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国刚刚打开大门，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是第一次有机会，真正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领先中国几代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当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禁发出，中国面临“开除球籍”的危机，从而强化了“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这使得全中国、全民族、全社会持续不懈地推动“改革开放”。从近代中国因应变局的历史来看，“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新自强运动”，加上“新五四运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中国不仅在硬实力方面逐步崛起，如今进入了软实力的反思和崛起。然而反思比崛起容易，“反思”要的是反对，反得合理与否是次要的，“崛起”则需要创新式重建。从辩证法的“正、反、合”规律来比喻，“正”是原本的状态，“反”是对立的阶段，是必要的过程，但是“创新”才是“合”的阶段，也是发展的真正的目的。
一、从“中体西用”到“后殖民”心态
晚清之际，中国连续迭遭西方国家的侵略，以致于清政府完全无法因应，名相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因而提出要“加强海防，以应对变局”。此时朝中大臣正在推动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这是当年的中国精英面对变局的方法，他们正在试图学习西方的技术，即“师夷长技以制夷”（1842年，魏源编写了著名的《海国图志》提出的观点），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进一步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以图自强，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①
其后，他们主导的国家变革屡遭挫败，从而“中体西用”变成后来中国知识分子嘲笑和讽刺晚清的“现代化”作为，中国人困惑了，迷失了，逐渐地洋务从“用”变成了我们想要的“体”，帮办成为令人羡慕的工作，帮办者也成为高级华人，以致“五四运动”之后“全盘西化”变成中国现代化唯一正确之道，而国、共两党学习、崇拜了不同的“西学”，而内斗不已，然而在此氛围下，“全盘西化”的选择，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唯一正确的道路之下，中国人开始全面否定晚清，进而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中国制度，甚至是自我否定，于是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所思所想就是“迎头赶上”，这个“头”是什么，是“西方”，中国人把西方的今天视为我们的明天，中国人把学习沟通工具的“外语”，视为“知识”本身，中国全面地模仿、照搬西方一切，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教育、学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近代中国的“教育、学术”是西化最彻底也无争议的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无不以西学为马首是瞻，一切典章制度、人事规范、奖赏惩处，无不移植，无不照搬。其实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当前的西方主导的世界和世纪下，中华民族想要与西方并驾齐驱，既是迫不得已，也是不得不尔的辨法，关键是这些作为背后的主体性是什么。此一主体性如果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否定，盲目崇拜，那么我们民族就永远在迎“头”，永远在追赶；用现今的视角来看，“全盘西化”或多或少就带有“自我否定”的情结，有了这种“情结”，就长期地、不断地自我贬抑，自我渺小，失去对西方批判反省的能力，进入一种“后殖民状态”，永远地、绝对地肯定西方的一切，接受西方一切，甚至于肯定西方对中方所作的一切。“后殖民状态”是指帝国主义对某个民族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羡慕和崇拜，以致于一个民族虽已经挣脱了帝国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殖民枷锁，但是被殖民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依然余留下前殖民国的影响，继续统治着被殖民地区。“后殖民主义”就是针对后殖民国家的文化研究，以往的文化研究主要是为了理解被殖民者的内容，以便于殖民，然而，逐步透过文明/野蛮、开放/封闭、进步/落后、开发/未开发、现代/前现代等线型发展价值观，使得后殖民的文化研究不自觉地证成了西方的“理性、先进、成熟”，而被殖民者祇是反例的对照物或参照物而已。而此一价值是同时注入和内化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内心，成为前者傲慢与后者自卑的根源。此一根源，尤其明确地表现在被殖民国家的学术领域，由于东西方在“现代知识”的创造过程中，并不是平等独立的，西方学术界几乎是全面掌握“现代学术”的典范，是以现代学术的问题意识、议程设定、学术话语、学术判准等方方面面，都没有非西方的声音，东方学术似乎是惯性地处于被动、追赶、边缘与被检证的处境，诺贝尔奖便是最佳的明证。
其实，从本质上说“中体西用”的应变思考，并没有问题。首先，从哲学思考任何一个民族都必然也祇能从自己本体去认知外来文化，不以自己母文化为框架，根本无法也无从理解他者文化。其次，面对异文化的碰撞，我们是闭门抗拒，还是开放交流？如果是抗拒交流，故步自封，那就容易自大自满终萎缩；开放交流才能截长补短、不断成长。从此一角度来看，当年的西化派的精英们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以今讽古，其实无人可以超越时代的局限，当今认为正确无比的抉择，过些时日再评，答案也许不同。其三，真正的关键是如何实现“中体西用”之说，粗略地区分，可以有混合方式或是融合方式。
先说“混合方式”主要是指直接将西方的器物从购入、仿制以至于改进之后，由中国人使用：换言之，中国人用西方的器物、技术来促进国家的变化。扩而大之，进一步说照搬西方的制度、法规或教育等等套用在中国人的社会，也都是混合方式的“体用论”。这种方式本质上祇是追赶，而最大的成就也就祇能做到并驾齐驱。而且是长期受制于人。所以不论成功的程度如何，在西方来看，至多是从学生变成模范生；几乎没有机会从学生变成老师，而更加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混合方式”的一旦小有成功，（学得有点相似于西方）就会出现“被认可”的集体焦虑，即渴望得到西方的赞美、认同与肯定，从而每每以西方话语权来决定自己现代化的成败。反之，一旦失败，就很容易出现民族集体焦虑感，则令民族陷入迷失、虚无的自我否定，自我贬抑，把国家引向更乱、更痛苦、更分裂的深渊。从晚清到民初五四运动的中国，就是经历这样的历程。总之，“混合方式”的方法，并无法使中国适妥地应变，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于在晚清和民初当年中国处在随时被瓜分、瓦解的危情下，中国精英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真正理解西方的“现代化”，对如何把握中国的“体”的问题也没法深思。客观而言，在当时情境下“混合方式”的以变制变应该是最佳的策略， 然而历经了“以俄为师”和“一面倒”的政策之后，实践告诉了中国势必另谋新策。
