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1年12月19日（周三）晚7：00
地点：三教105
主讲人：杨开煌教授（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大陆研究学会理事长）
讲座内容：
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到北大来向各位介绍一下我自己所体会的台湾选举跟两岸关系之间的互动。鉴于今天晚上我讲座的对象不是港澳台研究所的研究生，请容许我先作一个比较粗浅的介绍，然后再进入大家所关心的选举问题。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台湾的选举。第一，如果从人民的权利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的选举有两种：第一种是选举行政首长，行政首长最高可到台湾的领导人，最低到乡镇长这一级，都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领导人选举是在李登辉主持台湾的政务之后，把它从原来的间接选举改成直接选举。所以现在就人民的权利来讲，就行政首长这一部分而言，可以从基层的行政首长一直到最高领导人。第二种是选举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在台湾的中央这一级叫做“立法委员”，过去还有一个中央级的民意代表，叫做“国民大会代表”，后来被冻结了，因此现在只有立法委员的选举。在地方（相当于中国大陆的省级别）这一级的选举，过去从省到县的民意代表都有，叫做“省议员”或者“县议员”，而省现在没有了，只有县议员。乡镇这一级的民意代表则叫做“乡镇民代表”。所以，从人民权利这方面来看，台湾选举主要有行政首长和民意代表两种，它们都是直接由人民来选举的。
第二，从制度上来说，选举大概也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选举行政首长的时候，一个选区只选一个人；台湾选民意代表所用的制度叫做“单选区的多选制”，也就是说一个选区里可以产生两、三个，多则十个或者更多的代表。
第三，从方式上来讲，台湾的选举跟在祖国的选举不太一样。在大陆，如果要选三个代表，每个选民就要投三票；而在台湾，不管选哪一种代表每个人都只有一票，比如说要选十个议员，每个人投一票就行了。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不同，因此它们所构想出来的选票的计算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不存在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存在的是政治哲学的不同。
台湾的选举大致可以分成90年代以前的选举和90年代以后的选举。90年代以前，蒋氏父子领导的国民党主持台湾政局，这一时期的选举是这样的：第一，中央一级的民意代表，也就是立法委员，可以部分改选。所谓部分改选就是大陆这部分立法委员不变，台湾那部分每三年改选一次，因为他们一任是三年。其他的，比如说省议员、乡议员，或者乡镇民代表都是四年选一次。90年代以后，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以及中央的立法委员也全部由台湾地区（金马台澎）所有的选民进行直接选举。
那么，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这种选举对台湾的意义何在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这种选举是测试统治者的合理性的一种手段。在政治学中，合理性跟合法性是有区别的，合法性是说统治者是否有权利掌握这个政权，合理性则是说统治者掌握政权之后做的好不好，用我们祖国大陆的话来说，一当专政人民所能检查的是合理性而不是合法性。国民党过去所有的投票都是在检查它的合理性，就是它到底能不能做好，如果做的不好，它推出的候选人当选的就会比较少，做的好，当选的就比较多。
第二个意义是检验国民党在地方一级的干部获得的人民的拥护的情况。因为所有的选举都不涉及中央权利的变更，只关系到中央民意代表的席次的多寡，因此投票检测国民党的干部多半是在地方层次上的施政能力、施政方式以及是不是能得人心，是不是能够获得大多数人民的赞同。
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是，统治者想通过这种定期的选举，不论是三年还是四年一次的，慢慢地教会人民一种当家作主的意识。要慢慢地训练人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这张选票投出去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而不只是简单的随大流，大家投，我也投，经过几次投票，他们会逐渐认识到，每个人的选票都会发生影响。比方说，有的选举，不管是民意代表还是乡镇首长、县市长，最后得票结果他们之间差的票数往往只是两位数的，这时候选民尤其可以感觉出自己的那一票非常的珍贵。所以这种定期的选举确实能让人民感觉在选举的时候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是地方的主人。
