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人在水里不知水，人在风里不知风”。
眼下，我们有很多人不自觉地就使用起“非自己的语言”来说话，甚至写文章；而且是把些只言片语（往往是些挺唬人的名词）——也不管其“对”与“错”，随口就用。追索一下，这种不是自己的语言，大多来自“官方”（或典籍）——就是人们常说的“官腔”“套话”。
这严重的影响着我们应有的“人”的思维活动。久而久之，整个的“人”就可能被那“话”而彻底“化”掉了自已的灵魂。
——这是十分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件事。
1
那天，我跟一位蛮敬重的文友聊天，说起清末民初的“杨度”。那朋友张口就说“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太好”。我被愣愣地噎住……过后思之，越想越觉不对味。
是啊，什么算“政治品质”呢？什么人常用这种词汇（标准）衡量别人？这词的文化来由如何？能不能用这一个词就盖棺一个人？尤其用其来判定文化人呐？
就说杨度吧。如果说世上真该有“政治品质”这个词，而这个判辞又算精准确切。那，用“不好”或“不太好”形容判断“杨度”，似乎再正确没有了。杨度一生从立志搞“君主立宪”到最后秘密加入共产党，他参与或说投靠过的政治体系之多，是他同时代任何一个文化人都无法比拟的。就信仰来说，他似乎也转换了好几次。他时而阔谈于高堂，时而藏匿于山林或国外，时而又栖于豪门、卖几个字来换几个钱花。然而，即便如此，就用“政治品质不好”来盖棺、判定、诠释一个复杂的有血有肉的人吗？尤其用来判定一个载承着无数思想、历经着一段翻覆的历史风雨的文化生命吗？
——我以为那肯定会有失公充、极不恰切的。
“政治品质”属近代语汇。“三坟五典”“经诗子集”里没见过。可究其语意源头又应该是很久远的，怕3000年不止。这词儿是跟“忠臣不事二主”“忠贞不二”和士人的“气节”“节烈”“操守”等一系列儒家的常用辞一脉相承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说：一个人一旦选定一件要干的大事（多指政事）或者选定要跟随（伺候）某位正在干大事的人（多指政治领袖），就得以身相许、不可再改变，如烈女嫁夫——能坚守到底者（无论随其荣、辱、生、死）就算“政治品质好”，反之，如杨度那样变来变去、总改换门庭，则算“政治品质不好”。而中国历史由于经常有“稳定”与“重新组合”的格局变化，于是，“政治品质”的“好与坏”的反正两面的例子还蛮多，甚至出双入对。譬如，汉武帝时的苏武和李陵，就是正反一对；还有明末的洪承畴和史可法也是；像三国的吕布、明清时的吴三桂，不用说——他们既搞过人生（政治）的多次选项，又有女色搅拌其间——这“政治品质”嘛，显然就坏到极点、坏得流脓、没探讨余地。
让我一想起就觉别扭的，是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皇帝一听说李陵在无奈中降敌，痛心疾首地说“他，他怎么就不死了呢”。这说明皇帝既知道李陵降敌的“无奈”又惋惜这个人才，可他就不去想一个生命是该以生存为起码价值的。洪承畴的故事更具戏剧性。崇祯原以为他抗清“光荣了”，在北京大张旗鼓地祭奠他，而洪本人被俘后也抱定一死之决心，可到头来“生存第一”了。这样，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最希望这些人去死、去“尽忠”的，原来是皇帝、是主子们，肯定不是他的妻儿老小。皇帝主子希望别人永远对他们“尽忠”直到死，而他怎么处置别人可就不管不顾了。譬如，崇祯杀袁崇焕，他可就不多想那“对”“错”了；而且，觉得你即便被老子错杀了那也是对我皇家尽忠……当然，也有“洪母骂畴”的留传。无疑，那位洪老夫人是被圣贤书、忠君道搞没了爱子心。而这圣贤之说、忠君之道的“愚忠”道德，毒害了中国百姓和读书人达数千年。我想，若让洪承畴的妻儿们抉择，肯定是希望他活着与家人团聚的。
2
湖北作家邓一光先生写过一篇《远离稼穑》的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老实巴焦的农民只喜欢种地，后来无奈当了红军，结果当了三次俘虏……人生结局十分惨淡。小说很感人，我读了两遍。那年我在汉口，《芳草》主编钱鹏喜先生告诉我，邓一光出生于将军之家。这让我心生惑疑。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总当俘虏的“四爷”（小说中“透露”的人物关系）呢？“求生”和“求名节”，对于一个人到底哪一项更重要呢？在生死于瞬间的血腥战场上，当了俘虏，这个人就没脸再见人了吗？我们在生活中就只能崇尚和理解英雄与烈士吗？在求生与求死之间，人类的终极关怀应该选择哪一个？人，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不愿意做英雄的平常人，该不该在这世上存活下去？这种“活”该不该受到理解和关怀？我相信，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无论在古代现代绝不是无意义的。
