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美欧互动关系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论有助于弥补现有四方关系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战略关系总体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四方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变化。中俄美欧战略互动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四方在发展主题和命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代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互动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战略意义。中俄美欧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
一、引言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主要力量不断调整自我定位和他者定位，争取在当前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的有利地位和赢得未来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先机。其中，“美俄欧中是世界上四大主要力量，其互动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未来。”“中俄美欧四方构成的全球秩序的锥体结构，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性质，也决定了这一锥体的容量，世界既不是平的，也不是圆的，而是一个容量可变的锥体。”①显而易见，中俄美欧四方关系变化已经成为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对其进行整体建构性研究和分体解构性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四方战略关系总体相对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特别是议题性的排列组合增加了某些具有质变因子的量变。中俄既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也是美国认定的主要战略竞争者或主要威胁，但中俄仍在与美国斗争的同时争取可能的合作。美欧虽是长期的盟友，但对待中国和俄罗斯的基本立场又有很大的差别，反之亦然。例如，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高级主管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指出：“即使是在（中俄）两国都持续受到美国压力的情况下，美国决策者也怀疑中俄战略合作的持久性。”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也坦言，“出于对主权的神圣渴望，俄罗斯无法接受任何对外部中心的依赖，不会成为他国的‘小兄弟’……俄罗斯可扮演中美两个潜在霸主的平衡力量并成为‘新不结盟运动’的保障”。又如，中国学者关贵海认为：“中国不能也不应该指望俄罗斯会彻底站在中国一边与美国对抗，不必过于担忧会形成所谓‘基辛格三角’，即美俄联手遏制中国的局面。”
特朗普败选和拜登上台，正在深化四方的互动关系。美国正在进行重新战略思考和部署。这为四方根据世情国情变化而重新调整其相互关系并制定指导性的新战略提供了契机。如果美国能够在错误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国际社会能够在变局中开创新局，那么世界就能够超越陈旧思维的束缚，拒绝集团对抗的老路，形成共同议题的合作，走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路。但是，战略上的弃旧迎新并不总能符合人们良好和理性的期待，四方和国际社会能否顺应历史潮流而有所作为，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很多的困难。
深刻理解和把握四方关系的本质，才能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超越过去和建构未来。当前国际上关于四方关系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不足，注意力往往受制于集团政治和对抗战略的习惯思维和已有路径，对于（多对）双边关系的讨论要远远多于三边或四边关系，而且对于中俄美欧四方关系的现状和前景研究，大都缺少战略和政策的备选方案。
有鉴于此，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论等特长，能够对此进行弥补。为了把握四方关系的实质和规律，为了研究其对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影响，为了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我们需要在新形势下深入研究四边关系的发展轨迹，比较它们的理论框架和战略思维，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尽量做到顺势而为与主动塑造并举。
二、中俄美欧内外环境的变化
中俄美欧既是内外环境的产物也是其塑造者。四方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为重大的环境变化和最为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挑战，对此需要进行客观和深刻的认识。
（一）国际多极化进程的新发展
国际社会进入 21 世纪以来，东升西降和南上北下的态势时高时低，但总体上已经成为不可阻挡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1. 世界主要力量对比逐步朝着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在经济上，新兴经济体和西方七国集团的力量平衡格局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GDP数据，2000-2019 年期间，西方七国集团GDP总量从 21.9892万亿美元上升至 39.6607 万亿美元。同期，金砖五国GDP总量从 2.7312 万亿美元上升至 21.0399 万亿美元，所占七国集团GDP比重从 12.42%上升至53.05%。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一方面表现为两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相对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国经济体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尤以中国与美欧之间的相对经济实力变化为典型。