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国际社会日益成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交流网络。在网状的国际政治结构中，大国关系对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建设具有示范效应。不断成熟发展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有益经验，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俄伙伴关系外交逐渐形成了和平、平等和包容的特点，不仅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切实利益，也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多样化、均衡化方向发展，维护了大变局时代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通过梳理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历程，分析其特点和建设的路径，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巨大的外溢效应，对未来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伙伴关系外交；中俄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正文摘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大国关系对国际和平与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国际社会期待构建均衡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应对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时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内容，目的是打破“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和平相处、平等互信的新模式。然而，在近年来的外交实践中，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受阻，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面临挑战。相较而言，中俄睦邻友好关系同样是在冷战后国际形势经历深刻复杂变化的动荡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双方从双边层面逐渐积累互信，进而在有关国际秩序及其他重大问题上凝聚共识，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升级。“发展中俄关系不封顶、不设限”，“中俄关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密切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总结冷战后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一、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1991年12月27日，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会谈纪要》，顺利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提出“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和进行互利合作”关系。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两国领导人在《中俄联合声明》中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面向21世纪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在叶利钦访华期间，两国将双边关系提高到“面向21世纪的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中俄睦邻友好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思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中俄关系。2011年6月，中俄两国以共同庆祝《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1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伙伴关系升级，提出建立致力于发展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2年6月，普京总统访华，双方签署《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正式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加强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两国宣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新阶段。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两国签署《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进一步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总的来看，伙伴关系的逐步建立和发展贯穿了冷战后中俄关系近三十年发展的主线。

中俄两国将彼此身份定位为“伙伴关系”，不断拓展伙伴关系外交的广度和深度。在政治上，中俄两国不断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声明、文件、协议等，使双方持续稳定的合作具备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律保障。军事合作不断深入，联合军演的实战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中俄两国在战略互信和军事合作领域走上了“肩并肩、背靠背”的路径。在经济上，中俄着力深化利益交融，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经贸关系快速发展，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在国际事务上，中俄相互协调，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认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是一个新的外交概念，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决定。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重新定位中俄关系，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按照这一定位，中俄双方在解决边界问题方面明显提速，为稳定中国北部和西部边疆安全，拓展与中亚的合作，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奠定了基础。普京高度评价中俄伙伴关系，认为两国国家利益的共同点建立在俄罗斯和中国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彼此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共同态度是我们战略合作的基础，也是我们把发展俄中特殊关系看作是我们共同的伟大成就的原因，“俄中合作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如果我把这种合作称为两国悠久交往史中的最好合作也并不过分”。中俄新型关系的发展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打下了基础，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将合作共赢置于大国交往的核心地位，突破了大国间以冲突和竞争为主的传统关系，以其全新的国际交往理念丰富了国际合作理论。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俄伙伴关系外交逐渐形成了和平、平等和包容的特点。

第一，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明显的平等性，政策表征是相互尊重。伙伴关系外交是中俄基于历史教训和现实需要的选择，双方历史上的三次结盟均以失败告终，历史经验表明，伙伴关系外交是中俄实现合作的有效路径。伙伴关系外交要求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要相互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与价值观念。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没有追随西方在政治上对打压中国煽风点火，中国也没有因俄罗斯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而落井下石，两国在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情势下催生了政治互信。西方学者也因此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是两国结束数十年敌对状态努力的结果，也是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

第二，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和平性，政策表现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伙伴关系与军事同盟最大的区别是不设假想敌，排除了军事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干扰，致力于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以共赢而非零和的理念处理国与国关系。中俄两国都认为，冷战时期的结盟已经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国际问题，现在需要建立新的灵活联盟，而不是传统的永久集团。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特征有助于两国根据国家利益处理不同的对外安全与经济问题，增加外交的回旋余地。伙伴关系外交顺应冷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有利于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与协调，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支持，同时保留政策的灵活性，为避免局部大国矛盾和热点冲突安上了减震器和安全阀。

