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是中国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后者的重要性源自其作为古今中西之间的“历史接合点”地位。在身处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那里，典型地体现出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型的趋势以及现代中国的内在展开，集中反映在政治观、哲学观、伦理观三个方面。
政治观
在政治观念上，黄宗羲立足儒家民本传统，反思秦以降君主专制政治之弊，吴光将其总结为“君为民害”“民主君客”“万民忧乐”三大命题，体现出“新民本”思想对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君为民害”反思立君之旨，激烈批判君主专制，较之荀子的“立君为民”更加尖锐而富于批判性，隐含了对一种“放逐君主”的新政治形式的想象。“民主君客”不仅在价值上认定民先于君，更在性质上确认天下万民为政治的主体，是对孟子“民贵君轻”论的推阐升华，蕴含了从“民有”观念向“民治”观念引申的契机。“万民忧乐”既是对以爱民、为民为旨归的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也明确了民众才是政治的最终目的，天下是民众之天下，而非君主一家私产。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仲尼没，今二千年犹未臻乎革也。”《明夷待访录》蕴含了黄宗羲对儒学传统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探索。通过对历史积弊的清理和儒学传统的诠释，他试图塑造一种“交入‘大壮’，始得一治”的政治文明新形态。这一理想虽然在有清一代难于实现，却为两百年后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生根萌芽预埋了伏笔。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在晚清时期曾经起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梁启超认为，黄宗羲“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孙中山旅日期间曾翻印《明夷待访录》之《原君》《原臣》篇，作为革命宣传材料随身携带散发。谭嗣同视《明夷待访录》为三代以下“万一有当于孔教”之书，刘师培、陈天华将黄宗羲比为“中国之卢梭”，用《民约论》原理阐发其政治思想。
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在清末发挥的作用绝非仅限于革命宣传。更重要的是，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进程中触及的一系列关键性议题，几乎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思想源头，体现出“晚明—晚清”历史与思想的连续性，如《留书》与民族意识，《原君》与共和革命，《学校》与议会民主，《原法》与立宪政体等。正是这种现实相关性与历史延续性，使得作为“残明遗老”的黄宗羲始终伫立在清末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无论是维新与守旧的论战，还是革命与立宪之争，《明夷待访录》一直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批判标靶与象征符号为论战各方所关注。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近代西方政治观念融合本土思想资源而汇入了现代中国的思想之流。
哲学观
在哲学上，黄宗羲承续宋明理学，反思走向僵化的朱子学之弊。基于对朱子学理气二元论的反思，黄宗羲主张理气一体、心性一体，呈现“理气心性统一论”的哲学形态。他强调心、气相较于性、理具有第一序意义，性、理是心、气流行的秩序节律，意在使朱子学传统中逐渐僵滞、虚悬的“理”向现实开放。同时，一气流行之中必有节律，人心之中自有条理，天地之间有实理而非空无，变化之中有不易之则，体现出儒学异于佛老的本质特征。
黄宗羲深刻浸润于程朱理学传统而又对其有批判创新，集中表现在将程朱理学的理气二元论转为理气心性统一论，突出“心”与“气”的意义。正如山井涌所言，“气的哲学和心学，具有反对属于理之哲学的朱子学、拆除朱子学权威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说也可得见气的哲学与心学之间的共通要素”。黄宗羲哲学建构的中心，即围绕对朱子学“定理”的变革而展开。在理气观上，他通过对明代朱子学学者的批评，反思走向虚悬、僵滞的朱子学，从本体论层面证成理的变化性。在心与理的关系上，他借助孟子诠释与对明代气学的批评，强调人心对于天地万物的意义赋予，凸显主体积极、能动的秩序创造意识。上述哲学建构的实质，在于将僵滞之理转成适应现实发展的动态“活理”，而与其法政变革论相为表里。
沟口雄三以“体制儒学”与“儒理学”两条线索来理解宋代以来的儒学发展。前者作为统治思想维护统治权威、固守等级秩序，如明清两代官学化的朱子学；后者则是对各时代学者的理学流派及其理观发展的总称，具有理想性、变革性特征。黄宗羲以理观变革为中心的哲学建构，正是后者的典型代表。在理观的演进过程中，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思维的内在展开。朱子学以理的世界观为基础而将其体系化，从阳明学到黄宗羲，一方面继承理的观念，另一方面摆脱外在的“定理”而树立富于个体性与多元化的新理观（心即理、致良知）。到了近代以后，人权、平等、共和等新观念，同样在理观所包含的天、自然、公共、万物一体之仁等思维背景下获得理解和转化，对中国的近现代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伦理观
如果说黄宗羲哲学观的主旨在于针对朱子学的问题，论证变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那么其伦理观的焦点则是变革时代道德价值的维系，指向阳明学的流弊。阳明学的兴起因应了主体精神觉醒的时代潮流，不过亦隐含了主体精神脱离道德价值而流入感性自然的危机。明清鼎革的历史剧变，更凸显了这一问题。
《明夷待访录》与《明儒学案》是黄宗羲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前者集中体现了秩序变革的时代呼唤，后者蕴含了在变革时代维系价值的政教用心。对阳明后学的反思批评与借鉴吸收，构成了《明儒学案》的编纂主线。在阳明后学本体派、工夫派两大系统中，黄宗羲倾向于后者，强调“必须工夫，才还本体”，“心无本体，功力所至，即其本体”，以主事、主静、主敬、主意等切实的工夫磨练、确证良知本体，并通过践履来涵养自得实修的士风学风，对治“情识而肆”“玄虚而荡”的时代病症。
社会转型时代的急剧变化，容易引发重功利的时代风气，导致道德价值的脱序。明末清初如此，两百多年后的清末民初同样如是。在这时，《明夷待访录》成为刺激变革的思想利器，《明儒学案》则化身为涵育民德的重要资源。梁启超反思近代改良运动，认定“新国”必先“新民”，“新民”必兼取中西文化，因私德以铸公德，养成现代国民。如果说西方近代法律、政治观念是塑造公德的良方，那么中国传统学问则是个体修身涵养的富矿。1905年，梁启超编纂《德育鉴》与《节本明儒学案》二书，前者摘录先秦、宋明儒家修身之言并加案语指点引申，其中大量内容即取自《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后者则直接选录《明儒学案》的修身之语、工夫之言，将其改造为一部修身教科书。传统理学的自我修养，由此成为成就人格、改造社会的精神资源。这两部著作在清末民初的青年群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梁漱溟、胡适、徐志摩等人都曾深受其启发。
黄宗羲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以《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新民本政治思想，成为接引现代政治观念的本土思想基础。其“理气心性统一”的哲学建构使理观念向现实敞开，高扬了主体的能动性，奠定了秩序变革的形上基础。《明儒学案》对身心性命之学的整理，则使儒学传统成为现代个体修身和主体性锻炼的重要资源。在他的思想及其后世影响中，呈现出古今中西交汇的特征，反映了现代中国展开之路的内生轨迹与内在性质。
顾家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