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宣言书，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改革再度成为中国最灸手可热的词语，这轮改革也被视为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中国改革后的第二轮改革。如果说第一轮改革是思想混沌中杀出一条血路，现在的改革则是面对矛盾积叠、利益板结，必须要打硬仗、啃硬骨头。改革既要传承，更要发扬，梳理并记取胡耀邦时代的改革思想，对进入攻坚阶段的当下改革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解放思想的大智大勇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动力和总开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展的快慢与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解放的程度。翻阅上世纪70年度末那段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历史不难发现，胡耀邦是解放思想的破冰者和开启人。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1977年3月，经华国锋、叶剑英同意，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个看起来并不显眼的职务。这时，虽然“四人帮”被打倒了，但大地并没有廓清，“两个凡是”的阴霾笼罩中国。胡耀邦于混沌中找到了缝隙，在中央党校创办《理论动态》，不怕“砍旗”、“丢刀子”、“反马列”等指责，大无畏地组织和推动解放思想的系列讨论。有人给胡耀邦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胡耀邦还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一个是组织枷锁，就是大量的冤假错案。胡耀邦组织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似一颗颗精神原子弹，引爆中国沉闷的思想空间，冲破对领袖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1977年12月，胡耀邦受命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又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非凡胆略和勇气，主持平反了从三反五反到文革期间三百多万件冤假错案，涉及受牵连的人约一亿，为古今中外所没有。特别是冒着巨大压力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些已被领袖钦定不容更改的案件平反。胡耀邦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正是胡耀邦两大举措：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开动了改革开放的破冰船。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汇成了改革的滚滚洪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兼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年零两个月。在他短暂的任期内，中宣部一改旧观，成了“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之家”。在他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更是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推动解放思想，打破沉抑的局面。在叶剑英的支持下，胡耀邦力推习仲勋、任仲夷、项南等改革大将主政广东、福建，以点带动全局，并在考察深圳时即席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遏制了当时否定特区的声浪。当农村包产到户等改革实践面临巨大阻力时，耀邦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万里等改革先锋。他明确提出，“中央没想到的，地方可以想；中央没有叫干的，地方看准了的，可以干；中央所说的不适合地方情况的，地方可以变通办理；中央决定错了的，地方可以争论。”改革初期，不少人认为私人长途贩运商品是典型的“投机倒把”主张坚决取缔，胡耀邦则明确表态反对取缔，风趣地说：“什么投机倒把？他们是二郎神。”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领导人特意在中南海接见300多名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先进代表，胡耀邦即席发表《怎样划分光彩何不光彩》的讲话。胡耀邦说，从事个体劳动同样是光荣的，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彩豪迈的事业。胡耀邦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
胡耀邦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中第一个穿西装的，他把这视为培养开放意识并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形象和国民气度的一种手段。在上世纪那个混沌初开、群英登场的年代，胡耀邦是一把出鞘的剑，一颗闪耀的星。他不仅是解放思想的创造者、主导者，又是解放思想的先行者、实践者。在解放思想过程中，胡耀邦尊重事实、坚持真理、突破禁区，充分显示了他的韬略、锋芒和开拓精神。没有胡耀邦冒着风险锐意发动真理标准讨论，并在关键时刻得到邓小平支持，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深远历史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的。
二、全面改革主张
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第一轮改革，很多时候是“摸着石头过河”，安格斯·麦迪逊因此把中国渐进式改革称为“谨慎务实的改革主义”。经历了十年文革以及之前更长的集权计划经济的羁绊，中国的决策者对“过河”形成了共识。但怎么“过河”，一方面，改革并没有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所谓“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同时，改革的速度、范围总是受到政治条件和认识局限性的约束。在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胡耀邦较早认识到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和艰巨程度，主张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等各个方面），有序推进。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并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十二大之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如何落实好十二大精神，如何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胡耀邦鲜明地提出贯彻十二大的总的指导思想----“全面改革”。1982年开始，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对推动农村改革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做了《四化建设与全面改革》的报告，报告共讲了28条内容，全面系统的阐述了“全面改革”。胡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什么是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全党都要按中央确定的步骤，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
虽然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受到了种种非议和阻扰，被指责与十二大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不符，全面改革的进程戛然搁浅。但改革的洪流一旦冲破闸门，必然激荡向前。1984年，胡耀邦参与主持起草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承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一举突破了此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指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必须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邓小平评价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主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首次提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胡耀邦还提出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成败的标准：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思想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凡属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我们都应当吸收，凡属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实践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我们都应当敢于抛弃。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也是后来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初始版。
毫无疑问，胡耀邦对于中国的改革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思考，并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全面改革的系列思想。
由于时代的局限、意识的阻碍、人为的干预，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并没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开花结果，造成历史的遗憾。但胡耀邦仍以其远见卓识，身体力行，负重前进，推动中国的改革在民主、科学、法治的轨道运行，为国家未来培植了希望的种子。
三、宽容和自由一样重要
茨威格的伟大作品《异端的权利》这样揭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人类历史也已无数次证明，现代国家的转型，就是从专制、偏执和残暴，转向自由、开放和包容。胡耀邦对国家和党的历史有透辟的洞察、深刻的反思，他多次呼吁：“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已开发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人性的解放，思想的宽容，精神的自主，是一切开放和创新的基础和源泉。胡耀邦注重吸收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坚持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1978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他说，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不能统得太死，“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丰富多彩的，为什么要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他强调：“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要说服、引导，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搞了。”1979年，他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严正申明：“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