——这是“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海涅在《两个波兰人》中这样说过“为祖国牺牲是挺好的，可活着就更妙了”。
说到文化人，既有钱歉益样的怕死者，也有把死看得很淡的，譬如跟杨度同时代的王国维——他平静而轻悄一头栽进昆明湖，遗书上写“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至于他到底是“殉清王朝”还是“殉文化”；还是因“与罗振玉交恶”还是“心灰于时局动乱”或“丧子悲切”？就都是后人的“淡操心”。这位正置壮年、学术研究正属旺季（不搞政治）的国学大师，既然选择了昆明湖、又精心挑选了五月初三（有人说他有意避开五月初五——屈原投江日）——那他这死自然是他“牛心拐孤”的一种人生归宿。王国维的死跟杨度后来“聊倒”于杜月笙门下，每月拿杜的500块银洋“活着”的人生选择，同样是一种“自我”。个中的无奈、酸楚、隐忍、恨悔，是他自家肚子里的事。至于，谁愣要在其中寻觅一种“可贵与卑微”“对与错”的品质，我以为没多大意义。
因为人生际遇是由不得你的，包括你的抗争；而你的“品质”正是该凸显在这“际遇”与抗争的夹缝里。世间有几人能像像墨翟和阮籍那样，一个遇到“歧路”就流泪，一个遇到“穷途”就大哭。可抗争之苦，只有自己清楚，外人是单看结果的。
——这道难题，怕是只有上帝才能解得开。
蒙田有一句话值得咂摸——“世上最大的事，是一个人知道什么才是他自己的”。是的，现代的智者们可能更明白了，一个人先弄懂自己比干好什么事都强。
我总忘不了邓一光写他“四爷”——一个人从战俘群里冲出来，抱一块大石头叫骂着冲向美国坦克群的情景——他尝过前两次被俘虏的耻辱，这次又是面对外国敌人，这位倍受战争之苦的“老兵”倒是真想赴死呀……可到头来——他还是活下去了。
——是的，人在强大的客观“际遇”中，去抗争——着实是难能可贵的。
——可那，又是多么渺小而无奈呀。
3
说到杨度，其一生行止是很值得后人在其“品质”二字上，细细品咂的。
我既不说他曾以《湖南少年歌》——“我本湖南人，唱个湖南歌。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当是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如果中国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国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唱热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三湘青年的血；也不谈他在日本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跟孙盟誓“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杨度从小与其妹就有“才子”“才女”之誉，而且他跟别的读书人不一样，他既不死抠八股文章也不摆弄什么华章琦句。他早年师从湖南名儒王壬秋（闿运）。老师很看重他，称他为“贤子”。当时，他专攻“帝王学”。后来又倾心于正风行的“新学”，进了湖南师范。而纠杨度一生的悲剧，也就是从这“研帝王之学”开始的。
——那么，什么是“帝王学”呢？
简言之，就像“三国”时的诸葛亮，先物色（选择）一个“将来可能成为帝王”的“非常之人”；尔后，你就许身于他、跟定他——为他设计“非常之谋略”；这样，你自然也就成就了自己“非常之功业”。现在想来，这是儒家的实用学，被中国特有的“皇权霸道”污染得很糟糕的一个侧影。而这个“糟糕的儒家实用学”，又被中国文化人奉为天经地义的“人间正道”达数千年。正是这个潜入灵魂的动因，给杨度日后为袁世凯称帝搞什么“筹安会”、写荒谬的《君宪救国论》的人生大败笔，埋下了思想祸根。