再说“融合方式”主要是指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性引进对方的文化，经过适当的改变，综合和诠释而发展出自己文化的新貌。此种创新必然也祇能在自己的主体意识下，对外来的西方文化进行选择、吸收、理解、综整、创新，简言之，“融合”是一种创新的摸索过程，“融合”无法速成，“融合”需要时间；以中国近代的变迁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从城市工人斗争到农民起义，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原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毛泽东的工农革命理论的成功，是因为毛的革命符合了中国的国情。邓小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今才能有巨大的成就。所以改革有成，其实都是因为他所依据的理论不仅仅是“马列主义”，还有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从中国实情，从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早在八十年代初中共“十二大”时，中共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重大议题上，把当代中国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全是依据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再经过卅年探索，其间又加上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理论修正，到了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的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的融合式“中体西用”的新典范，从中国思考、把中国视为行动的主体，将马列主义的理想和方法视为完成中国变迁的方法，而创新地提出“新思想”。此一“新思想”立基在鼓励中华民族建立民族的“四个自信”（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然而，在中国这个近百年遭受西方帝国主义欺凌到自信心尽失的民族，甚至可以说迄今依然深深受困于后殖民主义心态的民族，企图重建“理性”的“民族自信”原本就是巨大的工程，必须满足三个要件：其一是中国发展的实际成效；其二是中国政府的表现和倡议；其三是现实事态中，对比中西方的效果。在第一方面中国发展的实际成效，这一点已经无需太多描述，不论是以西方的指标，或是中国人民生活的事实感受，都证明了中国的快速崛起，而且在崛起之中，不断面对问题，也不断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第二方面中国政府的表现和倡议，在倡议部分，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四个自信”自然是最直接、最简洁的倡议。至于表现则是见仁见智的评价，不易有客观的标准，但是从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政权的反中作为，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因应，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反中”的作为上可能早就得逞，这一点大家应该都心里有数的。至于第三方面，应该说对抗这场新冠疫情，为不同制度的国家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治理表现，无疑是及时提供了明显而清晰的佐证，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对比上。如果我们以国家必须提供给人民一个相对安心、安全的生活场所为标准，那么中国的治理能力明显地优于美国。这种优越性绝对不是简单的领导人的作风、性格或能力的差异，最主要差异更表现在经由不同的政治文化，所形成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换言之，从“应急”的角度看，现行中国的制度是优于美国的制度。一旦中国人真正理解到中国自己的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和因应重大事故方面，确实是符合中国需要的制度，从而建立和提升中国人的“理性自信”，则其他方面的自信也自然容易建立。所谓“理性自信”是不盲目相信自己的标准是“普世”的，不会承认自己的标准是历史的终结；相信自己的标准，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因地制宜，必须因俗而易；所以自信而不是自傲，自信而不是自大，更不至于出现西方话语权所担忧的狂热的、扩张的民族主义。
当然在中国仍有若干执迷不悟者，如大陆的许多被称为“带路党”型的所谓“公知”，更不说台湾当局到民间、绝大部分患斯德哥尔摩症候的政客和“知识分子”，完全以“崇洋媚外”为唯一标准。所幸如今的中国上述三个要件齐备，从国家到社会，从精英到市民都具备民族反思的条件和氛围，加上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重视，应该说有了较好的条件面对中华民族的后殖民心态。中国共产党在2016年5月18日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③从学术中国化重建民族的自信心，应该是直指中华民族的后殖民心态病症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近现代几乎全部学术学科的典范，都是西方学术界所建立的学术议程、学术分类、学术训练、学术问题、学术方法、学术名词、学术标准等，中国学界几乎是全面移植，包括中国传统的知识也必须按西方学术加以改造、包装，学术的被殖民现象，已经“内化”为知识的“唯一”发源地，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从“学术层面”反省“后殖民”现象，是反省全民族的“后殖民”心态的预先性、基础性工作。如果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不能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典范，则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这也是最困难的部分。
二、中国特色政治的认识
当代社会科学学术知识中国化的问题，在台湾最早始于七十年代如杨国枢、文崇一、韦政通、胡佛等教授，他们在1982出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后来像黄光国、朱云汉、石之瑜等教授则进一步继续致力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化，也都呈现了丰富而相当不错的成果。但是一方面是台湾当前的客观条件，局限了他们学术成果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台湾的氛围阻碍了学术社群的发展，是以反省之后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建立也更不容易。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界，特别是政治学领域，因为“政治”本身的敏感性，也使得其在中国化的努力方面更加曲折。例如武汉大学的申建林教授批判说：“就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来看，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它所具有的超前于政治现实的政治导向功能也未得到有效发挥。”他认为“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文件和政策的宣传与事后论证。缺乏学术自主性是影响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致命伤”。这些批判都有其现实意义，不过他建议“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则令人费解。④依其看法，政治学没有西化和本土化之别，那么西方的政治学就完全适用于中国？虽然也是一家之言，然而，批判和反省的层次似乎仍停在“五四时代”。所幸中国政治学起步虽晚，但外在的配合条件已经日趋成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发展十分明显。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光斌教授认为“在引介、学习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理论自觉已经发生，突出表现在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堪与西方对话的成就”。⑤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在观察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时，提出必须“突破与超越”，他说“就是中国政治学要跨出借鉴与移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其实早就应当这样做，可能现在的条件更加成熟了。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治学者完全有条件另辟蹊径，应该旗帜鲜明地跨出这一步”。⑥