第三，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包容性，政策表现为双边与多边网状机制形成联动。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和共同追求，同时保证双方在国际事务中依然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具体来看，中俄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排他性。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发展的同时，中国同世界上其他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共同组成了严密的伙伴关系网络。中俄伙伴关系外交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中俄印、中俄蒙三边交流，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中共同发挥引领作用，在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中，双方的协调合作也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双边伙伴与多边协作的良性互动，促进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形成。

二、伙伴关系外交与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路径

冷战结束后，中俄两国汲取了冷战对抗教训，都把实现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视作核心目标。在国际上，美国不断推动“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在亚太地区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插手台湾事务，防范中国崛起，形成了对中俄的双遏制，中俄两国面临相似的国际环境。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以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为主导方向，试图与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而随着“北约东扩”，俄罗斯领导人开始着手调整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开始兼顾对外政策中的东西平衡，1993年出版的俄首部外交政策纲领性文件《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正式提出了东西方平衡的双头鹰政策。从中国方面来看，从中共十二大开始，中国已经明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也不同任何超级大国结盟。同样，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中国开始与巴西、俄罗斯等国建立“伙伴关系”，以此增加外部世界与中国合作的共同利益，增进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成本，防止出现其他国家联合阻止中国崛起的可能。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价值选择，伙伴关系外交由此成为中俄两国共同的选择。从本质上来看，中俄伙伴关系外交不同于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内部的“盟友—伙伴”关系调整，而是为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塑造一种“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平等、和平、包容的国际合作范式。

第一，军事交流推动伙伴信任的起步。冷战时代，中苏两国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对抗和军事对峙，军事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因此成为中俄走向互信的第一步。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90年4月，中苏达成《关于国界地区减少驻军和建立信任的协定》；1991年5月，中苏就东段边界达成协议。1992年1月，中俄两国领导人在纽约会晤后，双方军事交流随之拉开了序幕。1992年2月底，独联体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萨姆索诺夫上将访问中国，5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上将访问俄罗斯。随着两国军方高层信任的增加，3月至11月，中俄双方在北京顺利进行了三轮有关削减边境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信任的谈判。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华，中俄双方签署了以“睦邻”和“互利”为基础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的联合声明》和《两国政府间在彼此削减边界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备忘录》。《备忘录》明确提出两国在1994年底前达成两国政府间协议，并根据协议将两国军事力量削减到与两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边境地区军队只具有防御性质。俄罗斯方面表示，这项文件的签署朝着结束我们两国边界地区军事对峙状态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也标志着双方军事信任关系的初步建立。随着中俄两国军事领域信任的提升，双方交往的层次和频率不断提高。1994年7月，迟浩田国防部长访俄，两国签署了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协定；9月，两国发表了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1999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访华，2000年中国海军舰艇对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回访，此后双方海军交流频繁。联演联训一直是中俄两国军事合作的重要内容。2005年两军举行了中俄（苏）建交55年来的第一次双边军事演习——“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演，标志着自20世纪60年代交恶后两国新型军事互信合作关系达到了四十年来的新高点。此后，两军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举行了20多次各类演训活动，规模涵盖战略战术各个层级，领域涵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范围由陆地拓展到海上、空中等多维空间。2009年，中俄建立“弹道导弹发射相互通报”机制——《弹道导弹和商用舰载火箭发射通报协议》，标志着两国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信任进一步提升。《2017—2020年军事领域合作发展“路线图”》的签署是对中俄双边军事合作进行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是两国高水平战略互信和战略协作的最新体现。