若考虑到疫情对世界经济的非对称冲击，在 2020 年美欧经济出现大幅负增长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GDP总量占比从 2019 年的 66.62%增长至 2020 年的 70.74%。同时，自英国退出欧盟后，其GDP已不再纳入欧盟统计构成，2020 年中欧GDP水平已十分接近，2021 年中国GDP超过欧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在政治上，美国 20 年来经历了从唯一超级大国到重新回归正常世界地位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欧盟虽然继续留在美西方阵营但明确提出“战略自主”，推动欧盟战略自主的讨论，从安全和防务政策扩展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自主，还增加了寻求独立于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欧盟成为美国跨越红线时的“抗衡性力量”（counterweight），在维护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也约束美国。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则不断上升。有观点提出，根植于制度和规范力量的自由世界秩序已经结束，曾经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和政治标准模范将不复存在。
在军事和科技实力上，世界排名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美国网站“全球火力”（Global Fire Power）发布的全球军事力量排行榜显示，2020 年世界军事排名前 10 位国家依次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法国、日本、韩国、英国、土耳其、德国。在科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方面的实力也在快速提升，俄罗斯同样具有独特的科技优势，美国在自信不足时试图以脱钩和集团对抗挽救其科技优势和领先地位。
2. 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积极作用和美国的负面作用恰成鲜明对比。疫情挑战了美国例外论的叙事，危机充当了“历史的加速器，加快了美国和欧洲影响力的衰落”。①为此，美国正在试图以中俄威胁为由巩固其战略阵营和阵脚。在地区安全格局方面，北约欧盟双东扩的势头趋缓，俄罗斯的局部反击取得一定效果；美国拼凑美日印澳“四国集团”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企图难以奏效。
3. 国际议程设置的方向性选择。尽管世界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激进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其与外部力量和内部替代者的互动中设置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架。②因此，美欧摆脱不了“西方中心”和 “结盟寻敌”的陈旧思想，把“西方优势”“西式制度”和“美欧意识形态” 置于国际议程的前位而成为合作共赢和民生福祉的阻力。相反，中国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通过“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国际共商共建共享，积极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努力推动国际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际议程设置的发展方向。
（二）多重叠加难题的新挑战
当前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科技安全化等，导致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难题层出不穷和交织叠加，使中俄美欧的战略互动面对变化不定、非常复杂、日趋严峻的挑战。
1. 国内经济政治发展议程的挑战。在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中俄美欧都有着各自但又同样艰巨的内部发展议程。中国在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开始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需要在 30 年的时间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任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俄罗斯需要在延续现有的政治架构下完成经济的升级换代，较大幅度地增加经济总量和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排位，成为军事、政治、经济较为平衡的综合性大国。美国面对许多国内难题：一是尽早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并使社会恢复正常运转；二是努力缩小内部政治对立和弥合政治分裂的创伤；三是加快经济恢复速度和质量，加快高新科技的发展。美国的很多国内问题由来已久且积重难返，可谓任重道远。欧洲（欧盟）面临的问题既有西方世界的普遍性，如选举政治制度的约束和成熟经济的动力不足等，也有自身的特殊困难，即国家集团内部一体化步履维艰等。
2. 双边关系的症结加重。中俄美欧四方关系又可分为多对双边关系，相互之间的一些难题和症结在新形势下正在变难和加深。美中矛盾最为重要和突出，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消长正在加速进行，双边关系软着陆的难度显著增加。美俄矛盾部分继承了美苏对抗，在新形势下持续开展军事安全竞赛。美对外战略始终围绕着俄罗斯这一“敌人”展开，其间尽管有合作、重启与蜜月期，但终究是短暂的昙花一现。情绪化思维促使俄扩大与美对抗，甚至将与美全球霸权的斗争转变为外交和部分国内政策的指导思想，以曾经的美苏缓和、平等互利精神来考量美俄关系已然过时。俄欧矛盾具有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的性质，过去 30 年间逐步形成的俄欧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双方近乎处于“断交”边缘。欧洲大国逐渐认为，中俄亲密关系从侧面导致了中欧、俄欧关系恶化。而中欧关系则面临东西方矛盾下的政治分歧等。
