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作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第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建议，给正在爬坡过坎的中国改革注入了新的内涵和要义。说改革正在爬坡过坎，是因为改革遭遇的复杂性和艰巨程度前所未有。改革的目标论业已形成，但方法论仍左右交锋、难以统一；高层振臂呐喊，基层和部门“步稳蹄不疾”；改革整体性、协调性推进，但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需要突破，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深的改革有待发生。
改革不是一个新名词。近现代以降，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了诸多的实验和探索。抚今追昔，1980年代的改革最为成功，成就和影响也最大，其经验对今天的改革镜鉴也最大。以邓小平、胡耀邦、习仲勋、万里等为代表的一批改革家大力启动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方向。其中胡耀邦大智大勇、殚精竭虑，在积弊积重中拨乱反正，在抱残守缺中冲锋陷阵，在形格势禁中开拓创新，努力造就一个生气勃勃、激情洋溢、干事创业的年代。
一、改革需要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
从历史纵深和拉长视野看，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必然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人才的涌流和创造力的喷发。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产生孔子等杰出思想人物。唐太宗废止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就了有唐一朝文化艺术创作的高峰和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的时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事实上是神权的式微，人性的弘扬和解放，恩格斯评价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一个是否开放自由的社会，主要在于政治家是否听得进别人的议论和批评。在共产党的领袖中，胡耀邦真正表现出信奉人人平等、具有与生俱来的基本自由与权利这一普世价值理念，并落实到政治实践中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虽然文革动乱已经结束，但“两个凡是”的极左阴霾依旧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正是胡耀邦亲自领导的振聋发聩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冤假错案大平反，冲破重重迷雾，打碎层层枷锁，为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做了舆论准备和组织资源储备。
对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胡耀邦倡导开放包容、尊重差异，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他对马克思抨击普鲁士报刊审查的一段文字尤为激赏：“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1979年10月，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胡耀邦提出应该尊重创作自由的主张。他说：党非但不应该干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反而应该尊重知识分子及其精神劳动的独特性，保证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为开辟意识形态的新局面，胡耀邦试图在体制内突破，但又不违反“原则”，为此常处于左右夹攻之中，动辄得咎。但正是由于有像胡耀邦这样开明的领导人的“左冲右突”，甚至委曲求全、牺牲自己，缝隙中的光亮不断发散，深埋的种子迸土而出，才促进了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的大解放，从而形成上下的改革共识，才有随后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策的可能性。
真正的改革需要一种伟大文化和崇高道德的指引。2013年，习近平邀请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七嘴八舌胜过鸦雀无声。历史已经行进到新的阶段，在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共同体、逐渐由国际体系追随者转向未来世界领导者的今天，应当比过去更自信，有比过去更宽松、宽容和开放、自由的精神理念，在此基础上兼容并蓄、推陈出新，形成自身的道德形象、价值准则和文化体系。习近平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思想解放的前提是开放自由的言论。诺贝尔奖得主科斯在2011年曾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从改革本身讲，进一步解放思想，对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开放、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和必须途径。
二、敢于在制度设计和重要领域取得突破
中国的事情有其独特的复杂性。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30年前，胡耀邦就深刻洞悉这一点。1983年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胡耀邦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
用胡耀邦自己的话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主要是拨乱反正，拨乱反正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前提条件。之后的改革，也就是破旧创新，必然为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提供可靠保证。在破旧创新方面，胡耀邦表现出极大的历史担当和时代责任，他说：过去一谈到改革，我们的同志喜欢用“态度要坚决，步子要稳妥，工作要细致”的话，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三句话是对的。但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同志往往由于片面理解“步子要稳妥”，而犹豫不前，老是被动。邓小平后来在南方谈话中也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胡耀邦领导和实施的改革中，有三项改革可谓是石破天惊，极大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未来的走向。一是农村改革。胡耀邦旗帜鲜明支持安徽、四川等地实行农村包产到户，在为“包产到户”激烈争论之时，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 1982年任总书记后，胡耀邦连续主持制定中央五个一号文件，名正言顺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上户口”，为使其成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体制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初，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等领导起草《决定》，并在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决定》突破了长期以来的禁锢，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回答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改革前进的理论问题。《决定》要求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并扩大开放，为非公经济的逐步壮大和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内地位的逐步提高奠定了基础。三是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集中体现了胡耀邦对政治改革、民主法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开放开明的思想，既同过去那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划清了界限，也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高调区别开来，从思想理论上解决了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开放是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的问题，为发展社会主义高度的民主、文明指出了一条必由之路。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出了60项、336条改革。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被称为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二次改革”。两年来，在商事登记制度、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破局等方面成效明显，但国企改革在混合所有制、破除行政垄断、退出竞争性领域等关键问题思路欠缺清晰，自贸区负面清单过长，经验难以复制和推广，改革缺乏亮点和标志性改革等，与市场预期有不少差距。“行百里者半九十”。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要取得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性胜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型到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必须要克服意识形态的束缚、既得利益的羁绊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干扰，把牢政府职能改革的“胜负手”，明确划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尽快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还农民完整产权，消除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行政化”，发挥民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等方面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将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新区、自贸区等作为国家级改革创新实验平台，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六位一体”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三、重用改革促进派、改革创新派
