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的改革大考。我国将由此迈进现代国家行列。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历史性重要突破，是实现全面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这是当前改革面对的重大难题。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改革就是要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部署。在中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关键点上，我们应当怎样认识这一战略抉择的重大历史意义？
迟福林：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党执政以来经历的第三次大考。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进京赶考”，是第一次历史性大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第二次历史性大考。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决定》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提出了面向2020年的三道大题。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的改革大考。考得好，我国就将走上公平可持续的发展之路，迈进现代国家行列。
第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历史性重要突破。改革大考重在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重点，实现全面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第三，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这是当前改革面对的重大难题。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在利益结构固化的情况下，改革大考就是要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
正是这种基于对深化改革的深刻认识，中央成立了由习近平总书记直接担任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并且提出明确的目标要求。应当说，这既是主动历史担当的重要体现，又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重大举措。2014年1月22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首次会议，不仅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体制，并且对下一步如何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具体的战略部署。会议传递出坚定而丰富的改革信息，将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改革信心，进一步调动各方面参与改革的积极性，进一步强化各地区、各部门的改革责任担当，以坚定不移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前进。
记者：《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已经远远超出了35年前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广度和深度，对此，您怎么理解？
迟福林：的确如此。进入改革发展的历史新阶段，我们需要的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需要的是走向法治化的治国之路，需要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根本之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主要标志，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路，也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作出了高度概括：“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我们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改革。一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还要开展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实现司法公开、司法运行去行政化和地方化等工作。二是实行有效的政府治理。关键是围绕“放权”、“分权”、“限权”，推进以公共服务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型，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结构。“放权”包括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已经比较成熟，向社会放权亟待加强，向地方放权有待中央地方事权、财权关系理顺以后进一步规范。以放权为重点破题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成为本届政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分权”就是形成行政范围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这还有待在深化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进一步破题。“限权”就是实行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权力制约权力和社会监督权力相结合起来。这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根本之策。三是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自组织能力，加快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推进官办社会组织转型，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记者：“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决定》针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性突破，也是政府推进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依据。从当前的经济形势看，应当如何突出市场功能、发挥政府职能？
迟福林：“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决定》的最大亮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意味着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终结，意味着权力配置资源导致机会不平等、权利不平等的历史终结，意味着官本位、权力寻租、经济特权的历史终结，将倒逼政治体制改革，将为公平正义的社会体制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将有力地牵动影响文化体制改革，也将推动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当前，经济矛盾和风险日益凸显，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例如：以投资消费失衡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内生增长动力远未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服务业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加大，环境危机因素增多；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我们亟需在全面激发市场活力、实现市场化改革突破中闯出一条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市场化改革中释放增长潜力，有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在2～3年内尽快突破：1～2年内争取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有实质性进展；2～3年争取垄断行业改革有重大突破，基本打破行政性垄断，为社会资本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争取1～2年内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社会资本推出一批项目。
在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市场的有效和政府的有为，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有效的市场离不开有为的政府，另一方面，脱离市场作用下的政府有为不可持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有为”作用，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建立公平竞争导向的宏观调控。比如，宏观调控与行政审批职能严格分开，建立以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化改革有机结合，突出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以金融改革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和转型；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突出财税体制在调节收入分配、引导资源配置、拉动消费中的重大作用。第二，从事前审批转为事后监管。重点在于：以事后监管为主克服微观领域的“市场失灵”，形成微观规制的基本框架；统筹考虑审批与监管体制改革，重点强化政府市场监管的权威性、统一性和有效性；调整市场监管权力结构，实质性改变多头监管与监管失灵；把政府的市场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起来，以加快发展各类民间行业组织为重点，有效发挥市场中的社会力量在规范市场行为中的重要作用。第三，界定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通过负面清单，明确为政府所禁止的企业行为，并倒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企业明确市场预期创造环境；通过权力清单，推土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依法行政和标准化行政，以改变政府对自己“非禁即准”，对企业和社会“非准即禁”的错位管理格局。第四，实现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角色回归。首先，要把推动地方政府由市场竞争主体转向公共服务主体作为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其次，要以建立公共服务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为目标，尽快形成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行动方案。再次，要以规范地方债务、改变政绩考核体系为重点，尽快形成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制度约束。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更大的决心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表明了中央对推进全面改革的清醒判断，以及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可以说，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那么，如何认识利益矛盾，如何解决利益失衡，又如何打破利益固化？
迟福林：处理好改革与多数人利益，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和重要经验。35年前，正是由于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藩篱，才使得改革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形成社会合力。今天，贫富差距扩大、特权现象凸显、利益结构失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固化的利益格局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成为推进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的最大阻力。能不能逐步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决定着全面改革的成败。
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解决利益失衡，要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首先应当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问题，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是国民收入倍增的重要条件。其次要结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尽快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国家规划》，形成6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奠定“橄榄型”社会结构。再次要通过人口城镇化的黩武与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使部分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来源。
在深层次上看，收入分配改革不到位、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政府改革不到位，是导致利益失衡、利益固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要改革调整利益格局。初次分配应当坚持民富优先，藏富于民；在再分配领域，政府需要通过压缩行政开支，确保到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实现，并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尽快形成公共财政基本格局；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重点配置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医疗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财税体制改革不能增大中等收入群体负担。在市场化改革方面，要敢于对既得利益“动刀子”。突破部门利益，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克服行业利益、垄断利益，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淡化地方利益，赋予农民物权化的土地使用权，使部分农民和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在政府改革方面，要改变以行政主导资源配置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
来源：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