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情合理安排转到两岸政治关系
在两岸关系的讨论中，两岸政治关系的安排，一直是以“国家”为典范的政治学中，最为棘手的难题，也是讨论两岸关系中最为根本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一旦两岸政治关系得到合情合理的安排，两岸之间也就没有“深水区”。
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中共首次明确地将“合情合理安排”一词，从安排“台湾的国际空间”，转到“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所以，中共所提出的“合情合理安排”从发展的过程来看，先是针对“台湾的国际空间”，之后也运用到“两岸政治关系”。2012年11月底，中共在北京召开“九二共识20周年研讨会”，王毅在研讨会最后发言时，针对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及的“合情合理安排”的内容，首度公开说明，王毅指出，“大陆期待为解决两岸症结性问题，逐步创造条件，不断拓宽两岸关系的前进道路。“合情”就是照顾彼此关切，不搞“强加于人”；“合理”就是恪守法理基础，不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体现大陆愿意正视分歧，逐步破解难题的决心和诚意。”（十八大对台四大论述 王毅：对两岸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这说明“合理”就是合“各自现行规定”之“理”，“合情”就是以正视分歧、决心和诚意、平等协商，寻找逐步破解难题的办法。
2013年2月俞正声在年度对台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鼓励两岸学术界从民间角度就解决两岸政治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俞正声出席2013年对台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2013年2月19日）以及习近平在会见萧万长时提及“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就两岸政治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对两岸关系中需要处理的事务，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也可以见面交换意见。”（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萧万长一行，新华网，2013年10月6日）基本上都是在继承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不过中共新一代的领导人，在对台工作上也提出了二个十分具体可行的推行之策，一是“两岸学术界从民间角度就解决两岸政治问题开展对话”及“对两岸关系中需要处理的事务，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也可以见面交换意见”，其实这就是合情合理的作法，“民间先行”就是“合情”。因为“行政院陆委会”主任秘书兼发言人吴美红回应大陆俞正声“政治性议题目前在两岸有分歧，双方还要再审慎思考，目前条件并不成熟。”（俞正声提两岸政治进行式台回应条件不成熟，2013-05-23）所以学术先行，民间先行；“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见面交换意见”就是“合理”，因为双方主管部门从原先的构想到名称，都是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原则去思考和设立的机构。所以两岸“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见面”就是“恪守法理基础”的表现。
有关“合情合理”之研究
自从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2008年提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之后，坊间对“台湾的国际空间”及“两岸政治关系”议题，如何才是“合情合理的安排”的相关论述与研究，也开始增加，这些讨论大致可以区分为三大类：一是希望提出“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二是提出判断“合情合理”的标准；三是提出“合情合理”的过程。