蒋经国在1988年1月18日去世后，李登辉就继任了他的位置。90年代以后，李登辉开始逐渐地全面掌握台湾各个系统的权力，于是他开始了自己心目中的改革。李登辉的改革是一连串的，从中央的立法委员一直到台湾所谓“总统”的选举都有涉及，他进行了大幅度的选举制度的改造和宪法本身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结果是，台湾在90年代以后的选举对于台湾来讲所检测的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合理性，而是统治者的合法性，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如果没有得到较多数的赞同，统治者就必须下台，就要交出自己的行政权、交出他掌控资源的权力，对于施政者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考验。
李登辉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开启了一个在民主政治里很重要的所谓“政党竞争”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前，台湾所有的选举中，因为国民党一党独霸，其他的政党没有力量来跟它抗衡，没有办法跟它竞争，也没有足够的人才可以问鼎执政党的地位。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民进党也没有足够的人才，不过90年代开启的政党竞争使国民党有丢掉政权这样的一种危机意识，所以国民党也开始了自己的内部改造。但是很显然的，国民党内部的改革还赶不上人民对它的期望，因此它在公元两千年的台湾大选中被选下来了。
第三个方面呢，90年代以前的选举是一个民主的教育，那么，90年代以后台湾的选举则逐渐地迈向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的过程。
下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台湾选举中的很多现象。我想借助十个“term”来简单地描述一下台湾的选举：第一个就是“贿选”，贿选是在整个东方文化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说当选民还没有当家作主的意识的时候，统治者在制度设计上要让他们来选自己的统治者，但是对于选民来说，他觉得这是帮统治者的忙，帮他们选举，要不然为什么要去选举呢？在家里干活还可以赚钱，为什么要花时间来投票呢？于是候选人就要花点钱让选民来投票。这在台湾有个很好听的名词，叫做“走路工”。贿选有很多种方式，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讨论，它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就是选票这个东西可以被商品化，这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一种污辱。因为民主政治要告诉大家的，正好是每张选票所代表的东西跟选民本身所拥有的权利是同等重要的，别人不可能用多少钱来买你的一根手指，因为这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也不可能用钱来买你吃中饭的权利，一般来说是没有人愿意这么做的，为什么？因为那是非卖品，不是商品。但是如果选民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接受了别人的钱，他选举的方向就会受别人左右，这时候他们无意中已经把选票商品化了，这也是民主不成熟的表现。
第二个term叫做“地方派系”。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地方派系就是把选票集体化。它的意思就是说，有些地方可能会存在宗族的力量、家族的力量等，他们人数众多，在地方上的势力特别大，所以他们讲的话具有高度的影响力，于是就有很多人慑于他们的影响力而由他们来左右票该投给谁。过去在台湾乡下，或者城里比较偏僻、贫穷的角落里，很多人投票的时候要问别人该投几号，人家告诉他投几号他就投几号，这种人容易受到地方派系的操纵。地方派系操纵的方式不只是血缘和人数的多寡，逐渐地还会从血统的操纵变成经济的操纵，然后从经济的操纵迈向政治操纵。所谓经济操纵，就是拿选票跟别人作交易，从别人那获得经济利益，比如说，把北京市公共汽车的某一条线路让给他经营，这就是经济利益的交换。等到经济利益交换多了，他的势力就会更大，那时候他自己也可以出来当议员或者别的职务，这时候他就有了政治力量，拥有政治力量就意味着可以分配资源，于是他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大。这是台湾的地方派系在逐渐跟政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越来越成气候、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地方派系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说就是将选票集体化。