再有一点是，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因被怀疑是“康梁余党”——避祸日本；是袁世凯和张之洞向朝廷向慈禧力荐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他这位曾在“经济特科”考试中获一科二名的“新学进士”，才真正步入“庙堂”之上的。这样，从“公”从私，他都开始跟袁世凯搅到一起了。也就是说，在不知不觉间，袁世凯成了他从“潜意识到前意识里”曾企盼过的那个“可能成为帝王的非常之人”。虽然，还没到像诸葛亮效忠刘皇叔那样鞠躬尽瘁。可他敢在载沣要杀袁世凯之时“拒不草诏，冒死论救”；在袁被“开缺回籍”、最背运之时，他能往来于北京和彰德（袁隐居处）之间来烧这爿“无火冷灶”，遂成了袁的朋友和谋士——这已经就“确定”了他们日后的某种必然关系。
——这里还有个症结要补述一下。
那就是，当时清末民国初年社会制度的转型，使旧时的文化人（包括清廷的士大夫）急遽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化——如杨度这样新旧参半、又必须植根于中国文化环境的文化人，只是把原本奉行的“修、齐、治、平”的理念，在口头上变成了时髦的“救国”口头禅——骨子里仍然把“为官”看成人生最佳选择。而在这一点上，在英国留学3年的严复和在海外浪迹多年的梁启超，以及辜鸿铭、林纾等沾洋风气的学者们，跟杨度们就有文化上的“深思远瞩”与“务近求实”的差异……可历时3000多年的儒家的“积极入世”那股子不甘寂寞的劲头，却时时在“杨度们”身上迸发。于是乎，辛亥革命前，杨度积极帮助清政府搞“挂羊头卖狗肉”的“假立宪”。譬如，他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写“宪政大纲”“行宪程序”啦；后来又为清廷王公贵戚在颐和园办“立宪扫盲班”啦；给“皇族内阁”当什么“统计局长”啦，均属此类表现。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政治活动”大有“闹剧中的‘丑角’”的味道。可在当时的民族和国家正处“变革”的危难之时，那是倾注着一位有识之士满腔热血的。
然而，就在清廷的“假立宪”无休止的迁延时日之际，辛亥革命爆发。“君主立宪”的可能性忽然变得遥远了。杨度，自然不能不转换角色——他开始穿梭于北洋集团（其实，他跟“北洋集团”有本质上的区别）和革命党之间，当起了“纵横家”。这，与其说是他钻营，不如说他条件独特——双方都是他的老熟人、老朋友。再说，当时的“君宪派”本来就是清王朝与革命党之间的中间派或叫缓冲派。是的，人生的复杂就复杂在这里。杨度这一时期的活动，既是他“努力国事”的基本人生宿愿的体现，又包含他当初在日本与孙中山的“相帮之旧约”。至于他是不是“两头讨好”、想跑出个官当当，这很难辨识。但有一点值得思考——那就是，凡“想当官”或“有意讨好”的人，都是些冷静的“理智”者——私心很重的人。而当时，比较理性和冷静的人该“看看形势”再出来活动。如梁启超、严复（尽管他们都不同程度参与了“当时之事”）。可杨度其人不然。他是在明摆着“讨不得好”的情势下，还执拗地干着“帮忙”的傻事。
果然，当他把“事”跑成——清廷逊位、袁氏当上大总统、孙中山和黄兴也成了国家干部、唐少仪当上总理，而忙火半天的杨度却“没他什么事”了——远走青岛。该说，在那段时日里最劳而无功、“吃亏蚀本”、又不被世人理解的“输家”，只有杨度一人。
那么，再看看杨度的人生大败笔——“筹安会”一事吧。
——这，首先要从辛亥革命、革命党、袁世凯三者说起。
首先，我们必须正视“辛亥革命”是一次极不成功、极没名堂的革命。它只是在动摇清王朝这一点上，起到“在全国炸响了最重的一炮”的作用，且这一炮还不是当时最出名的孙大炮放响的。尔后，除汉口的废墟、硝烟、荒冢，便是可能酿成的全国大动乱——原因是此革命是一次偶然性很强的事件。再说，这时的革命党人——既无组织全国民众对抗北洋军的能力，又无迅速提高民智建立“真正共和”的把握。最后，孙中山以“让位”换得清廷逊位的“个人”行为，成了黯然的结幕造型。至于袁世凯以北洋军的武力，一手压清廷一手压革命党之事，自不必说。关键是他身边确有不少与“革命”不相融的“君宪”派人物，包括清廷一些遗老遗少，甚至还有西洋高参古德诺和东洋顾问贺长雄——这样的旁观中国之事歪嘴和尚。杨度自然是袁氏营垒中的要员。可不知怎么，杨度在袁氏那里，总混不上个“正角”来，不是什么南北议和“代表团高参”就是什么“汉口商场督办”；到了选“内阁总理”选“国务卿”时，总没他的份儿；混得还不如他的同乡熊希龄和他介绍给袁世凯的他的同乡夏寿田——这样的庸才；连后来所谓的“筹安会”会长，也是他自封的。最后，他甚至沦为“太子”袁克定的智囊。可重要的是，在当时形势下，杨度以他偏执的看国事（考虑国家统一、不发生动乱）的目光，看到的是——只有“君主立宪”才是中国惟一的希望——“共和”在他眼里是难以为继的——其实，直到现在作形势考量，他当时的观点也不全无道理……所以，当袁世凯把“旷代逸才”的大匾额送给他时，他该未必多想自己将来可能是个什么前景，而是觉得那“立宪的希望之光”就在眼前了。于是乎，他非但到处游说奔走，搞出个“筹安会”；最后干脆变成“洪宪”登基的“劝进会”，他还洋洋洒洒、振振有词地写出自己贯之而一、极以为是的“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鸿论——表现出一个真而确真的杨度。
