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内涵
吴志成
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人类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共生共存、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共识，也是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世界市场体系日益紧密的必然需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都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愿望，也是各国实现国家现代化、共建更加美好世界的普遍信念和价值取向。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体系中，和平发展是基础，公平正义是核心，民主自由是目标。①其中，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一切发展进步的前提；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公平正义是各国人民追求的基本诉求，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的保障；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价值，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和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平和发展是民主和自由的安全与物质基础，公平和正义为民主和自由提供制度与秩序保障。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包含的这些要素相互关联、彼此紧扣，形成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自身价值共识发展的结果。价值主要反映事物的性能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重在强调客体对于主体的效能、需要、作用和意义。共同价值则是不同主体之间基于共同需求和认同，为维护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价值共识。②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共同的需求利益、理想愿望和前途命运，超越国家民族、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人类整体共同追求的价值和意义，包含世界各国人民对一些基本理念、基本价值的认同和共识。它贯通个人、群体、国家、区域、世界等不同层面，承认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主张把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各国人民的价值追求有机统一起来，既反映了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和人类作为整体对安全、稳定、生存、发展、平等、自由的普遍价值共识，也凝聚着国家之间处理彼此关系时应该遵循的价值准则。
其实，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共同价值因素即已广泛地、历史地存在于人类交往互动的过程之中，并在长期的演化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成为不同国家的人民交流往来、共处发展的价值观念基础。由于现实世界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客观存在着战争冲突、贫困落后、发展不公、强权霸道、专制暴力、集权压迫等诸多问题，出现了许多威胁甚至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背道而驰的言论行为和思潮政策，才更加促使人们普遍向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从本质上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需求，是立足人类根本需求和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所达成的普遍价值共识。人类要繁衍生存，追求个人权利和美好生活，并期望完成自我实现，这一本质需求贯穿人类形成发展的始终，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主题。
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深化的必然要求。由于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本质上属于人的认识，是人的思维活动的产物，因而即使是对同一事物的价值认识，也会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因人群不同而存在差异。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特别是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基本确立，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利益融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如何认识和处理价值多元与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近年来，尽管遭遇逆全球化与个别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脱钩”断链的短暂逆流，但世界不会退回到彼此隔绝的“孤岛”，全球化和国际社会共生合作的时代大势不可改变。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持续蔓延再次证明，人类变得更加安危与共，后疫情时代人类将迎来粮食短缺、气候变暖、金融动荡、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全球疫病、地缘冲突等多重风险挑战的交织叠加。世界各国唯有团结合作方可有效应对全球危机，因而增进国际社会破解集体行动困境、加强协同行动的价值共识显得更加迫切，也更加重要。正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地缘政治冲突、战争与恐怖袭击等行为频发，才凸显和平价值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世界上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需要通过发展解决饥饿生存、贫富差距问题，才凸显发展价值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国际社会不时出现一些国家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才凸显公平正义价值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还存在文明歧视、西方中心至上、无视基本国际规则等现象，才凸显民主自由价值的重要性。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身就是人类解决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加强全球合作治理的价值诉求的体现，也是回应全球化时代客观要求、顺应人类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
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百年大变局对理论创新的呼唤。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一方面，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③另一方面，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问题挑战更加复杂严峻。我们看到，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集团对抗的阴霾未散，地区冲突与矛盾此起彼伏，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不断扩大，不同文明和价值观念的交汇、碰撞甚至冲突也日趋频繁，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特别是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与乌克兰危机及其背后的大国博弈交互影响，让本来就不稳定不确定的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对此，许多传统的西方理论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百年变局下全球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也不能指导人类有效摆脱现实纷争和困境，扩大共识和合作。处于人类发展的重要当口，究竟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和历史发展潮流，世界各国之间是和合共处、包容互鉴，还是相互敌视、对抗冲突，无疑已经成为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历史性选择，也是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人类整体的高度，提出并在国内国际多个场合阐述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④这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时代之变、顺应时代之需、回应时代之问的重要理论创新，也是破解当今时代之问的中国应答。