事实上，最有可能发展出与现今政治学平等对话的就是中国政治学。然而迄今为止，反思之作还是多于创新之作，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学界受困于西方的学科分类的影响，较少作出跨学科的对话和交流，如果有也多半是社会学科之问，如政治、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然而讨论中国政治、中国政治学理当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等学科跨科际的交流，才能真正发现属于民族的需要、属于民族的智慧、属于民族的知识及属于民族的实践，以民族为园地、以民族为养分、以科学为方法去灌溉我们的民族政治，才能绽开出长久坚实的中国政治学。中国的朝廷政治具有数千年的历史，不论是上古代的分封建国的治理设计，或是其后三公九卿，三省六部，地方的郡县，以致其后省、州、道都是统一帝国的制度安排；而至领导人的培养，官吏的考选、任用、考核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正反经验。借用汤玛斯孔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年－1996年）的典范（paradigm）概念来看，中国传统的政治的一切努力，主要以“行政”为典范，追求“国泰民安”的幸福之政，“长治久安”的治理之道。由是延伸出“民本之治”、“治理之方”及“长治之道”三个主要的内容。
第一、民本之治：毫无疑问“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主要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论述君、臣、民三者应然的关系安排，虽然传统中国“民本思想”中的“民”是从君的角度去解释，但是君欲保权享有江山，就必须保民安康，护民如子；中国最早的经典尚书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后来孟子正告君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换言之，没有人民，人民不忠于君，君也不成其为君。在中国，“君”是受命于天以养民，臣受命于君以牧民，而民遂行天意而忠君，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架构，不是单向的、片面的关系，而是要建立一套“辩证地合作关系”。当然君不可能一人所能独治，必须选拔“臣”（即官吏）以牧民，而“臣”的要求，一方面是忠君，另一方面是爱民，但从保有君主的江山来看，两者又是辩证地统一，当然其中也出现弊病，但所谓盛世之治，二者是统一的；一般而言，忠于君是本分，也比较容易，而爱其民则比较不易，因为君是荣华富贵之源；所以古来“官箴”强调“爱民”，南宋吕本刻印的《官箴》，开篇就提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宋太宗赵匡鉴广政四年（941年）亲撰的《颁令箴》中摘取16字官箴的《戒石铭》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孟子认为“官”必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所以“民本思想”虽是从君主的角度思考为起点，以保有统治权为目的，对官员的要求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施民所欲，去民所恶”，目的在得到人民的信任和维护，历朝历代的中国人也是以“民本思想”来评价朝代的优劣。从西方政治学来看“民本思想”的缺失是没有思考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问题。相对于民选政治的国家，领导者的权力来自人民选举，所以祇要在选前可以说服人民、讨好人民就可以获得权力，而公务员依法晋用，奉公守法，依法行事，没有也毋需要服务人民，或是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意识，因为西方社会视政治为必要之恶，所以政府是管事越少越好，中西之间不同的政治思考方式，形成了社会对政府不同的期待。这种意识下建立的政府在平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放在重大事故面前，政府的能力表现，就会出现麻烦，自然更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赖。从“新冠疫情”的因应来看，民主国家都遭遇不同程度的灾难，尤其是美国的疫情治理与其国家形象的强烈反差，所显示的就不仅仅是制度的差异，更是中西方政治文化的本质不同。然而立足在“新冠疫情”这种灾害具有世界性的危机，一国之不治即是全球之不治，所以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确实必须政治调整，必须政治改革，否则危害的不仅仅是有疫情国家而是世界。民主政治如何吸收民本思想政治理念，以便在权力“合法性”设计之外，提升政府的主动为人民服务意识，取得人民对政府信任，应该是民主制度必须改革的方向。
第二、“治理”之方：此处所谓的“治理”是中国人所说的“治国理政”之意，换言之，把国家统治得很安全，把政治管理得很清明；国家安全是人民生存的基本要件，政治清明人民生活才能有发展，这是历朝历代中国的帝王“治国理政”的目标。从生存的角度来看，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提供人民“安全”不受任何的威胁，传统中国是以职业军人保家卫国，以经济、文化换取国家的安全；新世纪以来，由于国际间的交流日趋频繁，对国家内国民生存的安全威胁，就常常来自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如动物界的疾病、全球气候变迁、重大的生态灾难、国际性的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多元文化对民族文化的侵略、非法移民、恐怖主义、信息安全以及目前正在蔓延的各种流行病毒等，被称为“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而且在很大机率上其特征表现为“突发性重大事故”，于是国家在“生存”方面的能力考验也日趋复杂、严峻，所以习近平提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假如一个政府不能提供国民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自然谈不上生活的幸福与否的问题，从世界面临的变局而言，各国政府的应变能力，就是各国制度治理的有效性的比较。
从生活的角度看，一旦生存有了保障，人们就开始追求生活的舒适，传统中国以农耕为主要生产力，因此相关制度表现在土地制度、租税制度、劳役制度以及农耕技艺，除最后一项农耕技艺毋需作为，其他的政策责任则全都是政府的责任，传统在治理祇要均田地，轻徭役、薄税赋，不违农时则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就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遇有天灾，如洪涝瘟疫，政府就有解救舒困之责。近代国家在发展议题上责任更重，政策的影响力更直接，一方面是政策的优劣，另一方面是政策的适应力和持续力；以当今的人类发展经验来看，如果政策制定是科学的，大致都能促进国家的发展，关键是适应力和持续力，有的国家制度下一切作为都会不断随着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变，则发展的结果必受到影响。反之发展的结果一定比较显着。对人民而言，“治国理政”是政治的本质，也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唯一理由，其正当性、合法性是更优先的，换言之，“治国理政”的好坏是优先于权力的来源的合法性，这正是现今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必须重新思考的政治理论性问题。
第三、长治之道：“长治久安”可能是人们对世界、对政治的期待，那么如何才得以“长治久安”呢？西方政治学的解答是建立“制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有利于政治自由，是保障国家繁荣稳定和人民生活自由的重要条件。美国的汉密尔顿相信“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国家需要分权、机构需要彼此制衡才能长治久安”。⑦有了“制度”，人人依制度而行，所以“制度”建设对“长治久安”确实有一定的作用，然而“制度”本身如何保证其长效？因为凡人所设计的制度必有局限，由于任何“制度”必然在时、空条件下产生，从而也必然受到时、空条件限制，那么时空变化之后，如何可以用旧制度保证新时代之“治”、“安”？所以立意虽好，限制也很大。中国人也将“长治久安”视为经国理政的追求，汉书·贾谊传说“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这是中国人的答案，“建势成业”，“势”是动态的，而最大的“势”是“天”，易经说“天行健”，中国人对“天”有着特别的诠释，⑧“天”既是可以相对于“地”的，天文学所章指的无边无际的宇宙，如王阳明诗“若人有眼大如天”；也可以是中国人的宗教感及信仰的寄托，俗语“苍天有眼”；也可以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法则”或“道”，如天理昭昭、天理难容。中国人做人处事都要求“敬天法祖”，学习自然的道，转为一切典章制度，依据自然法则，才是最能持久，也最能灵活应变的，因为人祇是大自然亿万物种之一，人类与自然处于永恒和谐的自然秩序之中，才是长久之道。但是“天不语”，人又如何知“天”的“法则”呢？当然可以观察研究，那么“天”的“法则”如何落实于人，那就要“应人”，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总之“顺天应人”的制度、法则才能“长治久安”。
