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侯旭东先生在文章中说近代人们关于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治的论断“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 其的这一说法也有违历史事实。并且，侯先生的这一说法也与其文章中所谈到的有关事例自相矛盾。
比如，侯先生的这一说法与其文章中所列举的如下事例：梁启超于1902年至1904年间在《新民丛报》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过《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夏曾佑在此其间出版“使用了‘专制’与‘专制政体’之说” 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1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说“秦始皇为专制大枭桀……其内治多为专制，与后世关系甚多，约计之有六端”的钟毓龙编《新编本国史教本》；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说“明太祖由平民得帝位，乃不料君权的膨大，反比从前加厉……是君主专制的自然趋势，明朝适逢其会，便得更上一层”的顾颉刚、王钟陵编、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1929年上海中山书店出版了说中国“习于一君专制之制，以为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吕思勉的《中国政体制度小史》；1932年至1933年开明书店出版了说中国“二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权“集中于君主的掌握”，“官吏变为君主的仆从”，“明太祖的开国政术不仅将政权总于君主一人，而且滥施淫威，竭力扩张君主的权势，”“君主专制的局势，至明代而达于极点”的周予同的《开明本国史教本》；王亚南于1948年出版了说“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韧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数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等，都有着内在的紧张。
但是，我们在此仍假定，侯先生之所以有关于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治的论断“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的说法，他是在善意寻求更多的关于中国秦代以来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事实依据。因此，在这里不妨再增加有关的历史事实与有关的历史名家论述如下。
自秦代起我国在中央行政体制上就确立了皇帝制度。君主在此制度之下一是在名号上变得尊崇无比了；二是社会中形成了一套意在使其与广大臣民拉大地位距离的专制敬畏禁忌；三是如本文中前已揭示过的，从权力主要是指事情的最后决断权上看的话，秦代的中央行政设置中就只有皇帝一人是有权力的人了。亦即，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泽华先生所指出的，从此之后“庞大的国家机器都是君主的办事机构”；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涵盖一切的权力，全国一切事务都得他说了算”。[1]
汉代，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不但沿袭，而且又有发展。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一是与儒家的礼教理论结合，皇帝的身份更加神圣尊贵了；二是体现敬畏的禁忌、避讳更多；三是创立了内朝外朝制。
对于汉武帝及其他专制统治者独尊儒术真实目的的揭露，当代史学家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中如下的一段话最为深刻与击中要害：“其尊儒术者非有契于仁义恭俭，实视儒术为最便于专制之教耳。”[2]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统治者们还是不能全身心地去提倡用儒。比如，汉宣帝就曾直言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3]大概，包括汉代的统治者们，也包括中国以后的统治者们，他们都认为不能对儒家太认真。就象后来清朝乾隆帝的一直认为纪昀是自己的一个戏子一样。
另外，不要认为东晋南北朝的不统一时期中国就没有了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君主独裁专制与中央集权也同样厉害。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要求集权于皇帝一身。至于如何集权，则视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其方式。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一个系统或一个机构中，名实不符；在不同系统之间，此一系统的权力为旁一系统的所侵夺。这是一个通则，非仅止南朝如此。不然，皇帝便把大权抓到自己手上。这个问题是容易理解的，如果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各个官吏都有实权，名实相符，互不相妨，那皇帝还能有权？……朝廷上，皇帝把将相之权交给制局小司、外监、舍人。地方上，皇帝把刺史之权交给典签……位高者无权（多为士族），有权者位很低（多为寒人），谁都反不了皇帝。这是南朝皇帝加强君主专制的妙方”；“这就派生出了另一种现象，正官不重要，兼差反而重要，特别是对皇帝的亲信来说，如果不兼一个地位低但有实权的官，则他的正官无论做得多大，也不起作用。……再者，不是一个系统，甲系统可以管乙系统的事，乙系统也可以管甲系统的事。如在文官系统与武官系统之间，皇帝便用武将来夺文官的权力。……南朝官制名实不符，包含了社会变动的意义。而有权者作为恩幸，对皇帝必须俯首帖耳。无权者职责不明……大家相互牵扯，对于唯予一人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却有莫大的好处。这是南朝制度的特点。”[4]
总之，就像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所指出的，“从秦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实行分权与地方自治）这种政治制度的政权，而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中枢的专制国家——无论是统一时，还是分裂时，各个政权无不如此。二千年来，专制的集权化有增无减。”[5]
四、