第三是所谓“自动配票”，或者是“配票式的选举”，也叫“组织配票”。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自动配票”就是把选票政党化，让政党来操控选举。我们都知道，城市的选民政治觉悟比较高，学识能力也比较好，照理说不应该受贿选和地方派系的影响，但是他们往往因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热情等原因，经常会受到某些政党和政客的操纵。而操纵的方式，不再是用金钱购买，也不再是利害关系的交换，而是告诉他们自己最后一位号码是几就投给谁。可能大家会觉得这很荒唐，政党和政客怎么来控制选民呢？如果选举非常意识形态化，并且能够进行族群动员，根据这些特征，他们就能用配票的方式来操控选举。这种作法在我们看来可能一些奇怪，但是它确实是在台湾多次经过试验，而且每次都有成功的范例，配票失败的属于少数。这种选举方式就是把自己的投票权无条件地交给某一个政党，让它来决定大家的前途。
所以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其实比较倾向于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一种以个体主义为主的民主，而台湾所出现的选票商品化、集体化、和政党化等现象违反了个体主义民主的基本常事和原理，但是这三种现象在台湾都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是很常见的，应该说它们是选举的“常态”。
第四个名词叫“民意调查”，简称“民调”。所有的选举中都会用到这种方式，特别是由于有电脑的应用、电话的普及，如今的民意调查变得越来越精确、越来越仔细了，而且越来越有参照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几乎所有的选举，从政党到候选人，都要依赖民意调查来测试其选民分部、选民结构、年龄层次、地缘关系以及性别等大体如何。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如果政党和候选人根据民调结果来重新拟定自己的选举策略，重新制订宣传方案的话，他们当然可以获得较多的选票。但是往往政党会用操纵民调的方式来提供一些假信息，这种假信息不是来自于民调本身的作假，而是源于民调的某些选择，比如他们只把那几个对自己有利的结果抽出来发表，以证明他们获得的支持率。
2000年台湾所谓的总统选举中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了，就是因为国民党的领导人非常相信下层上交的民调数字，那个民意调查并没有在资料上作假，但是在技术上是不公平的，国民党上层人士相信这样的民调，所以以为自己会赢，直到那天晚上五点钟选举结束的时候，他们还在搭胜选的舞台，准备过一会来庆祝，没想到居然败的那么惨。这次选举之前的民调也非常奇怪，所有人都不敢再用那种技术性的方式来任意地解释民调，但是这次选举的结果是民调显示越高的越是落选，或者处在当选的边缘。由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这次台湾的选举所表现出来的是意识形态类的选举，因此政党可以在其中搞自动配票，以增加自己所得的票数。
第五个词语是“选举经费”。在台湾以前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每选一个中央级的立法委员平均要花大概两亿五千万新台币，也就是一千万人民币。候选人自己花的钱可能只有一亿，但是还有赞助的、政党花的钱等等，这些都应该计算在内，因为在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选举经费的计算包括写信、邮费、宣传车辆以及挂旗子等，每一样都要算进去。只为了选举一个任期三年的立法委员就要花那么多钱，由此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立委到了立法院以后会为人民服务，不会把选举经费重新拿回去，但是也没有很确切的证据可以怀疑他们。
一般而言进步的民主国家对候选人的竞选经费有一定的上限，就是由于选举是把经济里面的市场规则运用到政治中去，钱越多就越能够推销这个商品，也就越容易深入人心。于是不管其质量如何，因为只要买一次就够了，要等下一次还要三年或者四年，四年后自己再次当家作主的时候可能选民又忘记他们上一次选错了，这次还是会选错。所以说选举经费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改革的问题。
第六个术语是“同志强票”，就是同一个党内的同志彼此间进行争票，特别是选举民意代表的时候。因为同一个选区里一个党所提的候选人不只是一个，往往是若干人，这种情况下以有几种处理的方式：一种就是各自按照乡镇来配票，过去国民党就是用的这种办法，按照里邻来配票，以使同志之间不再强票；还有一种方式是联合竞选，但是同志之间彼此未必都能够真正实现携手合作、相互支援，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此中选举制度导致的结果是，在选举中不单党同伐异，而且有同党相伐的，每选一次都会造成同志之间彼此的感情越来越恶化，甚至变成了仇恨。