第二，磋商机制畅通伙伴交流的渠道。1996 年4 月，叶利钦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同意保持不同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并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政府间的热线电话联系。1996 年12 月，李鹏总理访俄，双方宣布正式启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随着中俄两国高层互动频繁，定期会晤机制日益成熟，从2013年到2019年6月，利用双边和多边平台，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正式会晤就有30余次。中俄两国已经形成了以元首年度互访为引领，以总理年度会晤为核心，以副总理级多领域合作机制组成的高层交往和政府各级协作机制。此外，中俄之间还有议会间合作机制、政党交往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同俄总统办公厅交流合作机制、战略安全磋商机制、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和两国派驻对方的使领馆代表机构等。随着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互谅互让、相互支持。2004年10月，中俄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边界东段的补充协定》；2008年7月，两国外长签署中俄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为中俄历史遗留边界问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此感触颇深，他说，中俄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表明，当国家关系上升到真正的伙伴关系水平时，任何问题，哪怕是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圆满解决。200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1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的签署反映出长达4 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正在成为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往来的纽带。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多种磋商机制加强合作与协调，2000年7月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2016年和2019年两国就加强全球战略稳定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此外，从2008年起，两国还多次就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三，经贸关系助力伙伴互利合作的深化。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不断发展改善了中俄经济合作与中俄关系政治高度不相适应的情况。2011年至2019年，中国连续9年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2019年，中俄贸易额为1 107.5亿美元，同比增长3.4%，连续两年超过1 000亿美元。中俄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传统贸易行业中能源合作向战略层面发展，中俄陆续在油气、电力和核能等领域签署超大规模长周期的合作协议。双方还积极拓展金融、投资和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合作，合作质量显著提升。中俄两国元首继续为两国经济增添新动力，共同确定了202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 000亿美元的目标。2015年中俄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为实现中俄间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深入，中俄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明显提高。中俄双方大项目合作的成效显著，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核领域、航天领域和跨境基础设施领域，包括北极开发、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都显现出很好的合作局面。2019年中俄两国的务实合作硕果累累。2019年底“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正式向中国供应天然气，两国的能源合作迈上新台阶。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伊戈尔·谢钦指出，考虑到已经签署的合同，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伙伴的相互贸易额到2035年将超过5 000亿美元。同江—下列宁斯科耶铁路大桥和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界河公路大桥顺利开通并投入运营，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新动力。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态势没有改变。2020年第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3.4%，这在世界经济整体下行背景下尤其难能可贵。

第四，人文交流夯实伙伴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民意和文化相通是两国世代友好的根基，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为两国人文交流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从2006年至2019年，两国分别在对方国家举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中俄媒体交流年和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教育、文化领域，中俄两国互派留学生的规模和数量逐年扩大。俄罗斯留学生已经位列来华留学生生源国排序的第4位。相应地，中国赴俄罗斯的留学生数量也快速增长。中俄重视建设“中俄友好接力棒工程”，注重中俄友谊的传承和延续。2004年俄罗斯发生别斯兰人质事件后，中国邀请部分受伤儿童赴华接受康复治疗。2008年中国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俄罗斯在第一时间向中国伸出援手，并邀请灾区的孩子到俄罗斯远东等地疗养。中俄两国在对方城市设立文化传播和交流中心，全面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推动友好关系的发展，促进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截至目前，中国在俄罗斯设立了19个孔子学院和4个孔子课堂。自2010年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正式成立以来，俄罗斯文化中心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向中国公众介绍俄罗斯信息，与中国国内机关、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等建立合作关系，进一步为促进中俄两国的交流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中俄两国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夯实了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近年来，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更趋友好。据俄罗斯列瓦达中心统计数据，1995年至2019年，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对中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从1995年的48%上升到2019年的72%左右。国家形象的改变是中俄伙伴关系稳定发展带来的长期效益。2020年5月，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在线开展“2020年中俄社会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受访者对俄罗斯的非负面评价高达93.1%，俄受访者对中国的非负面评价达82.6%。两国受访者对中俄高层交往、政治互信、务实合作水平均给予积极评价。新冠疫情发生后，在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抗疫行动“标签化”“污名化”进行评价的问题上，超过三分之二的俄罗斯受访者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态度。

