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十次踏上兴化大地。
第一次，1981年2月，从白驹初到施家桥；第二次，1981年10月，陪刘冬同志来兴化；第三次，1982年1月春节，与刘冬、赤布同志冒雪到兴化、施桥，考察施廷佐墓志铭；第四次，1982年3月底，来兴化安排专家考察日程；第五次，1982年4月，与国内十六位专家考察座谈新发现的文物史料；第六次，1982年6月，与王士君等同志来兴化、施桥，为《施耐庵研究》拍摄照片；第七次，1982年11月，与刘冬同志来兴化参加施耐庵研究小组活动；第八次，1983年10月，与刘冬同志在施家桥墓地条探；第九次，1994年11月，来兴化参加明清小说研究会年会。九次到兴化，受到张华、谢加里、沈恒生、黄友梅、赵振宜、李法、高岩、许勤、邹文灿、张丙钊、蔡武康等同志热情接待，终生难忘。
这次再到兴化，与老同志、新朋友聚会，又得以在“昭阳讲坛”汇报研究心得，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讲的题目是：《兴化三大小说家施耐庵、陆西星、李清论》。着重谈谈有关三位作家的考证，也谈谈兴化三大名著《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的价值。
一、施耐庵、陆西星、李清的考证
随着旅游经济的开发，出现了“名人故里之争”：江油、安陆争“李白故里”，尤溪、建阳、婺源争“朱熹故里”，丰润、辽阳、铁岭、武阳争“曹雪芹故里”，连赵云、貂蝉、二乔、西门庆的“故里”，都有地方在争夺，让人啼笑皆非。
但是，施耐庵、陆西星、李清没有“故里”之争。施耐庵好像有兴化、大丰在争，但从历史看，施耐庵是“兴化白驹场”人；施家桥施耐庵墓和白驹施氏宗祠，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说，兴化施耐庵、陆西星、李清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毫无疑义的，没有人争夺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别的地方有另一位《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的作者；而是有人说，你这里的施耐庵、陆西星、李清，作为《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作者，“证据不足”。
所以，证据问题，是解决历史疑案的关键。今天就来讲讲这个问题。
中国古代断案，以包公最为清明。如果“与国际接轨”，时时处处讲“证据”，他的断案，恐怕也难成立。秦香莲告陈世美杀妻灭子，如果陈世美请来现代律师，就会以“拿证据来”为之作“无罪辩护”：第一，没有结婚证书，证明秦香莲陈世美是合法夫妻；第二，没有DNA鉴定，证明陈世美与冬哥、春妹有亲子关系；第三，钢刀上的血迹，不能证明是韩琦的。再有皇姑、太后的干预，还不马上放人？看电视剧，对于案情，观众心里明明白白，就是因为证据被毁，证人被害，始终不能定案。但大家都清楚一个基本道理：法官不能定案，不等于事实就不存在。
施耐庵、陆西星、李清，生活在元末明初、明代中期、明末清初，距现在好几百年了，档案销毁，文献湮没，加之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想从地里挖出一块刻有“施耐庵著《水浒》”、“陆西星著《封神演义》”、“李清著《梼杌闲评》”的石头，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那么，问题是不是就不能解决了呢？不。首先，应该看到，由于后人的努力，还是找到了许多证据。我们只要用刘冬同志倡导的“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分析方法”，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谈到施耐庵考证，决不能忘记刘冬同志的功绩。他是建国以来最早提出揭开施耐庵之谜的人，也是五十年中用力最勤、探索最力，并从根本上推动、指导了这一工作的人。
刘冬同志1952年的《施耐庵与〈水浒传〉》，提供了施耐庵墓和祠堂、《兴化县续志》载《施耐庵墓志》与《施耐庵传》等材料，为施耐庵生平勾勒出一个轮廓：施耐庵，名彦端，又名子安，张士诚据吴，曾登门造访，不应，避祸居于江阴，又回兴化，旋居白驹场，成为白驹镇、施家桥施氏自苏迁兴始祖，元配季氏，续配申氏，生子让，字以谦，孙文昱，字景胧，或述元，等等。
