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自己也不解，写这篇文章我最初的兴致或曰感觉竟像被萦绕在一片色彩迷离的雾中。我从那雾中若隐若现地看到些什么，不很清爽，兴致却由之大增。
接下来，自然是采访当事人。
跟阎甫、长岐接触极少。可能正是这少接触、淡如水的交往才加浓了“文化人”相互的神秘感亲切感乃至崇敬。当然，这是脱不开他人的传递和对其作品的认知的。一次酒会上，长岐兄举杯在我耳边蛮认真地说几句，在我浅薄的心里一直是很慰贴的。那年写他二人专访，阎甫撂下过话：今后如果在“戏上”有什么念头，我可以帮你出出点子。可惜我笨，没多少“戏文戏思”，辜负了老师和朋友。
说起他二人的合作，是令人倾慕的。
这在我们当今以求实求利为要的人生与社会风情中，必然是先以成果现象来看待来谈起的。从1977年二人联手写《曲折的婚礼》至今，已有20年历史，其间产出30多部戏。这些戏又获得30多次奖，其中省级奖有十几个，全国性奖励就有5个。这在从文从艺者来说，可谓光辉灿烂。而有如此灿烂的业绩，人们就不得不来琢磨推敲“合作”这两个是以“人”字做字头做偏旁的词汇，而愀然于心了。其实，“合作”——易写易懂也该易做。但在文人间乃至社会上，这“合作”又是何其陌生、艰难、令人生畏呀。以兴致勃勃始，狗脸生生终者，无论从商从政从文的，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甚至父子兄弟都不见容。在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哀叹悲感之余，应该归咎于封建大一统及其文化对人的灵魂的扭曲。偏激者骂“民族劣根”，我想只好认同。
——然而，他们却合作了，且合作得很长久很成功。
说殊途同归，这词有些浮泛。阎甫出身农民家庭，本与戏剧无甚缘分。但即便是位农民父亲，也认为儿子搞“戏”是下九流，不屑一顾。长岐则不然，父亲是位有学有胆有识又通晓戏剧、文学的知识分子；然命运不济，除日常感染，这位老人没给儿子的成长以实用的铺垫。阎甫的艺术道路比较顺利些，中学时就组织剧社，自编自导自演，誉满晋阳城。据说台下的观众里还有咱们老国家主席刘少奇。后来，他考入内蒙艺校电影班。可长岐就惨喽，少年时随右派父亲被打落到农村，经历了荒年、挨饿、学校里受歧视、乃至投奔他乡寄人篱下。让他刻骨铭心的，是一次回家的路上竟饿晕；他抓起地上不知是草还是野菜之类塞进嘴里吞下，才勉强站起来……
我曾以“和着共和国的风雨”为题写过他的专访。其实，包括阎甫在内，我们这些五十岁上下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不是傍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走过来的？
阎甫的“电影班”并没有使他成为明星、导演——却成了包头昆区书店的店员；长岐的不幸也没让他灵性泯灭，倒凭一支竹笛考入了包头戏校。就这样，这两位后来名字不可分割的艺术家，分别从山西、辽西向塞北——这座国家刚予大投资的新城包头，缓缓走来；带着他们的青春热血、艺术灵感、人生抱负、隐隐的智者的人生忧患。
我蛮想窥探一下，阎甫和长岐第一次邂逅各自的感觉——眼神什么的。当然，此时怕他们自己也未必说得清，那时他们是否就预料到在今后的漫长日月里，他们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携手共赴那狄俄尼索斯和缪斯之邀呢？可眼下在我采访中，他们的语言和眼神里却都不时地伸出一只手，竭力揽护和扶推着自己心中的另一个人。
——友谊，是可以用偌多理性的、诗的语言来赞美界定的。可我自身经验：它是个很脆弱的东西，是一种无规则的情绪运动。真正获得它很难，须无言无望地付出。
阎甫兄比长岐大6岁，是当然的大哥。
长岐说自己懒散，在师大进修时二人住一室，扫地打水之事常由“大老汉”（同学谑称）干。二人较有名气后常被各剧团请去写戏改本子。他们别无它图，“三天两条烟、两天三瓶酒”是必须的。而这每天的七包烟里大老汉要多占些。有烟有酒自然喷云吐雾，语言在形象与趣味的冲激下，又该向道与貌之岸开火了。粗与俗是辛辣又自娱的，也是戏剧艺术不可或缺的佐料。戏剧灵感便由这烟酒中迸发出来。
大老汉对二老汉的关心也颇独特。
一次，二老汉牙疼又犯，一时间苦不堪言。大老汉心急，一拍脑门说有偏方可医。少顷，他提回一壶啤酒，泡沫里浮泛些冰棍。可二老汉喝了一口，大叫着冲出门去，跑到院儿里抱着树撞起头来，继而奔跑失踪。大老汉自觉罪孽深重忙召集同学寻找，以防不测。可这时，二老汉的牙已经被酒精麻醉，正悠然地看人家玩克郎棋呢。
合作离不开人品，谈人品须先讲胸怀，而“胸怀”的虚无深处——既有人的天然遗传素质，又有后天知识修养与磨练的积淀。同时，合作也常常是现实的须要。