另外，中国人也深知“徒法不是以自行”，实践制度的“人”也是长治久安的关键，所以同时是美国的制度，可以有华盛顿、林肯、小罗斯福等比较能干的总统，但毫无疑问出现了小布什，尤其是现任的特朗普，更是荒腔走板、误国误民之人；所以如何保证“人”的问题也是“长治久安”的关键之所在，在西方政治学中没有特别的关注，在中国对领导人、对干部的培养十分注意，对领导人，古代王朝为了教育、辅导太子，还设置了专属的职官制度，根据《通典·职官·东宫官》记载，当时职官有师、保、太傅、少傅。太傅、少傅的职责是使太子知晓君臣父子之道，“师”是要教其做事之能和立世之德，而“保”的职责是“慎其身”。至于官吏自古就是举荐、察举，隋朝更是制定了“考选”之制，当然，这也不能保证一定完美，但至少受过教育的皇帝和官僚在治理的能力上是没有问题的。总之，面对当今主要的民选式民主政权出现“治理赤字”、“发展赤字”的国家，世界出现“和平赤字”、“理性赤字”的国际关系时刻，回顾中国传统政治的智慧，结合当代的知识，应该是深具启发意义，以此角度来审视当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政治学”，则更有探究之必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研究
以往我们熟悉的现代政治学的许多思考，本质都是立足在西方资本主义这个经济基础之上，正如亚当·史密斯所说的“追逐个人私利有助于实现公共福祉”，这个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以“私有制”的利益为基础，政治作为经济上层建筑，一切都以维护“私有制”的利益和权益为出发点，在价值观方面也以个人主义为崇尚，西方国家所吹嘘的所谓普世价值“自由”、“平等”的人权，也是围绕着个人主义所衍生的权力。虽然西方国家还给这些权力配上法律的框架，然而并禁不了贪婪的人性，并不能一如资本主义最初的假设那样，在经济领域中“个人利益”的追逐，最终汇总为公众的利益，在政治领域过度强调个人主义的主张，更容易演变为理所当然地以私害公；所以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在开始之时，确实可以透过激发个人利益的动机转化为动力，推动社会的变革。但是最终必然异化为社会再变革的阻力。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立起来，个人主义认为“整体而言，对于公共利益大致存在着两种呈一定对峙关系的理解方式。
第一种理解方式认为，公共利益祇能是每一个人所感知的私利或个人利益之交集或集合，在个人利益之外即无公共利益可言。第二种理解方式则认为，公共利益固然反映了社群的整体利益及长远利益，但亦可能损及特定社会成员之利益，亦即也可能是以部分成员之某种克制或牺牲为代价。对倡议中庸之道的中国人而言，认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对存在，辩证地存在，换言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一体的两面，国家既要也必须同时维护个人的权力和权利，也要促进集体的安全和发展，在中国人看来这原本就是国家该做的事，二者之间并不冲突。当然也有些事在优先顺序上会出现互排性，在此情况下，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中，优先选项通常是集体为先，因为中国人的思惟方式就是偏向“由大而小，由上而下，由内而外”的顺序逻辑，所以“没有国哪有家”、“国仇未报，何以家为”对中国人而言，是自然之理，是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事。由此出发，中国人在处理“政治”时，主要的对像是集体的“人民”，而非个别的“人”。
晚清以来，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在现代化的生发与建构中，中国人的现代性亦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塑造，而在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或是政党的现代化努力，不论是向资本主义的路径取经或是向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取经，除了形式上的器物、制度的模仿、移植之外，在内在的价值观方面，西方的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资本主义部分一如前述，而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阶级解放”是“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但其终极的目的还是在“人”的真正解放，人的“全面自由”才是马克思的根本目标和终极关怀，为其后的中国国民党用之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之中。中国共产党师法马克思主义，透过先集体后个人的价值模式建设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在两岸的中国人现代化过程中，透过不同途径的现代化历程，本质上都是西方移植而来，但是塑造民族现代性方面，中国大陆偏向集体主义，而台湾则偏个人主义。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则进一步抄袭西方的制度，延用至今。在中国大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就开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时至今日，中国的政治学已经开始逐步探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例如，其大框架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政治的经济基础是混合经济所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以往中共政权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认定“私有制”是罪恶之源，所以推行的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主导的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也是对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改革开放之后，为了释放中国人的生产力，必须重塑生产关系，中国大陆遂从完全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中，开始引入商品经济，九十年代初倡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有了私有财产，为了中国的发展，中共必须以国家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私有财产，为了市场的活络，就必须在政治领域释出和下放政府权力，为了健康、有效地推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因此，中共并没有全面地市场化、私有化，而采用政府和市场相互作用的方法；同时在所有制方面也是采取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制度，私有制可以激发个人的动力，公有制可以透过国家强制政策，不以营利为目的地照顾一般大众。我们以中国大陆流行的手机支付为例，中国大陆人民之所以得以十分轻松享受手机支付的便利，是因为大陆的电信运营商在中国大陆各地共架设了约400万个基地站，其中有许多基地站的架设在深山、高原、沙漠、沼泽，或是偏远农村等人烟稀少，人口不多的地区，这些地方架设基地站，并不附经济效益，但是中共政权可以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要求业者必须配合，美国祇有中国大陆的十分之一；因为前者是为人民发展，后者祇为个人利益，这就是混合经济所有制和私有制的差别。
