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刻认识疫情发展趋势及其综合影响

新冠疫情远未结束，它与百年巨变叠加交织，成为影响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而且，国际社会对疫情及其对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的影响的认识还处于逐步深化的过程，需要在应对中逐步总结和把握其规律。

疫情加重了国际关系在特定时期的不稳定性。巨大、长期和反复的疫情不仅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其本身的认识和应对的难度，而且还因经济和政治因素叠加交织而变得更加复杂。当前，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政府将经济与政治考虑置于人民生命健康之上，开始放宽国内管制和放松国际旅行限制，增加了疫情传播流行的可能，并使国际抗疫和防疫难度骤升。

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战略不同且存在相互抵触与抵消，导致国内矛盾持续外溢，并加深了世界各国的内部对立，诱发新的矛盾冲突。在国际上，美欧在新的“宽松”防疫政策中夹带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的私货，扩大其防疫小团体主义和疫苗霸权主义的影响，并趁机攻击中国的抗疫和防疫政策措施，加大在非洲大陆等发展中地区的挑拨离间，以期获取在疫后国际关系中的战略主动。

被疫情改变的国际交往方式正在发生重要和长久的影响。国际实体的交往因抗疫防疫需要而受到各种限制，人类的生活、生产和思想习惯也在因此而发生变化，许多外交活动因其“非必要性”而长期停顿并有可能就此衰退。虚拟外交制约了领导人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压缩了各国在敏感问题上的回旋空间，并影响了国际社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而且，虚拟外交在发挥应急和权宜作用之后有可能形成新的惯性，并为掌握国际话语权和高新科技领先权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进而为其实体外交服务。

疫情凸显了当代全球治理体系补缺的急迫性和重要性。一方面，此次百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迫切要求补齐全球治理体系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短板，疫情还提高了国际社会保障人类生命健康的体制机制建设的认识，并及时把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上了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议程。另一方面，疫情促使国际社会全面和系统地加大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力度。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阶段性重点在公共卫生领域，但还需要重视其与全球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等治理的互动关系，辩证地处理当前应对和长远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

二、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且未来挑战严峻

一方面，从总体上看，世界各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2020 年因疫情而普遍下降的状态，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复苏。中国经济表现突出，美国经济总体向好，两国成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主要引擎。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群体的经济而言，前者受疫情冲击较大，后者则相对较小，这在一定程序上体现了 40 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快于发达国家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但是 2020 年及以后的全球经济强劲复苏取决于疫情反复的可能性、经济活动的正常与否及世界政治安全形势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和发展。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仍面临着众多严峻的挑战。一是全球供应链问题导致供需失衡和风险传导并影响生产和贸易的正常运作。二是目前世界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严重影响生产和贸易，并且正在对投资环境等产生连锁反应。三是全球通胀问题加剧。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高通胀是推动全球经济通胀的重要原因，国际经济传导机制还可能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经济风险。

三、国际政治安全动荡加剧但总体可控

纵观 2021 年的形势，不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的危害性因素低于预期，但应对难度相对提高。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交替所产生的重要事件和影响，充满着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国际社会主要矛盾趋向集中聚焦，霸权独赢和公平共富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美国拜登政府正在努力修补因特朗普政府的莽撞政策而受到损害的西方盟国体系，部分成功地推出了名为“多边主义”而实为“小圈子”的西方盟国协调。在此基础上，美国加强了美英法德日意加“七国集团”、美日澳印“四国集团”和美英澳“三国集团”等以维护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倒行逆施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和反击，发出了国际公正和世界共富的时代强音。

政治和安全因素在当前特殊条件下突出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2021 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由，比 2020 年更加变本加厉地攻击中俄等国，美国甚至推出世界“民主峰会”，进一步挑动国际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对立。更有甚者，“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到处泛滥，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抗疫防疫斗争和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社会和民间交流。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增加了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难度。2021 年，中东和非洲的局部战争有增无减，许多国家间的军备竞赛更加激烈，美国西方和中俄在战略稳定问题上的分歧突出。而且，公共卫生、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资源安全、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与科技革命、经济发展、伦理变化和社会动荡等要素相互交织，面对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加重的新旧威胁，国际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和难以解决。