第四，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表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思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价值思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经验以及当代全球思想文化进行扬弃升华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也是当今时代和世界各国的共同精神财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与时代潮流、民族精神与国际主义、中国气派与天下情怀的高度统一。面对动荡变革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深刻把握了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势，为解答当今时代之问、世界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重要理念指引，充分彰显了百年大党和世界大国领袖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和引领开创人类美好未来的强烈责任担当，而且夯实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基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这一重要思想的伟大意义和时代价值正在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支持。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所讲，就中国人来说，数千年来，他们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更加圆满地把数亿民众在政治和文化上团结了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进行统一的技术，并具有难得的成功经验，而且这样的统一恰恰又是当今世界绝对需要的。⑤所以，如果中国人向世界奉献出一种礼物，使中西文化融合、推动历史前进，世界不要感到意外。⑥
第五，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价值内核。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从理论逻辑上讲，共同价值能够不断凝聚思想共识，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理论指导，并深刻影响着实践效果。如果缺失共同价值指引，许多国际合作行动就可能失去必要的价值前提和认同基础，一些国家甚至可能在松散失序中陷入危机而难以自拔。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全人类共同价值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晰的核心价值，是引领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也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契合世界人民的精神认同和价值追求，有助于实现中国价值理念与世界价值共识的对接共鸣。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努力通过对话协商建设一个远离战争、持久和平的世界，通过共建共享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通过合作共赢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通过交流互鉴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通过绿色低碳建设一个远离污染、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不仅已经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也被多次写入联合国等重要国际和地区组织文件，在国际上日益深入人心。⑦可以说，这一重要理念由倡议提出到共识凝聚再到构建实践，离不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引领和支撑，也需要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思想共识、责任共担和行动共为。各国人民只有坚持和奉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可能在获得全球广泛共识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向精耕细作的“工笔画”，才能在全球多元领域落地生根，在不同层次深化走实做细，才能真正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擘画的美好蓝图转变成为人类的现实福祉。
第六，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批判反思和超越升华。长期以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基于“价值一元论”和“西方中心”的偏狭认知，将西方价值标榜为凌驾于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及一切时代之上的“普世价值”，将其宣扬为指引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用以占据人类道义和国际舆论的制高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基于现实实力和先发优势的价值霸权和思想强权。这种西方价值观既未充分反映西方社会大多数民众意愿，更不反映全人类利益和诉求，而是资产阶级利益诉求在价值观上的体现，并成为西方国家向非西方社会推行资本主义价值观、瓦解非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西方国家打着所谓“普世价值”旗号，强迫别国政府和人民接受，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甚至通过战争、“颜色革命”、颠覆破坏等方式，向世界推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无尽灾难。他们以“和平”之名挑起冲突、发动战争，以“发展”之名攫取暴利、进行掠夺，以“公平”之名歧视非西方文明、排斥非美国价值，以“正义”之名施行非法之举、悖逆国际公道，以“民主”之名干涉他国内政、维护霸权地位，以“自由”之名剥夺他人自由、搞乱世界秩序，充分暴露出虚伪、霸凌、唯我独尊的本质，其结果必然对国际关系造成破坏性影响，将人类社会推向冲突对抗的境地。⑧与之相反，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在尊重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历史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反映不同个体、民族、国家之间的价值共性，不是对某些地区、某个国家自身价值的人为提升和刻意打造，也不强加给别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而是人类在长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同文明求同存异、交流融合、发展积淀的产物，实现了普遍性、历史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与升华。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⑨在自己走过的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领导中国人民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也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议者、坚守者、弘扬者和践行者。我们应该站在当今时代发展潮流的前列和国际社会精神道义的制高点，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价值指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①王鸿刚：《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何重要》，《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期，第9页。