这个轮廓，到了1958年，被出土的《施让地照》证实，地照所署日期为“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与杨新撰《施让墓志铭》完全一致，证明了施耐庵（彦端）之子施让、之孙施文昱的存在。到了1978年，又被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证实，墓志铭叙述了五代人：第一代高祖元德，第二代曾祖彦端，第三代祖以谦，第四代父景□，第五代廷佐，又一次证明彦端→以谦→景□三代人的存在。尤可注意的是，第二代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流苏家之（又读“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里兴化，遂白驹，生祖以谦”，说明施氏一族，彦端于元季外流，又回兴化白驹定居，为施氏家族始祖，恰与陈广德《施氏族谱序》“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及“苏迁施氏宗”世系木牌相吻合。施耐庵家世的轮廓，由刘冬、丁正华1952年勾勒在前，而为1958年、1978年出土文物证实在后，这就有理由相信，那一轮廓的描绘，是有充分根据的。
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有。
1、1958年兴化合塔乡出土《杨俊科墓志铭》，内有“耐庵之友”字样，有一尼姑当场提醒墓砖的价值，无人重视，后不知下落。据查，杨俊科为白驹杨氏第二世祖，与施耐庵交谊深厚；
2、1952年江阴华市孙坤南反映，施耐庵与许恕为挚友，曾为《许氏宗谱》作序。三十年后的1982年，我随刘冬同志去江阴追访此事，孙坤南已去世，线索中断，《许氏宗谱》，遍觅不得；
3、沙洲河阳山永庆寺东侧有施耐庵衣冠冢，碑刻“施耐庵之墓”五个隶字，旁刻王勃《滕王阁序》八句诗，下刻“一帆风送滕王阁”，后署“壬戌之秋桂月望日”，今亦不存；
4、洪武年间，郓城县周庄举人周文振，曾知江南袁州府，著《周铎笔记》，中有关于施耐庵元泰定间赴试大都，落第后至郓城任训导的记载，《周铎笔记》后归孙赞亭，文革中被烧去。
——以上各项，都有目击者或耳闻者为证，能以“查无实据”一笔勾销吗？
1952年文化部调查组负责人聂绀弩宣布“连施耐庵的影子也没有”，他们带回北京的大批原始材料丢失，还造成了新的严重损失：
施让墓1954年被掘土堵塞缺口，出土刻字方砖六块，施让地照既已发现，则墓志铭必同时出土，如果稍微重视施耐庵文物，就不会弃若敝屣；
1978年秋施廷佐墓共发现墓砖三块，两块被人拿去掼砖坯掼碎，扔到庄前的河里，另一块即施廷佐墓志铭，被人拿回家盖咸菜坛子，反面已经磨光，正面文字损伤严重，中间十一行文字完全磨平，开头数行许多关键字不能确认，尤其是“会元季兵起，播流苏家之”，还是“播浙遂家之”，至今仍有不同判断。
即便这样，《对江苏省新发现的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认为：“这块新发现的出土墓志铭，对进一步研究《水浒传》及其作者施耐庵具有重要价值。墓志铭表明元末明初在现江苏省兴化施家桥和大丰白驹镇一带，有一位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的施彦端，这位施彦端与新发现的民国七年过录载有乾隆四十二年序的《施氏长门谱》所记施以谦之父‘彦端公字耐庵’的‘彦端’相符。因此结合以往发现的文献资料和大量的民间传说，元末明初在江苏兴化白驹一带，有一位施耐庵的存在是可信的。”
刘冬同志“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分析方法”认为，施耐庵“生活了数十年；在他数十年的生活中，必然留下许多痕迹”，这些痕迹，或体现在地下出土的文物，或体现在历代传抄的史料，或体现在民间口头的传说，更体现在世系分明的施氏后裔（《江海学刊》1982年第3期有我的《国贻堂〈施氏家簿谱〉世系考索》）一致公认其始祖是作《水浒》的施耐庵：表现形式不同，其为施耐庵之“痕迹”则一。刘冬同志特别指出：“有关施耐庵的数十则至今人们还在讲着的、分布在山东郓城，江苏江阴、沙洲、兴化、大丰、淮安和浙江青田的传说，至少也是施耐庵实有其人、在这些地方活动过的极重要的证据。正如树投在水里的倒影，因为水波的折射，往往随着水波的大小而改变其形状。无风的时候，倒影接近于全真，大波的时候，倒影接近于全无：但总有真实的树在岸上，作为倒影的来源。”
关于《封神演义》的作者，孙楷第据《传奇汇考》卷七《顺天时传奇》解题“《封神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未知的否”，提出陆西星撰《封神演义》说。《传奇汇考》是乾隆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所撰，设局于扬州，任校理者多知名之士，此说当有所据。柳存仁又据陆西星行谊，结合《封神演义》思想内容作进一步论证。
陆西星（1520－1601?），字长庚，《兴化县志·文学篇》有小传。生而颖异，娴文辞，工诗画，为名诸生，九试不遇，绝意进取，著有《老子玄览》、《阴符经测疏》、《南华经副墨》、《方壶外史》等。以陆西星之思想经历，确有撰《封神演义》的主客观条件。