四、全球治理体系不足和滞后问题依然突出

2021年，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以及美国政府更迭等原因的作用下，全球治理体系所受的冲击开始趋缓，拜登政府从“退群”转为“归群”，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变化条约和世卫组织等，国际社会得以认真思考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以下问题：

第一，提高对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2021 年，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下，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对全球治理的认识从局部向整体、从感性向理性的方向发展。仅就全球卫生治理而言，国际社会开始讨论如何提升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如设立联合国卫生理事会、世界各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协调机制和世卫组织的缴费制等。

第二，在交流和交锋中形成全球治理原则的新共识。当前，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大原则上存在认识差异或对立。拜登政府上台后反复强调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其实是美式霸权的延续和翻版，是美国等少数国家想把自己的“家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为此，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第三，全球治理机制建设需要总体设想和阶段性探索。2021年，国际社会在全球安全、经济和新公域等方面的治理及其体系问题上，仍停留在原则争论而不能提出创新性的机制建议和建设路径。其实，新冠疫情和科技革命等新变量已使全球治理机制建设成为国际社会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后者需要推动相关的顶层设计和路线图。中国等一些国家实际上正以“低政治”议题为抓手去进行更快和更重要的机制建设，如全球网络信息管理和全球公共卫生保障等机制建设即是典型的例子和实施的起步。

五、中国加强对中美关系立规矩和定方向并推动地区和国际合作

就中美关系而言，两国关系在2021年进入了自从2017 年关系变化以来的第二阶段。从2017年底开始，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表《美国国家安全报告》等一系列官方文件，公开把中国定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对手和安全威胁，而以往美国历届政府奉行对华接触政策，中美关系由此开始进入新时期。美国对华横蛮和极限施压的第一阶段随特朗普政府落选而结束。2021年是中美重新界定关系后第二阶段的开局之年。拜登政府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基础上推出“竞争、对抗、合作”的“三分法政策”，图谋从“实力地位”出发，通过所谓专业和精细的手段实现美国对华战略的重点和阶段性目标。中国在新形势下沉着应对美方的战略挑衅并主动对美国立规矩和定方向。7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天津与来华访问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并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共16项，另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共10项。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主席在11月16日与拜登总统举行视频会晤时提出，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三项重大原则。习主席还站在历史的高度强调：“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中美首脑视频会晤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美关系恶化的速度和烈度，今后中美关系能否重返正确轨道取决于美方对世情和国情的判断和行动。

中国在相关地区和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第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稳定了全球的战略态势。2021 年，中俄继续提倡世界多极化和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面对美国西方的联合施压，中国和俄罗斯多次联合举行军事演习，向世界表明了“不是结盟但胜似结盟”的“上不封顶”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此外，中俄在上合组织的扩容、“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重启恢复伊核协议谈判等方面的合作也有新发展和提升。第二，中国支持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和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的立场。2021 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的 30 周年，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外，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力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跨过了生效的门槛，将于 2022 年在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六个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四个非东盟成员国生效。第三，中国努力巩固与欧洲的关系。2021 年，中欧关系有重要的发展，同时也遇到政治、安全和战略方面的许多挑战。为此，习近平主席与欧盟、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多次通话和举行视频会晤，强调要对中欧关系进行战略和政治引领，努力确保中欧关系在抗疫和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经贸关系方面，中欧近两年的贸易在逆势增长。2020 年，中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 年前三季度，这种增长更加强劲，双方贸易额已接近 6000 亿美元，增长了 30% 以上。双方的相互投资也在增长，这些都体现了中欧经贸关系的韧性。此外，中欧投资协定经过七年时间和 35 轮谈判，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最终达成。但是，这份全面、平衡和高水平的投资协定的批约遇到了欧方内部的问题障碍而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