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扩大，中国的外部秩序出现了严峻的紧张局势。中国的崛起让周边国家惴惴不安，东海、南海的海岛之争令东亚上空乌云密布，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危机的脚步临近家门，我们有化解危机的方案吗？治标的国策固然可以开列一张清单，但重要的乃是根除危机之本。这一本源不是别的，而是自19世纪末引入中国、而今日益浓烈的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然而一旦成为君临天下的最高价值，将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就像曾经在欧洲发生过的世界大战一样。
真正的治本之方，需要一种与民族国家意识对冲的思维。这一思维，我称之为"新天下主义"，一种来自于古代传统、又重新加以现代性解释的轴心文明智慧。
天下主义的普适性价值
什么是天下主义？在中国传统之中，"天下"具有着双重的内涵，既指理想的文明秩序，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曾指出：在古代中国，"早期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比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作为价值体的天下，乃是一套文明的价值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国不过是王朝的权力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秩序，不仅适用于一朝一国，而且是永恒的、绝对的。国家可亡，但天下不能亡，否则将人人相食，成为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
当今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如此高涨，背后乃是一种"中国特殊论"的价值观。似乎西方有西方的价值，中国有中国的价值。这种论调，看起来很爱国，很民族本位，却是最不"中国"、最反传统的。因为中国的文明传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主义。
天下的价值是普适的、人类主义的，而不是特殊的、某个具体的民族或国家的。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古代世界的轴心文明，就像基督教、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中华文明也是以全人类的关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以人类的价值来自我衡量。
当步入近代之后，中国从欧洲引入民族主义之后，中国人的胸怀狭隘了许多，文明也因此而萎缩，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天下气魄，矮化为"那是西方的、这是中国的"小家子气。
固然，古代中国人除了讲天下，还讲"夷夏之辨"。然而，古代的夷夏，与今天挂在极端民族主义者嘴边的中国/西方、我们/他们的二分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今人的二分思维受到了近代种族主义、族群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影响，他者与我们之间是绝对的敌我关系，毫无通约、融合之余地；而古代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不是固态化的种族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可打通、可转化的文化概念。夷夏之间的区别，只是有无与天下价值相联系的文明。天下是绝对的，夷夏却是相对的，血缘和种族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但是文明可以学习和模仿。
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不衰，不是因为其封闭、狭窄，而是得益其开放和包容，不断将外来的文明化为自身的传统，以天下主义的胸怀，只关心其价值之好坏，不问种族意义上的"我的""你的"，只要是"好的"，通通拿来将你我打通，融为一体，化为"我们的"文明。
然而，今日之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中国与西方为绝对的天敌，以种族和民族的绝对分野抗拒外来文明，甚至连学术界，也流行着一种"西学原罪论"，只要是洋人的东西，就一概拒绝，不必讨论。他们判断是非、善恶和美丑的标准，不再有古人的普适尺度，只剩下"我的"狭隘立场，似乎只要是"我的"，就必定是"好的"，只要是"中国的"，就是无须证明的绝对之善。这种"政治正确"的民族主义，看起来在弘扬中华文明，实质是将普适性的中华文明贬低为一国一族之特殊文化。文明与文化不同，文化只关注"什么是我们的"，解决自我的文化认同；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他们"也同样是好的，是全人类普遍之好。在这个范围内，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
中国的目标如果不是停留于民族国家建构，而是要重建一个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大国，那么它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必须以全人类的文明为出发点，在全球对话之中贡献自己的独特理解。
这一理解不能简单地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或"这是中国的主权，不容他人说三道四"这类惯常语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中国在今天要实现的不仅是民族与国家的复兴梦想，而且是民族精神的世界转向。中国所要重建的不是适合于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到普遍人性的核心价值，也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中华文明的普适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只皈依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中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是黑格尔所说的负有"世界精神"的世界民族，理应对世界承担责任，对传承"世界精神"承认责任，这个"世界精神"，就是在普适性价值形态出现的新天下主义。
