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中小学语文教育，钱理群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作为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专家，国内研究鲁迅的权威学者，他不是自我沉浸在大学“象牙塔”里自己的书斋中，执着于自己的现代文学研究，而是密切地注视着现实。近十余年来，他异常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他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外，另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这点来说，他研究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属于“半路”出家，但他却深得佛家真谛。自谦“门外谈”，说的却是“门内话”，见解独到，锋锐新颖，别开生面，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卡夫卡有一句名言，说一本好书“应该是一把能击破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 。钱理群之言说之著述正如一把利斧，有让人猛然清醒之功效。出于强烈的对学术、学科的“使命感”、“责任感”、“承担意识”，钱理群是把中小学语文教育“当做学术工作来做” 的，是把“整个生命都投掷其中”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钱理群就在《语文学习》杂志上开设了为中学语文老师而写的《名作重读》这个栏目，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学语文教育教学研究的文章，这对包括语文在内的整个教育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缘起：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钱理群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与中小学语文教育发生“剪不断，理还乱” 的关系，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阴错阳差”，是一种“偶然”。他在多篇文章里都谈到了这一点。在《语文教育门外谈》后记中，钱理群表示是应朋友之约，1995年为《名作重读》一书写了“代序”——《〈名作重读〉与我》，以后又写了《也说‘语文与人生’》一文，“写这两篇文章时都还没有介入中学语文教育的意思” 。“后来却被热心人拉入了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在仅有的三篇文章中，“有两篇还是访谈，即《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与《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真正自己写的只有一篇，即《‘往哪里去’？！》。” “我终于身不由己地介入了，开始认真地作了一点研究，写成了《以‘立人’为中心——关于九年制义务教育中的语文课程改革的一些思考》这篇长文，基本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并由此引发了对研究中学语文教育的兴趣，和中学老师与中学生也开始有了交往。”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钱理群的介入经历了一个程度逐步深入的过程，而且是“偶然”的，“身不由己”的。
所说的“被热心人拉入了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当是1997年，钱的得意弟子孔庆东、摩罗和余杰等人编选了《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这本书实际上就是社会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对中学语文教育批评文章的结集，把摩罗对钱理群的访谈录音整理而成的《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作为序。孔庆东在《语文教育要恒温》中也提到：“中国语文教育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所以后来，当我以一名北大教师的身份重新关注语文问题时，我主编了一本《审视中学语文教育》，里边的文章大多是‘炮轰’型的，因为非炮轰无以打开坚冰。”之后时隔一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邀请钱理群参与制定新课标，三次拒绝无果后，钱理群终于被时任教育部基础司副司长的诚意打动，于是便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写了大量文章来谈教育观念。由这本书引发的“事件”，标志着钱理群正式介入语文教育的开始。
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钱理群的履历，就会发现，这种偶然性中存在着必然，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偶然性的背后暗藏着必然性。与建国以来整个教育时代背景紧密相连，钱理群曾做过中学教师，有过在中学从教的经历。在上个世纪的1960年代，钱理群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之后，就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后又到地区师范学校教书，而且一教就是18年！这18年构成了他生命中的重要的一部分。钱理群后来回忆说：“我做过18年的中专语文教师，本就有缘。” “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后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
而且，更重要的，钱理群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是深入骨髓的责任的使命感与内在的驱动力使然。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大学和中小学之间有过交流、合作的优良传统，有不少大学教授、作家以及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地介入早中小学教育中来。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思想文化大家都曾著书作文对中小学语文教育发表过见解、意见与建议，朱自清、叶圣陶、夏丐尊等都曾直接参加了语文课本的编写，更是在中学任教过。其他诸如鲁迅、陶行知、黎锦熙、陈望道、吕淑湘、周谷城、周予同、刘半农，名单是长长的一串。钱理群血管里流淌着“五四”精神的血液，后来自己也说到了这一点，“受到了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影响——包括胡适、鲁迅、朱自清、叶圣陶等在内的一大批学术与文学前辈都对中小学语文教育表示过极大的关注；而更为根本的驱动，则来自内心，在自己历尽沧桑、步入老年时，又处于世纪之末，我越来越感到，或许为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做点事，才是更为实在而又有意义的——这几乎是看透了一切之后，唯一没有、也不愿看透的一点。”
