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冠生所著《乡土的足音──费孝通足迹、笔迹、心迹》的附录中，有费孝通先生写的22通书信，统称《干校家书》。这批信件是费孝通在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时写给大哥费振东的；“文革”结束后，费振东儿子整理其父亲遗物时才发现。看看这些书信的内容，再看看费孝通的处理方式——不是单独拿去发表，而是附录在一本传记之后，就可以发现他的良苦用心。
所谓五七干校是根据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建立的。这东西与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样，是“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防修反修”的一项“战略决策”。费孝通在干校的时间是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２年，大约三年左右。作为“脱帽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本来是被监控的对象。后来监控稍微松动，允许他给家里写信。但他知道，信件随时可能被检查，所以不敢畅所欲言。尽管如此，他还是利用这一机会，尽量把当时的生活思想状况记录下来。其中大自国内外形势，例如乒乓外交、越南战争、林彪事件之类，小到吃喝拉撒睡，包括身体保健、医药处方等等，都有所及。
从通信中不难看出，年己花甲的费孝通在一开始还是诚心诚意接受劳动改造的。比如刚去干校时住房非常紧张，他认为只要在思想上“向贫下中农看齐，不怕挤，不怕苦”，就能忍受眼前的困难。对于正在开展的深挖“五•一六”分子的政治运动，他认为虽然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解决思想问题，“但又不能老是等着人人觉悟，所以有不断搞运动的需要”。有意思的是，当时他因为憋不住小便，曾十分赞赏农村可以随地大小便的落后习惯，并说在这里“可以不受文化的限制”，“感到很舒服”。半年后，他甚至产生“终老是乡”的念头。他的这些想法与干校的宗旨和要求比较吻合。
尽管如此，费孝通还是一个动辄得咎的改造对象。在干校过第一个春节时，他因为在水煮黄豆中加了点罐头肉，有人就上纲上线地批评他对旧生活多有留恋。于是他在信中不无牢骚地说：要杜绝这种事情，“釜底抽薪之法，只有改革工资，或是根本不出产那些会引起留恋旧生活的东西”。他还说：在生活上“主动地和贫下中农看齐，……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我现在还做不到。”此外，他还以演戏作比，认为这些人做事就像打了脸谱似的，不能细看，更不能细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费孝通的叛逆思想也与日俱增。比如写第七封信时正好是五一劳动节。劳动节要放假，还要吃好的，这与当年崇尚劳动的宣传以及吃忆苦饭的作法很不合拍，所以他在信中不无讽刺地说：“五一节而吃肉食不劳动也，岂不辜负了佳节？” 又如当时向农民买鸡蛋也被当作路线斗争的一种表现，于是他在第九封信中又说：“在鸡蛋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也很激烈，……希望能减少自由市场的歪风。能否收效，我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吃得到鸡蛋是事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最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封信。秋收的时候，费孝通被派到大田巡逻，担任“看青”任务。看青结束后他在信中说：“一个月来战战兢兢，尚无大错。如果仔细追查，思想里自然有许多不正当的考虑，结果也必然引起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害。”所谓“不正当的考虑”，指的是：“看到农民没有柴烧，老妇儿童纷纷来棉田拾棉杆，你说让不让他们拾？让，不坚持保卫国家利益；不让，不体贴贫下中农的困难；又让又不让，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于是他感慨道：“置身于国家、集体、个人三种利益的矛盾之中，……要坚持原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谈何容易。”寥寥数语，把农民贫困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以及自己在这种夹缝中的尴尬处境描绘得淋漓尽致。
难能可贵的是，“反右”运动之前担任过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的费孝通，在干校时早已身不由己了，还非常关心他所熟悉浦熙修、罗隆基、潘光旦、吴寿彭等著名人士。在通信中，他借口想读鲁迅，请大哥向浦二姊去借《鲁迅全集》，意在保存“老罗之物”；在传达有关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恩师潘光旦和前辈吴寿彭，认为像这样的翻译家，在中国属于“稀有金属”，未来几十年不会有人超越，必须加以保护。此外，他还在信中对那句盛行一时的“毛主席语录”发表评论：“‘矫枉必须过正’，但一过正就又会出现枉，一枉就又要矫，又得过正。人生几何，经得起几番风雨！”这些话若是被检查出来，那可是弥天大罪。
费孝通在干校的最后一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林彪事件，他在家书中对此也有精彩的议论：
——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早在“政变论”中伏下杀机，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不是早就见到了的么？但是事物发展得如此迅速和鲜明，却是预料所不及的了。看来现在一切事情都是“浓缩”了，过去要十年百年才完成的过程，现在几年几月就够了。
——话还是不必多说了，还是争取多活几年，多看看这个急速变动中的世界吧。
——那出惊骇故事如果不是这样结束，那真是不堪设想的。我觉得诧异的倒是这个家伙头脑似乎是简单了一些。当然我们能知道的不可能太完全，实际应当更复杂些。
这些话说得多好啊！遗憾的是，他已经不可能再活几年，多看看这个急速变动中的世界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传记中我们看到，费孝通在８０年代接受外宾采访时曾说：“现在这些老知识分子正在写回忆录，描写那时候类似的感觉。”我不知道他的回忆录进展如何，只知道后来他又说，“我再也不愿意回想这段情节”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２２通“干校家书”就更加珍贵了。因为它毕竟真实地纪录了费孝通当时的经历和思考，是研究那个时代的第一手资料。
写于1996.11.3，
改于2005.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