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领导集体交替过渡期首倡新型大国关系，标志着中国积极建构外交理论、擘划国际战略和实施政策措施。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关系，旨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宿命”、提升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中国和欧洲传统大国的关系、稳定陷于低谷的中日关系等。真正实现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克服理论障碍、战略猜疑、利益冲突和政策分歧等困难。

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大国互动变化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尽管“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理念的提出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已经体现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维，即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重视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塑造意识和能力建设，促进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双重发展。这一理念的提出，正在对国际社会和世界事务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界定

2012年2月1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时首次代表中国提出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①此后，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中又对新型大国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②奥巴马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呼应。2012年3月7日和4月10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美国海军学院的两次讲话中对新型大国关系表示认可。③随后奥巴马总统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胡锦涛主席会晤时再次表示了认同。在中美两国实现政府更替后，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于2013年3月11日的政策性宣示讲话、④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3月14日的通话交流⑤和克里国务卿在4月13日访华中，⑥都明确表达了美中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

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个新生的概念，正处在逐步发展的进程之中，既包括国际社会、特别是相关大国的现实考虑和期待，也包括从政治词汇向学术语言转换的理论建构。其共同点是，国际社会和理论界都在努力探讨避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改变所导致的战争和其他严重冲突的途径，并已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处置恰当就有可能实现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共处乃至和平换位。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指出：中美双方已存在基本共识，即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⑦还有中国学者进一步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突破大国兴衰历史宿命、构建和平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和历史使命感。两国战略思想界也不乏其人循此方向发表真知灼见。”⑧

相关大国的态度一般可以分为消极防范和积极经营两大类。所谓消极防范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避免大国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而积极经营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例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时指出：“希望双方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以积极态度和发展眼光推进对话合作，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精神妥善处理分歧矛盾，不断充实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⑨

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内涵比较宽泛，且兼具道义规范和解决问题的双重意义。中国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两国，它包括美、欧、日等传统大国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中国突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和原则诉求，强调国际关系的公正性、公平性和合理性。此外，中国还陆续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是中俄关系、重点是中美关系、增长点是中国和金砖国家的关系、着力点是中欧关系、难点是中日关系等一系列命题。自然，中国在处置上述五类国家关系时需要解决的重点、亮点和难点也不尽相同。

美国把新型大国关系限定在新兴大国(中国)和守成大国(美国)之间，并且以问题导向为主。例如，多尼隆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聚焦于两军关系、经济关系和网络安全三大问题。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也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落到解决具体问题上，他在访华时表示：美方致力于同中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希望双方将这一新型关系转化为具体合作，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⑩俄罗斯则把新型大国关系归入新型国际关系及其原则的范畴，强调“俄中两国共同努力，推动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新秩序，维护和平与安全、捍卫国际法基本准则，这是两国对世界稳定发展作出的共同贡献”。(11)欧盟和欧洲大国对新型大国关系一说尚存疑虑，担心其是“和平共处”的变种，所以在第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联合新闻公报中没有提及此事。(12)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记忆和时代潮流

国际关系学科脱胎于历史，历史记忆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深刻的影响。不少西方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认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乃至战争，他们往往从公元前431—404年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说起，以此说明新兴和守成力量的冲突导致了古希腊城邦体系的瓦解。至于近现代的国际关系，经常被提到的不外乎有：16世纪的葡萄牙与西班牙、西班牙与荷兰；17世纪的荷兰与英国、荷兰与法国；18—19世纪的英国与法国；20世纪的法英与德国，以及1941年的美国与日本等。

但是，这种历史记忆只是部分西方人士的选择性记忆。在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期的中国，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儒学已经独树一帜，近悦远来、敦邦睦邻、协和万邦、厚往薄来和宣德于外等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指导思想。在早于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开展的就是和平外交。但是，这些历史并没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流记忆，因而也失去了其本来应该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即使在西方，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也有和平互换位置的例子，例如英国和美国位置的转换。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近70年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的调整并没有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最初是在局部范围内开始的，如德国和法国从煤钢联营做起直至欧共体(欧盟)的建立和发展；此后是在整个西方阵营，如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并没有导致它们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再后是苏联和美国的竞争也始终限于双方不诉诸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冷战”；最后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以和平方式结束。

