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20世纪两场革命——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之后，现在的中国在外交策略上再次直面百年前的老问题：联欧还是联日？

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已非百年前那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大清帝国所能相比。虽然今天中国人许多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与百年前相比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但至少在硬件上中国已无须面对百年前的那种屈辱。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外交面临的“欧洲还是日本”的问题，已有了本质的区别：如果说百年前中国人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学习欧洲和日本的技术，那么当今考虑的，却是中国在国际新格局中的定位。

不同层面上的定位

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外交，依然面临着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和中欧关系的挑战。然而，上述四者其实处于不同的层面上：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性，中日关系和中俄关系属于近邻外交，无论何时都在最高决策层的魂牵梦萦之中，但相对全球层面的外交而言，却只属于地区层面；如果中国有雄心在今后30年内成为世界一极，那么，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则是需要缜密评估的对象。

目前欧洲战略研究界流行的“三足鼎立”理论认为，本世纪上半叶国际格局将呈现美欧中三足鼎立局面。在这个三角形关系中，中国不但须密切关注欧美关系走向，而且须评估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前景，以及美欧中三方间的微妙互动。

“三足鼎立”理论认为，今后30至50年间，世界将出现三雄角逐的局面，即：美国、欧盟和中国。以亚洲的眼光来看，这一理论存在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中国能否成为世界一极，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中国的崛起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和综合国力增长的速度，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平稳过渡情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国与其相邻地区大国的微妙关系。

众所周知，与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大国之间的关系远未达到将民族利益置于地区联合策略之下的地步；在经济迅速上升的同时，亚洲大国狭隘的民族利益考量和大国战略心态仍占主导地位，其精神世界成熟程度和经济及军事实力的增长完全不成正比。

另外，由于历史纠葛，亚洲大国民众之间的互相认同，也远未达到西欧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亚洲地区出现内耗，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乃至中印关系，对中国的世界大国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大陆前一阶段出现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之说，有其相当的合理之处。问题是，所谓的对日新关系，其内涵和外延还需有更为严密的界定。

联欧欧先于联日

无论“三足鼎立”理论是否成立，就中国目前的处境而言，中欧关系和中日关系应当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其理由只有一个：至少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国际格局中，美国将依然维持其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而中国正日益被美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

因此，为了找寻与美互动的最佳定位，中国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相应寻求政治势力的重组。而一个精心设计的中欧关系和中日关系，必定在全球和亚太地区范围内给美国以牵制，从而有利于中国自身外交空间的伸展。

但在现实中，无论就其实质还是可操作性而言，中欧关系和中日关系却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中欧之间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而相反的情形则恰恰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而且近年中日两国历史问题造成的现实政治上的互不认同，正越来越多地向两国的民间延伸。

这样，对中国来说，中日关系的改善需要有一个十分现实和清醒的定位过程，完成了这一过程，才谈得上在战略利益层面的互相磨合。但中欧关系则完全不存在这一困惑。

在这种情况下，回应欧洲的战略互动愿望，继而寻求与欧洲结成战略合作关系，应当成为新世纪北京外交的首要目标之一。与此同时，应迅速寻求对日新关系的恰当定位。因此，同样是对北京至关重要的战略选择，但联欧和联日不但在关系的实质层面上有所不同，而且在进程上也将呈现两种不同的速度。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