②汪亭友：《“共同价值”不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红旗文稿》2016年第4期，第8页。
③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④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7日，第2版。
⑤汤因比、池田大作：《选择生命——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谈录》，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54页。
⑥转引自杜占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今日中国》2022年第1期，第50页。
⑦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求是》2021年第16期，第58页。
⑧吴志成：《为弘扬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贡献中国力量》，《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期，第7页。
⑨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6日，第2版。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文化渊源
邢丽菊
邢丽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①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着眼于全球化发展大势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而提出的普遍性价值，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
一、和平、发展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和为贵”，追求和平发展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必然要求。儒家提倡仁政，主张用仁爱精神实现“天下大同”。孔子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墨家创始人墨子深谙战争之道，但他提出的“兼爱非攻”思想则更执着地追求和平。墨子一生为了反对诸侯间的战争，多次大无畏奔走游说，制止了多场战争的发生。道家的无为、无争也体现了一种和平思想。庄子提出“齐物论”，主张万物平等相处，是“道法自然”的和平论。兵家虽以战争为研究对象，但主张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本质上依然追求和平。中国古代的对外政策基本不主张扩土拓边，主要以安边睦邻为贵，总体上是和睦取向。中华文化中没有穷兵黩武的基因，对和平的爱好和追求已经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血脉中。
发展的特性在中国古典《周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生生之谓易”。易有两层意思：一是变易或变化；二是常道，即天道。中国先哲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如同大河奔流般的运动总体，一切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发展中。变易是事物普遍存在的基本方式，但变化不是没有内容的，也不是简单的重复，变化要包含创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不断地生成创新才能赋予生命更加深刻的内涵，才能使德业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所以要有变化，因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种变化生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正是它支撑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与时俱进地发展。美国哲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指出，与希腊更偏重于静止相比，中国哲学主张世界本就是自然的生成和变化。③这也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中华文化精神的真实写照。
二、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中华文明的一贯追求。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崇尚公平的民族。《论语》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朱熹将“均”解释为“各得其分”，意思是每个人得到应得的那一份，这就是公平问题。儒家的公平观首先要求敬老养老。《礼记》中有“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的养老制度，后来延伸到救助社会弱势群体，“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黎民不饥不寒”。其次，公平观体现在教育层面。孔子的“有教无类”主张教育不分阶级、等级和出身，所有人都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再次，公平观更多体现在治国理政方面。孔子认为“政者，正也”，提出“惠而不费，劳而不怨，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五种美政，主张要以敬的态度谨慎使用公权力，防止公权力滥用。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将中华文明的公平观体现得淋漓尽致，主张通过践行“天下为公”来实现理想的大同社会。
中华民族的正义传统发源于先民从天地宇宙的运行以及物我一体的自然秩序中汲取的智慧。《诗经》有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谓“物则”“秉彝”，都体现了代表正义的法则和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义”被视为公正的、有利于百姓的道德伦理，是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据《孟子》记载，“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舜虽贵为天子，但面对父亲杀人时，他既要承认父子亲情，也要捍卫皋陶所代表的司法正义，所以才会“弃天下”“遵海滨而处”，这体现了儒家的正义观在面对复杂情形时的选择。⑤《论语》所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虽是人伦之义的坦率表露，但也要服从于法理秩序之义。中华文明中的公平与正义常常相提并举，公平以正义为准则，正义是为了实现公平，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反映了中华民族崇尚公正的高尚道德情操。
三、民主、自由
中华传统文化中早就存在民主和自由的基因。“民主”的现代含义来自西方的“democracy”，近代逐渐被赋予“主权在民”的含义。在中国古典中，“民主”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天惟时求民主”。《尚书》还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只要是百姓的意愿，连上天都要顺从而不违背，这就意味着“以民为本”。孔子说“节用而爱民”，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西汉贾谊主张“民为万事之本”，其中的核心主张就是，君主只有为民谋福利，才能得到百姓拥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治国之本在民，民本则万事兴，这就是中国先民“主权在民”意识的萌芽。中华文化中诸如此类的民主基因，为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传入埋下了种子。