总的来说，这种公私有混合制，亦可以做到平时国家全面发展与人和策略发展相结合，因应重大事故时，政府可以精确有效地瞭解资源，集中资源，投入资源，运用资源去解决问题，同时像“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中共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以神速高效的方式应对武汉当时医院不足的问题，则更是公有制、私有制整合合作应对重大事故的新典范。以下是中建三局原董事长陈华元2020年3月8日接受中共中央《瞭望》杂志采访时，描述建院的情况：“这个项目工期急、短。一般这种全功能的传染病医院要两年左右时间才能够建成。这个项目给的时间，就是1月23日下午通知我们，2月2日就要投入使用，前后就十天时间。”“中建集团始终将两山医院建设作为集团头号任务，第一时间制定集团作战方案，拨付5亿元专项建设资金，特别是拨付了300万元的特殊党费，用于建设者补充营养。我理解，中建集团上下都没有把两山医院作为普通项目看待，而是把它当做人民群众期待的生命工程，始终抱着全力以赴、使命必达的决心和信念。项目建设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和八方支援。在春节这样的特殊时段，又遇上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建设应急医院的消息一发布，全社会都动了起来。央企、国企、民企积极参战、通力合作，供电、供水、供气、供网各类企业和供应商高效协同，这种无声的动员汇聚成强大的能量。在朋友圈、微信群听说建医院需要人手，“我能来、我要来”的请战声音此起彼伏。武汉人、湖北人，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兄弟不讲条件，克服困难，勇敢逆行，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形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会战。无数志愿者、好心人，用不同方式贡献一份力量。上亿的“云监工”24小时守着萤幕为我们鼓劲加油。说心里话，这种民族力量、社会力量，万众一心的场面，让现场建设者热血沸腾、众志成城。”这里充分体现了公、私有混合制在重大变故之时的合作，展现了制度为人民、为国家解决问题的巨大优势。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服务对象：以集体主义为优先兼顾个体的新价值观，经过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经验，中共十分理解以往简单的“集体主义”并不能使中国全面得到发展，从而辩证地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从“集体”的角度看，中国大陆在2010年的GDP总量达到1兆3,350亿美元，超越日本的1兆2,860亿美元，为按美元计算的世界第二大国别经济体。 然而，2015年习近平在世界的“减贫与发展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称：“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落实2015年发展议程的重要一步。”今年“新冠疫情”在湖北肆虐时，习近平主持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时，特别要求对所有新冠患者“要全面增强收治能力，发热病人多的城市要抓紧增加定点医院、治疗床位和隔离点，加快疑似病例检测速度，坚决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提高收治率。其后，中国大陆抗疫报告中也明言以“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标准实现“存量清零”为目标，基于病毒“人传人”传染病规律认识，以流行病学调查为核心排查、检测和监测，对切断病毒传播链条和对患者实施及时救治，是一个关键环节。中国高度重视“源头防控”，实行“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疫情防治方针为原则，来说明中国的抗疫实践。当前中国大陆的长江进入洪汛时期，防洪的任务异常艰巨，习近平于6月28日和7月12日先后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要求各部门坚持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落实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应急预案，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联防联动。
以上的三事，都客观地说明，当前中共政权的施政指导思想就是已经综合修正了毛泽东时代过度的集体主义和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倾向个体主义到如今采取了兼顾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施政的目标。用大陆的话说就是集体要好，也要让个人有感。集体好，每个人都要好；习近平在十八大就任总书记的第一场记者会，就同时宣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西方个人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调和式“集体、个人主义”，最大的差异是思考的出发点不同：对个人主义的西方精英而言，集体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为了保护国家和个人的权利，但不是谋个人福利，个人利益是个人的事，所以政府在个人主义的思考中，以政府作为去“谋人民”之事，不是必要存在的。在中国的政治思考中，政府的存在就是为全体人民兴利的，虽然为“集体的人民兴利”，但因而违害个别的“个人之权”也是屡见不鲜，然而“有事找政府”，做不好“怪政府，骂政府”在中国民间也是常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在逻辑上就是希望保留中国政府“为民兴利”的传统，又在集体主义的考虑下修正其不重视个人权利的问题。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追求“稳定的善政治理”：首要的是政府必须持续提供和创造一个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不断发展、实现自我的社会环境，人民拥护才是政治稳定的基础。换言之，西方的政治稳定重视的是源头；而中国的政治稳定重视的是结果，以往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总认定西方政治制度的设想体现两大优势：一是人民决定领导人；二是权力的和平过渡。然而，以当今的西方来看，前者也促进了一国之内的政治分裂，社会分裂，其间隐含的政治不稳定的因素随时在伺机而动，如美国今日社会的BLM（Black life Matter 黑人也是人命）运动，引发全美的社会失序。后者其实不是民主特有的优势，其他的政治制度也可以做到，中共的政权在改革开放之后，迄今也是半世纪有余，其权力转移是和平的，所以和平权力转移来自制度化，而与民主政治并无逻辑上的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稳定的善政治理”，不同于西方政治学者所谓的“治理”（governance），所追求的也就不是西方所谓的“善治”（Good governance），而主要强调的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权施政能力的提升，是一种“善政”（Good government）的概念，“善政”是指运行顺畅，以民为本的法治政权，以便有效率地为民服务；“善政”这是西方政治学不会有的概念，但是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则是历代王朝都在追求的目标。到了当代的中共政权其追求的目标依然不变，不过增加了现代化的内容，成为以“稳定的善政治理”为政治目标，本身包含中国传统“以民为本”的政权和西方“制度治理”观念辩证地结合。“稳定的善政治理”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角度来考察，包括了“制度设计”、“依法治理”和“执政为民”三大部分。“稳定的善政治理”的“制度设计”，包括三个层次的制度：即领导稳定、政权稳定、政局稳定，“领导稳定”的追求主要是“接班人的培养”。
“接班人的培养”：培养“接班人”的概念应该说最早就是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承继的想法，中国历代皇子继承之前，必然是长时间的养成教育，然而当时候选的范围以家天下的血统为依归，所以在兄弟、宗族之间，人选有限，形成残酷的权力斗争是必然的过程。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党天下的“接班人”则人数近亿，必须是个人的表现，有了一定的成效，才会进入培养序列，比如列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的“中管干部”（全名是“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名单。
