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右倾保守势力之所以一直尾大不掉，与战后日本情势有关。战后美国占领军制订的宪法，但出于冷战需要，放弃起诉诸多战犯，尽管日本拥有宪政民主，却呈现右倾保守势力长年占有政治高地的格局。
二十世纪末期，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冷战结束，为自由民主的庆贺还未尽兴，极端化的地域族群民族主义（geoethnic nationalism）迅即抬头。在思想上，地域族群民族主义或夹杂着宗教原旨主义，或夹杂着种族主义；而在行动上，则体现为暴力恐怖主义和种族清洗的野蛮罪行。在同时期的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政府对外不再坚持输出源自西方的乌托邦激进革命主张，对内从过激意识形态转向实用主义的改革开放，不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尽管政治经济的改革磕磕碰碰，但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情势，中国经济回归正轨，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国家整体实力显著增强。在经济贸易发展全球化的今日，中国无可避免地对地区与世界事务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不得不逐渐扮演与其地缘政经大国相称的角色。这一点在东亚地区自然也不例外，从近年来在朝、韩、日、中以及影响此地区的美、俄相互关系的动荡和调整可见一斑。
经过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达最大规模的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韩战、越战与冷战的惨痛教训之后，以和平与共同发展为目标，本来当为国家间关系调整的不二选择。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从中日关系上明显可见。一方面，持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倾向的日本右倾保守势力近些年来日渐抬头，以多种借口试图为侵略战争正名，煽动战后在缺乏对军国主义教育批判下成长的国民民意，以扩军而成为所谓"正常国家"为口实，挑动着百年来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残害的中、韩人民的记忆，激起民族主义情绪，频频制造刺激地区局势事端。所有这些，都令人遗憾地对和平与共同发展的目标构成了破坏。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虽在经济改革方面高速发展，但在政治改革领域却步履维艰，由此，对新中国建国后违背人类普世价值的浪潮、对包括文革在内的整肃"吃人"运动的肇因与危害缺少深刻的反思，且受体制积弊所累，理性讨论空间不足，加之教育信息的阻塞及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1]，从而产生不少"愤青"；而外部情势的刺激，也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提供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右倾保守势力之所以一直尾大不掉，与战后日本情势有关。战后美国占领军制订的宪法，逼迫日本从黩武和侵略性的法西斯战争屠杀机器转向发展为一个和平与民主的国家，这是日本在战后数十年得以经济腾飞、社会安定的基础。但因战后东西方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抗，昭和天皇在战争中的罪责（即便是道义上的）未被追究。为对抗苏联在亚洲扩展共产主义势力，美国占领当局出于冷战需要，放弃起诉诸多战犯，释放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重罪甲级战犯，其中包括以活体五千多人作细菌及化学武器试验并致死亡的731细菌部队头领石井四郎。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战后日本政治中坚，包括本应被定罪的甲级战争嫌疑犯岸信介（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日后当选为首相（1957-1960），以及甲级战犯重光葵出任外务大臣（1954-1956）。由此，尽管日本拥有宪政民主，却呈现右倾保守势力长年占有政治高地的格局。
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及反人类罪行未被彻底清算的情势，构成日本极右翼言行泛滥的大背景。日本政府高官及从政者中屡屡出现肯定甚至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或战争机器（例如"神风特工队"）的言论，否定包括南京屠城在内的大屠杀，将因其侵略造成数十万人民死亡的战争颂扬为从白人手中解放其他人种的正义之举，诬蔑慰安妇并在她们悲惨经历的伤口上撒盐等。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频频公然以种族主义口吻大放厥词（此举遭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调查员批评），文部省通过意图将法西斯二战正当化的教科书，以及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及数百名议员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些与真正民主社会理念完全背道而驰的言行，其根源无疑在于侵略与反人类罪行未遭清算的战后情势。