从“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类来看，在“两岸政治关系”议题上，例如黄年的“大屋顶下中国解决两岸困局”，他建议两岸都在在大屋顶中国下，“屋顶理论”源自分裂的德国，指东德与西德互视为“不是外国的国家”，……如同在两间对等并立的房间上面，有一共同的屋顶。（黄年，大屋顶下中国解决两岸困局，2013/3/23，联合晚报）其实张亚中早就提出更具有操作性的“一中三宪”的设计，应该说在逻辑上、创意上都胜于“大屋顶理论”，然而，张亚中的“一中三宪”早于北京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安排”，足见迄今北京并未认为“一中三宪”的设计是“合情合理”。
厦门大学的刘国深也提出：两岸之间的“合情合理安排”是站在两岸人民的最大利益和需求基础上，目标是创造基础性条件，为两岸政治问题的终极解决奠定经济、社会、文化等基础。（刘国深，两岸和平发展合情合理安排几点建议，2013-10-18，）但纵观其建议，都是“在结束敌对状态后”，而对目前的状态对北京两言，当然是尚未结束“敌对状态”；从台北来看，法理上不敌对，但政策上、心态上充满敌意，因此，刘的建议在现实上是行不通的。
在“台湾的国际空间”上，例如郭震远曾指出：“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由于直接关系中国的主权完整问题，不可能实现一般意义的‘双赢’，即不可能以台湾方面获取一部分主权的方式处理，而只能在确保中国主权完整的前提下予以解决。”（郭震远，关于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历史经验与探讨，《中国评论》月刊2013年5月号，总第185期，2013-06-21）
北京大学的李义虎建议，两岸在“邦交”的增减变动既需要双方有约在先，纳入双方协商的范畴，也需要大陆“穷寇勿追”。……在“国际空间”问题应纳入两会下一阶段协商的议程，大陆方面事前准备好商谈的预案。从现在起，也要给台湾方面感觉到该问题会进入解决过程的观感，而不要给他们总是解决不了的感觉。他认为大陆方面可以从“奥运模式”与“亚银模式”思考出通例，“并据此做出新的可为双方接受的方案。”（李义虎，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两岸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前景，《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2012-11-22）
大陆的钱尚文（河北省张家口市）先生提出“两岸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分享相对独立的治权。……有邦交的国家中，各自代表中国行使权利。……其国际组织中，‘“中华民国”’政府以中华台北名义代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相关事务。……将两者绝对等同，就有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给将来两岸和平统一留下难以估量的隐患。所以这种政治安排绝不是合情合理的安排。”（钱尚文，2012-12-28国家统一前政治安排如何做到合情合理?）
上述的“合情合理的安排”的特点，有些类似美国学者葛来仪（Bonnie Glaser）的建议“北京应该更有度量地在这个议题上展现善意，因为这对台湾非常重要”（给台湾国际空间有利中共国际关系，2013-12-13）。然而从胡锦涛的“胡六点”提出“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不就是希望在一个中国的前题下，找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的解决方案吗？所以在“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的症结，并不在“北京应该……”，而是在台北并无在“一个中国的前题下”去谈的意愿，其结果就只能对北京提的“合情合理”建议，而台北永远觉得不够“合情合理”，或根本不“合情合理”。
从判断“合情合理”的标准类来看，俞正声提出“民心到不到”的问题。他说：“民心到，内涵就能放大，速度就可加快；但若民心不到，就适得其反。”（民心到就是合情合理的安排，联合报社论，2013-05-25）张志军提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问题。他说：“考虑到现实问题以及一个中国的基础，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合情合理的安排。”（张志军，一中框架下两岸应探讨“合情合理”政治关系，赵琬仪台北特派员，2013-05-24，大公网。）