按香港文汇报透露“1984年，中央决定各级党委对干部的管理由原来的‘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中组部就祇管省部级干部了。”随着这次调整，中组部负责管理的“中管干部”人数由1万3,000多，缩减到4,200多，担子一下轻了很多。到了中共组织部1990年所发“关于修订《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通知”中提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正副部长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干部、人事司（局）正副司(局)长的任免，仍按中发[1986]4号文件的规定执行，事先要征得中央组织部的同意”之外，又增加渖阳等14个副省级的市委书记、市长以及1988年9月移交国务院管理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北京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54个企、事业单位党委书记的任免，都要事先征得中央组织部的同意，足见人数是有所增加的，对中共官员而言，进入“中管干部”行列后，不光是级别上的上升，仕途空间也得以扩大，可以“跨地区、跨类型”地任职，从而干部得到实战型的、丰富的、复合的行政历练，所以列入“中管干部”才有机会，依当前来看，中国大陆现行的这一套接班人制度，被在大陆山东大学任教的外藉教授贝淡宁称之为“垂直民主尚贤制”，⑨其实这也与中国传统帝王对皇子培养，最后从中选贤继位的方式类似，而中国共产党增加更复杂选拔指标，一级一级考验和最后法定选举程式，才能接班领导。所以中国共产党接班人必须忠诚、品德、素质、专业、学养、年龄及综合能力，经过多重、多次、多项指标考验之后，再经过选举（不是西方的竞选）法定程序才有可能晋升成为领导阶层，之后在领导圈中锻炼数年才正式接班，这是精英选拔加上人民间接认可的制度设计，其领导权转移，不论在权力交接、治理经验、方向把握、政策延续，因应变局等方面均有巨大优势，同时长时期综览全局的行政经验，也使得领导人在应变决断、指挥行政，团结民心等方面都可以相对从容，这样的接班人自然是政治稳定、利国利民的最大保证，故而中共在改革开放后，每一任领导人都能目标明确，各依新局，接力奋斗。这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重大的优势，也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政权稳定”方面，若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是祇有领导者一个人所能胜任，所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必须有千百万的各级干部负责执行国家政策，而且干部作为与表现更直接地、全面影响政权的稳定，特别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共干部培训工作，逐步公开化、制度化，此一制度结合中国传统考试选拔、管理外，又加上各级干部培训制度，干部培训内容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等政治教育，以及科学文化知识、业务知识、法律法规、经济管理等专业性培训。培训方式则有党校、行政学院、干部院校、干部专修班等多种管道。除干部教育培训制度之后，辅以挂职锻炼、境外培训，最后干部升迁仍须经过“公示过关”才能真正上岗，毫无疑问制度再好、再周延也不能没有缺点，例如有文指出“在实际操作中却更偏‘才’，在‘德’上出现思想意识较弱、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负面问题”。⑩因此，习近平在第一任大力反贪腐的基础上，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以便加强对干部监察力度。干部能干而不贪，政权自然稳定，江山才能长保，这是互利之事。
在“政局稳定”方面，政局稳定就是社会稳定，其关键在于如何可以客观准确而及时地“识民情：知民急，察民苦”，才能“解民困”，习近平说，矛盾处理是一个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性工作，解决问题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老百姓能顺心满意，国家才能越来越好。?这一方面中国最早依赖的是“采风官”，中国古典的“诗经”中有“风”体，风就是“流行之风─风气”，时政之风─讽剌，民俗之风─习俗；其后有各级官员的奏报，又设“密报”；中国共产党除各级官员报告外，主要是遍布各行各业，各个机关，各省、市、区，以及各地、县、乡镇，深入基层街道、村委、居委的党支部组织，如今的中国大陆平均10人有近1位党员，所以祇要中国共产党上下管道畅通，中共中央毫无疑问可以及时正确预防、瞭解和处置任何紧急事件。
当然，政局稳定不可能祇依赖党员人数和无所不在的党组织，更重要依靠党员的模范作用和党为人民服务的效率。从党的模范作用言，习近平不断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他说：“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所以必须把“严”的要求贯彻全部的党建过程中，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有了严以律己的党，更必须为人民办事、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和效率，才是赢得人民信任、中国的政治得以稳定的关键。
如何提升党“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和效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答案是：“权力集中”，“权力集中”代表两种意义，一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二是“权力集中而分工”。“一党执政，多党合作”，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长年执政，所以可以长期性、战略性、计划性地规划中国发展之道，国家发展可以不受政党的轮替而折腾，除非中国共产党自己内部出现问题，而制度化多党合作可以使国家发展不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式偏差。“权力集中而分工”可以有效地“资源可以集中，人才可以集中，财力可以集中”，这样才能及时、高效地处理人民需求。从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设想，不论在“政治稳”或“政治效率”方面，都强调权力“集中”的重要，但又鉴于以往“权力集中”缺失，所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变成中共内管、内控主要手段，近代中国在政治上之所以发展出这样的政治体制，原因有二；一是近代中国屈辱，使中国渴望强大，这就必须有“政治效率”才能迎头赶上时代与列强并驾齐驱；二是中国是包含56个民族，逾14亿人口的高度复杂大国，这是当代中国最基本、最独特的国情。然而，“权力集中”执政党，祇是依赖共产党“内管、内控”、“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也必然存在理论上和逻辑上的缺陷；因此，维持中国共产党统治权合法性，还必须实现“依法治理”和“执政为民”政策。