去中心、去等级化的新普遍性
谈到天下主义，周边国家总会谈虎色变，担心随着中国的崛起，昔日那个骄傲自大、威震四方的中华帝国会起死回生，卷土重来。
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缘由的。传统的天下主义除了普适的价值，还有地理空间的含义，即以中原为中心的"差序格局"。
天下由三个同心圆组成：
第一个是内圈，是皇帝通过郡县制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
第二个是中圈，是帝国通过册封、羁縻和土司制度间接加以控制的边疆；
第三个是由朝贡制度所形成的万邦来朝的国际等级秩序。从中心到边缘，从化内到化外，传统的天下主义想象和建构了一个以华夏为中心、蛮夷臣服于中央的三个同心圆世界。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唐宋明的中原汉族王朝，还是蒙元满清的边疆民族王朝，在其空间扩张的过程之中，既给周边地域和国家带来了高级的宗教和文明，同时也充满了暴力、征服和柔性奴役。
在今日这个尊重民族平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时代，如果有谁还试图重新回到以华夏为中心的等级性天下秩序，不仅意味着对历史的反动，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梦呓而已。因此，天下主义需要在现代性的脉络之中予以扬弃和更新，发展为天下主义的2.0新版。
"新天下主义"新在何处？与传统天下主义相比，新天下主义有两个特点：
一是去中心、去等级化；
二是创造一个新的普遍性之天下。
传统的天下主义，乃是以华夏为核心的同心圆等级性权力/文明秩序，新天下主义首先要割弃的，是这一中心和等级化秩序。
在新天下秩序之中，没有中心，只有相互尊重独立和平等的民族与国家，也不再是支配与被奴役、保护与臣服的等级性权力安排，而是去权力、去宰制的平等相处的和平秩序。更重要的乃是新天下秩序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没有华夏与蛮夷之分，不再有主体与客体的区别，诚如古人所云："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在新天下主义的内部秩序之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法律和身份上相互平等，尊重和保护不同民族的文化独特性与多样性；而在国际的外部秩序之中，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国不分大国、小国，相互承认与尊重独立的主权，平等对待，和平共处。
新天下主义不是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简单抛弃，而是对传统天下主义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双重扬弃，有吸收、有超克，有超越。
传统天下主义之利在其普世的关怀和人类价值，其弊在以华夏为中心的等级性。而近代民族主义预设了各民族和国家在主权和文化上的平等与相互尊重，其弊在有可能导向狭隘的民族精神视野。自19世纪之后，民族主义席卷全球，至今为止各民族的政治存在方式依然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的共同体，承认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其不需要制约，而新天下主义正是对民族国家至上观念之对冲，是对民族主义负面性的一剂解药。
新天下主义是对传统天下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双重继承和扬弃，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天下之普遍性，这就是共享的普遍性。
新天下主义要消解的，是传统天下主义与各种轴心文明的从核心民族向全球、从中心向边缘、从单一特殊性上升为同质普遍性的文明构成。新天下主义所追求的普遍价值，乃是一种新的普适的文明。这种文明，不是从某个特殊的文明变异而来，而是各种不同文明所共同分享的文明。
现代性文明发生于西欧，但在其向全球的扩张过程之中，自身也发生了分化，现代性不再属于基督教文明，而呈现出可以与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乃至地方文化相结合的多元现代性。
而新天下主义所追求的文明，乃是为不同国家与民族共同分享的现代文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确区分了两种对普适性文明的阐释：
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之中，将其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
另外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享与重叠的那一部分社会文化建制。这种新的普适性文明以共享为特征，与西方文明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但是发展至今又与之分离，超越于西方，为全球所共享。
新天下主义所追求的新的普遍性，正是与传统轴心文明不同的分享普遍性。传统的天下主义和轴心文明之普遍性从某个民族的特殊性升华而来，并与各自的超越世界相通，但新天下主义的普适性格，不在某种特殊性之上，而在众多的特殊性之中，以各种文明与文化的"重叠共识"为其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回到了儒家理想的君子世界："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价值观与利益诉求的文明与文化以和谐的方式共处于同一个世界，并分享最基本的价值共识。
新天下主义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智慧，又通过传统天下主义的扬弃，去中心，去等级化，以平等的共享为核心，在普适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分享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种新的世界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