另外有建议：“充分尊重台湾”的文章说，“北京只有充分尊重台湾在两岸统一前的身分与地位，才可能有合情合理的安排。未来两岸任何一方过于坚持己见或采取强势作为，皆无助于化解分歧，反易于加剧两岸政治互信与民族认同的疏离感。”（合情合理安排台湾国际空间，2012/12/07，）有的提出以“牢固的一个中国共识”，文章提出“台湾的国际空间无法脱离两岸关系，两岸关系在台湾的国际空间之上，没有牢固的一个中国共识，台湾的国际空间就到了极限。”（台湾国际空间的“极限”，华夏经纬网，2013-03-25）
从“合情合理”的过程来看，俞正声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说：“合情合理安排两岸在国家尚未统一前的政治关系是一个‘进行式’，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要不断探索商讨，这没有现成模式，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需要两岸民众能够接受，取决于两岸双方共同的努力。他指出，相向而行，是指大家都向一个中国的目标去走，而不是背向而走；如果背向而行，‘合情合理’安排的目标就出不来了。”（俞正声频发声自下而上推动两岸政治对话，2013-5-23）过程如何做才“合情合理”呢，俞正声提出过两个建议：一是在2013年2月的对台工作会议上，俞说“要鼓励两岸学术界从民间角度就解决两岸政治问题开展对话”（2013年2月19日，俞正声出席2013年对台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到了同年的3月俞正声说，“马先生得创造环境啊”，他如果想做，总要支持民间的政治对话论坛，和平协议、教育文化交流总要促进吧。（两岸政治安排得创造环境：记者林则宏／北京，2013/03/23，世界新闻网）也有文章建议“最可行的方法是以堆积木方式，选择单纯性、互利性的小合作、小协议着手，慢慢堆迭出大协议。”（合情合理安排堆积木推进统一，2012-11-18）
细读以上的文章，可以发现：
第一、“合情合理”本身就是值得大家深入讨论的议题，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因此，真正引起关切的共同而细致讨论的、精准讨论的也不多。
第二、“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的设想，不论多“合情合理”，都不能忘记一个简单逻辑困境，即两岸接受任何“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之后，到双方达成“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之间，两岸的身份和定位是什么？逻辑上说，此一身份和定位未定，则两岸关系不知道是“谁与谁在谈”；但是如果说两岸在达成“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之前，就已经同意了“身份和定位”的情况下，那就无需再谈了。
第三、王毅说：“合情”就是照顾彼此关切，不搞“强加于人”，“合理”就是恪守法理基础。对“合理”的说明，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合情”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因为两岸所谓的“合情”是在“一个中国”基础上的“合情”，因此，很难使一部分的台湾人民觉得是“合情”，他们会认为“一个中国”就是强加于人，不论他们的认定是否为“是”，都说明两岸的所谓的“合情合理的安排”，几乎没有可能性。
当然本文无意否定上述的文章作者的努力和热情，以及他们的某些创意，然而，从严谨的逻辑作分析，缜密地检视思惟的缺漏，原本就是作研究的基本要求，只有经历这样的对话，才能使建议更具有可行性。
“合情合理的安排”的反思
1979年之后，中共配合建设国家的发展策略，及台海客观环境的变化，将对台政策从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随后到了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当其时也，邓小平认为这是“最合情合理”的两岸统一的安排，在邓小平的国家建设的策略中，应该是唯一有顶层设计的政治工程。然而，形势的变化和实力上的制约，使得“一国两制”的设想在两岸关系上，一直未能成为现实。其后到了九十年代江泽民的“江八点”，也有许多新建议：如“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统一分两步走”、“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两岸领导人总要有来有往”等；在大陆看来，这些也都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但是，两岸的“三通”到了中国国民党2008年再执政才签订，经贸合作ECFA到了2010年6月才真正签订，其他的事项迄今未成事实。胡锦涛的“胡六点”提出两岸在和平发展时代，可以做、应该做，必须做的“合情合理”的事，马政府迄无完整全面的回应。