改革不是一个人、一个阶段的事业，而是一个前后接力、继往开来的事业。闻鼙鼓而思良将，促改革必用能臣。纵观中国改革三十多年的历史，改革促进派始终是中国改革事业的重要推动力量。胡耀邦不光自己身体力行，做改革的先行者和冲锋员，而且着眼改革的目前性和长远性，既不遗余力重用改革促进派，将之推向时代潮头，并且还培育了一大批改革的种子和火苗。
1978年，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受叶剑英委托，给复出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写信勉励：“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80年代初，耀邦又相中另一位改革大将任仲夷，促成了他从辽宁省调往广东接替习仲勋，后来胡耀邦考察深圳时即席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坚定地支持任仲夷，遏制了当时否定特区的声浪。胡耀邦还举荐项南任与台湾毗邻的福建省主要领导人，短时间内开辟了福建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为进一步推动干部制度与改革开放相适应，胡耀邦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梯队”的概念。胡耀邦解释说：“我们党内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是第一梯队；考虑到第一梯队的同志都年事已高，为了使他们集中精力考虑大事，我们党搞了第二梯队，这就是现在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上工作的同志。第二梯队的许多同志也不年轻了。所以，我们下决心搞第三梯队，就是要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在干部问题上，胡耀邦曾主张“多换思想少换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胡耀邦看到一些思想僵化、观念陈旧的干部，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更不能坚决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于是提出了“既换思想又换人”，把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1980年5月胡耀邦说，中央书记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年龄太大了。他积极主张选拔一批50多岁、40多岁的人进领导班子。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实现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新老合作与新老交替，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王兆国、田纪云、李瑞环等。其中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
习近平在2015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提出：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回溯改革，1983年胡耀邦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后，《人民日报》于2月2日、9日、17日发表三篇社论，题目分别是：《做改革的促进派》、《做改革的卫护者》、《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何为改革促进派？概言之就是“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者。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关键阶段，重用改革促进派、改革创新派正当其时。要推广干部培养的梯队建设制度，建立诸如“第三梯队”的人才培养和储备计划，给年轻的改革派干部提供一种长远预期的机会和信心。建立干部（政务官）岗位有进有出，能上能下的机制，在改革决策和执行中吸纳更多的改革促进派、改革创新派加入其中，不惟身份、资历、学历、年龄限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推动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互动，鼓励地方、基层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实施在前，试错在前。
四、中国的前途在于民主和法治
历史从来都是经历者自我反省的历史。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名著中说，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与许多领袖人物不同，胡耀邦对历史有着深刻反思，胡耀邦认识到，个人崇拜、独断专行、苏联模式，是造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失误的重要原因。并认为，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就要蜕化变质，由相信社会主义到蜕化为法西斯主义，从人民的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变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他说：“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制。这些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也支持说：“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在30多年前泛政治思维甚嚣尘上的语境下，说出这些话，需要怎样的胸襟、远见和勇气！
基于这种清醒认识和高度自觉，胡耀邦反复强调任何个人和团体都必须在宪法框架下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致力于将国家和党纳入法律轨道。法学家郭道晖说：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闪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特别是责任政治的担当。这都属于实行宪政的范畴。”胡耀邦力图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又以人民民主推动党内民主。1983年，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蛇口真刀实枪地推行政治改革，1984年，又放手支持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显示不凡的气魄和智慧。
把民主和法治视为全人类的精神遗产，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并将其写入执政党的正式文件，这是胡耀邦对中国的里程碑式贡献。1982年9月，胡耀邦在十二大作了《全面开创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中写道：“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还有如此明确的规定：“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已经在中国经济社会内部生成，一个现代良序市场经济必须要有相适应相配套的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民主法治不健全，市场经济就会成为“权贵经济”。邓小平曾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并提出要健全违宪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法违宪行为。从根本上讲，改革就是还权于民。应当大力贯彻落实宪法相关规定，制定新闻出版、网络管理、影视制作等方面的法律，除法律禁止之外，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舆论监督权利。保障人民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司法去行政化、官僚化，保证司法独立运行。重点发展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在党内最高层次上引入竞争机制；落实县级人大代表直选和专职化，较大范围内试行县级行政长官差额选举，推动基层民主的常态化和具体化。
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南方都市报一篇社评说：“今天讨论改革与发展，最重要的是回归当年‘改革开放’的精神与意念，回归改革与开放的内生逻辑，并打破所谓路径依赖。”而“当年改革开放的精神与意念”和“内生逻辑”，正是胡耀邦和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党内领袖所秉持与打造的。经济新常态需要改革新作为。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越是在关键时刻，越要敢出手重大改革，就越能够化解面临的危机和风险，越能够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面临深水区和硬骨头，必须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有全球视野和世界格局，努力建设一个良序民主法治政治下的市场经济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