如果说，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制约了美苏在冷战时期采取直接战争手段消灭对方；那么，各大国在全球化时代空前的相互联系、交流和依存程度，则具有积极的营造和塑造意义。事实也正如此，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40多年里，中美两个大国在社会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领域存在巨大差异，但经济相互依存和政治互动日益密切，已经具备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些基本元素。现在中国正式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创造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新历史意义。

新型大国关系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继续发展的需要。只要中国和其他大国共同努力，国际社会就有可能在多极化和全球化时代走出一条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共同发展之路，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潮流，奏响和平发展的时代新乐章。

三、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构

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构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在其时代背景、理论体系、主要内涵、不同类别、基本议题和指导、操作意义等方面继续发展和完善。现就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体系意义。大国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中国正在总结和提炼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和平过渡与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二战以后的美苏冷战而不是热战对国际体系的转换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存在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准则。共同利益就是避免战争，共同准则是在冷战对抗、特别是在危机中将此置于最优先地位。(13)冷战的结束及以后的国际体系转型基本上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其间发生的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都不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为争夺国际体系主导权而进行的战争。在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存的今天和明天，人们有理由相信大国间的和平竞合关系不仅有可能得以延续，而且还可以创造和平新模式、走出和平共生的新道路。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价值观意义。价值观涉及对国际关系的根本认识和判断，是国际关系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国际关系的价值观又因不同背景、环境和利益而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在为现有制度合法性辩护和扩张，很少有人愿意去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公正合理的要求。在千折百回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关于国际体系改革的要求形成了新一轮的时代冲击波。中国政府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重点在于塑造未来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中国学界也在突破禁区，开始讨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价值观问题。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在文化与价值观上跟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体系的差异，已经成为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中的焦点。作为新转型的现代化大国，中国的价值观与国际体系的冲突难以避免，目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遇到的问题，均与深层次价值体系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相关联。我们可以从中美两大国的价值观比较的角度，来观察这种关联。”(14)但是，乐观的学者认为；“中美双方价值观在许多重要方面是相通的，如共奉市场哲学，共用国际基本游戏规则，共享全球化成果，共同面临各种全球问题的挑战……随着双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两国在价值观和政治哲学相通的一面会进一步显现，共识会进一步增加，在一些问题上的差异会进一步缩小，通过平等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与沟通会更加顺畅。”(15)作者认同乐观意见，认为通过“存量共处与增量共塑”是可以做到中西方在价值观上“和而不同”的，当然这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16)

(三)新型大国关系的非西方维度。中国提倡新型大国关系是非西方国家对西方主导权的又一次冲击，正在累积成为新的话语体系。信奉新型大国关系者摒弃冲突不可避免的宿命论，认为在和平思想指导下，中美关系可以实现和平着陆，成为“前无来者，但启后者”的典范。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字典中，大国的内涵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扩大到霸权大国、传统大国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这是与中国提倡的全球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相一致的。2013年3月27日，印度总理辛格在会见习近平主席时表示，印方希望同中方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印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向世界证明，印中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17)同日发表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德班宣言》指出：“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并重申21世纪应该是和平、安全、发展和合作的世纪。金砖国家本着和平、安全、发展和合作的崇高目标和共同愿望走到了一起。”(18)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语言正在成为金砖国家的共同语言，因而也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意义和影响。

(四)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和平共生。国际共生并非始于今日，但当前的全球化却使国际共生更加迫切和可能，“任何国家的‘自我实现’所能达到的程度、所能上升的高度，除了自身内部条件和努力，不仅离不开其他国家‘自我实现’的成果，而且只能在其他国家‘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才能实现。”(19)

迄今为止的世界强国理论都是源于一国的排他性，欧洲列强和英美霸权理论更是具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及以大欺小与以强凌弱的特点。但在全球化和多极化时代，世界上第一次有可能建构大国共生的现实和理论。中国的和谐世界、和平发展与新型大国关系等理念就是中国的实践努力和理论探索。推进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就是增强国际社会共生共赢的基础。我们所处的世界首先是物质的，因此加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安全和社会的合作是第一位的工作。但是，国际社会还需要从超越物质的角度来深化认识世界的物质关系，用共同制度来规范相互间的利益和权益，用共同理想来争取更多和更大的共生共赢。此外，国际社会在重视物质财富的同时，还需要建设精神财富，加大对理论建设的投入力度。总之，加强中国和国际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国际共生社会的努力方向。只有在此战略高度和长远视角之下，国际社会的共生基础才能得以建立和夯实。

