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德，1929年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现上海市青浦区），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中国宪法学泰斗。许崇德是新中国宪法学奠基人之一，新中国宪法制定的重要见证人，参加过1954年宪法起草的辅助工作，全程参与了1982年宪法修改，并参加起草了香港、澳门两个特区基本法。

2014年3月3日，许崇德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妻子从北京来电话，喃喃地说，“我们在北京也没有多少亲人，皮纯协老师病在床上，许老师又这么突然走了……”几句话说得人心里酸酸的。远在香港讲学的我，却不能最后送许崇德老师一程，心中的愧疚、悲伤、思念只好倾泻在笔端。

这两天，从金钟上完课，夜里回到下榻的水街宾馆，就趴在网上浏览着许许多多回忆许崇德老师的文章。

老师性格如水，说话带着上海人的柔绵，不紧不慢，却透着中国学者的刚毅、自尊。1990年秋天，他参观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的纪念堂之后，赋诗一首，其中“我亦草书根本法，从来笔下不输人”，现在读起来，还能感触到老师的豪迈！真想开一瓶烈酒，为吾师喝下满满一杯。

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算起，直到1982年宪法，新中国的几部宪法，许老师都是亲历者、参与者。他人生最为辉煌的一页，是参与了现行宪法、香港和澳门特区两部基本法的起草，并担任香港和澳门特区两个筹委会的委员。许崇德老师是新中国法治的践行者，他就是法兰克福说的“灯塔里孤独的守望人”。他做到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锦光教授常说，“许老师属于聪明型的那类”，其实，许老师异常刻苦。他退休之后，着手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洋洋洒洒70余万字，还累病了几次。我们劝他悠着点，他不听。我知道，他其实有着很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他就是活着的一部新中国宪法史，当时很多重要的讨论、思虑、波折和细节，估计现在也只有他才知晓，他觉得有责任写出来，留给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这部巨作，可与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媲美。

许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不要迷信西方的所谓理论，可以参考借鉴，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很好的理论”。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一辈子注重中国的实践，认真研究和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他的务实学风深深地影响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记得有一次许老师接到教育部的一项任务，组织编写宪法学的部颁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如何推陈出新，他老人家反复思量。我当时做他的秘书，年轻气盛，尚未入道，对现在的教科书体例批判一番。许老师没有让我“吃茶去”，而是把宪法学的体系、布局详细讲解了一遍，我才感到自己的肤浅。从与他的交谈中，加深了我对中国宪法学的理解，再次领略了他雄厚的学术功底，和老一辈学者的睿智。他不愧为一代宗师，新中国宪法学的奠基人之一。

一个学者要做到“学术史上绕不开的人物”，已然不易，要成为“中国法治建设史册上也绕不开的学人”，更是屈指可数。许崇德老师两个都做到了。

许老师是一个热爱生活、懂得生活、富有情趣的人。他爱好书法，赠予我的一幅字，我早已装裱好，挂在家中，漂亮极了。他也吟诗、善丹青，出过诗集，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里有他赠送的一幅画，他送我的几本诗集，我还珍藏在书房。他还好养花，尤其是他家中沙发边上的那一盆兰草，优雅、舒朗、不俗。在人民大学读书时，师兄们悄悄对我说，许老师和金庸交情深，喜欢看金庸的“成年人的童话”，家中珍藏一套金大侠赠送签名的武侠小说，真是羡煞人也。

许老师为人低调、谦虚，待人真诚，常对人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他与武汉大学法学院何华辉教授的友谊已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何华辉老师喝酒爽朗，一饮而尽，许老师喜欢慢酌。他们的著作撑起了新中国宪法学的一片天。老一辈的友谊传到我们这一代，依然绵绵不断。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叶必丰教授是何华辉老师的弟子，我们初次见面，是在一次会议上。当时听接待的学生讲，必丰教授在前台登记时见到我的名字，就说“我的表弟也来了”。

许老师走得突然，他的孙子告诉我夫人，“爷爷去世了，医生说是衰老……整个过程很快，也没受什么罪”。好人，天都眷顾，都爱怜。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唁电，王振民教授坚持要亲自执笔，“先生千古，先生走好！”读着，读着，我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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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宪、立律与护法

1980年许崇德被借调到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起草宪法条文。这次修宪是大修，刚开始参加起草的是许崇德等4位学者，后来扩大到12人，集中在京西玉泉山工作。

1982年5月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参加起草的专家大多回家了，只有许崇德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叔文还在玉泉山。忽然，彭真从隔壁楼打来电话，叫他们去商量宪法序言底稿。回来后，许崇德以一首《玉泉山之夜》，记录下他们在灯下修改宪法草稿的情景：“灯下词初定，纸间策已筹。宪章临十稿，尚欲益精求。”

1982年12月4日表决通过的“八二宪法”和后来的4个修正案，构成了我国现行宪法。

参加香港、澳门两个特区基本法的起草，也是许崇德立法生涯中非凡的一笔。

1985年，距香港回归尚有12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亲自向许崇德颁发了任命书，任命他为起草委员。

经过一段时间集中学习，许崇德等5位起草委员赴港实地调研。那时，许崇德因患眼底出血症，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医生不让出远门，但他不听劝，戴上墨镜，拎着针药出发了。

抵达香港，有媒体捕捉到许崇德戴墨镜的照片，并配以大字标题“戴着有色眼镜看香港资本主义”。对此，许崇德一笑置之。

在港期间，起草委员们与工商、金融、航运、法律、教育、科技、文化等各界人士座谈，座谈会一天开两三场，甚为紧张。他们还深入工厂、码头、学校、医院、新界农村参访，并拜访了总督府，旁听了立法局会议和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了解香港政权制度和司法制度的运转。

许崇德后来总结，起草香港基本法，既是统战工作，又是外事工作，还是群众工作。

经过5年殚精竭虑起草制定，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香港特区基本法。那天，列席会议的许崇德目睹法律通过，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当即写下两首七绝。其中一首写道：“银灯闪闪比繁星，喜乐洋洋溢四厅。百五十年蒙国耻，扫开瘴雾见山青。”

此后，许崇德又受命参加澳门特区基本法起草，并先后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和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为港澳回归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香港回归之初，偷渡活动频繁。对此，香港临时立法会修订《入境条例》予以治理。但一些非法入境者以权利被剥夺为由提起诉讼，官司一直打到香港终审法院。

1999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对《入境条例》的修订，而且悍然宣布：香港终审法院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

这一表态，激起了许崇德的愤慨。他和参加过香港基本法起草的北京大学教授肖蔚云、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吴建璠一道，通过《人民日报》发表谈话，严肃批评香港法院，一时间震动香港。4位专家由此获得“四大护法”头衔。

（节选自王逸吟《学而为宪六十载》，原刊登于《光明日报》）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逝者学生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4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