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佛教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意指人的认知客体和生存环境取决于主体心意识的运作；换言之：境由心造，境由心转。

中国近代史上的怪杰杨度(1875－1931)，一生思想以多变著称，曾是臭名昭著的“帝制祸首”、“复辟余孽”，到晚年成为共产党人。对如此跌宕起伏的奇特经历，杨度在1927年春的《江亭词序》中开首即言：“盖人生哀乐全由心境，境既生心，心复生境。于境若有爱憎，于心即有哀乐。实则，哀即是乐，乐即是哀，境即是心，心即是境，对待相消，了无一物．自非圣人，不能悟此。”总结自己一生政治生涯和思想上的三次大变化，认为皆出于心境的转变。

第一次，光绪戊戌年(1898)，杨度与至友夏午贻(寿田，1870－1935)同赴京师应礼部试，夏以一甲第二名及第，授翰林院编修，而杨度乃落第。杨度与夏午贻同是湖南人，皆师从清末著名学者王闿运，学“庄子逍遥之旨，更治春秋经世之学”，平生志向，在于物色、辅佐“非常之人”，而成帝王之业。如今一人青云直上，一人束装南归，其心情自然有天地之别。离京前，二人游城南江亭(即陶然亭)，依百字令题词亭壁，杨度有“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之句，夏午贻和之曰：“万顷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词意皆言朝政，而其时政局，见危则哀，见安则乐。故杨度在《序》中说：“境以心成，心由境转，自心自境，自哀自乐，故同一江亭，而二人哀乐相反如此。”

第二次，历经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之乱。夏午贻1901年3月以“妄言”被清廷撒职，随侍其父夏时于江西、陕西巡抚任上，继又归隐桂阳。杨度“则浪迹东南，飘零湖海。中经特科之举，台谏之劾，名捕之祸，遂避地于日本。见国势之日危，仍倡君宪救国论。光、宣之间，张袁当国，举予于朝，两宫召予还京，以布衣授京堂，使主宪政。天下以为将治，然王公擅国，政事日非，予知宪政必败，革命之期近矣。”此时，夏午贻来京，暇则同游江亭，更续前词。夏作词云：“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杨度乃云：“昨夜东风吹梦远，梦里江山更好。”夏午贻词为乐极而哀，似哀仍乐；杨度则哀极而乐，似乐仍哀。同一江亭，而二人哀乐前后相反又如此。

第三次，杨度经历了参与前清、洪宪之帝制、张勋复辟三次大败，避居天津、青岛，潜心研究佛学。自称：“余于君宪之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乃不更言经世，而由庄以入佛。数载修心，遂有庐山悟道之事。”所谓“庐山悟道”，据其1921年7月所作《逍遥游辞并引》称：“夜登庐山，仰首视天，云开月出。此心忽然大彻大悟，遇机而通，应缘而解。”杨度由佛学的“无我论”之中介，以后乃参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以自己特殊身份出入北洋军阀曹锟等人幕中。当时夏午贻与杨度同时学佛，自号“畸道人”，相与参修，亦成大觉。晚年移居上海，在杨度影响下同情革命。时在1927年，距戊戌已有三十年。世变愈亟，人心愈扰。夏午贻复续江亭词曰：“听唱菰蒲新曲子，洗尽从前懊恼”；此词据杨度看来，已是悟后之词，乃谓今日已无哀乐可言。而杨度认为自己的境界则更进一层：“哀即是乐，乐即是哀。只有一心，并无一境，境即是心，心即是境。并无一境，亦无一心，无心无境，即无哀乐。”故和词曰：

“一亭无恙，剩光宣、朝士重来醉倒。城郭人民今古变，不变西山残照。老憩南湖，壮游瀛海，少把潇湘钓。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 自古司马文章，卧龙事业，无事寻烦恼。一自庐山看月后，洞彻身心俱了。处处沧桑，人人歌哭，我自随缘好。江亭三叹，人间哀乐多少。”

杨度在1928年《新佛教论答梅光羲君》中，声称：“自人类言之，一切唯心；而自宇宙言之，一切唯物。人生哲学，应为唯心；宇宙哲学，应为唯物。”此文对十年学佛生涯作了总结，并预示着杨度另一人生历程的开始。他在晚年接受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予因半生经历多在政治，深叹今世社会不自由、不平等。一切罪恶，无非我见，反身自问，亦无一事而非我见。今欲救人，必先救己，其法惟有无我主义。”撰此文第二年秋，杨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附夏午贻原词：

“西山晴黛，阅千年、兴废依然苍好。竖子英雄都一例，付与断烟荒草。一勺南湖，明霞碧水，未觉风光少。不堪回首，酒徒词客俱老。 休问沧海桑田，龙争虎战，闲事何时了。听唱菰蒲新曲子，洗尽从前懊恼。随分题襟，等闲侧帽，一角江亭小。不辞尽醉，明朝花下来早。”)

——以“龙泉”笔名，刊于《佛教文化》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