应当指出，以任何所谓特殊文化、宗教以及意识形态为理由，都无法为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反人类罪行开脱。如墨索里尼的天主教观、希特勒的雅安人种观，以及明治国家神道公然以国家名义祭祀侵略他国并屠杀他国人民的战死者（"立地成神"由"立地成佛"概念转之），均为如此[2]。这是因为人类文明存在着普世道德伦理价值和常识。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在其原生地的当代西方已遭彻底唾弃，当今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立法规定，对企图为纳粹正名、否认二战时德军针对平民与犹太人的大屠杀（the Holocaust）者，无论是公职人员、从政者、宗教人士还是平民，都属刑事犯罪，必被追究刑责[3]。譬如2006年英籍历史学者欧文（David Irving）因在采访中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在维也纳被判三年收监刑期，并公开认罪道歉[4]。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二战轴心国之一的日本，战后却有不少政治家、公职人员及学者否认南京大屠杀，并主张侵略战争的正当性。他们虽受到国外舆论的指责与批判，在日本却不但安然无事，竟还能受到部分民众喝采。
表现在战后为侵略战争正名、据日本人种优秀而排他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近年能在日本逐渐拓展，其有战后因国际形势变化而未能及时清算罪责的原因，更有德川幕府时代滋生的近代日本国学带来的深层影响。"国学"一词源于十七世纪为反对出现教条化、被幕府奉为官学的朱子学，上升到对抗当时被视为东亚普世文明的儒学，提倡完全驱除外来文化影响的纯粹本土学之日本思想者。以所谓"国学"为源流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流毒深植近代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却一直被当作纯洁无瑕、极具优良特色的本土思想，不断受到社会追捧。
一 日本国学的源起与宗旨
十七世纪末期走向激进沙文主义的国学，是在当时德川幕府意识形态控制相对宽松的形势下出现的，其产生多受刺激于儒学的分支--古学，也与水户学有关。德川初期的1660年代，日本古学创始者因痛感宋儒末流视理气为二元远离实践之弊，放弃通过宋儒诠释经典领悟圣人之道，以直接读先秦原著来理解、追求当时的"普世文明"--圣人之道[5]。古学创始人伊藤仁斋、山鹿素行能在当时日本对宋明儒学了解并不充分的情况下[6]，独辟蹊径，从研学理学一跃而至古学，并非偶然，实际上与此前主要在中国江浙地区出现的古学有关，朱舜水则应是直接的传播媒介[7]。
朱舜水与黄宗羲都在明末参加过武装抗清，前者是后者的年长同乡。据黄宗羲记载，朱舜水曾在家乡与黄的好友以及其他志同道合者办过"昌古社"，后来抗清不果而避难于日本[8]。当时江浙地区出现了通过重温先秦经典（古学）对政治体制本身以及明儒脱离实践而进行道德修身的反思，与航海地理大发现和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之后东亚受到冲击的新形势有关。彼时日本基层出身的武者借助洋枪铁炮，彻底摧毁了宫廷贵族势力以及寺院武装，从而告别战国时代完成全国统一。与日本一海之隔的明朝，虽然实施极为内敛的外交政策，但东南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发展蓬勃，商品经济发达，下南洋以及在该地区经商者数以万计，更有铤而走险、在海上活动的倭寇（其中许多是华人，包括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此外，梵蒂冈属下的耶稣会和圣公会神职人员前仆后继地来到东亚传教。1607年徐光启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还传到日本、越南），以及利玛窦数次刻印的中文版世界地图问世，也都是此新形势带来的产物。
而此时期由贫农出身坐拥江山的明太祖，却建立了一个极为专制的皇权政体，此体制造就了为政者"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坐沐猴于堂上，听赋租于吏胥，豪右之侵渔不闻，百姓之颠连无告"[9]，严重与时代发展相抵牾。因而从体制根本上否定皇权专制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顾炎武《日知录》，以及影响了水户学的朱舜水"尊王敬幕"、称赞日本虚君"百王一姓"、学以经世新思想的出现，并不奇怪。然而，尽管江浙思想先行者通过学习经典之古学，闪出了极具现代性的思想火花，但无法获得地缘经济发展不同的内陆思想界主流的响应，在当时的中国如流星一般，转瞬而逝。