三、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对国际秩序的外溢效应

中俄伙伴关系外交不仅带来了双边关系的平稳发展，为不确定的世界带来欧亚两个大国关系的稳定预期，同时通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通过在多边机制中协调合作，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等方式，带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向着多样化、均衡化方向发展。

3.1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稳定

中俄伙伴关系外交为两国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带来了积极意义，对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稳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证明了不同社会制度可以相互包容，不同发展模式可以相互合作，不同价值文化可以交流互鉴。

中俄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1992年至今，历次中俄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都突出强调了联合国的重要作用。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应继续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的职责。中俄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促进更加公正合理的多极世界形成；支持对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协调统一的表决动态促进了联合国内部的合作与协调。中俄在国际问题上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主张以对话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朝核、叙利亚、阿富汗、中东等地区热点问题，成为推动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稳定器”。中俄一贯坚持共同维护并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扩散和军控领域国际机制体系，坚定地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然而进入新世纪，美国不断在欧亚地区扩展部署反导系统、研制“全球即时打击系统”等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推行外太空武器化等，对国际战略稳定造成了严峻挑战，破坏了全球战略稳定。应对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中导条约》、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破坏国际秩序稳定的行为，中俄共同认为，核武器国家应摒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停止毫无限制地发展全球反导系统，减少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切实降低核战争威胁。双方认为，军备控制是加强国际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手段。联合国及其多边裁军机制应在军控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双方主张合力推动多边主义，应就军控领域重大问题恢复开展多边工作，实现该工作去政治化。禁止在外空放置任何类型武器，《禁止发展、生产及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应得到遵守，强调《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主张以联合国为平台，研究科技发展成果对国际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

3.2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强化了两国在多边机制中的协调合作

中俄伙伴关系外交注重在多边机制中加强协调。2014年，两国在《中俄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出“网状伙伴外交”的理念。灵活有效的多边网状外交正在取代结盟方式，用于解决国际问题。网状伙伴外交是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和补充，强调国家间以伙伴身份开展外交活动，通过不同机制的构建和运行促进伙伴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伙伴外交重视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网状伙伴外交更加强调双方在多个多边机制中的互动与合作，不仅利于有效处理双边关系，也是共同应对国际事务的灵活机制。

中俄双方重视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亚信峰会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与合作。其中，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俄双引擎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已经成为欧亚大陆人口最多、涵盖面积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倡导的“上海精神”改变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关系的状况，对建设非对抗型的国家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俄两国的推动下，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全球治理体系完善的重要力量，不但多次重申以联合国为核心、国际法为基础、多边主义为原则的国际政治安全的总方针，而且每次峰会都会就具体的国际热点和难点问题发出“金砖声音”。而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机制，中俄两国都是该组织的重要成员。多年来，两国重视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共同促进自由开放贸易投资、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深化亚太伙伴关系，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中俄两国重视在亚太经合组织内的协调合作，以保证亚太区域实现平衡、包容、可持续、创新和安全增长。双方将根据世界发展新趋势积极参与规划2020年后亚太经合组织愿景，深化亚太伙伴关系，推动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为亚太地区发展和繁荣注入新动力。二十国集团（G20）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中俄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重视金砖国家在机制内的协调作用，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亚信峰会是以安全问题为核心关注的多边论坛，旨在促进亚洲国家间的对话与协商，消弭对立与冲突，保障地区的稳定与安宁。中俄两国在亚信峰会中深入沟通与交流，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推动在亚洲地区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2019年6月在杜尚别召开亚信峰会期间，中俄领导人单独举行会晤，就进一步加强地区合作达成共识。

3.3中俄伙伴关系外交为全球合作提供公共产品

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双方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在与中俄密切相关的国际问题领域，两国既能注重关系和身份的调适，调解可能产生的摩擦，又能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地区发展提供公共产品。2015年中俄两国确立“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下文简称“一带一盟”）的对接战略方针之后，不仅中俄双边合作成绩斐然，还为地区发展提供了公共产品。