第七个术语就是“黑金政治”，即黑道和财阀介入到台湾的政治选举中来。黑道的介入大概是从李登辉执政的末期开始的，由于那时候国民党的民众拥护率大大下降，而其他的办法都没什么太大的效果，最后就只能够饮鸩止渴，用黑道来胁迫选民投自己的票，当然钱还是照样要给，不过加上黑道的力量可以使得推票变得更加有效。如果说一百块钱过去可以得到七十张票的话，后来国民党的影响力减弱了，也许就只能获得三十张了。这时候他们就会借助黑道的力量，让他们去威胁里长，如果这个里没有开出一定数目的选票，那么你的一条胳膊就没了，里长很害怕，所以就会努力地催票，帮他们达到目的。于是黑道的力量逐渐介入到政治选举中来，到后来干脆就有很多流氓一下子变成了台湾的立法委员，他可以管警察局长，可以管法院，而且预算掌握在他手中，这时候他们就更加耀武扬威，我们通常把这种现象称为“黑道政治”。金权是指财阀，财阀进入政府的坏处就在于，在制定有关的经济政策的时候，游戏的规则会有利于那些有钱人，而使得无产阶级、一般的工人大众永远受到剥削，得不到公平合理的待遇。所以我们认为“黑金政治”同样是民主政治中值得警惕和避免的现象。
第八个term是“族群意识”。台湾人被区分为本省人和外省人，所谓本省人就是四百年前从漳州、广州等地移到台湾的人，而四百年前葡萄牙人发现“福摩萨”之前的那些本省人并不被现在的本省人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1949年之后来的人都叫做外省人，包括中国大陆各省市的人。这种族群意识在台湾的选举，特别是90年代以后的选举中所产生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用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台湾的族群斗争也是一抓就灵，而且还特别灵。为什么？因为本省有一千四百万人，外省族群是两百万，客家族群（广东梅县）大概是四百万人，因此动员族群是政客们最廉价的拉票方式，这种动员力量最大，人人都认为人不亲土亲，血缘关系是很重要的。很可惜的是，台湾人的族群意识被某些人以各种方式加以美化，比如说用“localization”（本土化），“democracy”（民主）这一类的东西来包装它，其结果使得族群意识不但不能够淡化，反而成为台湾选举中越来越深刻的一个左右人民投票的因素。
第九个就是“悲情意识”。台湾在回顾自己历史的过程中，站在台湾的角度来看，它是被中国抛弃了的，大家也许会辩解说，这都是满清政府干的，但是请不要忘记，作为一个国家，新政府对于上一届政府无论好坏都必须概括承受，就是都要继承下来。我倒觉得，各位如果有心去关心、理解和认识台湾的话，就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一下台湾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怀，为什么他们会有对中国不友善、反中国、不希望统一的这种情怀呢？如果站到满清时候台湾人的立场去回顾一下，你们跟日本在打仗，错也不在我，我又没有鼓动谁去打谁，可是你们打完以后却把我送给了日本。当台湾自己翻起这一页历史的时候，它的那种被抛弃感是不用质疑的，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他们。接下来的五十年台湾就被日本人所统治，日本人告诉他们，中国是“贫穷、肮脏、落后和不卫生”的。
各位都很气李登辉，包括我在内，但是李登辉自己在二十三岁以前是日本人，在座的各位很多人现在还不到这个年龄，你感觉到的是祖国万岁，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等到你二十三岁的时候忽然有人叫你不要作中国人，要你作别人，那你怎么调试你的心态，尤其是要你作在你二十三年的成长过程中他告诉你的最坏、最差的那种人，你会作何感想。 所以我希望各位，特别是中国的精英分子，不是去谩骂的方式、用民族主义的情绪与之对抗，而应该了解他们。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自己处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样翻那一页历史，怎么去建构自己的集体记忆。这是我们要理解台湾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从这里头，台湾人产生了一种对抗打压的情绪，大陆打飞弹也好，在外交上进行压迫也好，都这好成了他们团结的来源，反而不会变成他们害怕、觉得要屈从于你的一个因素，因为它确实已经有了那样一个历史进程。中国不是也一样吗？美国打压我们，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从鸦片战争开始就被你们打压，现在还怕多被压制一次吗？