《封神演义》有陆压道人，本领高强，自称野人、散人、闲人，飘然而来，倏然而去，有人认为是陆西星的自我写照；结尾写姜子牙分封诸神，为《封神演义》所创造，有人认为就是陆西星在方壶岛给道佛诸路神仙重排座次的翻版。陆西星与校点《西游记》的“华阳洞天主人”李春芳关系密切，兴化又有施耐庵“一夜著《封神》”的传说，可以判定《封神演义》就产生在兴化这块土壤中，与兴化有不解之缘。
《梼杌闲评》的作者，缪荃孙、邓之诚推测是李清，根据是：李清在弘光朝任工科给事中时，曾为祖父李思诚辨冤，《梼杌闲评》也写到了此事；小说有些的内容，可同李清所写《三垣笔记》“相发明”，“总之，非身预其事者不能作也”（邓之诚：《骨董续记》）。这个意见是合理的。
我1986年发表《〈梼杌闲评〉作者为李清考》，全面考证了这个问题。李清（1602－1683），字映碧，一字心水，晚号天一居士，南直隶兴化人。天启元年（1621）举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仕崇祯、弘光两朝，历官刑、吏、工科给事中，大理寺丞。明亡，“守其硁硁”（qìnɡ，理直气壮、从容不迫的样子），隐居不出，有很强的民族气节。李清的仕宦经历，使他耳闻目睹当时朝野上下内情，又以工作之便掌握了大量档案资料。如崇祯十一年（1638）在刑部档案，亲眼看到太监刘若愚狱中所著《酌中志略》手稿，并说此稿“叙次大内规制井井，而所叙客氏、魏忠贤骄傲状亦淋漓尽致，其为史家必采无疑”，表现出对这类材料的重视和兴趣。《三垣笔记》“予自入刑垣，见厂卫暨刑部日事苛杀”等语，时时可见。《梼杌闲评》开卷诗说：“博览群书寻故典，旁搜野史录新闻。”《梼杌闲评》所写重大历史事件都能与史料印证，一些细枝末节甚至比正史还要详赡准确，所谓“非身预其事者不能作”。
要证明《梼杌闲评》出李清之手，还要从小说的独特个性、即对“党争”的与众不同的态度入手。明末的东林党，“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在这愈演愈烈的党争之中，李清头脑是比较清醒的。他在《三垣笔记》中主张“存公又存平”、“无党无偏以立言”，这种态度正体现在《梼杌闲评》整体之中。《梼杌闲评》的主导倾向是赞美东林党，对东林诸贤如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都给予热烈讴歌；但对为东林党所重的汪文言却持否定态度，说他是“邪路小人”，表明作者不以东林的是非为是非。同时，对非东林营垒的人物，《梼杌闲评》既批评他们，又表现出“仁恕”的态度。如王永光，魏忠贤当政时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颇握重权，魏忠贤死后，又日思翻案；但他与阉党崔呈秀不同，曾上疏反对魏忠贤屡兴大狱，虐杀清流，专权乱政，李清《三垣笔记》肯定说：“王冢宰允光，当魏忠贤专权时，请以票拟还之政府，可谓言人所难。”《梼杌闲评》也写到王永光借灾异上疏，提出“不如票拟归之政府”，恰与《三垣笔记》相印证。《梼杌闲评》对贾继春、杨维垣、霍维华等逆案中人，也表现出隐恶扬善、惋惜同情的宽宏大度。这种“宅心仁恕”，构成《梼杌闲评》独有的个性和风貌，在那个门户党见甚深的时代里，具备了写作作品主客观条件的士大夫中，除李清难有第二人。
把考察范围再缩小一点，不能不集中到李思诚这个关键。当年缪荃孙、邓之诚推测李清是《梼杌闲评》作者，主要依据就是李清为李思诚辨冤。历史上的李思诚，是与魏忠贤有牵连但尚无劣迹的人物，不是魏忠贤的死党。按宽厚仁恕的心胸，对李思诚加以谅解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李思诚只是极次要的人物，小说却四次特意关照他，显出对李思诚的特殊关顾之意，确实有为李思诚辨冤的良苦用心。辨冤之外，又把李思诚写成反魏英雄，除了同李思诚有密切关系的李清，还有谁可能这样做呢？
《梼杌闲评》的民俗风情和方言特征，都可作为李清是作者的佐证。《梼杌闲评》所写苏北地理，无论方位、座落、走向都准确无讹，不是外方人所能详细知晓的。小说还谈到淮河水患的成因与治水的方法，也都精当得宜。李清是当地人，曾做过工科给事中，多次奉差至淮安、维扬等地，才会如此得心应手。
《梼杌闲评》流露出深厚的乡土观念，如说淮水泛滥，“只是苦了高、宝、兴、泰的百姓遭殃”，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按四县的方位，宝应最北，南是高邮，高邮以东是兴化，兴化以南是泰州，依顺序称呼，应为“宝、高、兴、泰”，而当地人已熟称“高、宝、兴、泰”。多处诗句提到：“永镇淮流荫大千”、“万年佛力镇淮东”、“洪恩千载在淮东”，兴化就在淮东，所以再三咏叹。小说还有许多称誉扬州的话语，如夸扬州是“花锦地方”、“人物繁华，笙歌聒耳”、“文章江北家家盛，烟月扬州树树花”，连扬州的面条“气味馨香”，小菜“十分精洁”，也饶有兴味地写出。小说的语言，纯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方言，判明李清为《梼杌闲评》作者，十分吻合。
