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许崇德老师已经离我们远去，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留在我的心头。1999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读研究生，在入学之初的新学生见面会上第一次见到许老师，至今已有15个年头。我本人不善与人交流，这15年间虽然与许老师有过多次碰面，也聆听过许老师的讲座，但却很少去许老师家拜访。或许正因为次数很少，所以有限的拜访却于我留下深刻印象。这几日沉浸在悼念许老师的悲痛之际，我不禁回想起其中的点点滴滴，整理成此小文，以寄托我的哀思。

第一次去许老师家，是他2000年肺炎出院以后。本来在许老师住院期间，当时我们专业研究生一年级共5名同学就想一同去医院探望，但教研室的老师不建议我们去，怕打扰许老师的康复。听说许老师出院可以接受探访后，我们几个就去了他家。记得那时北京刚下过一场不小的雪，积在地上还都没有来得及融化。我们5人在人大东门备了一束鲜花，随即奔往许老师当时在校内静园的家。让我们意外的是，听到敲门声前来为大家开门的，正是许老师本人。许老师的精神看起来很好，几乎察觉不出是大病初愈。屋内空间不大，我们进到客厅，同时也是许老师的书房。许老师坐到书桌前，我们也分别找地方坐下。许老师说，他也不记得我们的名字了，让大家先自己介绍一下，我们分别报出各自的姓名和家乡。那个时候许老师已经开始借助电脑来创作，于是聊天中不免说到电脑的使用。许老师说他是南方人，不怎么会用拼音，只好通过手写板来输入文字，但手写板还是很麻烦，因为有的时候会识别错误。许老师后来出版了近7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那应该都是他在手写板上一字一字地完成的。其间的辛苦，谁人可知？

2002年我考上博士继续在人大法学院就读。2004年上半年，按照培养计划，在完成所有课程学习之后，我需要准备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不过在开题之前，还需要办理有关的手续，其间需要时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的许老师签署导师组意见。为此我再次拜访静园的许老师家。那天我独自前往，去了才发现许老师家另有客人，其中一位就是任进老师，他们好像正在讨论一个稿子。许老师还向任进老师介绍我说：这是你的师弟。任进老师等离开后，许老师便坐下来给我签署意见。导师组的意见是一式两份，许老师一笔一划地写了大半个小时才签署好两份意见。许老师的认真负责，真是叫人感动。在许老师填写意见的时候，我趁机在许老师的书房观察他的藏书，许老师间或也跟我聊上一两句，还提到了联邦制的问题。许老师的藏书真是不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在书架上找到一本有关中国当代史的著作。许老师告诉我说，这本书的资料基本都来自于“文革”期间公开发行的大字报。这本书我原本有所了解，但非经许老师提醒，我完全不能想象它会是这样的资料来源。我现在每每想到资料的搜集时，总忘不了许老师告诉我的这个事实。其实所有的素材，都完全可能用作论著的资料，关键还是在于怎么用。

2012年陈国飞考到许老师的门下研习宪法学。那年中秋前的一个下午，郑贤君老师、陈国飞还有我一起到世纪城许老师家中去拜访他。这一次我们几个人聊的时间比较长，除了问候许老师健康之外，主要聊的都是学术问题。耄耋之年的许老师精神状态依旧很好，还说起他的不少工作规划。中间我们说到了许老师主编的《中国宪法》一书的修订。许老师思维清晰缜密，针对各种问题发表的意见总是特别有说服力。他是上海人，讲话娓娓道来，很好听；他的著作更体现了他的一贯风格，详略得当，一语中的，毫无赘语冗言，许老师主编的《中国宪法》即是一例。这本教材伴随我多年，是当代最好的宪法学教材，也是我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记得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见到过许老师修订第4版的手稿，修订的内容密密麻麻，都是许老师一字一字手写上去的。当天聊到接近6点我们方告别。过后没有几天，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接起来一听，居然是许老师打来的！那次电话打了大概有20分钟左右，许老师详细问了我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也都一一作答。对于许老师会突然打来电话，事无巨细地问起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不免觉得惶惑无解。

在我的印象中，许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属于强壮型，但却没有大病，潜意识地总认为这位乐观的老者会长久地与我们同在。这个星期二，即2014年3月4日的中午，我正准备出门开会，毫无征兆地得到许老师去世的消息，实在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消息在下午的会议间隙得到一再证实。当晚与家人说起一年多以前许老师打来的这个电话，她说：他老人家还是感到寂寞。虽然许老师也许只是通过电话关心我这个晚辈，但家人的这种解释仍让我心头不禁泪下，过去拜访许老师的时候实在是太少太少，很多自己应该而且也能够为他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如今只剩无尽的遗憾。也许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继承许老师未竟的事业，以此告慰许老师的在天之灵。

敬爱的许老师，您安息吧！

2014年3月8日午

作者简介：杜强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2级博士生，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