究应综合主要社会科学，组成一个综合体来进行研究。朱亦松的学术重心在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方面，有《社会政策》和《现代社会主要问题》两本著作行世。二〇一二年八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将朱亦松的这两本著作整理出版，将其学术成就重新呈现在国人面前。
笔者主持了朱亦松著作的整理校订工作，得其哲嗣朱竞奋先生厚爱，以朱亦松未曾公开的一封长信见赠，从而得以了解朱亦松晚年的凄凉处境。朱亦松的这封信写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是写给老友汤用彤（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信的开头稍稍表示了对老友的思念之情，接下来就是对自己思想的长篇剖析。为了更好地理解朱亦松在信里表露的思想倾向，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他的个人经历。
朱亦松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各高校任教。虽是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但是他不同于言心哲、费孝通等人，因为他过多地参与了现实政治活动。朱亦松曾经加入过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发起组织的国家社会党，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建设的论文，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深切关怀，这使得他与纯粹的社会学家分别开来。
朱亦松对现实政治表达意见，是他成为《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e ）杂志的撰稿人以后。《再生》是中国国家社会党的机关刊物，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在北平创刊。国家社会党是由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发起的，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六日成立于北平，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与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作为国家社会党的机关刊物，《再生》必然要关心现实政治问题，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做出评估与判断。朱亦松是国家社会党的重要成员，因此他也要为《再生》写作稿件，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
朱亦松在信里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辩解：“前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劢邀约弟之言曰：‘今日寇难已深，南京仍倒行逆施，包办国事，排除异己，我辈三数书生，极当倡导勇敢，力抗专制，有胆量否？’此为当年结合时之握手语也。其后弟于前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五日登报脱离该组织，则以南京订于是日有伪宪章之颁布，而弟之夙荷政治理想已经发表，种子已播，其能结实与否有时代之命运焉，非可强焉，身对弱妻稚子亦有责任，孤军奋斗，前后六年，似可息我后盾矣。又弟专门学术粗有心得，不忍辜负多年心血，如斯情境，老友何尝知之？或出或处，或语或默，大丈夫光明磊落所祈慕焉。迨后抗战军兴，十载播越，生民涂炭，国事如麻，而伪蒋并无丝毫觉悟之心，国社党既改组民社党之后，其领导者张君以旧交故，又以南京立委竞选，该党缺乏适当候选人或为国民党所窃笑，而弟则以不能忘情，畴昔一己之政治理想，亦愿得一机会以伸张之，遂逅临时之因缘。日月烛天，何惭衾影？夫子不云乎：‘吾岂匏瓜也哉？’弟因绝非该党主要成员，岂唯如是，甚至该党普通党员证亦无之。”
从信里的交代中，我们可以知道，朱亦松是应张君劢的邀请加入国家社会党的，而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登报宣布脱离该党，并说甚至没有国家社会党的党员证。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紧张的国内政治形势，朱亦松自然要为那段历史极力辩解。但是，朱亦松作为国家社会党重要成员的历史则不容置疑，其作为以《再生》杂志为核心形成的“再生派”骨干之一的历史也无法抹杀。
事实上，“再生派”只是一个松散的学人聚合，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民族复兴的路径选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国家统一的完成，民族复兴话语开始勃兴，尽管不久就被日本的入侵所打断。民族复兴话语勃兴的背后，是官方与民间争夺话语权的竞争。“再生派”学人虽然进入了民族复兴的话语体系，但是他们对官方和民间的表述都没有附和，而是着力营造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们要借助这个话语谱系表达自己对于民主建国等重大问题的看法。
在发表自己对重大历史前途的见解时，朱亦松给出了民族复兴的政治路径。他说，在某种环境下儒家学说养成了中国一种“有机的合人情的伟大思想系统”，成就了一种“特殊的君主政治制度”。但是当君道从儒家政治学说里面挖出来以后，便拦腰将儒家思想体系截断了，于是中国人就没有了“政治的中心信仰”，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将儒家的民主政治信仰重新发掘。他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希望维护传统士大夫的道德情操，通过学统重建达致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可能就是他所说的“新时代的民治主义”（参见朱亦松：《新时代的民治主义》，一九四六年出版）。于是，朱亦松在民主政治观念上，就是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赞同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这也是导致他后来个人悲剧的根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思想改造运动正炽之时，汤用彤可能给朱亦松写过信，以老朋友的身份力劝其彻底抛弃解放前的反动思想与个人主义世界观，学习马列，投入社会，跟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脚步。但是，朱亦松在一九五二年就脱离了教职，他没能彻底放弃自己的学术见解与政治主张。不过，朱亦松不放弃表白个人抱负的机会，因而在信里又写道：“弟在当年脱离国社党之日，原拟五十以后著书，六十后从政。其如国步多艰，人事多舛，荏苒至于今日，虽积有二百余本西洋抄本之原始资料，而私人经济极为困难。右眼视力已濒于盲，左目亦仅有常人视力百分之七十。顾区区并未恝然忘怀对来兹的贡献，无如虽一再声明重视马列主义之立场观点和方法，然而竟不能获得一著述之机会，此固然弟自绝今时中国人民暨后代子孙也。”失去了著述的机会，朱亦松无法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只能被新社会遗忘。
朱亦松为什么如此信任汤用彤，并不断地向其直抒胸臆呢？我想除了他们二人的感情甚笃以外，还有汤用彤的学术人格让朱亦松敬佩。王元化先生曾評价说：“在运动频仍、政治风暴逼人而来的岁月，他仍本着老一代优秀学者在治学上不容宗教政见杂入而只问是非真伪的独立精神。我的这一说法也许不易为人接受，因为用彤先生从未发表过语惊四座的谈论，相反，在他后来重印的著作序跋中，几乎毫无例外地都用当时观点对自己的旧作进行了严格的自我批判。表面看来，这似乎与那些趋附时潮者无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绝不像他们那样曲学阿世……删削旧作，加进连自己也并不懂的概念，甚至等而下之，不惜随时改变自己的看法。在对待旧作的态度上，用彤先生完全两样，当他的新的认识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据以修订旧作的时候，他决不妄作修订。他的旧作都是老样子重印，从而没有留下那种使人使己事后都感到愧恧的笔墨。”（汤一介编：《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161页）尽管有些与世隔绝，朱亦松亦不会不知道汤用彤对待个人著作的态度。
朱亦松的晚年不只政治上、学术上陷入困窘，经济上也极为困难。在信的结尾一段，朱亦松道出了写信的真实意图：“现欲与老友磋商一事，想能谅之。弟之困难情形，今夏一男卒业师院后，当可稍救涸急，一女明岁来夏卒业大学后，当可稍好，所迫切者为目前四五个月难关。忆曩年，弟曾存留尊府什物若干件（红木）。往者承见云：老友不在北京时，已为令贤兄颇公先生售出，现时其子女如有职业，不悉能否为其先父负责偿还若干？弟只希望人民币百元之数，约合战前旧币购买力三十元左右。如其无力可否由老兄暂时假我少许，一年外，二年内，二儿皆毕业后，即当全部返赵，如何？如老兄现时手中亦不方便，敬盼即惠复数行，至感至盼。”前半生致力于民族复兴大业的朱亦松，晚年居然告贷，借款的数目仅止区区百元，实属悲凉中的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