在“中华民国”方面，1991年2月由“中华民国”国家统一委员会（简称国统会）于1991年2月23日国统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于同年3月14日获“行政院”2223次会议通过的“国家统一纲领”，甚至连民进党掌权时期的“四不一没有”、“统合论”、“建立两岸和平发展框架”等，应该说也都是台北方面认为“合情合理的安排”，当然这些也都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马政府最近提“APEC的两岸领导人会面”，更是一再强调这是“适当场合、适当时机，以适当身分进行”的会面，（王郁琦，两岸领导人见面APEC是适合场合，大公报，2013-12-31）北京则不以为然。（台办新闻发言人范丽青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问，?2013年10月17日）
从上述的回顾“合情合理的安排”的失败范例，告诉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两岸之间“合情合理的安排”的可行性，在于我们在逻辑上必须回答，而且在行动上必须处理好以下的问题：
第一、所谓“合情合理”是“合”谁的“情”，“合”谁的“理”？
第二、“合情”与“合理”可能同时实现吗？如果是否定的，如何选择？
第三、要得到两岸之间“合情合理的安排”的答案，势必通过平等协商，假如一方不愿，或不能协商，有可能有“合情合理的安排”的答案吗？
首先任何现代化政府政策的提出，必然是经过许多官僚系统的作业流程，重大的政策，还有“智库”的介入先前作业，从资讯的搜集、分析、讨论、研判再作出多种建议，再到官僚体系中的会议、评估等等理性主义的过程，因此，政策的出台，必然是“合情合理”，至少从自己的角度是被认为“合情合理”。这一点表现在两岸领导人的两岸对策宣示中，更是如此。那么何以总是得不到预期的“合情合理”回应呢？这里至少有两个障碍：一是认识不足；二是不自觉地合我的“情”，合我的“理”。
从认识不足来看，两岸由于长时间的隔绝而且在相互丑化，以至双方在自己心中都存在着己方所形塑的“对方”，而且根深蒂固地认定对方，就是我所形塑的样态；两岸开放交流之后，双方并未开放自己的认知，反而是从双方的差异去更多的强化自己原本的“对方”，证成“对方”以验证自己的“正确性”，其结果交流并未增加认识，这样的认知局限下所作的建议和决策，自然不易获得自己期待中的回应。
从合我的“情、理”来看，主要是源自每个人，每个法人必然有自己的立场或原则，这些立场和原则往往就是构成“人、我”差异的一部分，从而也是自己认知事物的起点，以本文的“两岸关系”为例，例如“一个中国”的立场或原则，就是北京当局自我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台北当局如果不是中国国民党选错了领导人，以至后来的政党轮替，则“中华民国”的“一个中国”的立场和原则，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当然两岸对“一个中国”的内涵各有不同。因此当我们讲“合情合理”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是合我的“情、理”出发，去兼顾对方的需求，而兼顾的方法也只能是解释的调整，但无论如何自己的立场或原则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如今两岸关系的困难就在于北京当局的立场或原则，恰是台湾民进党所极力要回避的立场或原则，而中国国民党的接受也是在口头上而已。是以双方的“合情合理的安排”的难度，是以难以想像的。
其次在“合情”与“合理”之间的选择性，顾名思义而言，“合情”是偏重情感，而“合理”则重在理性原则，以两岸经贸关系来看，基本上在大陆比较还是讲政治“合情”原则多于经济“合理”原则，从而我们才能看到两岸之间，在短短五年签妥了19项协议，如果两岸之间也是以经济理性作为合作原则的话，恐怕就不是现在的成绩。所以在两岸的经济关系上大陆是探“理在情下”的处理方式，而台湾也坦然接受；现在的问题是当两岸论及政治关系时，大陆的作法显然是理在情上，即一中原则是不变的立场和原则；而台湾方面亦复如此，于是两岸都觉得自己讲的东西只要有道理，加上双方并不互信，因而这里能谈“情”的空间就十分有限。而任何的顶层设计，必然从自己的“合理性”为基础，结果此一设计，不论多浪漫、多诱人，只要有“合理性”为基础，一切设计就不可能成为事实，而此一现象，随着两岸认同差异化的增强，所谓“合情合理的安排”实有越来越不可能的趋势，是以两岸的政治关系的安排，只能先求“合理”。