中国有中国的悲情，同样的，台湾也有台湾的悲情。我把台湾的这种悲情称作“悲情的历史”，台湾从一开始就是被其他人所统治的；而中国的悲情叫做“历史的悲情”，因为中国过去有自己的光荣传统，只是在一百多年前我们一不小心落后了，所以我们的悲情是部分的，是历史长河当中的一点而已，而且很快把这一页翻过去之后，我们中国人还是可以成为世界上一个非常健康、理性的民族，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把不光彩的这一页关掉，但是台湾呢，到目前为止它远远没有办法来关掉自己悲情的历史。所以一旦中国大陆有任何的行动，台湾方面都可以把它解释为大陆要干预台湾选举，干预就是打压，干预就是以大欺小，既然你欺负我，我就要选一个你最不喜欢的人，这就是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所以高票当选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
第十个术语就是“统独意识”。紧跟着悲情意识来的就是台湾到底应该走哪条路线，是“走统”还是“走独”，毫无疑问的，那两百万的外省人刚刚离开祖国大地，所以很自然他们对大陆怀有一种很深的感情，不管从中国所说的落叶归根，还是历史的教育而言，我们都希望将来有一天两岸能够统一，中国能够强大，能够因为台湾的收复而很健康地把中国近代这页悲情的历史合上，重新开启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但是对于台湾人来讲，他们为什么要替你去关掉历史的悲情呢？这样做了以后你就不再出卖它了吗？它就不再是边疆了吗？就不再是一个地方政权了吗？都不会，所以就四百年前到1949年期间到台湾的人来说，他们对大陆的感情也在逐渐地淡化，他们都不认为统一是自己最好的前途，我不敢说所有的台湾人都是这样，但是起码有一部分台湾人坚持这样认为。
所以，在台湾的选举中，“统”还是“独”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相互争吵的因素，于是就产生了我们大家都很不愿意听到的话，比如说，他们会骂那些赞成统一的人是“中国猪”，这是日本人教他们的词语，日本人在二战的时候就叫中国人“中国猪”，他们就沿用了这个口号，有的人甚至说，你们那么喜欢大陆，那就搬回去好了。我们很难想象在很短的时间内，那种类似文革的激情就会在整个选举中迅速地发酵。所幸台湾经过这么多年的选举以后有了一种很好的现象，就是不管选前是怎么样的激情和慷慨，选后基本上都能冷静下来，这是台湾比较可贵的地方。在这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应该站在台湾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体会他们的心情，然后我们才能更健康、更开放地跟台湾人对话，这样才会有利于我们去建构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
在讲这次台湾大选之前，我想再给大家讲一下陈水扁当选以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和陈水扁的政绩，从这方面我们才能看出这次选举为什么这么反常。陈水扁刚刚当选的时候，可以说是“三小”。第一个“小”是“朝小野大”，就是在朝的比较少，在野的比较多。这是指立法院的结构，1998年选举的结果是：整个立法院一共有225个席位，国民党所拥有的席次总共是123席，已经超过半数了，后来有20位到亲民党里去，还剩下113位；民进党获得70席，陈水扁主政以后有四位立法委员被选到内阁里去，就剩下66位；新党最后是获得8个席位。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被称作“泛兰军”（pan－blue team），因为它们都是从国民党分出来的，而国民党的党旗（青天白日旗）就是以兰色为主的。民进党和台联则被叫做“泛绿军”（pan－green team），因为民进党的旗子中间是一个绿色的十字架。整个“泛兰军”的席次超过了立法院的半数，所以我们称这样的政治结构叫做“朝小野大”，如果陈水扁想要采取的立法措施没有通过立法院的预算，也没有通过立法院的认可，那么这一政策就将无法执行。
第二个“小”是“派小党大”。民进党内部一共有四个大派系：第一大派系叫做“新潮流”，它的运作方式跟列宁式的政党一样，所以比较有纪律，动员能力也比较强；第二个派系叫做“美丽岛”系，就是以前主席许信良为主的那个派系，原本是它最大，但是许信良走后这一派逐渐土崩瓦解，所以成了第二大派系；高雄市市长谢长庭带领的“福利国联线”和原台北市市长陈水扁领导的“正义联线”。“正义联线”是其中最小的一派，陈水扁之所以会被民进党推为总统候选人，是因为在此之前他跟马英九竞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败北了，民进党也好，泛绿的台湾人民也好，都觉得欠陈水扁一个人情。所以当推举他作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整个民进党完全不认为他会当选，民进党内部甚至有一个笑话，说这就好像把他装进一个“漂亮的金棺材”，然后送到火葬场，经过这次选举后陈水扁肯定就出局了。结果天作弄人，他居然选上了，“正义联线”也因此而一下子火红起来，不过人数仍然是最少的，所以陈在民进党内部不能够左右大局。