思想：以“立人”为中心
钱理群提出了一个“以‘立人’为中心”的教育观，这是“整个教育的中心”，也是他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他认为，“语文教育的任务，是要通过‘立言’来‘立人’。”所谓“立人”，即以“人”、“人的生命”为关注中心，立“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人”，使得每一个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发展”，“健全、和谐的全面发展”。——这里有“很强的人本主义的色彩”，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理论对此也有更为详尽地阐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基于此，钱理群从“公平的观念与参与的观念”的出发，认为教育要面对的对象是所有人，地域上包括教育资源薄弱的农村，而不是只注重城市，围绕“培养少数精英人才”。
“以‘立人’为中心”教育观的提出，其思想理路是来自于鲁迅。鲁迅在20世纪出就提出过“立人以立国”的思想，并认为，立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但另一面，这之中又有着钱理群个人独自的思考、忧戚，是建立在他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和长期地研究、思考中的。针对我国目前教育存在的诸多弊端——明显地倾向于“国家的需要”，忽视了“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为适应国家工业化的现代教育“所要求的是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专门人才，强调知识的专一化与标准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培养有知识有效率的专门科学技术人才，但同时它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与奴隶化的陷阱与危险。”钱理群意在“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与“促进学生个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一点上，寻求二者的某种统一。
具体到语文学科上，关于长久以来学界存在着的语文教育性质之争，钱理群倒是赞成陆志平、王富仁两位的观点，“不争论”。即不从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争论出发，而是从“语文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出发。认为“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人是人的生成过程，教育是促进这一过程的努力，而语言和文学的教育对于青少年心灵的成长发展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可以说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由此，钱理群强调要打好两个“底子”——终身学习的底子和终身精神发展的底子。首先是新时代的变革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每个人必须不断地补充新知识来适应世界的变化，即要终生学习。而语文学习正是为终生学习提供听、说、读、写的基础能力，这就是语文学习的基础意义。另外，语文教育在培育人、塑造人方面有着特殊的功能和意义。语文教育在“育人”的问题上相对于整个教育来说应有特殊担当，这也是钱理群有所侧重的一面；在他的北大同事也是朋友温儒敏那里得到了呼应，温儒敏也认为，语文教育不是文人教育，而是人文教育，要注重对人的“精神灌注”和“文化熏陶”。
在不同的文章中，钱理群写有如下的句子来阐述：
“语文教育是为人打精神的底子”，“应该培养学生对真善美的征求，对彼岸理想世界的向往与想象，对人类、自然、宇宙的大关怀，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并由此焕发出内在与外在的激情，生命的活力，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永不停息的精神探索，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批判与创造的欲求。”
“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因子。——按照我的人性观，人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我们要‘扬’什么，‘弃’什么。而善的激发，是需要一种爱心的。”
“我有一种理念，就是教学是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在上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
而关于语文教育“立人”功能的培育，钱理群认为主要从知识、能力、习惯三个方面来进行。知识方面，要在选择教材的篇目时进行慎重地考虑，采取科学的态度，“应以一批经典名作作为基本的相对稳定的选目，在课外阅读中更是应以经典名作为主。”当然，进入教材要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选目与编排“还要考虑到学生的阅读发展心理。”能力方面，即要培养听、说、读、写四种基本能力，以“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实现对人的精神觉悟的唤醒。“脱离原始状态，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听、说、读、写构成一个统一体，“实质上是对人的智力、潜能的全面开发，是人的精神素质、境界的全面提高。”其中，听与读“是内敛的指向人内心的思维过程，是自我精神生活逐渐丰厚与升华的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培育学生理解力、感悟力、审美力和归纳力，“还有一个将‘他者’提供的信息内化为‘自己’东西的过程”。而说与写是“从内向外的发散”，与“听与读构成了一个反向运动”，培育学生的感知力、表达自己的能力、与他人、外部世界交流的能力以及自我审视、质疑的能力。在知识和能力的背后，还应该注重习惯的养成。“所谓习惯就是将外在的要求化为内在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与行为。” 语文教育要养成的习惯，“应着眼于学生终身的可持续发展”，从语文学习、语言文明入手。而良好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是持久的，潜移默化的，“比如，认真写字，天天看报，多读书，勤动笔，记日记，查字典，多提问，勤思考，等等。”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文明精神就体现其中。