3. 四方难以形成共同的议题。世纪交替之际，中俄美欧在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挑战议题上具有一定的共识思想和共同行动，但在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冲击下，特朗普“美国优先” 口号风靡一时，搅乱了国际社会的思想共识。现在特朗普虽然下台了，但特朗普主义仍旧存在。而且，美欧增强了对中俄的战略警惕和战略施压，拜登政府已明确将中俄视为对手，希望以“双重遏制”战略应对中国在经济技术领域和俄在军事政治领域的挑战，重新确立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包括继续巩固、扩大美在亚洲及欧洲地区的联盟，提高对中俄经济和技术制裁的有效性，并利用民主、人权、民族问题和日渐抬头的民族主义向中俄施压。四方共议全球大计的气氛和条件受到极大的破坏，因而造成四方乃至全球难以在重大议题上达成共识，并进行共同和有效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伊朗核问题都是国际合作乏力的典型案例。
（三）四方机制的解构和重构
中俄美欧四方虽然没有专门的互动机制，但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重合或交叉的机制性互动。随着时代变迁和实力消长，有的试图维护现有的机制，有的起着解构性作用，有的则试图建构新的机制。
1. 维护现有的机制。联合国安理会是中俄美欧最重要的互动机制。它们在维护现有“五常”体制上立场基本一致。但也因时因事因地而异，如美国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分别在科索沃和伊拉克问题上绕过安理会，又如美俄英法都已公开支持印度“入常”。在俄罗斯看来，美欧虽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这并不等同于严格遵循国际法，而国际法的行使权仍属于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在当前形势下，中俄美欧很难在战略政治等问题上进行实质性的协商协调。此外，美欧俄也曾一度在“八国集团”框架下进行战略和政策沟通，然而这一机制因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而遭到破坏。
2. 解构现有的机制。四方在此问题上的具体战略和政策很不一样。美欧在冷战后维持了北约组织的存在，并不断实施东扩。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美欧具有强化大西洋关系的意愿。拜登政府上台后渲染与中俄的意识形态分歧，企图借此巩固与欧洲国家的同盟关系，开展针对中俄的施压和对抗。中俄强烈批评西方的军事盟国机制，反对以意识形态画线搞集团政治和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中俄推动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在欧亚地区和世界事务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欧对上海合作组织一直耿耿于怀，将其视为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施加影响力的平台。
3. 建构新的机制。作为国际重要力量，中俄美欧在很多全球事务上具有共同利益。四方通过二十国集团在经济议题上开展合作。在安全领域，召开联合国“五常峰会”(P5)的倡议或为制定全球战略稳定的新原则以及提升安理会化解区域性冲突的能力提供重要动力。2015 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德国（P5+1）共同构建的伊核协议谈判模式也可成为重要的多方互动平台。
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中美欧开展了实质性协调，促成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中俄欧坚持多边主义，抵制了疫情“污名化” 和民族主义。同时，四方在竞争性和对立面突出的问题上也在进行着新机制的构建。例如，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加强政策协调和机制建设，共同应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压力。美欧则试图组建所谓的“民主十国”等机制加强西方国家的联盟。
三、中俄美欧四方战略互动的时代特点
中俄美欧作为大国或国家集团，自然具有其相互关系的一般属性，诸如地缘战略博弈和国际主导权争夺等，然而四方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行为体，它们在时代的主题和命题上的互动具有重大而又深刻的战略意义。
（一）围绕发展主题和命题的战略互动的时代意义
发展问题在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与合作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中俄美欧需要在三大发展问题上有所突破和贡献：
第一，经济关系的公平性严重不足。一是国内经济差距和鸿沟持续扩大。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20 年世界社会报告》强调，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平等水平都处于历史性高位，超过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不平等加剧的国家。严重的不平等侵蚀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阻碍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①二是国际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的不公平性问题突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合法利益难以得到维护。美国力图垄断世界经济的规制权、话语权和否决权，特朗普政府利用这一优势地位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三是世界经济成果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公平性有增无减，少数国家和少数人口拥有大多数资源。由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及国家治理缺陷，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突出，经济成果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差距越拉越大。这些都激起国际社会对新型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呼声。