第三个“小”就是陈水扁是“少数总统”。因为他是以39.3％的选票当选台湾的领导人，换句话说，有60％的人对此并不赞同（approval），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领导整个台湾呢？所以当时台湾的政治生态对陈水扁个人来说危机感很重，他所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支持率，比如说提倡“全民内阁”等等。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陈水扁上台以来究竟有那些政绩呢？
第一个，是政局不安，基本上他想做的事情都没能通过立法院的预算，因为“泛兰军”所占的席次差不多是总数的三分之二的多数，远远超过了“泛绿军”的，导致民进党的立法院毫无作用。所以民进党虽然执政，但是它完全没有办法来掌控台湾的政局走向，政局也因此而动荡不安。对此民进党还很不甘心，认为现在人民已经选择了民进党，但是“泛兰军”还是不服气，所以就经常捣蛋，导致台湾政局不稳。这当然不能完全怪陈水扁，其中一下子失去资源分配权力的人那种不安和眷恋的心情也是一部分原因。
第二是经济下滑，大概有两种因素：这跟国际经济走势疲软有相当程度的联系性；跟陈水扁自己的施政措施也有很大的相关性。很多其他事情他做不到，但是有一件他确实做到了，那就是废除台湾核能第四厂的继续建设，这件事的影响非常大。第一，它使得台湾的国际信誉严重下降，我刚才已经说过，任何一个政府对其前一任政府的资产和负债全部要一律承受，这其中当然包括跟外国签定的协定和条约。核能第四厂的国民党同美国人等签的，陈水扁硬是要把和约中止，造成台湾国际信用的下滑。另一方面，整个核能厂的建设经费很庞大，由此得出的那些延伸性的商品，包括台湾岛内所可能得到的许多商机也因为和约的中止而告终，所以商人对政府的信任也开始下降，大量产业开始寻求另外的投资地点，这也是造成新一波台湾“大陆热”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经济下滑跟陈水扁政策的摇摆不定很有关系，核能厂本来停建了，后来国民党利用其在立法院中占大多数的优势，开始对陈实行“杯葛”，甚至不惜动用宪法解释来解释台湾的行政院长所作的决定是否违宪，最后迫使陈水扁作出让步，所以又继续修建。从建到停建，再到复建的这一过程代表了陈水扁政府的摇摆不定，而作为一个当政者最忌讳的就是这一点，从此台湾政局更加不稳，经济也进一步下滑。
第三是失业人口急剧上涨。大量业者外移，留在台湾的就是失业人口。
最后一点就是信心动摇。并不是我故意要讨好各位，把陈水扁这一年半的政绩说的一无是处，这在台湾几乎已经成了普遍的共识，问题就在于对于这样一种共识，谁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这也是这次选举的最重要的一个主奏。
基于以上情况，从正常的政治形态的选举来看，我们认为一般的选民最关心的不是台湾的国际地位，也不会是它买了多少军舰和其它武器来保护自己，而是选民自己生活的改善，是自己是不是失业，有没有明天。所以在选举以前，很多民意调查和专家都预测民进党这次的选举应该不会太好，即使它再有选举策略，再会耍选举花招，恐怕也只能保住70个席位，人民一定会怀念国民党主政时期经济的发展、失业的减少，照常理来说应该是如此。但是选举的结果，国民党从原来的123席降到68席，民进党从70席增加为87席，亲民党从20席增加到46席，而让我们觉得最痛心的就是新党，它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了，原来的8席全都没有了。另外，李登辉在8月份组织的“台湾政治联盟”（简称“台联”），“台联”在仓促成军的情况下也得到5.7的选票，占有立法委员会的13席。这样，“泛绿军”手里有效掌握的席位大概有105席，只要再收买8席，就可以使它的法案和预算在立法院得以通过。不难看出，大选后台湾的整个局势，从行政权到立法权，都有跟咱们原来的想法距离比较大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发展，民进党现在积极掌控整个台湾的行政资源和立法资源，这是一种全新的状态。
从选票的分部来看，其实民进党这次在立委的得票率跟总统的得票不太一样，因为总统只选一人，而立委是选很多人。如果跟三年前立委的选举相比，民进党的选票增加了两个百分点，再加上“台联”的7个百分点，“泛绿军”一共增加了7个百分点；但是从当选的席位来看，它们从原来的71席增加到100席，所以当选率提高了将近50％。这代表着民进党选举策略的巨大成功，为什么在同样的选民结构下，民进党就能获得较多的席位，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作品。与此相对应的，国民党的选票下滑了三个百分点，而它的当选率整整下滑了30％左右。
这次选举的结果在台湾有什么意义呢？主要有四点：第一，就是选举的策略胜于施政表现。按理说一个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里，人民最关心的应该是执政者的施政表现，施政满意度会反映在选票上，而台湾这一次的选举恰恰相反，施政满意度跟选举结果成反比。这个结果的意义非常的深刻，尤其是对于政客们，他们就懂得怎样用选举的技巧来掩饰他政绩的失败。作为每一个政治主体的主人，我们应该对这样一个结果抱有一种警惕的心态，睁大眼镜，以后不要让政客再欺骗我们的选票。