基于汉语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钱理群认为这决定了汉语教学要有特殊的方法、方式。要“提高对国语的关注，培养尊重国语的态度”，要按照汉语文的特点来建构语文教育体系，要考虑到汉字难学的特点和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分化的客观存在。他说：“我们传统的启蒙教育，发蒙时，老师不做任何解释，就让学生大声朗读经文，在抑扬顿挫之中，就自然领悟了经文中的某些无法言说的神韵，外后再一遍一遍地背诵，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像钉子一样地楔入学童几乎空白的脑子里，实际上就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读书人的心灵深处，然后老师再稍作解释，要言不烦地点拨，就自然地懂了。即使暂时不懂，已经牢记在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一定的阅历，是会不解自通的。”
实践：教书、写书与编书
在2008年的“洪宗礼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上，钱理群作了《语文教育改革呼唤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书面发言，文章说：“洪宗礼先生也正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显示了他的特殊作用和价值。”——说的是洪宗礼，其实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写照？钱理群是一个思想者，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空谈；与之恰恰相反，他同时也是一个实践者，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既着眼于教育理念的建设，同时也在努力将这种理想转化为实践，“试图将思想者与实践者的不同逻辑统一起来”，以完成自己由“思想者”向“实践者”的转化。这么说不是否定理论、理想主义在教育上的意义，而恰恰教育是一种理想，是需要扎实的前沿的理论为之做支撑的，同时还需要有大量的理想主义者为之献身。斯大林说：“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又说：“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教育也正是这样。
钱理群很看重他的“教师”这个身份，一直以来他就以语文“教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很多场合，他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他“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而不仅仅是学者。他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是当教师的料。”钱理群于2002年8月从北大正式退休，一年后的2004年3月，他就回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给学生上课了。其实还在未退休之际，他就决定退休之后要去中学上课了，而且是要讲“鲁迅”。继南师大附中之后， 2005年他又在北京大学附中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再度开课讲“鲁迅”。这既是对自己理论的回应、自我价值的一次尝试探索，也是对教育界—些专家发出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的质疑的有力回击。原来，钱理群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触犯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大有把钱理群逐出而后快之势。“我脾气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这回关心到底。”“你要赶我走，我偏赖着不走了！”钱理群不仅讲而且持续讲，比以前讲得更多。十年间他走遍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只要有人找到我做基础教育的事，我就去。”“既得利益者”的围剿，不仅不能让钱理群屈服，更激发了他深入介入的斗志，绝地反击愈战愈勇。
这也是钱理群不同于其他人的。他曾经的同事、学生、朋友等“一大批实力型学者都加盟到语文工作的队伍中来”，“搞调研、抓课题、编教材、促教学，全方位地参与了中国语文的改革事业”，“对全国产生了具有核心作用的影响力”。包括自称“敲边鼓”的温儒敏在内，同时还有陆俭明、何九盈、周先慎、陈平原、曹文轩、苏培成、沈阳、刘勇强、高远东、吴晓东、杜晓勤、姜涛、孔庆东，等等。而钱理群是到中学开课的第一人，可以说是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最深入最为彻底的。还有，钱理群始终是“民间姿态”，“草根立场”， 不囿于“名利场”、“权力场”的束缚。虽自谦“门外谈”，却发前人之所未发，是“吃螃蟹”的第一人，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与崇高。
钱理群到中学开课引起很大的反响的同时，也有着现实的种种尴尬。上课总是—开始人很多，慢慢的就少了。不是讲得不好——顺便提一句，钱理群北大上课常常爆满，曾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第一名。从学生“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这无奈地话语中，透露出来的是应试教育的挤压。钱理群本想在应试教育的“铁屋”上砸个洞，孰料是头破血流！不过这也就让他更清醒地看到了当下中国教育的弊端，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而实际应试教育做得扎扎实实，行政领导的“教育政绩”是分数，是升学率。钱理群自我总结是“节节败退”，而自己的言说、呐喊也就更具了底气、针对性。“到中学讲鲁迅后，我十分失望，因为我感觉到，城市理念的学校，特别是重点中学，已经是‘针插不进去水渗不进去’。” “现在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利益链条的问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谈理论他们也许会讲得比你还好听，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