第二，经济增长和生态环保的失衡严重。现代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繁荣，但也造成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气候变化的挑战进一步表明，人类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发展已达极限。为此，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绿色发展之路，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各国均需要建立新的发展观，既致力于保护自然资源及其多样性，又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的环境。2013 年以来，中国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应当成为全球发展的共识。
第三，超越经济增长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虽然都追求个人所得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因此，中俄美欧都需要为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贡献。
第四，科技发展的政治安全因素干扰严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美欧近些年来在科技优势下降和中国赶超势头日盛的背景下，无限扩大科技的政治化和安全化，并以此打造美欧和中俄对立的科技阵营。如此的发展趋势正在影响到人工智能、网络数字、生物工程乃至合作抗疫的公共卫生领域。科技民族主义的蔓延将阻碍国家间正常的科技合作、人文交流，减缓科技全球化步伐，弱化科技领域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构建完整产业链和基础创新体系能力，尤其处于不利境地。
（二）时代安全的问题
在新时期，和平不仅与战争相对应而存在，而且还与安全问题紧密相关。中俄美欧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问题上新的认同和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维护和平的机制。在全球层面上，中国、俄罗斯和欧洲大国都认为需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如安理会的合法作用、维和的作用等。中国正将维护联合国独立地位和全球化进程的公平正义作为捍卫国际体系的具体方式。在地区层面上，中国和俄罗斯重视上合组织和亚信会议的作用，美欧重视北约的作用，美国近年来还推出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在双边层面上，中俄和中美分别开展战略对话。由此可见，四方在和平机制上有同有异，但往往异多同少。
第二，裁军军控机制。中俄美欧、特别是美俄之间达成了一系列多层次的军备控制机制，然而很多机制正面临多重挑战和变动。一是正式的裁军和军控条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例如，奥巴马任期内，美俄就进一步削减核武器达成《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然而特朗普政府则拒绝无条件延长这一条约，还退出了冷战时期美苏达成的《中导条约》以及多边的《开放天空条约》等。尽管拜登政府的军控政策与特朗普有较大区别，但其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二是核不扩散和军控特别机制遭受破坏。如伊朗核协议、朝核六方会谈及奥巴马任期内召开的全球“核安全峰会”等。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不仅退出伊核协议，而且大量拨款进行核武器研发部署，发展所谓可以威慑常规战争的“低当量”核弹头，部署打破战略稳定的导弹防御系统等，恶化了国际军控裁军形势。①三是新设机制前景仍不明朗。例如在太空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反对限制太空军备的国际条约，拒绝联合国主导的太空透明与信任机制及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等倡议。这种发展太空武器和组建太空军的做法，使国际社会阻止太空军备竞赛的努力遭遇巨大挫折。对此，中国和俄罗斯则明确表示不与美国进行太空军备竞赛。
第三，热点问题应对机制。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是四方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领域，也可成为维持四方总体关系稳定的重要抓手。例如，2002 年 4月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及联合国建立了中东问题四方会谈机制，尽管有关方面的分歧依然明显，但这一沟通机制也促成了一些共识，成为实现中东和平进程的有效机制。中俄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着密切沟通协调。中法、中德也积极推进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经常性沟通，在联合国等框架内共同推动解决包括中东、非洲、朝鲜半岛及防扩散问题在内的热点问题。在美国对中俄实施围堵打压、“新冷战”氛围日渐浓厚的背景下，协调磋商机制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指出：“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几乎所有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离不开中美以及世界各国的协调应对。”
（三）时代思想意识问题
国际关系的紧迫性和应急性往往会导致惯性和惰性、甚至路径依赖。但是，新形势新变化呼唤着新思想新理论，四方在固守陈旧思维还是思想进步上存在很大的分歧。
1. 陈旧思维的束缚和局限。一是传统的国家间政治基本理念和战略思维难以适应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王毅指出：“近年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今天的世界，崇尚实力、零和博弈等观点也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前进的方向。”二是冷战思维在新形势下变异为所谓“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对立。美欧还借助“民主”攻击中俄的政治制度，将新斗争界定为“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为霸权对抗提供富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由。
