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以来，伴随疫情缓和与稳增长政策密集出台，中国经济呈现见底回升势头。6月高频数据显示经济修复态势进一步强化，30城商品房成交、乘用车销售、发电耗煤、整车货运流量等指标均出现明显改善。在笔者看来，二季度已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低点，下半年经济增速将逐季走高，全年大概率呈现“前低后高”走势。
但下半年要实现经济增速的持续回升，内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不少挑战，需重点解决“外需-内需”、“投资-消费”、“传统经济-数字经济”三方面的平衡问题。为此，政策上在支持基建投资较快增长的基础上，还需要通过全国层面发放消费券、推进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措施提振消费，同时全面释放平台企业和数字经济稳就业稳经济的杠杆效应。
一、“外需-内需”平稳问题：以稳内需应对欧美衰退影响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供给冲击下，中国出口韧性持续。近几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欧美等发达市场高度依赖中国制造，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逆势增长7.9%，2021年更累计同比增长27.5%。今年3-4月，国内疫情多点爆发对出口产业链造成较大冲击，4月出口同比仅为3.9%、一度降至2020年7月以来的最低增速。
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国务院常务会议两次部署稳外贸工作，5月份国办还专门印发了“推动外贸保稳提质”专项政策。伴随政策加码、疫情消退，叠加俄乌冲突带来的二次供给冲击，中国出口迅速反弹，5月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增长16.9%，海外需求短期内依然旺盛。
相较于强劲的外需，内需的表现则较为疲软。长时间的疫情冲击，对居民就业、收入、消费均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预期迟迟未能得到有效扭转。考虑到当前欧美滞胀甚至在未来步入衰退的可能性，中国内外需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可能为经济持续回暖埋下隐患。
基本面来看，目前欧美经济已然陷入滞胀，未来滑入衰退的风险正显著抬升。美国方面，5月美国CPI攀升至8.6%、创四十年新高，通胀失控迫使5月美联储大幅加息75bp；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将2022—2024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大幅下调至1.7%—1.9%；经合组织亦大幅下调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至1.2%（前值2.4%）。
此外，美国股市已经创下了大萧条以来的第二大跌幅，传递除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近日，亚特兰大联储实时跟踪经济数据并作出预测，认为美国二季度经济产出萎缩2.1%，加上一季度经济萎缩1.6%，已经处于“技术性衰退”。
欧洲方面，俄乌战争的冲击正加速显现。俄罗斯能源断供的直接影响下，欧洲滞胀局面更甚于美国，6月欧元区CPI同比达到8.6%、创历史新高，近期世界银行大幅下调欧元区2022年和2023年。考虑到当前俄乌冲突和欧美对俄制裁仍有继续升级可能，德国五家顶级智库联合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显示，如欧盟对俄罗斯能源实施全面禁运，2022年GDP增速将放缓至1.9%，随后在2023年陷入严重衰退。
上述情况下，尽管当前外需依然强劲，仍然无法忽视海外衰退预期之下的外需下滑风险，下半年出口增速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笔者看来，进一步强化稳内需政策，想方设法扭转预期、做大“内循环”，保持内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相对平衡，是防范外部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回暖的有力保障。
二、“投资-消费”平衡问题：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扩围发力
1-5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6.2%，而社零总额累计同比仅为-1.5%，投资和消费呈现结构性失衡。考虑到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左右，政策层面还需进一步发力推动居民消费尽快破局。
基建投资较快增长，带动投资托底经济。前五个月，在多方政策支持下，基建投资累计同比达到8.2%，一定程度对冲了房地产投资的低迷表现，支撑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
具体来看，项目层面，“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正在推进实施，并且新开工一批水利、交通、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综合管廊等项目；资金层面，地方专项债发行和使用进度明显提速，截至6月底，已下达的3.45万亿专项债基本发行完毕，8月底前要求基本使用完毕，支持范围扩大到新型基础设施等。
金融层面，6月底国常会要求运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3000亿，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此外，前期确定发行的航空债券、铁路建设债券等，也将对稳投资起到重要作用。在项目、资金以及政策的协同支持下，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居民消费恢复缓慢，政策层面还需扩围加力。相比投资端，居民消费复苏节奏明显缓慢。5月社零总额同比降幅收窄至6.7%，其中商品零售仍处低位，餐饮收入改善有限。正如笔者在文章《复苏消费，需打破两大“负向循环”》（FT中文网，20220622）中所说，“企业困难—就业恶化—收入放缓—消费低迷”和“预期转弱—居民去杠杆—消费低迷”两大负向循环已成为制约当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5月底国务院“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中着重提及“稳定增加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国常会提出“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各地方也在积极出台各类促消费措施。6月份，乘用车零售同比大幅反弹至27%，反映促汽车消费的政策效果立竿见影。鉴于消费恢复对于稳经济的关键作用，政策上除减征乘用车购置税外，还需要进一步出台拉动消费增长的“真金白银”措施。
如果全国层面发放消费券、推进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对推动投资与消费平衡发展非常重要。一方面，利用专项财政资金或者发行特别国债，在全国层面发行消费券，通过“中央财政+地方补贴+企业折扣”组合模式，放大杠杆效应；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电商进农村等重点项目，为消费扩容升级提供新动力；此外，地方政府可与平台企业合作打造“企业网购节”“农村丰收节”，与发放消费券等相结合，促进生产和消费高效衔接。
三、“传统经济-数字经济”平衡问题：释放平台企业稳就业稳增长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平台化、数字化转型快速推进，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40%左右，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双轮驱动”态势。
近年来，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笔者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动力进行了初步测算，总量方面，数字经济规模增速是GDP增速的1.75倍；消费方面，网上零售额增速约是社零总额增速的1.2倍；投资方面；新基建投资增速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1.6倍，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制造业投资增速的3.4倍；出口方面，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增速约是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速的8.2倍。
具体到平台企业层面，当前我国平台企业通过产业链接、科技服务、金融数字化支持等与广大中小微企业形成了融合发展生态，并通过直接吸纳、直接和间接带动创造就业超过了2亿人，在经济发展中“牵一发而动全身”。
但在疫情冲击、行业整治等因素交织影响下，当前平台企业的经营压力持续加大，竞争力大幅下降。2021年10家头部平台企业的业务发展放缓，税前利润同比下滑165%，一些平台企业不得不通过裁员来缩减成本，创新投入大大弱化。
下半年推动经济持续快速恢复，政策上除了关注传统企业纾困、支持传统经济发展的同时，顺应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落实好国务院在“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中关于“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全面释放平台企业在稳就业、中小微企业纾困、防疫保供等方面的杠杆效应。
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尽快完成平台企业整改和明确平台企业业务的监管规则，稳定平台企业的投资和业务发展预期。在此基础上，遵行平等原则，让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向新型实体企业转变，享受退税减税、社保缓缴、大型企业稳岗返还、科技创新和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等政策，释放平台企业的就业带动、企业纾困、防疫保供能力。
此外，利用平台企业积累的生态、科技、数据优势和征信评估能力，与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合作，更好发挥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的作用，更好地落实普惠小微专项再贷款、延迟还本付息政策，缓解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压力。
伴随稳增长政策的不断落地生效以及上述三大平衡问题的逐步解决，下半年在出口韧性带动、基建较快增长、消费快速回暖、数字经济赋能的带动下，中国经济持续复苏态势将得以巩固，GDP增速有望回到5%-5.5%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