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近代化的动力”，有的是内发性的，如英国。有的是外源性的，如日本。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也分成两种，一种是以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宣言》为发端、“内聚性”的传统民族主义，以“民族和国家认同”取代以往的“人种和宗教认同”为特征。另一种是以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扩张性”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强调“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为标榜。但是，日本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兼具“内聚性”和“扩张性”的“二位一体”。
按照日本学界泰斗丸山真男的观点，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成是在“外患”压力下形成的，经历了以三种理论为标志的三个阶段：海防论、富国强兵论、尊王攘夷论。
自18世纪中叶，外患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威胁。据统计，自1764年至1854年，外患达52次之多。按石田一良的说法，“日本近代化的序曲，奏响于18世纪中叶俄国的南下。”俄国的威胁使日本民族主义首次登场，并催生了日本的近代国家意识。
“海防论”的首倡者是擅长兵学、地理学的思想家林子平。林子平(1738～1793)自幼受领俸禄620石（1万石以上为大名）、担任徳川幕府“御书物奉行”的父亲的影响，喜读历史、地理、兵学、经济等书，虽性格恬淡，不喜功名，但却慷慨有志，胸怀天下，并自青年时代起即四处游历。
当时，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不断沿西伯利亚和堪察加半岛扩张，试图把日本作为供应西伯利亚所需物资的基地。林子平到达以北海道为中心的“虾夷”后，见其地已处于俄国锋镝之下，忧心忡忡。为唤起日本的危机意识，他撰写了论述朝鲜、琉球、虾夷（以北海道为中心），以及小笠原群岛等地理情况的《三国通览图书》。该书对以后幕府开发“虾夷”，使之成为日本行政区划“五畿七道”的第八个道——北海道，具有重要影响。之后，林子平又撰写了《海国兵谈》。林子平在该书中强调，“江户日本桥下水，直通中国与荷兰”，强调日本是四周为海洋环绕的“海国”。他的“海国”定位，是日本人第一次对自身国家的明确定位。因此，林子平被誉为“日本近代国家意识的启蒙者”。同时，《海国兵谈》所强调的“海国之武备在海边”“防外寇之术为海战”“海战之要在大炮”，不仅构成了“海防论”的核心思想，而且他在书中明确阐述的“一统五洲”的霸权主义思想，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战略奠定了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富国强兵论”的代表人物是本多利明和佐藤信渊。本多利明（1743～1821) 是数学家和经世家，他提出的“富国强兵”之策的核心，就是实行殖民“开拓制度”。在1798年撰写的《经世秘策》中，本多利明提出了赤裸裸的侵略扩张理论。他写道，“欧洲各强盛国家其本国虽小，但多有属国，亦堪称大国”。因此，“即使侵犯他国，也应由此而增强本国，是乃国务”。他还具体指出，日本应“主攻”堪察加、满洲（中国东北）、“山丹”（现俄罗斯滨海疆区）、“西唐太岛”（库页岛），并在1801年发表的《贸易论》中宣称：“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是为君之道的秘密”，将“贸易之道”概括为“战争之道”，鼓吹伺机“进攻外国并占领之”。
佐藤信渊（1769～1850）是经世家、兵学家、农学家，一生著述颇丰，达300部8,000巻之多，从农学至经邦济世论，涵盖极广，但其中最明确体现“富国强兵论”的，是《宇内混同秘策》。在该书中，佐藤信渊开宗明义写道：“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根本。若要体现此根本，当使全世界悉为皇国（日本）之郡县，使万国君主皆为日本之臣仆”，并将出兵海外的侵略行为美化为“奉天意，正万国之无道”。佐藤信渊还具体规划了日本对外扩张的蓝图：首先侵占中国东北，继而入关全面侵华，然后征服亚洲。不难发现，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上主持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就是这一构想的具体体现。
“尊王攘夷”一词最初见于《春秋公羊传》，意为“尊勤君王，攘斥外夷”，是指公元前6世纪齐国宰相管仲推行的一项政策。《论语•宪问篇》中对此有专门论述，南宋朱熹将其诠释为“尊周室，攘夷狄”。在日本，“尊王攘夷”一词最初见于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为颂扬水户藩藩校（武士子弟学校）弘道馆的建学精神而写的《弘道馆记》。尊王攘夷论的集大成者，是会泽安。
会泽安（1782～1863）是水户藩士，号“正志斋”，一代大儒，1825年，他将儒家的秩序说、名分论、忠孝观，同神道和国学者信奉的神国观综合在一起，撰写了《新论》。会泽安在该书中提出，面对内忧外患，日本必须“民志划一”，而“尊王攘夷”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因为，通过“尊王”可以使民众之心“畏敬悚服于天威”。通过“攘夷”可以使民众同仇敌忾。按照会泽安的说法，“尊王攘夷者，实志士仁人尽忠报国之大义也。”会泽正志斋的《新论》使“尊王攘夷论”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并因此被称为“尊王攘夷论的圣典”。
强调“民志划一”，似当归类于强调“民族认同”的传统民族主义。但问题是，如上所述，日本民族主义在形成之初就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特征，而“尊王攘夷论”使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初步成型。“尊王攘夷论”将武士对领主的忠诚划一为对天皇的忠诚，对形成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具有划时代意义。由此树立的日本“一君万民”的国体同“尚武”的日本民族性格的结合，以及同此前具有扩张性的日本民族主义的结合，构成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必要条件。日本神风特攻队员出征前的誓词，起首一句就显示了其影响：“我们七生报国，效忠天皇……”换言之，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同军国主义，具有内在关联。
文章原标题为《外患：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