四、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在国际关系中，从理念(理论)变为现实需要相应的战略设计和运筹。中国提倡新型大国关系，始于对中美关系的全面和长期考虑，但也着眼于中国和其他大国关系的战略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型大国关系将对中国和欧洲及金砖国家等的关系进行战略规划和运筹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启迪。

(一)新型中美关系和战略信任/猜疑。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增加战略互信。但是，中美之间目前却存在严重的战略信任赤字。

首先，中美应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上增加正能量。中国是以“王道”的战略文化思考和设计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是以维护其对世界的领导和主导地位为目的同中国在具体问题上进行合作，明显蕴含着“术”的战略文化。但是，两国如果在全球重要问题上互相支持、在地区问题上互相包容、在双边问题上互相尊重等方面开展更多的合作，双方的战略互信就会相应增加。

其次，用好战略对话机制。中美在不同层次上的对话机制已有数十种，其中由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共同倡导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最为重要和有效。值此两国新政府开始重新磨合之际，双方应当加强战略对话的长远性、全面性和计划性，同时还要争取实实在在的成果。展望中美战略对话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可能的重点，中美应当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双边分歧和危机管控机制等方面进行更加有效的合作。

第三，加大战略思维互动。在1969－1989年的20年里，中美的共同战略思维是基于应对苏联扩张的地缘战略考虑。1990年以来的共同战略思维，如经济利益和合作反恐等，还不足以成为唯一和压倒一切的战略思维。中美要加强政府间、学界和民间在战略思维方面的互动，探讨未来10年的共同战略目标、途径、措施和价值观等，深化和拓展双方的战略性合作。

(二)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维和规划。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共同构成的金砖国家是新时期的新兴大国代表，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正在从战略高度建构新型大国关系。金砖国家作为非西方发达国家的群体，正在超越传统地缘战略思维，以跨地区的全球视野进行战略整合。2009年6月16日金砖国家举行首次首脑会议，标志着金砖国家的战略整合取得阶段性成功。会议发表《“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指出：“我们强调并支持，在国际法治、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由各国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20)《声明》中已经含有后来被称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元素。在2013年3月发表的《德班宣言》中，金砖国家的机制性合作和理念性整合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金砖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共同战略。金砖国家强调内部的沟通合作以及对外的合作共赢。金砖国家的概念始于西方，金砖国家的趋同也始于它们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互动(即“8＋5”对话)。在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金砖国家在加强相互协商的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也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最终使全球在“同舟共济”精神下渡过了难关。

金砖国家从战略高度规划议题性和机制性合作。在西亚北非问题的联合国投票中相互配合，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中以德班会议为平台相互支持，在发展过程中以新建开发银行为重要抓手。金砖国家机制性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它有能力缩小相互间的差异(如强调意识形态的“印度、巴西、南非俱乐部”已经逐步消退)，也有能力形成更多的共同点。

(三)中国和欧洲、日本等传统大国合作的战略考虑。中欧在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上的初步互动并不尽如人意，但中国还是设法以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深化中欧关系。中国政府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中欧关系应在更高层次上取得更大发展。我们要以创造性思维，为中欧关系确立更高的目标，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于中欧双方和世界。”“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集团，中国和欧洲应当也可以建立起一种互尊互鉴、全面合作、共同繁荣的新型伙伴关系。”(21)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又互为重要的邻国，虽然目前两国关系处于历史低谷，但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还是需要以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原则加以指导和引导，以便早日实现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

五、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途径

实现新型大国关系既需要理论和战略，也需要脚踏实地，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加强相互间的磨合，在加强合作和解决问题中进行新型大国关系的积累性建设。

(一)确定大国关系的议题和议程。在复杂纷繁的大国关系中，找对主要议题和准确定位议程极为重要。一方面，大国关系的基础在双边，充分实现互利共赢和管控分歧的重点也在双边。因此，中国把中俄关系列为优先考虑并将其视作战略依托，把中美关系定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把中欧关系定为战略借助力量。另一方面，大国关系的增长点往往又在多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各大国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严重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诚然，大国在多边、地区和全球互动因事、因时、因国而异。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和西方大国互动的重点是国际体系的改革和权益的重新分配。中国、印度及其他大国互动的重点是维护和争取自身崛起的良好国际环境。中俄互动的重点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欧互动的重点是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制定。