在进入中学课堂上课之外，钱理群的另—种实践方式，就是写书、编书，以此为载体，保证持续地言说、发声。值得注意的是，钱理群的书的写成，不是躲在书房的一隅空想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他大量实践的基础上。他关注着年轻一代语文教育教学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成长，把培养他们作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与之结成朋友，结成“忘年交”，并把认识这些老师视为他最大的收获。这些人中，除了“因为有共同的学生和朋友”，更多是“素不相识的笔友”。钱理群和他们保持通信，解疑答惑悉心给予理论上的指导，还为他们写的书作序。这对这些有思想、有理念而又处于底层的默默无闻的“弱势群体”“真正的教师”，是一种有力的支持。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算是其中一个，大学时代追着赶着去听他的讲座，毕业从教后有一天突然有了把困惑向他倾诉的欲望，因为心底早已把看成一个宅心仁厚的长者，一个“可爱”可敬的老人。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收到了他的回信，而后我更知道给青年人回信指导这是他一贯的行为。在被中学教育界广泛批判长达半年1999年，是钱理群回信最多的时候，—年要给两百多个教师回信，而且是“亲笔手写”。他把这看成他工作的一部分，并且成为他日后介入基础教育最主要的—种形式。“语文老师要做一个有思想的杂家”，不仅是写给我也是写给其他老师更是写给所有语文老师的，饱含着一个老人对教育的深深地期待。后又有补充，认为语文老师同时也应是一个“语文专家”，“可爱的人”。 钱理群在论争中坚守、调整、完善、发展自己的思想，他认识到了民间的伟力，认识到真正有活力的教育思想就存在于民间。
就这样，钱理群与一线青年教师通信还包括与一些大中学生的通信，为青年人书所作的序构成了他著作的一部分。即便是理论较强、理想主义倾向呈现较多、被视为其思想者阶段的具体物化成果的《语文教育门外谈》，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卷二、三、四、五其实也都是他具体实践工作的积累（书序、书评和通信）。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钱理群的书是一部又一部地面世：《名作重读》、《语文教育门外谈》、《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做教师真难、真好》、《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钱理群中学讲鲁迅》、《小学生鲁迅读本》、《对话语文》、《经典阅读与教学》、《解读语文》、《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等多部著作。
在教材的编撰上，也同样体现着钱理群的“立人” 的教育观。他不仅为城市教育“锦上添花”，更为乡村教育“雪中送炭”。他从城市转向，关注西部贫困山区教育。与上课首选地是自己的母校南师大附中一样， 2005年钱理群带领一群朋友为自己曾经呆过18年的贵州编写了乡土教材《贵州读本》，做了《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课题研究。而和王尚文、曹文轩等人编辑的《新语文读本》更是一个浩大工程。小学卷、初中卷、高中卷，煌煌36册，从1999年8月启动到2001年3月开始出书再到2006年8月进行修订，前后耗时7年之久！“自身已经形成一段历史”，同时“还在进行中”，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 为“打通学界、超越年龄界限” ，实现“知识的互补、思想的共识与精神的相通”，参与人员“由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学科的人员组成”，范围之广，“有研究文学、历史、教育学的研究员，大学教授、讲师与研究生，有资深编辑，语文教育研究专家，也有中学语文教师。”在选文、编排体系上，“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从个性出发的自由选择”，“尽最大努力开拓学生精神自由的空间”。一时间，《新语文读本》风靡全国，受到了广大师生、家长的喜爱。
尾声：“教育之外言教育”
2012年9月13日的《南方周末》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一组题为《钱理群“告别教育” 》的报道。“2012年教师节前夕，在北京‘寻找来自—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老教师钱理群表达了‘告别’教育的意图。”这距钱理群从上个世纪的1960年任教算起，已50多年了。
在报道中，还有这么一段话：“但一如十年前的退而不休，钱理群的离开决定同样‘告而不别’。他告诉老师们，他虽然告别，却并不打算走远，而是准备‘在教育之外言教育’。”给钱理群头像特写为压题照片所配的文字是：“钱理群以鲁迅自励，要在绝望中反抗，但是基础教育十年试水，却令他收获‘丰富的痛苦’。”
《丰富的痛苦》是钱理群一本书的名字，副题是《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本书探讨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及他们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联系。钱理群自己仿佛堂吉诃德，在和风车打了一仗。从2002年退休由大学转教中学，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却屡挫屡战，屡战屡挫。在绝望中前行，“反抗绝望”。他说：“鲁迅老说绝望啊绝望，他最可贵的一点是绝望还能反抗”。导师王瑶也是宁肯“垂死挣扎”，也不“坐以待毙”。要“烧完”“有为”而非“冻灭”“无为”。 虽然“经常遇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尴尬和悲哀”，最后也要变成—种自我“坚守”的证明，即便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
“没有我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立身之地了。我想我不会再到中学上课了，我的教师生涯结束了。”钱理群说得叫人心酸悲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背后始终会有一位老人殷切关注的目光。“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苟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望于江湖。”“是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