“稳定的善政治理”的“依法治理”：在中国战国时期，法家韩非子曾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不过传统中国的法制思想，重点在于以法利民，而非当代法治精神，而中共在完备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过程中也将依法治理视为重要内容，“法”代表透明的规矩，它可以减少治理成本，在法治精神逻辑下，“法”一旦制定，就必然公示于众，而且人人得而遵之，所以称为“依法治理”，而非“以法治理”，故而“依法治理”也意味在中国大陆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政党都必须平等守法，依法而治，当然，“法治”决不是有法就可以治，习近平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当前，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都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法治领域改革面临许多难啃的硬骨头，迫切需要从党中央层面加强统筹协调”。 因为中共对“法治”重视，也是改革开放之后，走过“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之路”漫长而艰辛，所幸中国大陆有两个因素，有可能促使其政治文化逐步迈向“依法治理”：一是中共政权曾经历过长达十余年、最令人难忘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当时是极端人治时代，所以，如果当前中共教育中能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足够深刻反思，则法治重要性就必然慢慢深入人心，深入社会；二是习近平提出法治落实的主要因素是各级“领导”，习称为“关键少数”，习近平在2015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强调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一起努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不断见到新成效。”
“稳定的善政治理”的“执政为民”：表现在政策的决策、执行及效果：关键之首在决策，什么政策才是“造福人民，与民兴利”的合理政策，中共提出决策必须“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在中共国务院2019年4月20日下发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中“第五至七条”，对三者有所解释： “科学决策”指“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科学决策原则，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从实际出发，运用科学技术和方法，尊重客观规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民主决策”指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民主决策原则，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决策。“依法决策”指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依法决策原则，严格遵守法定许可权，依法履行法定程序，保证决策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规定。我们注意其政策决策的排序是“科学决策”最先，这是要求任何政策的内容，必须以当前的综合、客观知识为根本依据，还必须为以后负责。其次“民主决策”，追求政策的决策过程必须协商、沟通，政策执行必须人民支持，受人民监督，所以人民利益、认知都必须到位，政策才能执行。至于“依法决策”，追求的是决策的程序，也包括政策决定权和决策者法定责任。一般而言，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不必然共存，甚至是相互矛盾， 而中共政权做法是政策首先有科学支撑，才进入“民主环节”，前者避免一把手独断，后者避免民粹主义干扰；总之，政权必须以“为民与利”之心，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三者辩证地统一政策的决定、执行全过程，才是“善政”，才能获得政权的“合法性”。
所以让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信赖，对中共政权的政策有信心，对中共领导人充分信任。制度的信赖来自于依法治理，政策信心来自于施政为民，对领导信任来自于接班人经历。要求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并表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提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这就是前段所说在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上，把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调合起来。当然这一套制度，从中共建立政权发展至今最大问题有二：一是过度强调效率，在集体主义和绝对公有制主导下，执政者很容易忽视人民、漠视个人；二是过度强调稳定，在没有相对制衡情况下，执政党容易腐化，领导人容易独裁；而集中表现在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了上述中共执政经验的历史教训，习近平强调了“依法治理”的法治要求和“不忘初心”的党性要求。
第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关怀”推动“共议、共治、共享”新型国际社会：不同于西方政治以“国家”为典范的国际关系，中国传统一直是以“天下”为典范；以“国家”为典范，则思考国际关系时，就必然从“排他、利己”为导向去建构彼此的关系；而以“天下”为典范，则必须以“秩序、分享”为导向，传统中国朝廷就在此观念下，建立一套维护政经秩序“天下观”：以经济上分享，建立起以中国为首各统治者间“均衡秩序”，被称为“朝贡体制”的秩序观，如今看来，存在几个不稳定因素：第一维护者本身必须富有而强大，富有故而可以分享，强大可以维持秩序，一旦维护者自身衰弱，体制就难以维持；第二形成“朝贡体制”过程中，其他参与者并没有话语权，所以“朝贡体制”越来越是中国朝廷“政治面子工程”；第三“朝贡体制”在本质上除“薄来厚往”经济利益之外，欠缺其他的论述基础；第四中国的历代王朝对周边关系也并不重视。因此，“朝贡体制”至多祇是中国朝廷“理藩策略”，并不是东亚的各“国”（正确地说是“朝廷统治”）秩序架构体系。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后，旧秩序立即崩溃。
二战之后，帝国主义撤离殖民地，然而在几乎所有被殖民地区，许多新兴独立国家国界都是殖民者依继续控制需要而划定，于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间纠纷不止，冲突不断，动乱不已，老殖民母国依然可以“火中取栗”操纵得利。美国崛起于二战后，虽无殖民地，却承继帝国主义野心，冷战后，更是转为“霸权主义”，肆意践踏、霸凌亚洲小国，仇视、挑衅亚洲大国，无所不用其极破坏国际规则，挑战世界和平，原本因科技神速发展和中国大陆快速崛起带来世界变局，又忽然被“新冠疫情”和美国右翼政客的流氓行径搅成百年未有的国际乱局。在此混局之下，中共政权舍弃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但发展以“国家”为基础的“天下观”，并且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新天下观”认知基础，大大强化“新天下观”理论必要性，且还提出“共议、共治、共享”“一带一路”政策，作为实践方案，使“新天下观”国际新秩序是经由共议过程，实现共治理念，达成共享目的。所以有人要问中国大陆所希望新国际格局、新国际架构是什么样架构?中国的答案一定祇有方法，没有蓝图，因为未来是“共议”结果，不是中国一家说了算。但是对西方国家特别美国霸权主义惯了的国家自然不会赞成，所以她必然反“一带一路”，极力破坏、丑化、污蔑“一带一路”，挑动“一带一路”国家不与中国合作，然而此次“新冠疫情”给地球上的人类很好机会反省“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命题与人类未来关系。
中国首次提出时祇称“命运共同体”，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其中“四、中国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乙节中，指出“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又说“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到了中共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其后习近平大力地向国际推销此一理念。如2013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同年在印尼；2014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2015年又在博鳌亚洲论坛、同年在巴基斯坦，在印尼“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在出席第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在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式上；2017年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虽然习总书记每次使用名词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精神完全一致。