2. 结盟结伴和旧轨老路的抉择。四方在定位相互关系时具有明显不同的理念和方式。中国和俄罗斯根据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如先后确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 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 年）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 年）。中国还努力逐步提升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如中欧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8 年）、中欧全面伙伴关系（2001 年）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3 年）。反观美欧，则继承了冷战以来的基本态度，还是继续寻找外部挑战或威胁，推行针对俄罗斯的欧盟和北约“双东扩”。有分析指出，自由国际秩序的军事扩张加深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疏离，虽然跨大西洋伙伴有充分理由辩称无意将俄罗斯排除在外，但是其中仍然“没有俄罗斯的位置”。近年来，美欧强调对华开展战略竞争，以此维系和巩固跨大西洋的同盟体系。
3. 应急权宜和标本兼治的矛盾。中俄美欧作为世界主要力量，不仅需要在思想认识上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且需要不断进行思想理论创新。然而，四方在国际关系思想理论方面的差异明显。中国倡导与时代进步相适应的体系观、义利观和发展观等。俄罗斯试图用“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 填补全球思想的“真空”，完善其“大国主义”和“强硬外交”理论。美国则依旧绕着“领导世界”和“美式民主”打转，欧洲也难以跳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四方的思想理论在未来一二十年里的差距可能还会扩大，至多在某些方面达成有限共识，思想理论的整合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四、中俄美欧四边战略关系的发展前景
中俄美欧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事务和四方关系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一）总体上以多极格局为主
当前国内国际对于世界力量对比的格局有多种预测，除多极格局外，还有新两极格局观和无极格局观等。
1. 政治上的多极格局观。中俄欧的多极格局观具有连续性。例如，习近平强调：“中国和欧洲是国际上两大重要力量，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又如，普京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因素。”再如，欧盟致力于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有意识地保持对美战略独立性。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 2020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出，欧美双方拥有不同的地理条件、社会政策和理念，欧洲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拥有自己的政策，而不仅仅是跨大西洋政策。但是，中俄欧对多极的阐述多有差异，欧洲和俄罗斯都抱有成为单独和自主一极的愿望。有俄方学者提出，俄罗斯应推动不同于中美两极化趋势的进程。还有学者认为，俄罗斯“背离西方” 并不意味着自动“转向东方”，俄可能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孤独者”，主要依靠自有资源追求自身利益。此外，美国的单极观仍根深蒂固，不时会抬头挑战多极格局观。
2. 经济上以多重结合为主。经济发展是国际格局演变的首要因素，中美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但中俄美欧的经济关系的结合和分离则可能受到各种重大因素或事件的影响，而且还会发生相互间的重大影响，如特朗普时期中美经济关系对世界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因此，四方经济力量对比将呈复合式组合，可能出现三个方阵：引领的是中美日益相对平衡的双重组合，居中的是进入英国脱欧整合期的欧盟，殿后的是经济弱化趋势严重的俄罗斯。此外，高新科技将迎来新的重大突破，中俄美欧四方竞争的烈度、广度和深度都会加强，甚至出现两大对立群体而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动力和可持续性。
3. 政治外交上以两两相对为主。中俄美欧四方的政治关系仍将带有强烈的“西方和非西方”色彩。中俄都将坚持符合国情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发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的能量和作用，而且中国还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区别于西方的另样选择。美欧在西方内部矛盾增加和外部影响减弱的形势下，将主要突出西方价值观，翻新“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理念，并继续坚持“西方”对“非西方”的基本政治外交立场，并以此固群和组群。四方虽然在“高政治”和“硬外交”上的斗争面增多趋强，但在“低政治”和“软外交”上可能实现较多的务实合作。随着特朗普下台和拜登执政，四方在气候变化、共同抗疫、恢复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进行沟通和协调，并在“多边主义”的名义下进行机制性合作，并为未来更多的合作进行铺垫。
4. 安全军事上的复杂关系。中俄美欧之间将呈现“双边竞争、三边博弈、四边联动”的安全军事格局，即中国和美国的双边安全军事竞争、俄美欧的双方三边安全军事博弈、中俄美欧的四边军事安全联动。相关的主要议题和领域包括：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军备裁减问题，特别是拥核国家因高度缺乏互信而导致的对话机制不畅或缺少对话，在网络空间、外太空等新的作战环境中行为准则的缺失，以及俄欧美在欧洲、美中在亚太/印太的安全军事双边、多边对抗等。此外，还需要警惕一系列原有或新增的直接安全军事冲突，例如俄罗斯同美欧在克里米亚的后续冲突，中国同美国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的冲突，以及网络战、无人机战和机器人战等高新科技衍生的军事冲突。
（二）多层多种的机制互动
中俄美欧四方未来不太可能建立专门的四方机制，仍将主要依托现有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机制和架构开展互动。
1. 全球性机制互动。未来四方互动的主要机制性平台仍是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四方在这些全球性平台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且围绕不同思想理念及话语权的竞争面可能会上升。此外，美欧将会强化针对中俄的排他性机制，如七国集团、“观点相同国家联盟”“民主十国联盟”“科技民主十二国”等。这种建立在“小圈子”之上的合作机制是对多边主义的背离，将加剧世界的分裂。同时，考虑到中国坚持走开放发展道路和美欧内部分歧难以弥合，这种建设排他性机制的企图最终将落空。
