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朱铁志先生，因为看到两则新闻———一则说，一家美国公司驻北京代表处在人才招聘会上公开贴出“北大、清华毕业生一概免谈”的告示；另一则说，某女士针对当前注重形式的教育理念和虚荣的社会风气，写了一本名叫《拒绝北大》的书———原本“通常不愿谈论母校”的他，也“禁不住要唠叨几句”，于是在5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封《致北大校友的公开信》，认为像那家美国公司和那位写《拒绝北大》的女士那样“出于各种动机或赞美或批评北大的人……都以独特的方式为北大的成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作为北大人，我们应该脱帽向他们表示敬意”。接着，朱铁志沿着“北大不仅以其在中国学界的重要地位让人敬仰，也以其中某些人的不可一世让人反感”的思路，反省了北大人的“自负”、“狂妄”、“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不善合作”等特征。作为一个10年前毕业于北大的“北大人”，读了铁志校友的这番肺腑之言，也禁不住想发几句议论。
我没看到那本标榜要“拒绝北大”的书，作者到底是不是因为想达到“轰动”和“畅销”的效果，当然最好拿北大开刀，只有这样，才能“吸引眼球”、“一夜成名”，我不得而知。但我确知道，那家声称“北大、清华毕业生一概免谈”的所谓美国公司，其实不过是美国俄勒冈州一个狭窄、拥挤的居民区里的一家连招牌都没好意思挂上的夫妻店。它的所谓驻北京代表处，在北京科技会展中心租了一两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一直从事着非法移民活动，在随后几天的招聘中，别说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就是普通院校的毕业生，也一个都没招上（《生活时报》2002年3月22日）。当记者前去追踪采访时，竟遭到该代表处10多名员工的围攻，照相机也被强行抢走后失却（《生活时报》4月9日）。如此水平的“国际一流企业”及其驻北京代表处，怀着如此卑下而可笑的动机借北大之名大肆自我炒作，即便一个与北大无关痛痒的人，大约也会嗤之以鼻；而一个北大人再怎么“兼收并蓄”，恐怕也是很难向这种“批评”脱帽表示“敬意”的。
人的自负、狂妄一般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无知者无畏”，肚子里没装几滴墨水，却时时处处自诩伟大、正确、老子天下第一；另一种读书破万卷，胸中藏有雄兵百万，如隆中俊杰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如台湾怪才李敖慨叹“上帝所造皆鼠子，抬头我欲笑天公。冷眼白尽世间相，漠然无语傲群生”。北大肇始于戊戍变法，催生了“五四”运动，既是中国变革与开放的产物，更是变革与开放的推动者。如果不否认这些，就应当承认，北大不但“以其在中国学界的重要地位让人敬仰”，更以其培育、传承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魅力而令人神往。就整体素质而言，北大（及清华等著名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一直在同龄中国人当中属于佼佼者。如果不否认这些，就应当承认，北大学生的自负、狂妄属于上面分析的第二种情形，是一种“有知者”的“大无畏”、恃才放旷。
一个健康、宽松、充满活力的社会，应该能够为形形色色的性格、禀赋各异的公民提供适合的发展空间；而一个僵化、狭小、死气沉沉的社会，往往既容不得“无知者”如井底之蛙一般的不知天高地厚，更容不得精英人物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不但不让他们“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反而要刻意刁难、打压他们，将他们发配到热火朝天的现实生活中接受“再教育”，让他们明白“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硬道理。正如前几年某地有关人士曾执意安排一名大学毕业生看守公共厕所，一家自己什么都不是的皮包公司，也敢于在招聘会上“偏偏”歧视北大、清华毕业生，就是某种“你能啊，你牛啊，看老子怎么恶心你”的变态心理使然。照这种趋势，北大、清华的学生就得一个个整天低头哈腰诚惶诚恐装得比孙子还孙子，毕业后二话不说背起铺盖卷就奔赴社会最底层，从掏大粪看厕所到车工木工搬运工煤矿工，从在办公室扫地擦桌子打开水到给七品芝麻官捶背捏脚挤牙膏什么都抢着干，我们的某些“主流人士”才能心满意足，“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的征服感才能油然而生。
“主流人士”对北大的侧目远非始于今日。1925年，北大27周年校庆之际，应北大学生会邀请，鲁迅先生写了一篇《我观北大》。针对段祺瑞执政府的“整顿学风”措施和以总长章士钊为首的教育部一再打压北大（如散布解散北大的谣言，决定停发北大经费）的举动，鲁迅写道：“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着，总有着希望的前途”。对于投向北大的“暗箭”，北大人向来有反省的自觉（朱铁志校友的《公开信》即为一例），但更不乏坚守的勇气。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在《曾经北大书系·总序》（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中说：北大学生的“忧国忧民”、“野心勃勃”、“特立独行”、“眼高手低”其实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有人激赏，也有人不以为然，更有好心人不时地提醒：为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牺牲，最好能守中庸（中行）。就具体言论和举止而言，确实没有必要故作惊人之论或骇世之举，但忠实于自家的学术／艺术感觉，不想因利益考虑而过分委屈自己，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即便在现实生活中很不讨好，我以为还是值得保留。有个性但不张扬，守规则而能发挥，这种境界，只能令人心向往之。今天重温当年鲁迅先生对北大的观感，联系陈平原教授对北大人理想主义情怀的期许，再看朱铁志校友从北大人“自我评价与外在评价不甚协调”中生发出的几多忧虑，我反倒隐隐地愈加有些狂妄起来。
如果有朝一日，连一向以自负、狂妄为能事的北大人也被外在的压力与评价磨炼得俯首帖耳唯唯诺诺了，真不知是中国的幸事还是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