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陶行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影响深远。毛泽东赞扬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告别了他“爱得深沉”的土地，长长的送行队伍，悲伤欲绝，他的学生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所“朝也盼来暮也等”的竟是校长的灵柩。“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其最好的写照。世间已无陶行知，平民教育耀千秋。提到教育，就不能不提到陶行知，因为我们需要，不仅过去、现在；将来也同样需要。陶行知关注平民，关注乡村，关注劳苦大众，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使教育普及，这在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中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晓庄师范：从“一个天亮的地方”出发
小庄” 改为“晓庄”，一字之差，南京城外的这块荒郊野地由此成了“天亮的地方”。1927年3月15日，迎来了 “晓庄师范学校”的开学典礼，是年陶行知刚刚36岁。一年前，他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他坚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教育救国”之路。上溯到三年前，他在内心深处，怀着无限失意，告别了1919年以来的“新教育”运动，转而致力于平民及乡村教育。他脱下西装，换上布衣草鞋，而且住到了牛棚里。他觉得，只有这样，才可以了解自己的祖国，进而找到真正贴近中国“国情”的教育道路。几乎与此同时，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职，也开始了深入“国情”的教育改革行动。而此时胡适等人依旧在严重脱离中国“国情”的“大城市”里，以各种“风光”的革新行动追求“再造中国”的伟业。在此背景下，陶行知贴近“国情”的选择倒显得不入“主流”， 有些“另类”。
然而，陶行知并不计较这些。他的心里早已装满了数亿在黑暗中挣扎的苦难同胞，只恨不得能在一夜之间让文明的曙光照遍中国大地。这似乎有渊源可查。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被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而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可视为“程门立雪”的另一版本。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他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晓庄”不远处的“老山”同样也被陶行知改成了“劳山”， “晓庄” 与“劳山”合在一起，显示出陶行知要用“劳动”和他的“师范学校”来培养真正能将贫困无知的乡村改造好的教师。陶行知说得很清楚，他的学校不招收“少爷、小姐”，也不要“文凭和书呆子”。一开始，只有十几个学生来，但也足以令校长陶行知欣慰。他们和校长一起，面对贫困，毫无退缩。他们依靠“一双手”和“一把锄头”，自己“建校舍，盖礼堂，开荒种地”，解决自己的学习与生活所需。陶行知觉得，在贫困的乡村经历此番锻炼，培养出来的教师才会对农民有感情，才可以造就既适应贫困的农村又能以知识来改造农村的“导师”，所以“劳动创造的生活”成了晓庄师范“每天的课程”。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这首近乎大白话的“锄头歌舞”，不仅饱含着晓庄师生的生命体验，更是象征晓庄精神的“文化图腾”。晓庄师生都知道，他们的校长为了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学得好一点，连母亲大寿时收到的贺礼都典当出去了。陶行知对母亲说，他是代表晓庄师生为慈母献了一份最重的寿礼，希望慈母和祖国一样健康长寿。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晓庄师范到第二年，学子数量扩大了十几倍，且多是慕名而来，他们皆被校长陶行知打动了，虽然陶行知其实连张文凭都不能颁给他们。冯玉祥将军也被陶行知打动了，他邀请陶行知前往河南考察，除了将晓庄师范视为“乡村师范教育的模范”之外，还要陶行知留下来担任河南教育厅长。但陶行知的心终归属于晓庄师生：“培养100万个教师，改造100万个乡村”，都要从自己倾尽一切的晓庄师范开始。
如同苏霍姆林斯基帕什雷夫中学一样，这也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学校”，以致蒋介石想封竟无处贴封条。其后，陶行知辗转上海、流亡曾经留学的美国。但如《护校宣言》所写的：“晓庄的门可以封，但他的嘴，他的笔，他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陶行知流亡到了上海郊区，在那里，陶行知办起了“工学团”，又发明了“小先生制”，带领他所遇到的无产阶级群众和流浪儿童，通过“做工”、“学习”、“团结”，在实现自救的基础上，为苦难的国家承担民族“新生”的责任。全国的仁人志士皆支持陶行知的“工学团”，远在延安主持“扫盲”工作的徐特立还大赞“小先生制”，并将“师陶”作为自己的新名字。在流亡国外期间，陶行知的所作所为亦是为了拯救苦难的祖国。他四处演讲，足迹遍布整个北美，可谓不遗余力地揭露日军的侵略意图与野蛮行径，为祖国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理解与支援，因为他的心始终在祖国的苦难同胞那里。
抗战期间，举家流落到重庆的陶行知决定创办“育才学校”。抗战胜利后，社会各界纷纷迁回原地，陶行知也决定到上海去，一来可以为育才学校筹来更多善款，二来又能实现另一大理想——办“社会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把整个上海变成学校，让上海所有劳苦大众都可以接受教育。但时局演变很快再度将中国推入苦难，违背民意的蒋介石政权准备发起内战，陶行知作为知识界进步力量的代表之一，不得不走上“反内战、争和平”的民主斗争的最前沿。1946年7月，李公朴被特务暗杀，接着是闻一多。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为着什么人：人民需要的是“大众教育”
为着什么人教育是问题是教育的首要问题，这是任何研究教育问题的人不能不首先研究和不能不首先解决的问题。2006年3月“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说：“教育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国家的发展最终要靠提高全民素质。我们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巩固和普及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格局。今后，我们要使这三个方面都有所进步。”温家宝总理还特别强调了“平民教育”问题，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平民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的整体素质。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人民生活的幸福，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 1917年陶行知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推行推广“平民教育”，其精髓便是“让全中国的人受教育”。1923年8月，更是辞去东南大学教职，为“平民教育”运动积极提倡，四处奔走。事实上，在从美国归来的那一刻起，陶行知就立下了“要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的宏愿，明确提出“平等教育”的概念。几年来，陶行知以主要精力实践它。他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而人民需要的是大众教育，为生活的教育。”“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绝非易事，它需要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为之奋斗。” “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100万资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1923年6月，陶行知与同是从美国学成归国，倡导平民教育的晏阳初以及其他一些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陶行知亲自编写《平民千字课》的教材来代替《三字经》、《百家姓》等旧式识字课本，因为此时他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方法”，平民教育“可以推定国家命运”，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在南京、安庆、北京、南昌等地都留下了陶行知的足迹，他在那里创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夜校。陶行知还把教育的对象扩大到贫困的农村，他鼓励暑期留校的同学们每晚教邻近的平民识字，把文化知识普及给劳苦大众。其实，这普及大众教育是陶行知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正如他所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换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因为中国要发展，中国要强大，靠小众，靠精英是不行的了，只能靠大众，只能发展大众教育、平民教育，最终要进行大众教育！”
