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侯旭东先生在文章中说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治的论断是“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则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1] 这其中也有明显的自相矛盾和与史实不相符之处。在其如上的这一句话中，起码有很明显的两处问题存在：一是他说讲中国秦代以来的政体是君主专制政体的西方人是“个别”，与自己同一文章中的后文自我打架；二是其的中国秦代以来君主专制的论断传自日本说，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相合。下面我们先展开论述其问题的第二点。
侯先生中国秦代以来君主专制的论断先传自日本的说法最起码的有三个人物他绕不过去。一个是有中国近代最著名启蒙思想家之誉的严复，一个是著名改革志士谭嗣同，再一位是近代著名史学家夏曾佑。
实际上，严复等以上三人有关的一些话语侯先生也已经在其文章中有所涉及了。但是，其按照自己的既定目的进行相反的解释，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视线”，从而出了本来可以很容易地避免的问题。比如，梁启超与严复，他们二人谁的中国秦代以来君主专制政治说在前的问题，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我想侯先生是能很容易地给出正确的答案的。
凡研究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严复是近代最早站出来批评中国秦代以来的君主专制政治的人物。本文中前已提及了，侯文称梁启超是1899年注意到“日本出现的‘专制政体’说”的。但是，严复在此之前4年，就已经形成了自己较为系统的中国秦代以来君主专制政治说。并且，他是在亲自考察了西方政制与深入研究了中国当时政治体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绝对不应该忘记的是，严复是1877年（清光绪三年）23岁时就去了英国，而不是去了日本留学的。虽然是入的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但其一直注意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辨析“西学”与“中学”的异同。1879年学成回国之后先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次年起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又升任学堂总办。其间，他执教、为官，并与一批有相当国学水平的士大夫们交游达二十年之久。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不久，严复就在亲身感受与对中西政治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中国秦代以来是君主独裁与专制政治的历代帝王是“大盗窃国者”的著名论断。在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里，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主要文章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其在这些文章中几乎篇篇都讲到了要废除中国的君主独裁与专制制度，要学习西方，实行立宪政治，要给人民以自由，以及培养民智、民力的问题。
尤其在《辟韩》一文中，严复对中国秦代以来所实行的君主独裁与专制政治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揭露。其中写道，“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埂者也，最能欺夺者也。……坐而出其为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稍不如是焉则诛”；中国一直是如唐代的韩愈者多，“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2]严复在文中批评与分析说，“秦以来之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即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者，故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3] 严复在文中进一步将中国的有关情况与西方比较说，“今夫西洋者，一国之大公事，民相与者居其七，由朝廷而为之者居其三”；“ 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中国则是“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4]
以后，严复又曾在其的译著里对中国秦代以来所实行的君主独裁与专制政治进行过多次的批评与学理上的分析。其在《社会通诠》序中写道，“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田土，焚诗书，坑儒士，其为法欲国主之外，无咫尺之势”。[5]其在《社会通诠》的按语中写道，“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在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夫彼专为君，故所重在兵刑，而礼乐、宗教、营造、树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事，皆可放任其民，使自为之。中国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兵刑二者，不足以尽之也，于是乎有教民之政……有鬼神郊祭之事……有司空之营作……有虞衡之掌山泽……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有以发达。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也，犹奴虏矣。为儿子、奴虏异，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6]
严复在《法意》的按语中也多处对中国秦代以来所实行的君主独裁与专制政治进行批评与分析。他在《法意》的按语中写道，“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7] 在这里，严复的宪法一词不是指的近代西方分权与制衡意义上的宪法，而是指的君主专制国家的根本法规。
在中央行政上，严复在《法意》的按语中说，回族（伊斯兰教）国家的君王手下都有一“维齐”，“其权决一国之事，而于王为大奴”，“中国之宰相有时直维齐耳！”[8] 他还说，秦代以来中国在纵向治理上也是体现的君主独裁与专制，“以州县治民，以行法之官而司刑柄……自天子至于守宰，皆以一身而兼刑（司法）、宪（立法）、政（行政）三权者也”。[9]
关于中国秦代以来法律的性质，严复在《法意》的按语中说，“孟（孟德斯鸠）氏之所谓法，治国之经制也。……既立之余，则上下所为，皆有所束”；但秦代以来中国的法基本上没有西方法的此意义，而只是专制君主个人手中不受限制地使用的刀棍，“若夫（李斯）《督责书》所谓法者，直刑而已，所以驱使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适成专制而已矣！”[10]
严复在《法意》的按语中还指出，“从中国之道而言之，则鞫狱判决者，主上固有之权也。其置刑曹法司，特寄焉而已。固刑部奏当，必待制可；而秋审之犯，亦天子亲句决之。凡此皆与欧洲绝异而必不可同者也”；在英国，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其（法庭）所判决，虽必依国律，而既定之后，王者一字不能易也。王者之特权，存诸肆赦而已，然亦不常用也。”[11]
事实能清楚地表明，是严复上述对于中国秦代以来的君主专制本质的认识与揭示深刻影响了梁启超，而不是相反。这种影响最迟不会晚于1896年。比如，梁启超1896年的《与严又陵先生书》中在引用了严复的有关看法之后曾写道：“先生为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此诚悬之日月不刊之言矣。”[12]
与严复一样，近代著名改革志士谭嗣同和近代著名史学家夏曾佑也是中国秦代以来君主独裁与专制政治坚定而激烈的批评者。谭嗣同尖锐抨击中国秦代以来君主专制政治的《仁学》一书写成于1896年，最早由梁启超在日本印行。《仁学》中写道，“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西人辙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13]