1986年他主持制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提出：“理论上和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是会经常发生的。必须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使各项决策建立在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同时还强调“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
胡耀邦尊重知识，肯定知识分子的重大作用。提出“我们一定要造成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并且采取切实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把这看成是‘基本建设’，并且是‘最基本的的基本建设’。”1981年，他给一位诗人回信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将不再提“思想改造”的口号。几年后，胡耀邦参观长沙岳麓书院，题词时，有人提议写“千年学府”，他沉吟片刻说，还是写“尊重知识”吧。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争论激烈、反复很大，特别是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间和其后，意识形态更加从紧和左转。胡耀邦在“左右夹攻”下，尽最大努力保护知识分子，竭力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推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并用思想文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今天，仍有很多人沉浸于对胡耀邦主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之中。凤凰网这样概括：或许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胡耀邦这个名字意味着一个永远逝去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们健康、纯真、蓬勃向上；那个年代有文学、有诗歌；那个年代虽然清贫，广大民众却激情洋溢，对未来中国和生活怀着无限的憧憬充满信心，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多党制。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
四、让共产党回归本质
历史终究是一面镜子，可以知兴衰、辩是非、明真假。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唯物主义为指导，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共产党就会由小变大、以弱赢强，取得胜利和成功；什么时候偏离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就会陷于“左”倾理论和“左”的实践、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等恶性循环，发生严重的挫折和失误，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民族大灾难。
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年代的考验和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胡耀邦既是亲历者，又是受害者，更是反思者。与有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痛，甚至把打过自己的棍子对准别人不同，胡耀邦痛定思痛，深知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个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的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并决然打破陈旧的政治思想和历史错误，彻底抛弃政治迷信和条条框框。胡耀邦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被邓小平和叶剑英提议，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经过多次拒绝后，胡耀邦最终接受了这一职务，但有一个条件：“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为保障民主集中制正常化和规范化，胡耀邦主持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胡耀邦与李维汉等老同志请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改革权力过分集中、党内特权、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8月31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并向全党全国公布，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好评。
在筹备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修改的工作时，胡耀邦一再强调，新党章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容。经过十二大讨论通过的新党章果然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新内容。例如，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强调“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强调“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在具体工作中，胡耀邦鲜明地提出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坚决执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不进档案)。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耀邦从不自居为神，也没有领袖习见的威重、神秘和永远正确，百姓们熟悉了他别具一格的率真、宽厚、活力四射，容易和他感情上亲近起来。据田纪云回忆，凡是胡耀邦同志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并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没关系。但是在全局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让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又坚持民主集中制。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胡耀邦不仅是把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视作政治家个人必备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品质，而且一直在思考，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为谁执政和如何执政的问题。他有一句名言：“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他政治文化视野开阔，始终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着力勾画与世界大势趋同的政治图景，超越了原有意识形态甚至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但胡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又深思熟虑，做法稳健。1983年，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蛇口的干部选举改革试验；1984年，胡耀邦放手支持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选举。力图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又以人民民主推动党内民主。即便发生1987年的辞职事件后，胡耀邦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1989年1月，胡耀邦在湖南长沙九所宾馆与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策甫见面时说：“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四个字，我们为之奋斗了近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
“治国之道，富民为先”，胡耀邦始终坚持这一理念。他1984年春在贵州首次提出“富民政策”，人民日报3月29日据此发表重要评论《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他认为，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让人民富起来。只有民富才能国强。“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为国家富强，二为人民富裕。人民不富裕，人民富裕不了，我们还搞什么四化？”他担任总书记后，不是高高在上，只听汇报，而是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关心群众疾苦。在他有生之年，全国２０００多个县中的１６００多个留下了他的足迹。走得最多的是“老少边穷”地区，还抱病到雪域高原西藏考察。6年多时间，胡耀邦共批阅了2000多封群众来信，并要求逐一督办落实，足见用力之深。
对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党内不正之风，胡耀邦深恶痛绝。他亲自布置，亲自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党政军八千人大会，号召全党同志珍惜党的生命线。他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能否制止，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他曾对原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说，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宁可让一家苦，不肯让一路哭；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10亿人”。1985年，因一位政治家委员儿子犯案，胡耀邦下令搜查政治局委员家，反腐之举震动中南海。他心胸坦荡、心口如一，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了前头。他亲哥哥胡耀福一直在家乡当农民，侄子招工后被他以走后门之嫌让人退回，女儿想通过他找关系上大学被驳回，家乡希望他搞点化肥遭到拒绝。胡耀邦去世后，胡耀福赶往北京奔丧，没有买到坐票蹲在车厢接口处，想起弟弟不禁抽泣，列车员经过问何故，他大哭道：“我弟弟胡耀邦死了。”列车长大惊，赶忙安排卧铺。又过了几年，胡耀福辞世，乡间农民送上一幅带着泥土气息的挽联倾吐心中感慨：“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作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胡耀邦代表了一种文明的政治，或者说代表了一种政治文明，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施政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的核心就是︰执政以后，仍然信守早期投身革命时的价值目标，充满人道主义情怀，信守当初的“与民之约”。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理想情怀、价值取向和道德指引，才能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才能为生民立命，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站在人类文明潮流的高度思考党和国家的未来。今天，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所有的“帕累托改进”已经实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但是，改革没有回头路、开放不能杀“回马枪”。纪念胡耀邦，以及那一代锐意进取的领导人物，就是要吸取并发扬他们在国家求新、求变中的动力和精神，凝聚和递增全面深化改革的正能量，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打赢这场决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和中国梦成败的硬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