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3月22日举行，笔者再次参会，受益良多。相比于往年，笔者感触最深的一点是论坛规模和海内外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不仅体现在东道主中国方面出席人员的高层配置，包括中国副总理张高丽为会议做主题演讲，多部委也基本派出一把手出席，500强CEO到场的至少50位，IMF、世界银行、亚行、OECD四大国际组织领导也在出席之列。如今的高层论坛，在笔者看来，已演变为云集国内外政商学三界最高水平的中国经济盛会。
然而，于笔者而言，此次参会的意义也尤为重要，由于当前中国正值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且早前公布的1-2月经济数据大幅低于预期，中国经济似乎出现大幅减速风险，决策层是如何看待经济失速与改革的关系？应该以怎么样的措施应对短期经济增长下滑？改革的次序究竟是什么？总之，笔者心中存有不少疑问，借助这次交流机会，有如下一些感想与读者分享，当然也有部分疑惑尚待日后感悟和研究。
首先，经济增长方面而言，可以明显感到，当前中国决策层已有危机感。在笔者看来，这反而是个积极信号，有助于未来应对经济运行中的困难与采取对策。与以往不同，本届政府对于推行改革的必要性、困难与当前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已有充分认知，在高层演讲中也多有涉及，可以说是对经济风险充分重视与谨慎评估。决策层能够不再保持一贯的乐观态度，建立危机意识本身就是防范风险的第一步。
相对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奥斯坦·古斯比对美国及全球经济的乐观判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演讲中提到2014年全球经济和金融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欧美日政策与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以及新的地缘政治的挑战，特别是目前乌克兰局势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而国研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则提到，中国尚未找到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强调中国从高位回落至中高速已经是事实，但究竟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中国仍处于一个探底的过程，并强调了财政金融风险，如何提升非贸易部门的效率以及如何促进多种形式的创新的三大挑战。总之，在笔者看来，中国高层对经济增长判断相对谨慎。
第二，房地产风险方面，今年分化格局将更加明显，而为防止房地产崩盘重伤实体经济，中国应从日本吸取教训，政策不宜过快收紧。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房地产市场崩盘论担忧出现，对此论坛上的房地产商代表情绪更为乐观，虽然他们作为当事主体，观点很难完全客观，但在笔者看来，其中提到的诸多理性分析是值得借鉴的。例如，绿地集团张玉良提到，未来房地产商与市场将会出现分化格局，由于产业与资源集中度过高的一线城市，房价仍将得到支持；产品分化、收入人群分化的迹象也将明显，这些论断与笔者早前文章观点相得益彰。
此外，"崩盘论"则言过其实，整个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联系紧密，房地产崩盘与硬着陆无异。笔者相信决策层会在危机之时，发挥重要作用。而对于泡沫本身，瑞穗集团总裁佐藤康博先生也分享了日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房地产泡沫破灭经验教训。他指出两点值得中国参考，一是对于房地产投机行为不能放任；二是要避免操之过急的挤泡沫，日本就是因为实施了房地产融资总量限制快速上调利率等操之过急的紧缩措施，导致了长期的经济疲软。而在笔者看来，第二点建议避免操之过急挤泡沫，防范风险对于当前中国尤为重要。
第三，改革协调推进方面，笔者早前曾在本专栏文章《深化改革协调性至关重要》中多次提及改革协调性至关重要。值得肯定的是，本次高层论坛也有分论坛主题即为"改革优先序与短期增长风险"。如何选择改革的突破口？有观点认为，改革应该先易后难，容易改的先改，难的靠后，优先顺序就以难易来排序；也有观点认为改革应该有共识的先改，比如简政放权，没有共识的后改，比如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但吴敬琏给出的观点是，优先顺序最好是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发挥作用所必需进行的改革作为最优先的改革，为改革次序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的"改革开始需要集权"的观察，也令笔者产生一个疑问，即改革一方面是放权给市场，而一方面，推行改革需要对抗利益集体无疑又要集权，如何在其中寻找平衡以达到改革的初衷，这似乎仍将面临较大的困境。
至于金融改革与财政改革协调性方面，笔者并未看到更多的改变。与会明显感受是，对于财政改革方面，由于牵涉到地方与中央关系，改革的推行步伐仍然谨慎。而金融改革方面，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则表达了对中国未来几年金融改革前景的乐观估计。如此来看，未来财政改革或仍将滞后于金融改革。
正如笔者早前专栏《中国金融改革五大矛盾》中所谈，在财政和国企改革滞后的情况下，需要防止金融改革单兵突进，因为随着利率市场化加快，资金软约束群体仍然大量存在，旺盛的资金需求或将推高利率价格继续上涨，反而对实体经济不利。
总之，以"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为主题的本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将中国改革的讨论推向了又一个高潮，且通过全球顶尖政商学参加者的思想碰撞，有利于为未来改革如何落实寻找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