所幸在“合理”上，两岸所谈同样是“国家”或“主权”，依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只有在谈判中寻找解决的可能性，而以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在双方没有定位之前，又不可能有政治谈判，特别一开始就企图以“一国”去包括两个平等政权的设计，不论是现在的、进行时的或是未来的都是无法启动的。所以现今两岸开创了两种可能：一是两岸两会模式；二是“陆委会”和国台办模式。前者在过去五年已有成绩，但是仍不足以启动政治协商；如今又有了“陆委会”和“国台办”模式，此一模式的背后代表的是，两岸间进入在“主权没有争议，治权启动协商”的新阶段，其实这就是两岸关系合理化的开始。既然进入了合理化的初始阶段，则现阶段的“合情安排”就有可能慢慢浮现，特别是在美国不横加干预或强力阻止的情况下，这样就有可能迈向现阶段的“合情合理的安排”。由于台湾会有政党轮替的变化，因此，现阶段的“合情合理的安排”，有可能因不同的政党掌权，而遭中止、搁置，或行政杯葛、或扩大解释，以致出现两岸之间的紧张，是以现阶段的“合情合理的安排”也不是没有变数的。纵无上述的内因，外在结构、形势的变化，也可能导至阶段的“合情合理的安排”面临重新安排的问题。
其三是假如一方不愿，或不能协商，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合情合理的安排”答案：从台湾的现状来看，由于台湾的两党在两岸关系的假设前提上南辕北辙，相距甚远。以民进党新近公布的“2014对中政策检讨纪要”，（中国事务委员会通过“2014对中政策检讨纪要”之附件档案，2014-01-09）来看，当前的民进党在两岸政策，开了半年多的会，最后得出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亮点的“纪要”。（民进党对中政策谢长廷批：回避，2014-01-10；郭正亮：民进党对中政策回到原点，2014-01-10，美丽岛电子报，江浪/整理）中共的“国台办”对“纪要”的评论是“它依然顽固坚持“一边一国”的“台独”立场，无视台湾各界对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张和呼声，以所谓“国家安全”阻碍两岸正常交流，以所谓“核心价值”煽动敌意和对抗。”（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立场，2014-01-10）在此情况下，民进党的保守，如果越有机会在台湾选举中获胜，则对两岸关系的长期和平发展的制度化，也就产生越不利的影响。不但民进党和北京之间，不可能对话，甚至影响到泛绿智库与大陆智库的交流和对话。当然在思考两岸间“合情合理的安排”时，不能在野和执政有可能出现巨大的落差如七十年代美国的尼克森，九十年代印度的瓦杰伯伊（Atal Bihari Vajpayee，1924年12月25日，三度任印度总理，两人在选举时高举反共、反中的大纛而获胜，就任后均开启破冰之旅，拉拢与北京的关系），以右派起家赢得政权与左派妥协。然而更大的可能性是两岸之间，届时再次出现沟通的障碍，两岸间的一方“不愿或不能协商”的情境下，则“合情合理的安排”的可能性如何？
我们以为一旦官方中止交流，就不能不强化在两岸民间，寻求搭建两岸民间组织之间“合情合理的安排”的途径和方法，特别是两岸民间组织（所谓“民间组织”就是从组织的角度看，不以“国家”为典范的团体组织，它不拥有任何强制权力，其主要特点是共同目标、自愿参与、平面结构。）共处国际社会的“合情合理的安排”。两岸民间组织在国际社会的共享，一方面可以绕过主权的议题，也可以探讨合作的方式与可能，从而建立工作互信，以便于为未来官方的国际社会的共享提供参考。而两岸民间组织，特别是有着共同目标导向的利他型的民间团体，应该是最有合作可能性，因为真正于利他的目标的话，参与的多少必然和目标的完成成正比，其他的问题特别是政治议题，自然就不是考量的范围，何况有些两岸的事务必须通力合作，例如生态议题，海洋议题，疾病管制、全球化议题、文化议题等都必须从两岸民间合作到共同迈向国际，或是从合作到跨岸组建团体协同努力，这都可能是两岸民间的“合情合理的安排”。
结论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历来按所谓“合情合理的安排”设计的方案，如“一国两制”、“一国良制”、“一屋两室”、“一中两国”、“一国两区”、“一国两席”、“特殊两国”、“一边一国”，都从来没有实现过。何以至此，原因在于当我们认为需要合情合理的安排时，其潜台词就是现行的状态，是不合情合理的，那么不合谁的“情、理”，肯定是我的“情、理”，不会是不合对方的“情、理”，否则对方自己会调整；既然是不合我的“情、理”，则新设计的方案必定是我认为“合情合理的”；既是我的“情、理”，对方肯定犹豫或拒绝。所以中共“十八大”才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寻找“合情合理的安排”。既是双方共同努力，我们就应该首先寻找“共同努力”的方法，方式，然后才能破除合我的“情、理”的设计局限性。
所以本文以为，“合情合理的安排”从“双方共同努力”出发，先寻找定义、设定过程，才能出现双方可接受的“合情合理的安排”。
杨开煌，铭传大学教授兼两岸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