在日本，古学之后兴起的国学，在方法论上沿袭前者通过学习先秦经典探索"圣人之道"，但在思想上接过对古学浅尝辄止、走向古学宗旨反面的山鹿素行衣钵，为的是建立"皇国之学"的国学，回归不被外来文明污染的日本本土"真道"。1666年，武士浪人山鹿素行刊出宣扬古学、否定宋儒的《圣教要录》，但他随即被幕府究责，流放僻地。本来对古学理解不深的山鹿，迅即放弃古学主张，转而将朱舜水所肯定的日本"百王一姓"体制，简单地归纳为日本是神国；同时，山鹿激进地宣称崇尚武力的神国日本优于中国，因此应该取代被"蛮夷"征服的清朝，以建立一个全新的"中朝"[10]。这些理念，显然违背了先秦儒学主流（如孔子）以及朱舜水在日本努力宣扬的以文明而非以族裔和人种辨华夷的精神[11]。
本来，日本国学兴起的萌芽，源自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在1680年代初期委托佛僧契冲对日本古代诗歌集《万叶集》作新的诠释。德川因发起编纂《大日本史》而在全国各处搜集了许多重要文献，对古代日本诗歌的整理与诠释自是计划中的工作，只是水户藩因编史人员紧张，而请契冲代作。契冲通佛儒经义、熟日本古诗，释古歌词以明古代社会及当时人的想法，于1688年编成《万叶代匠记》。国学对古日语诗歌歌词加以诠释，使大众加深对古代社会的了解，无疑是重要的、也是有意义的文化工作。在契冲那里，国学并无后来发展出来的那种沙文主义式的、极端的人种优劣意识。但后来出身于神社世职家庭的荷田春满与贺茂真渊，却将国学导向排斥外来文明的狭隘歧路，提出通过古籍中的古日语揭示纯洁无瑕、未被外来文明（指中华文明）污染的远古日本本土文明，以使国人从外国文化的污染中清醒过来。贺茂和古学创始人一样，不满当时日本盛行以朱子学所倡、据道德礼教为衡量立身处世标准的风习，而是要另开路径，寻找一条不同于存天理、灭人欲的个性解放之路，不过他将释明古日语诗歌歌词的目的，扩展到知悉日本神代社会[12]。贺茂并借用道家思想，通过盛赞无为而治的古代日本，强调神代日本有其天生自然之道，以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来重塑日本古代的神道观，认为儒学的所谓"圣人之教"，不过是人以"私智"所创而已[13]。
不过日本国学者这些充满矛盾的主张，由于无法根据令人信服的事实进行辩证，最终只能侧重于在意识形态上的开展，因为即便连国学者创建理论所依靠的日本最原始古籍，也全都是以汉字写成；其或是以汉语表意（如八世纪初的《日本书纪》），或是借用汉字表音、搀杂着汉语构文（如七世纪末的《古事记》、八世纪的《万叶集》）。
贺茂真渊之后，其弟子本居宣长遵师所嘱，穷二十余年光阴阐发《古事记》之"古意"，以揭示未受外来文明污染的古代神国日本原本纯真无瑕、国土神造、天皇神孙、皇胤万世一系之神之道的事实。本居对《古事记》的诠释，基于文字考证，貌似科学，但其首先将《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有关神皇神国产生的神话，当作铁一般的事实，绝对不容任何质疑，然后再以文字考证来揭示《古事记》中神国天孙降临、天皇为神这一"古意之事实"，阐明古代日本之"真道"（旋成"复古神道"）[14]。本居这种建立在伪命题上的、似是而非的考证，其牵强附会之处之多固不待说，实际上即便《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也都是枪杆子里夺政权、谋杀前君主篡夺皇位的天武天皇为其本人、其氏族与其政权正名而编纂的。
中国儒家学者一向心仪周朝封建制下的虚君政治，但自秦朝以来却不断出现以武力流血终结的改朝换代。因此，本居宣长嘲笑儒家的所谓"圣人之道"，根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事实"，肯定日本皇胤自上古（神代）以来是万世一系。在他眼里，中国王朝循环，动乱不已，究其原因，是中土人心卑鄙，每个人都觊觎王位并欲篡夺之﹔而日本人则天生纯真无瑕，无为而治，从无篡夺王位的非份之想。也因此，本居强调必须清除弥漫于日本社会的"汉意"。在当时的东亚，儒学被认作普世文明。满族取代明朝，使得中土周遭产生了一种对儒家文明的继承和认同的忧患意识。朝鲜的儒家学者发出朝鲜是"小中华"的声音，日本的山鹿素行和初期水户学也出现了日本是"中朝"的认识。朝鲜与初期水户学士都秉承着继承儒家文明的意识。但在兵学出身的山鹿那里，思想原点已经变成了神国日本优越，武威之国胜于文治之国；到了本居的国学，则更是在肯定万世一系的神国神皇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宣扬日本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15]。
本居宣长之后的另一重要国学者就是自称本居弟子的平田笃胤。他通过神学性的叙事手法，将日本的神祇塑造成为全世界所有神明的缔造者和统治者，由此世上所有文明都是皇大御国--日本的附庸，日本因此是"万国之国"[16]。万国之国中的道之父、上皇太一神则是日本的天之御中主神[17]，为万国万神首领；中国三皇五帝中的天皇也是日本的神[18]，而三皇五帝是为了教化中国人，才从日本渡海到中国去[19]。平田在上述推论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日本人优异于其他国人，理由是日本人是神国之民，具大和魂[20]：