夏曾佑关于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独裁与专制政治的有关论述是：“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凡十五年，时亦足矣，而古人之遗法无不革除，后世之术，悉已创导。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秦亦于此匆匆十五年间，尽演出之，诚天下之大观也”；中国自秦以后，“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后之王者，不过随事补苴，以求适一时之用，不能动其深根宁极之理。”[14] 这些论述见于他1902年著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书。该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15]夏曾佑的该书虽然出版于20世纪初年，但其中关于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独裁与专制政治的认识却比这早得多。史载，早在1897年夏曾佑就在天津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了《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新学，鼓吹变法，认为中国专制主义不除，则面临亡国灭种的险境。
在此尤其需要明确说明的是，与严复的情况大体相同，谭嗣同与夏曾佑的关于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治的观点也不是传自日本。他们该思想的渊源之一与严复一样，也是直接来自于西方。关于此点，除了前揭夏曾佑与严复一起办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的事例之外，前揭谭嗣同话语中的“西人辙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一语也是明证。
不但如此，有些事例还表明了后来去了日本的学人中有些出国之前受过谭嗣同中国秦代以来是君主独裁专制政治有关思想的影响。亦即，后来去了日本的一些学者，先是在中国接受与形成了中国秦代以来是君主专制的观念之后，然后才东渡日本的。比如梁启超是戊戌政变后去日本的，此前的1897年，梁启超在《西政丛书序》中曾写道，“中国三代尚已，秦汉以后，取天下于马上，制一切之法，咸为王者一身之私计，而不复知有民事。……其上焉者，补苴罅漏，涂饰耳目，故千疮百孔，代甚一代，二千年来之中国，虽谓之无政焉可已。”[16] 很明显，梁启超这里是翻用的谭嗣同《仁学》中的有关话语。关于此点旅美知名学者张灏也指出过。张灏认为，虽然《仁学》是在谭嗣同死后发表，但梁在此之前对该书的内容和一些主要思想肯定早已相当熟悉。另外，梁启超本人后来也曾承认过《仁学》是他思想形成过程中最有影响的著作。[17]
有材料表明梁启超自早年起也一直受夏曾佑思想的影响。比如梁启超本人就讲，“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在思想观点上“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得到意见一致。”[18]
与谭嗣同的中国秦代以来是专制政治思想一事有关联，另外要补充说明的是，侯旭东先生在其文章中说谭嗣同“此说承袭了明末唐甄《潜书》中的思想”，“亦明显承袭了黄宗羲的思想”，这也是与侯先生本人的“中国古代专制政治来自日本”之说相矛盾的。
很明显，侯旭东先生的这一谭嗣同承袭了唐甄与黄宗羲的说法是与以上展开的本人的观点——中国秦代以来专制说中国自有的思想相一致。但尽管如此，我在此还是提个醒，侯先生的此说法与历史事实还是不尽十分一致。因为，谭嗣同《仁学》中“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的话语，在字面上更与清朝乾隆时期著名学者恽敬《三代因革论》中中国自秦以后历代“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的原话相近。[19] 本人据此进一步推断，谭嗣同的“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这一思想是直接继承的恽敬的中国自秦以后历代“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的观点。因为，无论是唐甄还是黄宗羲都还没有直接说出“秦之制”这一要害来。
本节一开始时所提及的第一点，亦即侯旭东先先说西方只是“个别”人认为中国专制，而后其本人又在文章中自己就提到了一批西方人说过中国专制一事，这是其文章中明显的第二大自相矛盾。考虑到篇幅分配的对称，此问题不准备再作进一步的展开。在这里只想提及的是，认为中国秦代以来是君主专制政治的西方人不是如侯先生所说的是“个别”人，而是不小的一批。比如，侯先生的文章中提及的就有孟德斯鸠、魁乃、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等。他们当中，马克思的中国皇帝有无上的威权，只是“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的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鸦片）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半野蛮人维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的论述，完全与当时中国的历史实际相一致。[20]
[1] 这里顺便提出个人的一点猜测，是否侯旭东先生的中国古代专制说东来于日本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冯天瑜先生《“封建”考论》一书中“陈独秀封建等于落后思想东来于日本”观点的影响？冯先生在《“封建”考论》一书中认为陈独秀的“封建=前近代=落后”的思想是“从日本移植而来”（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257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冯先生之说所举史实充分，论证严密，观点令人信服。而侯先生的此观点就不行了，其一是与有关史实不符，二是自相矛盾。
[2] 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9页。
[3] 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1页。
[4] 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479页；第481页。
[5] 严译名著丛刊：《社会通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译者序。
[6] 严译名著丛刊：《社会通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3页。
[7] 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7页。
[8] 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
[9] 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3页。
[10] 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26页。
[11] 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6页。
[1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08页。
[13]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14]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2页。
[15] 侯旭东文中说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一书1903年出版，但应为1902年。参见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4页。
[1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2-63页。
[17] 以上内容，参见张灏著，崔志海等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国度（1890-190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5页。
[18] 转引自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封二题语。
[19] 恽敬文《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文稿》卷一。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第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