第二个意义是说明本土化优于经济生活。以前我们认为一般的人民最关心的应该是生活的改善，人民属于什么人其实无所谓，而台湾选举正好告诉我们，本土化的动员能力远比其它的东西都大。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是“你的生活过的好吗？”他凭着这句话当上了美国总统，可是在台湾，相同的一个问句却没有什么结果，相反的，说“你是不是台湾人啊？”这句话更加有效。这件事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今后我们中国如果走上民主的道路，千万不能用这种方式，哪怕是一点点有暗示性的语言来动员我们的选票，否则我们就成了中国政治的罪人，它会带来整个中国政治的不安与分裂。
第三就是问政的表现不如为民“服务”。台湾从乡镇、里长一直到整个台湾的领导人，从乡镇民代表一直到中央的立法委员，都是由民选产生的。而台湾又很小，只有三万六千多平方公里，所以就容易产生一种现象：不管是中央级的还是地方级的民意代表所做的“为民服务”都是一样的，都是通下水沟、检查路灯、接婚丧喜庆等事情，因为这代表给别人面子。本来我们推举中央民意代表之类的人，就是为了让他们对国家的方针大计进行设计，所以这些人应该不是要替我们掏水沟、办结婚的，他们的职责是带领国家的方向。但是由于台湾很小，台湾人又非常讲究这一套，如果不忙着帮人民办这些事的，就没有了选票。这次选举中有不少立法委员确实是非常理性地问政，他们很有专业的素养，也很能够为人民的钞票把关，也很能为选民制定比较公平的政策，这些人在camera面前表现优异，在记者口中也是一等一的立法委员，但是他们落选了，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跑那些婚丧喜庆，所以就没有了选票。我们禁不住想问，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选那么多立法委员呢？为什么还要区分乡镇级代表、县议员和中央民意代表呢？不就是要他们做不同的事情吗？而在台湾，由于地方的压缩，由于选举的频繁，使得这一类的职能分工被模糊了，由此个人的角色也被模糊了，这种模糊同样是中国未来走向民主以后选举民意代表的时候应该引以为戒的。
第四，民意调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运用得好，它可以使你找到一个最佳的策略来反击对方、获得胜选。举个例子，克林顿在第二任的时候最令他困扰的事就是莱温斯基的绯闻案了，即使在西方这么开放的社会里，大家也会觉得不太好，在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克林顿的竞选团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班子，他们进行了一个民调，其不是为了调查克林顿的支持率到底有多高，而是想透过民意调查来教育民众，告诉民众应该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该选的人。民调的内容主要就是问大家是不是觉得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很好，家庭收入跟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觉得这四年自己的生活好不好，到最后再问一句，“你觉得一个总统的私生活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执政能力？”实际上这不是在做民调，而是在做政治教育。这么一来，每个人在选举的时候想的就是自己这几年的生活过的好不好，他们当然希望过的更好一点，至于总统的私生活与此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他们还是会选克林顿。可见，民调如果用的好，的确能产生很大的效果，结果克林顿又当选了。所以说民意调查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但是这次台湾的选举正好跟民调所显示的结果相反，这也是很值得警惕的，难道选举策略真的可以打败民调吗？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在选举前一个礼拜所做的民调还是那些问政比较清廉的立法委员比较占上风呢？一个礼拜之后选举结果居然有了那么大的变化，的确令人费解。
我个人认为，民进党这次之所以能够胜选，就是因为它既能够利用执政的资源，又能利用的在野的宣传，二者结合起来，其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执政必然要背负很大的包袱，所以就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而民进党既拥有执政的优势，又可以利用在野的宣传来反败为胜，所以选民就跟着他们走了，再加上比较有效率的配票安排，所以民进党以较少的选民获得了较多的席位，这是它在选举中获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最后，我想再补充两点内容，第一是有关民主的一些想法：民主的表现不仅仅是选举，选举只是民主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不是民主的全部。