2. 地区性机制互动。中俄美欧四方在地区层面的机制性互动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以中俄为主的机制，例如中俄共同参与和发挥重要作用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一带一路”，以及由俄罗斯领导并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的欧亚经济联盟等。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拓展与欧洲的机制性合作，打造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格局。英、德、法、意等欧洲主要大国共同参与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20 年底中国和欧洲签订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二是以美欧为主的机制。为了推进其印太战略、加大对中国的围堵，美国 2017 年以来主导激活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试图建立印太地区多边安保框架。这一机制在美国的推动下可能会更趋活跃、更具同盟性质。三是以地区为中心的交叉机制。四方在开展对非洲等地区的外交中存在着机制上的交叉和竞争。中非自 2000 年以来定期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双方注重“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2063 年议程》等发展议程的对接。美国对中非关系发展持警惕态度，2014 年召开了首届美非领导人峰会，目前美国保持对非最大官方援助国地位，并在非洲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欧非峰会自 2000 年启动以来已经举办五届，会议主题涉及经济合作、非洲发展、对非援助及安全合作等。这些机制之间既存在合作的空间，也具有争夺对非影响力的色彩。
3. 地区内部的互动机制。中美同属于亚太地区，然而近年来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却展现出保守和开放两种不同的路径。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在面对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日本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推动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极力抨击 1994 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经过强力施压最终通过新的《美墨加协定》。新协定中极具排他性的“毒丸条款”可能成为美国重构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工具之一。③特朗普 2017 年上任后还退出了奥巴马时期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经过 8 年谈判，2020 年11 月，中、日、韩、澳、新西兰及东盟共 15 个国家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一协定是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是东亚区域合作和自由贸易的标志性成果。不仅如此，中国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展现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的决心。中美之间的竞合将是亚太地区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三）战略思维和思想理论的创新
如同其他行为体一样，四方的战略思想主要来源于过去和当前的内外环境和互动实践，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出新的战略和理论。同时，后者是否正确有效，则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只有准确把握历史发展方向，才能保持战略思维和思想理论不断推陈出新和与时俱进。
1. 国际格局观守旧和创新。国际格局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在关键时期会发生嬗变。中国的多极格局观已经行之有年，也会根据形势发展而有所调整。例如党的十八大报告表述为“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则为“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俄罗斯和欧洲大国都认同多极格局观，但具体表述也各有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2021 年1 月27 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指出：“试图建立集中的、单极的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样的垄断违背了我们文明的文化和历史多样性。”欧盟和欧洲大国认同多极化并希望在多极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报告都回避世界多极化进程，重点强调要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例如，拜登政府的《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和导致新的威胁。……尽管变化如此巨大，但美国在所有形态和领域的力量所拥有的持久优势，使我们得以塑造国际政治的未来，从而推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并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安全和繁荣的世界。”
2. 多极化进程中的多边主义。在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进程中，多边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从原来主要是外交手段和方法朝着外交原则和架构的方向发展，并使美国的单边主义更加不得人心。