这不知该算他“愚鲁”，还是算他“执著”？其实，道理很简单，北洋集团是靠亮锃锃的枪杆子说话的，即使像徐世昌这样的“秀才”也是从“小站”时就跟随老袁练兵的。时髦的话叫有“硬件”。而杨度是凭头脑和嘴巴，以及人事关系来为老袁效力的，是“软件”。何况他每每还可能表现出“舍我其谁”的酸、硬、臭的书生派头来。
这其中有一段杨度说服严复参加他的“筹安会”的对话，以及严复对袁世凯的前后态度的转变，很值得我们在把握当时文化人心理动态上，做一番透视和确准。
想当年，袁世凯刚当北洋大臣时，就曾想收编已颇有盛名的严复。可那时严复却说“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听这话，有点像翻袁世凯“背叛戊戌变法”的后账）？够得上延揽我”。可到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逼袁下野之时，严复倒说“看来看去，袁还是一块国家柱石，置之闲散，未免可惜”。然而，严复毕竟是不主张“革命救国”的渐进派，即使当上民国京师大学堂监督，也冷静地认为当时的民国是有名无实的“共和”。
所以，当杨度要他参与“筹安会”时，杨说：“幼（严复字幼陵）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近来德皇威廉第二也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中国。您对此有何高见？”
严说：“我没有什么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
——这话，其实一语破的、说出此问题的原则性和严肃性。
杨说：“中国非统一不可，而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挂帅。我想，发动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
严说：“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之可也。”
——这话说得明明白白，说明严对“北洋与袁”的意图，旁观得比较清楚。
杨见话不投机，忙改变口气说：“幼老，您错了。政治主张不本学理则而行之不顺，学者不以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
——这话，既是杨度自己“努力国事”的心态流露，也说明他非常懂得严本人以及类似严的当时不少文化人的心理状态（或叫共同语言）——脉搏、痛点在哪里？
严复果然被这句话打动了，说：
“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名。”
——真可惜，看事透辟、行事沉稳的严复，竟然也克服不了自己的“病根”（忧国忧民情结）——还是跟着杨度蹚了这趟混水——成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
然而，当我们细读这段话时，还是能隐约可见当时文化人的真性情的。那就是——无论他们各自主张如何迥异，只要一提起“国家”、“苍生”乃至“学理研究”都能被震撼、被俘虏的；对自己的名利得失，都未必放在心上。
该说，这一点是很值得提一提的，也值得后人寄予感佩之情。
……就这样，杨度从小的“帝道之梦”在辛亥革命中成了泡影；而他的“君宪之梦”又在“洪宪”称帝中灰飞烟灭；他的“救国”之路在哪里呢？是佛堂？是山林？是国外？
其实，他不是不知道，此举是要遭国人唾骂的。可他却侃侃地说“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大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当然，这话也恰恰让我们从中嗅到——中国文化人的“不贰”的固执意识。即如柏杨说的“不惜用10个后来的错误，去维护原来的1个错误”。
这样再去看，袁世凯的“洪宪称帝”失败后，杨度虽被位列第一通缉要犯，可到了张勋复辟之时，他仍敢“赞而画之”，这显然也就顺理成章的。