李清是出色的文言小说家，曾辑《女世说》四卷行世。《女世说·凡例》表述的文学思想，在《梼杌闲评》中可以得到生动的印证。凡例说：“稗官野记隽永可讽者俱入”，《梼杌闲评》亦“旁搜野史录新闻”，广泛采撷民间异闻传说，充分发挥想像与虚构的自由，可说得上是“隽永可讽”；凡例说：“节义一项不能尽录，惟义生于情、以委婉行其激烈者方入”，《梼杌闲评》的女性形象，都不是善恶的模式化图解，而是有情有感的活人，如傅如玉的深明大义，侯秋鸿的劝主收尸，郁燕玉的守节不辱，萧灵犀的慷慨杀身，都可称得上是“义生于情，以委婉行其激烈”，和《女世说》对妇女的尊重和称誉完全一致。进士出身的李清，文思敏洽，著述甚丰；《梼杌闲评》文笔洗炼畅达，诗词工稳凝重。总之，无论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因素，李清都具备《梼杌闲评》作者的资格。
讲了半天，是不是应该有个结论？我的观点，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可以100%的确定；陆西星是《《封神演义》的作者，可以60%确定；李清是《梼杌闲评》的作者，可以90%的确定。兴化人民有充分理由举行应该举行的各项活动，不必管别人家的说三道四。
二，《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的价值
我想贡献给大家一个名词：“兴化三大名著”——《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为什么？因为这三部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极高的价值。
在这三部书中，《水浒传》的名气最大，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封神演义》深入人心的程度也不低，特别是在民间，至今还流行着很多传说；《梼杌闲评》知名度不高，但它实在是一部杰出的小说，作为兴化人，不应该不了解、不通晓它。
在展开论述之前，应该了解一股流行的思潮。从晚清开始，许多人说中国文化落后了，于是“西化”成了时髦。整个二十世纪，“西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很多号称“导师”的人，倡导中国人不要读中国书，不要写中国字，不要说中国话。
《水浒传》，是解放后最早受到崇高评价的古代小说，人们肯定它对封建黑暗的揭露，对人民反抗斗争的赞颂。近年来，出现了贬低《水浒传》的倾向，有人说它“残暴”、“野蛮”，是“非人的文化”，有人主张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从语文课本中删去，等等。这种打着“人性”旗号的议论，完全不顾历史的特殊背景，不顾小说的主流和本质，抓住一点两点枝节大做文章，是不可取的。
中国有句经典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水浒传》、《封神演义》、《梼杌闲评》的价值，体现在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对天下兴亡、国家治乱的高度关切，反映了可贵的政治责任感。
《水浒传》写的是北宋末年的事，《封神演义》写的是商朝末年的事，《梼杌闲评》写的是明朝末年的事，历史的距离拉得很长。天下大乱的根源，三部作品共同的答案是：“乱自上作”。
我们知道，宋徽宗是个有大才的人，他的字画都是第一流的。但他不是政治家，不理政事，信用蔡京、童贯、高俅等“六贼”，贪佞专权，民不聊生，加上辽、金等外邦的入侵，内忧外患，十分严重。
商纣王也是有大才干的人，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好端端的形势被毁掉的祸根，就是宠幸妲己，惑乱君心，虐民害民。
天启皇帝爱好木工，让宦官魏忠贤专权乱政，掌握东厂，凭借凌驾于封建法律之上特权，残戮忠贤，播乱朝政。
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施耐庵开创了关心国家兴衰、人民疾苦和同情支持人民大众正义斗争的现实主义传统，为学术界所公认。
《封神演义》继承了这一传统，肯定了周武王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精神，仁民爱民，“伐无道之独夫”，终于成功，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民主精神。