不要以为有一天我们能够选举国家主席了才叫做民主，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在东方国家，从北边的韩国到南边的菲律宾，到印尼，他们都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国家总统，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局动荡不安，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一种。反之，像日本、马来西亚这样的内阁制的选举下的政局恐怕不见得不能称之为民主，所以民主的表现形式确实有很多。所以，所谓“中国特色的民主”不应该是个笑话，而应该成为我们奋斗和努力的目标，唯犹如此，我们的民主才能真正跟西方的民主公平的对话，而不是把西方的今天当成我们的明天去追逐，如果这样的话，中国永远没有赶上它们的一天，如果永远作西方的学生，人家怎么会去尊重一个学生呢？唯有另辟奚径，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会有出路，才能真正跟西方平起平坐。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选举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施政的能力，实际上，当权者可以运用各种技巧和花招来赢得选举，所以这种民主的选举未必真的是“选贤与能”。这也告诉我们，中国的民主可以有自己的道路，应该有自己的道路，必须有自己的道路。
另外，在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中，应该切合自己的文化背景去思考到底哪一种制度才是我们在这块土地上能够行之久远，而且弊端最少的制度，而不是去抄袭。在这个意义上，各位都是中国的精英，尤其需要深沉的思考，跟农村对话、跟工人对话，找到一套在中国真正大家都喜闻乐见的制度，那就是民主，以那种方式产生领导人就是民主。
第二点就是这次选举对两岸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从整个中国来看，选举的意义不在于政治生态和政治版图的转变，因为选举每四年就要进行一次，等我们刚刚熟悉一个人的时候，他可能马上就被选下来了。真正有意义，也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首先，民主的选举所带来的台湾人的自主性格，假如我们不能理解这种自主性格，以及他们的悲情意识的话，我们所制定的和平统一政策恐怕只会以武力统一为结局。其次，从1947年台湾就开始选举了，如此频繁的选举对于台湾人性格的影响就是那种“政治的市场性格”，就是求新求变的性格。将来我们要跟台湾对话的时候必须要懂得包装、懂得行销、懂得用市场规律来与之对话，而不是用一成不变的原则来寻求对话，否则我们的“商品”是卖不出去的。我们的“一国两制”等原则确实是好的，但是这个“商品”从1983卖到现在，恐怕是需要有心的包装了。市场经济的残酷性就在于它要求生产者不断地探索市场的脉动，不断地给它一些新东西，要用变化来适应新的形势，才能总是受欢迎。
第三，我们看到，中国在台湾的选举中往往充当了一个负面的因素，这是很多人最大的忧虑，他们为什么对中国大陆会有这么大的负面印象呢？从满清时期来看，当时两岸是统一的，那时侯满清政府的对台政策的确是令人心痛的。1945年到1949年也是两岸统一的时期，是由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来统治的，站到台湾的立场来看，国民党的对台政策又如何呢？这两段统一的历史都是台湾人心中永远的痛，假如暂时放开中华民族的情怀，去想一想作为边疆的汉民，他们怎么看统一？除此之外，日本方面、国民党的反共教育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尤其是李登辉上台后，他把反华跟反共相结合，来挑动台湾人内心深处最不愿意碰触的那根神经末梢，于是90年以后台湾的选举中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负面的词汇，谁能把两岸关系搞的紧张一点，反而会有更多的选票。
说到这儿，统一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其实也未必如此。因为台湾人用的是中国的东西，过的是中国人的生活，说的是中国话，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良性地点燃起来，让台湾人自己感觉到重新作一个中国人是一种光荣，让他们意识到过去的误解只是对某一个政府的痛恨，而不是对整个中国的印象。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台湾每个人心中那团没有熄灭的中国之火再次点燃、并熊熊燃烧起来，这样的话，大陆跟台湾的对话一定会产生一种良性的效果，会为中国未来的和平统一撒下一粒比较健康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