那么，他二人的寸长尺短又如何呢？
不用说，写这一点时，我是比较慎重的。阎甫自言思维活跃，即戏点子多。可这些“点子”是须有人从旁做冷静理智的辨识审定的。这个历史的艺术重任显然要由长岐担负。长岐是剧团出身，干过乐队、演员、舞美，对戏的流程、舞台空间了如指掌。而这些都是写戏的必备要件。阎甫“结构剧本”是出名的，而戏文唱段上长岐功夫更好些。是的，如果两个人各项长短都雷同，那么合作怕也无存在必要。这里关键是，自己是否把自己的长处看得太重，而把自己的短处看得太轻。阎甫常说：我们这戏的成功，全仗长岐的一支生花的妙笔。而长岐却说：我们的合作老阎起主导作用。这是对朋友对合作者的一份肯定，也是自己的一种坦诚胸怀。而这种胸怀绝不是一时做出来的。它是一种自然的迸发，一种人性的综合素质的积淀，是一片能呼唤未来和人的本源的——昭示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的永恒阳光。如果我们缺少了这长河这阳光，人类将走向龌龊、黯淡、蝇营狗苟，回归脱化为兽的。据说，每问起谁是第一作者，尤其在奖励和奖金面前，他们总是说我们没有什么第一第二之分。这在强调知识产权和名人效应的当今，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至于这时，旁人还要在圈外指手划脚的说谁多啦谁少啦，这出戏几分靠谁，那部剧几分靠谁——实在有点桀犬吠尧之嫌，相形之中人格心底等而下之。
二人的得意之作是“三情二女”。尤其后来修改更名为《契丹女》的《北国情》，影响最大。被全国三个剧种四个剧团排演过，并且被国外翻译演出过。在越南河内曾被译为《契丹姑娘》，演出达一百多场，还参加过亚欧戏剧汇演。由此，也可见合作力量是远远超过合作本身的——1加1不止等于2。此外，《草原情》也被译为蒙语歌剧。当然，展列这些成就不是我撰文的宗旨，更不是他们的人生追求。实实在在，艺术家的真正幸福还在创作与追求的过程之中，而不是那目的本身。
关于合作还有个前提，便是志与道，也就是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对艺术的参悟的默契了。借宗教的原罪说，我认为，人——其实是背着个历史的包袱来到这世上的。关键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罪和包袱，反倒要积极入世，肩负起历史、社会、人生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人生是很苦很累的，有作为的艺术家更累——人类的精神创造者们是被各种精神围剿着，接受着各种精神相互的碰撞，以及这些精神跟自己的精神的搏斗——他们的才智与良知正是在这伟大的搏斗中呈现出照亮人类前程的思想之火——他们轻松得了吗？艺术家们表现出来的超脱和潇洒，有一定的虚假性和自欺性。这我们可以从王国维、川端康成、老舍的死和尼采、托尔斯泰的疯中，足见一斑。其实，死也罢，自娱自慰也罢，都是把主观自我看得太重了。而一旦别人把你当成客体来看，即便是死了也仍是背着那包袱的，且更重……我这样绕着弯儿地说，是想说一句：合作或说找个知心者同你共赴生活之旅、艺术之役是纾解那包袱那累的最好的办法。
你不要以为荣誉被别人劈去一半是什么憾事。你怎么不想一想，别人替你承受了多少呢？对你予以何等厚重的宽怀解犹的支援呢？设想，上述那五位名人，如果能有人替他们承担一半的生活与心灵上的重荷，我想他们一定不会死，也不会疯。不是吗？
在电话采访中，阎甫老兄从戏剧舞台到人生，跟我侃了些有则无、无则有的道家玄机。有些话他没说详尽。可我觉得他着实有些彻悟了。阎甫待人诚恳，多有求教的竖子临门；他淡薄名利，对宣传扬名的事不热心。长岐年轻，负责些文化管理工作。可他秉性好玩，不愿受约束。拿三毛的话说——享受生活，追求自由。可眼下他又要升官。我们交谈中他有些忧心，怕失去“自由”。说来，这忧心就说明生活对他仍具挑战性。
篇幅有限就此搁笔。下面恕我用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一段话做结束语——人的苦难是不能得一知己。有些同伴，有些萍水相逢的熟人，那或许还可能。大家把朋友这个名称滥用了，其实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朋友。而这还是很少人所能有的福气。这种幸福太美满了，一朝得而复失的时候简直活不下去。它无形中充实了你的生活，它消灭了，生活就变得空虚：不但失去了所爱的人，并且失去了一切爱的意义。为什么世界上有过一个这样的人（朋友）呢？为什么要有我呢？
（此文发《内蒙古艺术》1997-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