通过“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和跨境运输领域的多项合作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在渝新欧、汉新欧、蓉欧、郑新欧等国际班列的基础上，又相继开通了合新欧与连新欧国际班列，这些班列的开通与运行对沿线地区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高度评价，欧亚经济联盟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对接将给中亚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背景下，2017年中俄两国正式提出要开展北极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联动发展，还将带动沿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环北极经济圈的整体增长，促进朝鲜半岛、日本乃至欧洲地区的互联互通与经贸合作，开辟欧亚合作的新捷径。作为“一带一盟”示范效应项目，也是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重大项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LNG）的投入使用不仅为中俄两国的能源战略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也将成为亚太地区天然气需求国进口多样化的重要选择。“一带一盟”的对接不仅为地区发展提供硬件基础设施，发展和完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为地区发展提供机制安排。2018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签署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济贸易合作协定》（下文简称《合作协定》），为进一步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合作协定》是“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过程中首次达成的经贸方面重要制度性安排，标志着中国与该联盟及其成员国经贸合作从项目带动进入制度引领的新阶段，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四、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启示意义

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尤其是大国间的相处之道是未来世界能否延续和平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冷战后中俄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选择模式——伙伴关系外交。中俄两国，通过发展伙伴关系外交不仅为两国的务实发展带来了颇丰成果也创造了替代结盟的新形式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俄关系的发展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坚持合作共赢理念，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伙伴关系外交是实现国际关系网络与个体国家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联结枢纽。原则性体现为中俄两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根植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战略需求，灵活性则体现在伙伴关系外交既能促进国际网络中的行为体为实现共同利益开展合作，又调节各方关系，照顾合作各方的舒适度，保障利益的实现和关系的稳定。伙伴关系外交通常围绕共同原则而不是具体任务组织起来，它既可以存在于友好国家之间，也可以存在于竞争国家之间。它比军事联盟有更多的灵活性，它既不明确地针对某一特定国家，也不存在有约束力的安全承诺。伙伴关系外交要求国家间进行更多的接触，而不仅仅是发展临时性双边关系。通过保持良好稳定的互动关系，培育友善的合作氛围，实现合作共赢。

第二，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强调摒弃冷战思维，承认并致力于管控分歧，务实提升合作水平。国家间有差异、有分歧甚至有矛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走向对立。作为21世纪颇具典型意义的一组大国关系，中俄关系的最大进步在于，双方能承认和有效管控分歧，同时不断扩大共识。根据中俄两国达成的共识，当双方利益冲突时，从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出发，通过对接双方利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伙伴关系外交寻求发掘本国和其他国家潜在的共同利益，弥合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矛盾，进而将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冲突性关系转化为友好的伙伴关系。通过发展伙伴关系外交，保持良好稳定关系，创造潜在的战略合作机遇，以此来应对双边关系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第三，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强调结伴而不结盟，致力于打造国际合作网络。当今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已经成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伴随技术进步，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交流网络。国家行为体构成网络中的“点（node）”，“联系（tie）”界定了它们之间互动的“规则（rule）”。多元多维的网状结构支持了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作为全球战略稳定的三大支柱——《反弹道导弹条约》《中导条约》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前二者被美国抛弃，却并未导致全球安全体系崩溃的原因。在网状的国际政治结构中，以“共识”为核心的权威，取代了“实力”为代表的“强权”，成为左右国际关系变化的决定力量。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信任，以实现共同繁荣为目标，为构建良好大国关系、构建国际合作网络提供了借鉴，是带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向更加多样化、均衡化方向发展的主要力量。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对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建设具有示范作用。

近年来，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国际社会中采取“断网”“退群”政策，严重损害了世界秩序的和平稳定。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作为世界大国的中美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重要的共同责任，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摒弃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将冲突的老路。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汲取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教训，借鉴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经验，中美两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和平相处、互信平等、共赢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不仅是中美两国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