《梼杌闲评》（táowù，传说中的凶兽名，泛指恶人）提出了作者所处时代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以艺术的手段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这种逼视当代现实的精神，表现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勇气。《梼杌闲评》塑造了一批为民请命、敢于抗上的清官形象。扬州知府颜茂暄闻说内官来扬诈取钱粮，道：“卑府宁可以命与他，若要扰害百姓，实难从命。”武昌兵备道冯应京，更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变。他取十数面白牌，朱笔写道：“钦差程士宏凌虐有司，诈害商民，罪恶已极，难以枚举……本道不能使光天化日之下，容此魑魅横行。凡尔商民，可于某日齐赴道辕，伺候本道驱逐。”在冯应京指挥下，“一声炮响，岸上一面白旗一展，只见江上无数小船望大船边蜂拥而来。……忽又听得一声炮响，岸上江中一齐动手，把五六号大船登时打成齑粉，把程中书捆起送上岸来，馀下人听其随波逐流而去。”冯应京的做法大快人心，连抚院都认为是“鼓大勇以敢商民”的盛举，众官议欲以“程士宏暴虐商民，以致激变，冯参政救护不及”为之开脱，冯应京却道：“始而不能御虎狼以安百姓，既又饰浮词以欺君，罪不胜诛。只求大人据实立奏，虽粉骨碎身亦所不辞。”只此一语，即把冯应京大智大勇，敢作敢当的品格突现纸上。周顺昌被逮，苏州市民以颜佩韦、马杰、沈扬、周文元、杨念如五人为首，聚集万馀人，要救周吏部，打死校尉，扯碎驾帖。小说热情讴歌了市民群众的正义斗争，称道他们是“胸中抱负为荆聂，专向人间杀不平”的英雄好汉。有诗曰：“皇天视听在斯民，莫道黔黎下贱身。曾见一城堪复下，果然三户可亡秦。”这种对于“黔黎”的尊崇和对“三户亡秦”的人民斗争的高度评价，使《梼杌闲评》的思想倾向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极高水平。
《水浒传》梁山泊杏黄旗上有四个大字：“替天行道”。天，是最公平、最正直、最大公无私的。皇帝是“天子”——受命于天，这个词是中国人发明的，意即天之子，作为天的儿子，“代天牧民”。如果天子无道，人民就要“替天行道”。“皇天视听在斯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讲究天、地、人三才的统一，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中国文论最大亮点。
批评《水浒传》的主要理由是，现在讲和谐了，不能提倡打打杀杀。但要知道，和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林冲难道不希望和谐？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一向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当高衙内调戏自己的妻子，林冲正要一拳打下去，发现是自己上司高俅的儿子，便把手缩了回来。高俅得知此事，不仅不好好管教，居然说：“若为林冲一个人，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么是好？”毫不顾及林冲是自己的下属，与陆谦等设下毒计，再三要谋害林冲。陆谦为了自己的升迁，卖友求荣，设计让林冲误入白虎堂，直欲置他于死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写林冲取出刀来，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什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八个字请大家不要轻轻放过。陆谦的卑鄙行径，受到古今读者一致的鄙夷，这就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的深意。现在流行翻案风，把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但没有人会为陆谦翻案。
中国人绝不是好事之徒，最是安分守己，非常善良、勤劳、正直。也正因如此，当不平与压迫降临时，当这种压迫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就不得已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四个字，千古闪光，赋予被压迫人民起来反抗、起来斗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电视剧唱的“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不合《水浒传》本意。“逼上梁山”，一个“逼”字，说明反抗是被动的。林冲就是最典型的体现者。