中国历来强调世界事务应当共商共议而不能一家说了算。尤其是在单边主义和霸凌蛮横行径抬头之时，中国针锋相对地把多边外交提升到多边主义的高度，即从外交的行为方式上升到外交的原则理论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指出：“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多边主义。”王毅指出：“当前要做的是，各国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国际贸易规则，共同推动以对话协商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与挑战。”
普京上台后，表示要在独立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为此把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作为恢复和推进俄罗斯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理念和手段。2020 年 9 月 21 日，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纪念峰会的视频发言中提出，当今世界已经厌倦被分裂，需要更多的多边协助与合作。在俄罗斯精英界看来，源于 20 世纪下半叶的多边主义已经过时，其替代方案并非重返两极、单极或曾经的多极秩序，而是以各类行为体参与的具体项目为依托，以共享价值为“目标”而非“前提”，维系基于一定规则、程序和权力的全球范围内的无序状态。
美国拜登政府的多边主义强调美同盟体系和在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拜登的多边主义否定了特朗普大肆宣扬的“美国优先”以及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主权主义等。但是，拜登的多边主义具有强烈的针对中国的一面。例如，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国务院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说，正式将其外交核心定位在以美国“领导”的多边主义，美国要领导其盟友形塑国际新秩序，以及应对作为美国竞争者的中国。
欧洲的多边主义强调规范和价值观。2021年2月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对欧洲版的多边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多边主义绝不仅仅是另一种外交手段。它能够塑造世界秩序，是一种基于合作、法治、集体行动和共同原则以组织国际关系的非常途径。我们必须建设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尊重我们的分歧和载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共同价值观，而不是挑动不同文明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争斗。”
3. 塑造时代性正义和综合性公平的道义论。新冠疫情暴露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些结构性弱点：首要的是自由主义本身的矛盾，以及主要成员长期以来过度发展军事力量，使其社会、治理和基础设施走向衰败。在此背景下，中俄美欧都需要在举何种道义之旗和推出何种政治诉求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新思考和新互动。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和文化进步的同时，需要重新审视和深化人的全面安全、国家本职和国际责任等方面的道义道德问题，大国要在延续各自基本道义的基础上进行新的道义交流交汇交锋。在全球抗疫进程中，“以人为本”和“生命第一”的思想为国际关系增加了新内涵和新方向。加强环境保护和提高生命保障或许能够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最大公约数。道义道德的塑造和融合是个长期和艰巨的系统工程，在特殊情况下，如《联合国宣言》提纲挈领式地提出宏大目标，但更多的是通过由个别到全面的逐步累积。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途径，但美国却仍旧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打转。
五、结语
中俄美欧四方战略互动已经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是朝着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方向前进，还是重回集团对抗的老路？后者就是时下国际社会正在热议的“新冷战”问题，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和深远意义。
与冷战时期西方和苏东集团两大阵营的对抗相比，当前美欧与中俄之间的阵营性对抗更为弱化。美欧在世界政治经济以及中俄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但很难在推进“新冷战”问题上形成共识与合力。中俄加强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对而不是发动“新冷战”。
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需要在反对“新冷战”和建设相对稳定和基本平衡的大国关系方面做出以下的努力。
首先，从当前国际社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着手，不断以“早期收获”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以下是中国和国际社会近期共同努力的主要议程：加强国际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世界经济的早日复苏，提高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管控重大热点和大国间的分歧。
其次，加大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建设力度。要在确定基本原则和建设方向的基础上，提出具体和可行的方案。其一，总体机制框架要体现当前和未来国际力量对比的态势，同时还要推进地区和跨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其二，机制运作要兼顾公平与有效，发挥相关国际体制和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其三，议题设置要有服务世界的“议题意识”和“民生意识”，坚决反对西方的“自我中心”和“唯我独尊”。
最后，尊重广大中小国家的权益和作用。当前，广大中小国家具有强烈的联合自强意识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展望未来，中小国家的新能力、新意识和新作用还会继续上升，成为全球性大国尊重和争取的对象。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前院长
来源：《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