“新冠疫情”是由“新冠病毒”传播所引起，由于“新冠病毒”带有变异快、传播管道多元、时间长等特点，它的传播大大改变人们自工业革命以来比较习惯社会经济密切互动生活方式；而且祇要世界仍有一个地区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人类生活方式就会受影响，是以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了一篇 Science：根据论文中的描述，无论是否能研发出疫苗，“新冠病毒”都可能会陪伴人类到 2025 年。那么，2025 年以后人类能摆脱“新冠病毒”吗？不，祇是到时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种隔离的生活方式了……” 我们不知道未来是否真的如此，但是现代世界的人类，已经因“新冠疫情”被迫成为一个不折不扣“健康共同体”，“新冠病毒”存在于今日世界200个国家，限制人类已习惯的“正常生活”，一如身体祇要有病毒入侵，而我们自身免疫系统，或是当今医术无法治疗，则我们日常作息必受影响，所以说人类已进入“健康共同体”新时代。如果说以往我们强调“利益共同体”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依据的话，那么如今“健康共同体”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然合法性基础。前者祇能依据“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经济理性发扬，而后者则是“一损俱损，一衰俱衰”人类基本生存法则底线的体现。因此，此时此刻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然更有其“正当性”。未来若能证明“一带一路”设想成功实践，对于建立相关国家“利益共同体”可行性；再配合中国研发疫苗，惠及其他各国，彰显“健康共同体”必要性，则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然获得更加广泛、更加坚定的支持，则更加合理，更加稳固，不以武力，不以吓阻为依归的国际新和平观就有可能被思考、被提及、被讨论、被试验、被架构。而建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更合理的国际上层建筑。
不过毫无疑问地，无论是去推广、行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或是去实践“一带一路”政策，去开发对抗病毒的疫苗，在现阶段都必须依靠和依赖“国家”，所以在“新天下观”中，“国家”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政治单元，祇是“国家”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和功能，有可能慢慢不再是民族安全保障，而是地区人民发展推进者，不是军事载体，而是合作载体，不再是统理与管治者，而是善政与治理者。
四、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是基于逐步排除后殖民心态的学术殖民化现象思考，一方面是现存西方政治学，在人类政治实行经验中，理论上出现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实践上出现民粹主义等明显缺失，而且已看不出西方的政治在制度上有自愈机制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是中国大陆的实践，确实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加上中国传统朝廷政治积累数千年经验，因此如何走出西方政治学既定框架，保留西方政治现代探索，结合中国传统朝廷政治行政智慧，为政治学寻找新可能性，已经是这一代中国政治学者共同课题。事实上，西学东渐以来，反思西学，为自己民族寻找自主的现代化途径，代不乏人，祇是面对中、西巨大鸿沟，不先模仿、拷贝，根本无法跨越。因此，反省之思显得微弱而无力，而且是带民族主义的情绪性反对，所以从清末的“中体西用”，到民初五四的全盘西化，中国的变革之路漫长辛苦，如今的中国模仿、拷贝和西方自信和傲慢双双都走到尽头，中国大陆奉行的马列主义不得不向中国特色调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显露其霸权主义困境，甚至以撕毁自己建构的国际规范来彰显其霸主的地位；这种“别人不从，我就耍横”的“破坏式”领导究归失败。
因此，在此时此刻立足中华民族再次复兴立场应该是正逢适时，当然在这样反思中，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立足“反西方”立场，因为西方当代文明的确为人类缔造今日世界和可预见明日世界；而我们也不可能反共产主义，因为正是共产主义道路引导中国大陆现代化进程，社会主义的价值和方法，已经渗透进近代中国的价值理念中，形塑中国人现代性规范；我们更无法反中国传统，因为那正是我们之所以为我们，以及我们唯一可以前往的归宿。因此我们必须“立足自主，不弃西方，善于综合”地努力探索，尝试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是回归“人”根本，依据历史经验、中西学理、当代科技以及“人”和人们未来发展需要，去建构一套开放而包容的新政治理论，以便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平等地对话，找回属于中国的话语权，复兴中华民族智慧，重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注释：
①何涛，“‘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3/0528/c40531-21645335.html，2013年5月28日；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http://netclass.csu.edu.cn/NCourse/hep010/ke/ke04/04CK/085.HTM。
②“邓小平在十二大上致开幕词”，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6年8月3日，http://cpc.people.com.cn/n1/ 2016/0803/c69113-28608294.html。
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6年5月19日 第2 版。
④申建林，“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反思—思维方式突破与研究内容回归”，爱思想网，2014年7月27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582.html。
⑤杨光斌，“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光明日报》，2015年8月2日。
⑥朱云汉，“突破与超越：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爱思想网，2020年7月21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201.html。
⑦释仁，“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才可长治久安”，香港01，2020年1月18日，https://www.hk01.com/%E5%93%B2%E5%AD%B8/66452/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才可长治久安。
⑧张曙光，“从‘天下’到‘天人’：兼论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1期，2017年11月29日，https://kknews.cc/culture/8xo2lx4.html。
⑨贝淡宁由迪，“中国的垂直民主尚贤制及其启示”，爱思想网，2020年7月23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223.html。
⑩主笔室，“从政府效能看大陆干部选训”，旺报，2018年4月3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03000183-260310?chdtv。
11“习近平：矛盾处理是长治久安基础 老百姓满意国家才好”，香港电台网站，2020年3月31日，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17960-20200331.htm。
杨开煌，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