《水浒传》的最大愿望，其实也是和谐。它《水浒传》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四海”表明社会活动的广泛、社会联系的广泛。提倡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碰到了困难，得到了人家的帮助，你说谢谢，他回答不要谢，“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就是中国特色。
《水浒传》的核心是“义”。这里的“义”包含：处理“义”与“利”的矛盾时，要舍利以取义,为他人而“仗义疏财”和“见义勇为”。这都是崇高的美的行为。
宋江为什么叫“及时雨”？因为经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都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受他赍助的有卖糟腌的唐牛儿、卖汤药的王公、流落郓城的阎公阎婆等。还有一条，宋江的职业是县衙门里的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案子可重可轻，但他并不仗势欺凌百姓，“好行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这就赢得了“上下敬爱，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宋江还能平等待人，始终如一，“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武松被柴进冷待，宋江却十分敬重他，非怪武松要满口称赞“是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
鲁达为什么可爱？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虽官居提辖，却没有家庭产业，只是一味见义勇为，抱打不平。当鲁达和史进喝酒正在兴头上，被一女子的哭泣搞得很烦，尔后听说金翠莲被郑屠迫害，不仅慷慨赠银，送她父女外出逃生，还三拳打死了这个恶霸。这是《水浒传》最精彩的情节之一。他说：“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鲁达与金翠莲没有任何关系，总是“没事找事”，解脱平民于危难之中，从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这种疾恶如仇的刚烈心肠和“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豪侠气慨，是他赢得人们热爱的根本原因。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因为现在社会上还有弱势群体需要人们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进行救助；许多公益事业需要人们慷慨解囊，“仗义疏财”，加以支援。总的来讲，建立全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繁荣，是《水浒传》给我们的启迪。
兴化三大名著，是前人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兴化人的骄傲。兴化人民应该大读特读三大名著，大讲特讲三大名著。招聘考核干部，可将三大名著列为重要内容（至少是从事宣传文化工作的干部，不能不知道三大名著）；各级领导，可用三大名著进行廉政教育（《梼杌闲评》中的魏忠贤，并不是天生的坏人，他的堕落，就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各类学校，可将三大名著列为重要教材和课外读物。千万不要学那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我们要搞“文化搭台，文化唱戏”，甚至“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要让兴化识字的人，个个知道兴化三大名著：至少十之一识字的人，读过兴化三大名著；有人说，现在的年青人，对于古代小说没有兴趣，这话不对。兴趣是培养出来的。美国的大片，花了多少来来做广告？我们的文学作品内涵比它丰富多了。我们可以通过读书会、兴趣小组、演讲比赛、征文活动来调动青年人的兴趣，宣传部、文化局、图书馆、共青团、学生会，都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还要培养出十个二十个研究兴化三大名著的专家，在风俗、民情、地理、语言等方面发挥自己的特长，进一步对施耐庵、陆西星、李清的生平进行考证，使之百分之百地落实。我们还可以校点整理出兴化三大名著的自己的版本。最后，还要在未来创作出新的兴化三大名著，这才是我们的宏伟目标。
（《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