天地初发，开辟以来，御皇统联绵，荣幸之至。其并非与万国并立，而是事事物物都优于世上所有国家。又，御国之人，因在神国，故自然地具有正确真心，那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大和心，也称大和魂。……有幸生于感恩不尽的此神国，作为神的后人，不可不知其本之所以。实际上仅仅只有吾国人，无可置疑地远远优于中国、印度、俄国、荷兰、暹罗、柬埔寨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之民。这不是吾等自吹自擂，而是万国开天辟地，皆由神世的可敬诸神为之﹔而此诸神，悉出于吾国。故，吾国为神的御本国，称作神国，此实为全宇宙举世之公论。
日本的国学，到了平田笃胤那一代，创造了从意识形态上将整个日本国民同国家捆绑在一起的新学说，而这个国家建立在神国日本、皇统联绵之上，因而使日本民族超越世上所有国家民族，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这种论调，距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民同神国的神主--天皇及天皇名下的政权捆绑在一起的论调，仅距半步之遥。站在本居宣长日本优于万国的理论基础上，平田进一步跨上了鼓吹日本民族优于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民族主义舞台[21]，将天皇尊为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将全体日本人作为子民（所谓"皇国之神民"），凝聚在这个宗教神主下--成为一种别类的上帝选民[22]。虽然从当时的局势看，平田的国学理论以及受国学影响的后期水户学之新动向，显示了十九世纪初的岛国日本已受到国际新形势的冲击，但是其国学新说也可看作是民间学人在自我意识日益膨胀的相对封闭社会环境中应对此形势的一种反应。
二 尊人类普世价值，承儒学文明大同，抗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
作为儒学基本思想之一的学而优则仕未被德川幕府封建体制采纳，成为伊藤博文、福泽谕吉那样有为的下层武士造反的原因，但作为东亚普世文明儒学所具有的辨理、经世之功能，仍获得包括中上层武士在内的知识界青睐。大体来说，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思想界，多在儒学知识的基础上接受、消化西方新事物[24]。但另一方面，膨胀的国学意识形态痕迹以及武士社会"武威"风气的残留，也深深地烙进了日本社会，在兰学以及幕府末期改革理论先锋的后期水户学那里均有所体现，尔后又与近代西方舶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一拍而合。
根深蒂固的国学思想，以及在此意识下以"武威"行事的思维流毒，造就了近代日本政界和学界一代又一代、一浪又一浪的激进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言论和行动。例如，吉田松阴的"侵朝占满论"；明治天皇的"亲自经营四方，安抚亿兆，拓开万里波涛，向四方宣布国威"宣言[25]；福泽谕吉要与东亚"恶邻"断交的主张；明治以来学校教科书对全体国民从小灌输的"日本种族优秀论"以及"对外侵略正确论"；日本知识界宣扬的所谓日本"国体论"和"国粹论"[26]；深受日本人种优秀、其他民族低劣概念灌输的征韩侵华士兵对他国平民的奸淫屠杀行为[27]；日本种族主义理论者大川周明狂热鼓吹大和民族乃世界上最优秀民族因而日本要主宰亚洲的论调；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经久不衰地弥漫于日本社会的宣扬日本人种特殊的"日本人论"[28]；前首相森喜朗的"日本神国论"；以及政府高官、国会议员不断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等。在1980至1990年代，日本学术考古权威组织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以藤村新一为代表），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造假手法，"出土"了所谓自史前4万年到70万年的石器（志在超过周口店北京猿人），并据此宣称日本为世界古文明之最，这一伪考古发现旋即通过文部省审查并写入了教科书中[29]。
明治维新后宣称"脱亚入欧"的日本，实行的却是对亚洲的侵略政策，其必然不可避免地走上法西斯军国主义末路，并非如某些政府及军队上层战争参与者或推行者在二战之后，后悔诸如"抢占中国东北后即可收手"、"不应偷袭珍珠港"等违背法西斯战争机器的想法可以阻止。明治以来日本以一岛之力对外无限侵略扩张，给亚洲与世界带来数千万牺牲者，也使日本遭到核爆炸，在历史上首次成为被联合国占领军接管的战败国。此历史教训，不但日本思想界，也是世界各国思想界必须认真反思牢记的。
在1980至1990年代，日本社会中有不少人因为对侵略战争的亲身负面经历，在地区和平方面，为中日韩友好作了积极贡献，也为帮助中国社会转型作了许多工作。但由于当今世界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式的权谋国交以及政治不必坚守人类道德文明的权威思想仍有相当市场，加之法国大革命以来激起的近代国家民族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渗入世界各地，日本在战后又未能割去明治以来逐步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机器的思想毒瘤、清算战争罪行，影响到学校现代史教育的缺失，因此，当近年来日本经济不振而邻国发展迅速，社会焦躁情绪上升之时，强调强势政府与领导人、企图在为侵略史正名的基础上修宪扩军以做"正常国家"、并且与邻为壑的右倾保守思想蛊惑日渐高扬，赢得不少选民响应，成为撕裂地区民间友好意愿，阻挡共同发展、和平共处的阻碍。