这些话是上个世纪说的了，时值21世纪的今天，听起来仍振聋发聩，仿佛不很久远，也就是昨天。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教育面向平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是面向最大多数平民百姓的平民教育，“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义务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文件中提出，基础教育的任务是“提高民族的素质”，“提高国民素质”。“素质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素质教育的要义第一是面向全体”、“搞素质教育首先要有一个普及教育”、“要淡化选拔意识”、“要做一个园丁，培育好每一朵花。”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每个学生、每个教育对象都应无一例外地要受到良好的教育，那种只把眼睛盯在尖子生、录取率、得奖数等等的做法和思想，既与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大相径庭，也与陶行知教育思想风马牛不相及。
教什么：“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陶行知师从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本来“生活教育”这一概念是老师杜威率先提出来的，但陶行知却一反老师“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变之为“生活即教育”。个中之缘由，陶行知解释过多次。他说“生活即教育，是把一个鸟放在林子里；教育即生活是把鸟放在笼子里。”又说：“生活教育是生活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是教育的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教育，过乱七八糟的生活，便是受乱七八糟的教育。”“教育可以是书本的，是与生活隔绝的，其力量极小。拿全部生活去做教育的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不至于偏狭。”
《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一文写于1934年，其目的便是为了廓清人们认识上的迷雾。陶行知把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
首先，它教学生吃自己-----传统教育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它消灭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它不教学生动手、用脑。在课堂里，不许提问；好一点的，在课堂里允许提问了，但不许学生到大社会里、大自然里去活动。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下来，等于一个吸了烟的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在加上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做读书死，也就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其次，教学生吃别人-----传统教育教人“劳心”而不“劳力”，它不教“劳力者”“劳心”。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更明白一点，就是教人升官发财，发谁的财呢？就是发农民工人的财。因为只有农民工人才是最大多数的生产者，他们吃农民、工人的血汗。生产品使农民工人不够吃，就叫做吃人的教育。
而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完全相反：其一，生活教育不教学生自己吃自己，而教学生做人。生活教育反对杀人的种种考试，教人读活书、活读书。“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其二，生活教育也不教学生吃人，不教人升官发财。生活教育只教中国的民众起来做自己的主人，做人中人。在《新时代的学生》一文中，陶行知说：“旧时代之学生的生长过程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新时代之学生的生长过程是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
这在今天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素质教育实施几年来，可以说是“轰轰烈烈”，而另一面“应试教育扎扎实实”。这与我们解决当前教育中教育内容的过时陈旧、不符合学生生活实际、不切合学生思想认识、不能很好地为学生的将来生活服务的现象是很有启发的。我们必须了解生活，了解学生生活现状、了解生活发展的趋势、生活对人的要求的变化。现实生活中需要的是全面发展、品学兼优、视野开阔、生理心理健康的人。实施素质教育，小而言之，为学生的终身受益负责，为学生的将来负责；大而言之，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负责，为中华的腾飞打基础。
怎么教：“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这个名字是陶行知最后才改定的名字；他曾用“知行”。把“知行”易为“行知”，如同“教育即生活”变为“生活即教育”一样，虽还是那几个字，只是前后倒了个颠，内涵却“天翻地覆”。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陶行知对实践的重视可见一斑。
还是在1917年，陶行知回国目睹了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中国教育有改革之必要，主张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陶先生发表《教学合一》一文，南京高校受此影响一律改为教学法。两年后，教学做的理论成立，最终确定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教学做合一”成为晓庄师范学校的校训，这是陶行知杰出的创造。粗略比较一下“教授法”和“教学法”，就可见不同来。“教学做合一”的理念首先是由教书，到教学生，再到教学生学，用自己的知识联系起来，贯彻在实践中去。
陶行知特别重视学生对知识的运用。“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就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陶行知以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傅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教学方法的选择要根据“做”的内容特点及教的规律、学的规律来决定，根据“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可灵活处理。
陶行知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名言：“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在具体教学中，“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今日读之，能不让只顾“灌输”，“冷眼”面向所谓“差生”的老师汗颜？这些话对我们当下的教学方法、教学方式的改革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结 语
作为一个“海归”，一个洋博士，却眼睛向下，面向平民，面向农村，陶行知的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斯人已去，精神长存。更重要的，陶行知不但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同时还是坚定的民主战士和大众诗人。他毕生致力于人民教育的伟大事业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学习陶行知，纪念陶行知，就要把他的这种精神、思想发扬传承下去，沿着他所开创的“平民教育”道路继续前进，让“平民教育”在当下中国教育改革的现实土壤上，开出绚丽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