但是，中美因其特有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而使双方互动举世瞩目。中美自2010年以来在亚太地区的议题、议程设置和排序上产生分歧。美国提出以军事安全为重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实际上含有针对乃至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认为，亚太地区的重点议题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所有相关国家都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地区合作机制上。习近平指出：“对亚洲来说，发展仍是头等大事，发展仍是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22)鉴于亚太地区是中美互动的主要地区，因而双方的良性互动也就成为新型中美关系的重点之一。

(二)新型大国关系需要通过具体政策予以实现。作为世界大国，既要有登高望远的战略，也要有脚踏实地的政策。2012年是美国、中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的选举之年，2013年则是世界大国外交进入意义深远的开局之年。由于选举驱动政治，一些大国政府把政策置于战略之上，他们迫切需要能够迅速奏效的政策以争取民众的支持和自身的连任。因此，建立和推进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需要给各国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前大国的政策汇合点和分歧点都集中在经济增长、转型创新和就业保障；其次是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和世界热点问题，如金融安全、粮食和食品安全、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等；最后，当前世界各大国之间现有的各种战略对话机制，大都也需要落实为具体成果上，中国和美国以及欧盟的战略对话机制、金砖国家的峰会宣言和行动计划、跨大西洋联盟的战略合作等，都需要落到实处。

(三)协调双边和多边的政策互动。当前大国外交和国防部门的多边政策磋商仅限于盟国之间，如北约、美日韩的“2＋2”等。在增进中美战略互信的具体做法上，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建议两国定期举行首脑会晤、指定外交代表、确定主攻的全球性议题、加强亚太地区经济安全机制和稳定两军对话等。(23)这些都是值得借鉴和思考的。为此，中国要在建立和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时加强与相关方的政策磋商和协调，作为起步可以先进行大国间政策规划司局级对话，增加相互信任和熟悉度，以此逐步上升到外交、经济和国防等内阁多部门的对话。

注释：

①新华社华盛顿2012年2月15日电。

②新华社北京2012年5月3日电；新华社墨西哥洛斯卡沃斯2012年6月19日电。

③http://www. state. gov/secretary/rm/2012/03/185402. htm; http://www. state. gov/secretary/rm/2012/04/187693. htm.

④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President Obama Thomas Donilon delivers remarks at Asia Society, New York, March 11, 2013,

⑤新华社北京2013年3月14日电。

⑥新华社北京2013年4月13日电。

⑦王鸿刚：“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要有新思考”，中评社北京2012年7月26日电。

⑧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第1页。

⑨http://www. fmprc. gov. cn/mfa_chn/zyxw_602251/t1030847. shtml.

⑩新华网北京2013年4月25日电。

(11)“普京强调俄中关系具有全球意义”，《人民日报》，2013年3月23日。

(12)作者与欧盟驻华资深外交官的谈话，2012年12月5日。

(13)牛军：《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14)刘康：“中国与世界价值观体系的思考”，在“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海)第一圆桌会议上的发言，2013年3月22日，www. chinastudies. org. cn/c/593. htm。

(15)徐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条件与主要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第13页。

(16)作者认为：“存量共处与增量共塑”是建构人类新的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共同挑战是全球性问题，需要超越文明、意识形态、国土疆域、民族宗教等各种畛域而以全球性合作予以应对和解决。当人类在全球性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任务之时，也是人类共同价值观形成之际。参见杨洁勉：“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三重历史使命”，《国际展望》，2013年第1期，第10页。

(17)“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辛格时指出世界需要中印共同发展”，http://www. fmprc. gov. cn/mfa_chn/zyxw_602251/t1026236. shtml。

(18)《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德班宣言》，http://www. fmprc. gov. cn/mfa_chn/zyxw 602251/t1026097. shtml。

(19)金应忠：“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44页。

(20)新华网俄罗斯叶卡捷琳堡2009年6月16日电。

(21)“构建互尊互鉴、全面合作、共同繁荣的中欧新型伙伴关系——外交部副部长宋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使论坛’上的讲话”，2013年4月3日，http://www. fmprc. gov. cn/mfa_chn/wjbxw_602253/t1027929. shtml。

(22)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4月8日。

(23)Keyin Rudd: "Beyond the Pivot: A New Strategic Roadmap for US-China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3, pp. 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