侯旭东先生文章中如下的两句话，“西方人20世纪以前关于中国的概括，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在对中国一知半解的状态下形成的，依据主要是几部游记、有限的传教士的通讯集与译成西文的若干中国典籍”； “中国知识分子从听说到接受‘中国专制’说历时甚短，前后不过一二年。短短的一二年不可能对秦以来的中国政治史做充分的研究，而且当时也不存在安心从事研究的外部条件与环境。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在没有经过认真论证的情况下匆忙接受的，并随即应用到实践中。从学术的角度看，是犯了结论先行，以论带史的错误”，它们中间所表达出的观点与主旨，也是一、与自己文章中的有关论述自相矛盾；二、与自己文章已经提及了的有关的历史事实不相符。
以上这两句话里所反映的自相矛盾和与自己文章中已经提及了的有关的历史事实不相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既然候先生已经准备在后文中下“西方人20世纪以前关于中国的概括，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在对中国一知半解的状态下形成的”的结论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在同一文章的前面大段引用了也是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利玛窦的关于中国明代皇帝不能专制、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的话？！候先生这样的来处理事情使人难以理解；二、既然候先生已经准备在后文中下“中国知识分子从听说到接受‘中国专制’说历时甚短，前后不过一二年”的论断了，为什么又在自己文章的前面先是讲黄宗羲与唐甄的批评秦代以来君主专制之事，接着又讲了从梁启超到王亚南、在时间上从1899年到1948年50年间中国学术界的考察、研究与批评秦代以来君主专制政治的整个过程？！候先生的这样来写文章同样也使人难以理解。
退一步讲，就是真的如候旭东先生所言，中国知识分子“从听说到接受‘中国专制’说历时甚短，前后不过一二年”的话，也并不必然地就导出“犯了结论先行，以论带史的错误”的结论来。因为，人在对事物的认识上错误往往主要来于长期接触后所形成的熟识无睹与自我麻木。如思想家王夫之所言，人往往是熟视无睹，是“耳限于所闻，则夺其天聪；目限于所见，则夺其天明”。[6]相反，如印度学者德·恰巴底亚那在《印度哲学》一书中所指出的，“历史的比较常常投射出非常有意义的光芒，照亮我们理解的幽暗角落。”更如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所举例说明的那样：假如一个法国人在英国住上一年，他对英国不会了解得很多，但作为比较，当他对在英国所发现的一切感到惊奇时，他会突然明白某些法国人个性中最根本的东西，而这是他以前因为生活于其中而永远不会注意的。[7]
再者，这里顺便还提及一点，侯先生的文章通篇都是讲的晚清以来人们引入了西方概念“专制主义”来描述中国秦代以来的君主制度做的不对，并且进而试图在中国全面清除西学的“不良影响”，[8] 但自己却又在不自觉地搞着“挟洋自重”的一套，[9]这也是一种自相矛盾。是一种较隐蔽的文理上的内在矛盾。
总之，一、从基本的历史事实上说来，还是从秦汉以来人们对秦代以来我国君主专制制度、亦即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制度的认识历程上说来，都不能如候旭东先生文章中所讲的，说其是专制主义就是“暗中应和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二、至于其的中国秦代以来君主专制说的传自日本一说，更是如其在文章中意指论敌方时所用的典故那样，纯是一种“对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辉格（the Whig），在英文中原意是苏格兰强盗。
另外，由以上所分析与辩驳的侯旭东先生的文章《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本人想到了人们对近来官方靓语“不折腾”的一些英文翻译与解释。中国驻纳米比亚女大使任小萍最近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对译英文时将“不折腾”译为“avoid self-inflicted setbacks”最恰当。另外，也有译作“don’t sway back and forth”的。[10] 前者字面的中文意思是“避免自己造成的退步”，后者的意思是“别反复。”另外，本人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也讲到过，中国人往往是“历史的新道路虽然开辟了，但不一定能走下去，条件一变就会回归”到原来的老路上去。[11] 是不是候先生们也应该想想“避免自己造成的退步”、“别反复”的问题，以避免回到中国中古时期唯皇史观史学家原来的老路上去。
[1] 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2]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6页。
[3] 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4]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15-225页。
[5]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04页。
[6] 王夫之：《读通鉴论》上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4页。
[7] 有关的更详细论述参见本人著《中国行政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8] 侯的原话是：“近代中国学术可以说几乎都是在西方的刺激下形成的（其中不少是取道日本而获得的），许多基本前提与判断，和‘中国专制’说一样，都是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就接受下来，作为学术积累与流行观念的基础。追根溯源，这类中国观大多不是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加以西方‘东方主义’的歪曲，其中的问题必然不少，不可等闲视之。”
[9] 关于候先生的搞挟洋自重一套，除了本人文章前已揭示的他的文章中大段引了传教士利玛窦的关于中国明代是所谓的“一定程度上”的“贵族政体”的话语之外，还可看他文章的倒数第2注。该注是这样写的：“小岛毅《中国的皇权—〈礼治和政教〉导论》第348页亦提到这一点。”查小岛毅，其人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准教授，讲水平的话也不会比创造了“地方性知识”（侯旭东语）的孟德斯鸠高吧？！由此使人想到的是，这里除表明了候先生文章文理上的内在紧张之外，再就是他有如中国古人所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心理。
[10] 《驻外大使翻译“不折腾” 自感精彩表意恰当》，http：//www.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1/0119-17-975115.shtml，2009年1月19日访问。
[11] 万昌华：《郡县制度评价理论述评》，《文史哲》2002年第3期，第126页。
原载《史学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