然而，又令人赞叹的是，他也从没忘怀当年在日本跟中山先生的“谁先成功彼来帮”的旧约定——民国11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去说服曹锟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一次政治危机。说来，孙中山对杨度这位老朋友还是了解且理解的，多次说他是“能履行诺言的政治家”，让革命同仁“幸勿以往见疑”。此外，他为营救李大钊和救济受害志士家属，卖了自己北京青岛的两处房产，多年积蓄一空，最后落个无家可归、寄人篱下……其实，这些“善事”也是杨度的“政治”品质的一部分。
只不过，在那一段很少有人能把政治形势透看得极明白（包括孙中山）的历史时期里，杨度是个失败者，是个人生选项与政治气候极不对位的、首战就不利的失败者，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屡败且屡战的失败者；是那一历史时期的典型的政治悲剧人物。而在我们的历史传统和世俗伦理中，又从来容不下失败的、悲剧性的人物。
——成王败寇嘛。
4
这，就又扯出一个问题来。
对成功英雄的崇拜、对失败英雄的贬污——在中国文化中，从来不乏其人、不乏其事。最早品尝到这两种待遇的就是“鲧”“禹”父子二人。鲧由于治水没成功，便遭后人诟病，说他是“窃帝之息壤”，如何如何。只有具人本意识的屈原为他说了句公道话——“鲧婞直而亡身”，说他因“倔强率直”而被杀身。鲧的儿子“禹”因治水成功，就受到另一种待遇——即使他滥杀无辜（杀了开会迟到的防风氏），又乱搞男女关系（跟塗山女野合）也没人说三道四，甚至给予辩解，把他吹捧成“至贤至圣”之君。再如，个人品质很相近的“李世民”和“杨广”分别受到的褒与贬，也是这种不公正的“成则赞，败则贬”的待遇之别。秦晖先生批评电视剧《雍正王朝》时说过“有为之君未必有德”的话，很值得思索。至于吕布、吴三桂之流，人们就更是竭尽“泼污”之能事了……而在这一点上，西方人跟我们就不同了。他们既崇拜成功的英雄，更崇敬失败的英雄，因为失败的英雄往往更具人格魅力。譬如，对“普罗米修斯”“俄狄普斯王”对“凯撒”“耶稣”，人们对他们的悲剧人生、悲惨结局以及造成这惨局的他们的个人人格，予以高度评价；并把他们的悲剧大肆颂扬，以激发人类情愫中最重要的“悲壮”情绪。
——我想，这才是一种景深的“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相形之下，“政治品质”这一判辞和以它来盖棺论定人，显然就浅薄偏颇了。这其中还包括由“政治品质”一词繁衍出的什么“改换门庭”啦“卖身投靠”啦“认贼作父”啦，等等一系列判辞或说罪名（也是“十年文革”的口诛笔伐中耳熟能详的）。应该说，这种跟封建帝王意识联系一起的“官方语言”，能让人听出些别有用心的味道。
一种思维一种判断往往受到某一时代的局限，受到某些人、某些书先入为主的影响。这样，剔除那些“想当然”，揭示以往认知中的“残缺”或曰谬误，就成为我们现代人走向未来的一种很重要地“自我健身”与完善。法国思想启蒙学者卢梭曾说过——“我们天赋的良心是万无一失的善恶判断者”。他所谓“天赋的良心”，其实是一种“良知的沉淀”。只可惜，眼下的教育界和传媒体都不能给予人们这方面的滋养。人们只能像每日三餐后仍须加些“补品”，搞“自我维护”，给自己另加些知识的“营养素”。
5
其实，就杨度的“夕阳最后一瞥”也足以说明这“政治品质”一词的不准确性。1929年秋，杨度由陈赓（一说潘汉年）介绍，在周恩来批准下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而这一点，稍加思索就该弄明白，这恰恰既不能说明杨度其人“政治品质好”，也不能证明他“政治品质坏”，只能体现他那一如既往的“努力国事”的初衷没改，“积极入世”的传统犹存，依然是那么性如游侠、心似烈火、急功好义。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取向只是他思维及意志能动的一部分而已，不足以概全一个人的人格品质的优劣。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是值得品味的——那就是解放后几十年里，很少有人知道杨度是共产党员。按说，连释放溥仪和杜聿明，社会喉舌都在海内外大肆宣扬——我们的思想改造如何成功，连封建皇帝和国民党战犯都被改造成了社会主义公民，云云。那么，像杨度这位清末民国初的名人入党，为什么不能高扬一下呢？……思来想去，显然这“政治品质”一辞一直在杨老先生身上作着怪呢。呜呼！“政治品质”何其重要哟。
最后，我还是用杨度临终自题的挽联，来结束此文吧。
1932年冬月，杨老先生病倒在上海租界。他为自己写下“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显然，杨度老先生到死也没忘记他的“帝道”。
——是啊，杨度死后的百年里中国人难道真的脱离了那“帝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