在地理位置上，日本无法脱离亚洲；在地缘政治经济上，日本也势必面对近邻，尤其是正值社会转型、国势早晚重起的中国。在右倾保守主义喧嚣的鼓噪之中，固然有像家永三郎那样起诉文部省以行政手段要他隐去其编写的高中教材中的二战期间日军暴行、侵略事实，经三十多年诉讼拉锯仍未获圆满结果的例子，但日本社会中仍有许多认同人类普世价值、深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重要性的良知者。譬如为慰安妇伸张正义的法律界与民间人士，揭露、呼吁正视与反省南京大屠杀的政界人士，还有近年来日本学界检讨以往编写本国史时无视外界关联的历史观点的呼声也有所提高，数年前还开展了集百余学人、以宁波为基点探讨近代东亚海域交通、人文交流的研究计划。此外，在战后天皇不涉政的虚君政治制度下，平成天皇藉2001年生日公开表示其先祖与古代朝鲜有血缘关系。不能不说，这一发言对坚持日本神国观的日本政治家而言，是一个应该引以高度重视和反思的信号。
当民族主义在日本兴起的同时，曾被日本侵略、殖民统治半个世纪的台湾以及数十年的朝鲜半岛，乃至中国（包括香港）的民众，也因战后日本与德国对侵略战争史完全不同的认识，加之目前日本右倾保守主义抬头，国家领导人屡屡祭拜战犯，诬蔑慰安妇为自愿等为侵略战争正名的言行，被强烈地刺激着，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现今中日、韩日和解的声音和意愿之所以如此微弱，乃是因为这类声音和意愿根本无法在历史加害者欲为其罪行正名、煽起被害方的愤怒感情记忆之情势下得到认同和实施。
近代以来，许多殖民地国家沿袭西方之道，以民族主义动员国民摆脱国危，奋起独立。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大批中、韩思想者从日本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同时也受到了日本进攻性领土扩张主张的影响[30]﹔中国的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李大钊，韩国的黄玹、张志渊、申采浩、朴殷植（申、朴都深受梁启超影响）等都可为例。此外，受中华历史传统及多民族文化共处之经验影响，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显示出历史上追求普世文明的片面痕迹，包括曾经走过的非理智弯路--那农民主导的、曾经要向世界推广打倒全世界"地富反坏右"，不问人种但却唯阶级成份、背离人类道德文明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日本德川幕府中后期兴起的国学思潮，也竟然难以理喻地在中国被部分时人不明就里地接过衣钵，要将历史上志在普世文明的儒学为主的中华文明自我囿限，用以标榜所谓的文化"独特"优秀性﹔而政党近年为声张合法性也有趋向利用民族主义之嫌[31]。
在近代极端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发源地的欧洲，二战中曾出现过两个邪恶法西斯轴心国，致使欧洲自身意外地也成为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受害地。一些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不平等条约在二战后期开始被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独立运动在二战后蓬勃发展。战后包括德国、意大利在内的欧洲人民能在彻底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清算法西斯罪行、痛思反人类罪恶的基础上，在追求人类普世文明价值的目标下互相信任，建立起欧洲共同体和欧盟，乃是人类历史文明的一大进步。比照之下，东亚文化世界曾有孔子提倡并终身实践着有教无类，以文明而非种族辨华夷并视华夷身份可变，有孟子倡导"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孟子．公孙丑下》）的传统，更应克服近代极端民族主义之流毒，敬畏自然，尊重生灵，遵循人类普世文明，正确认识并反思十九世纪末以来何以发生如此野蛮的侵略战争、屠杀平民之罪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互信，发展完善民主体制，缔造和平，共同发展，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明与人类和平建设做出表率与贡献。毕竟，各国平民都期望生活水平提高，和平安定，相互间也都有非常多可互学、互补、共同增进之处。任何一个国家，被具有极端意识形态思想的政治人牵引，将国家导向与邻为敌之路，都是历史的悲哀，文明的倒退。
作者为美国圣约翰大学客座副教授
来源:《二十一世纪》2014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