中国古代先哲高度强调人的自由。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意即人的意志自由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老子》“道法自然”虽有自然规律之意，但也包含自然而然的自由状态。庄子《逍遥游》“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直上九万里”更是将这种自由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老庄看来，自由就是摆脱一切桎梏，实现百姓“无为而治”的境界。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中国传统文化一般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包括自然本性和精神意志的自由。相比之下，西方的自由则认为，人生来是不自由的，需要某种外在力量(神或上帝)把人从不自由的状态解放出来，然后赋予自由。⑥这与中华文化强调的自得自在的自由有着很大区别。
综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包含的六个核心关键词并非孤立的，而是个人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和平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目标，公平是实现社会发展的保障，正义是对社会的道义担当，民主是人的政治价值的体现，自由是人的生存价值的追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启示我们：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将助力社会的发展进步。个人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都处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究根结底，这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下观”一脉相通。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天下”高于或大于国家，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儒家经典中多次出现“天下大同”，《大学》讲“修齐治平”，在“治国”之上还有“平天下”的更高追求。儒家治国理政的理想境界就是实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大同社会，这就意味着实现互助友爱、安居乐业、和平有序的世界。《尚书》的“协和万邦”、《周礼》的“以和邦国”以及《周易》的“万国咸宁”，都描绘了这种和平共处的社会景象，可谓是中华文明世界观的典范。
全人类共同价值发端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可以超越当今世界文化同质与异质对立逻辑的普遍性价值。新形势下，我们要从全局和整体出发，齐心协力，把全人类共同价值真实而又具体地体现到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实践中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守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自觉。
①《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10月16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16/c64094-25843852.html。
②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2-23页。
③安乐哲：《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温海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④王艳：《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华文化内在基因》，《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18-22页。
⑤任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义观》，中国文明网，2014年4月3日，http://www.wenming.cn/wmzh_pd/jj_wmzh/201404/t20140403_1846894.shtml。
⑥张允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文化因素》，《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第75-79页。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徐坚
徐坚，外交学院前院长、研究员。
习近平外交思想时代精神的精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崇高目标，其立足点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认识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需从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入手。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洞见全球化趋势及其影响的思想家。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含义作了明确界定：“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时代，相互依存加强，但矛盾也随之增加。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来的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发展，它的发展在一两个世纪的成果远远超越了人类过去几十个世纪的成果。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这种矛盾给人类带来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困惑。要超越这种精神上的困惑，首先就要有时代精神去引领。“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注重哲学冲破单纯解释现实世界的封闭体系，实现改变现实世界的作用，提出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命题。
马克思关于时代精神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黑格尔。黑格尔以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来阐释哲学与时代及时代精神的关系，从而消解真理的永恒性与历史的暂时性之间存在的矛盾。一方面，从内容上看，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思维和认识，哲学在本质上是时代的产物，要受到外在历史条件的支配。另一方面，从形式上看，哲学以时代精神的实质为对象，而后者又是普遍精神在一定阶段上的特殊表现。这样，哲学便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贯穿于一切时代中的普遍精神，从而能够超越特定的时代，成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
黑格尔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两个层面使欧洲脱离了中世纪，欧洲在精神上从神权和教会控制下脱离出来。法国大革命提出《人权宣言》，首先是针对中世纪的桎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整个19世纪，欧洲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度过的。马克思讲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是自由。自由是一切近现代精神的核心，它首先是摆脱神权、教会的控制，追求人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最核心、最崇高的价值理想。围绕促进和实现自由这个最高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价值理念。比如，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此基础上，再去看“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逻辑关系。和平、发展是自由的前提。没有和平，整天打仗，自由无从谈起；没有发展，人们陷于极端的贫困，自由如无源之水。公平、正义是自由在社会层面的保障和体现。西方人更多强调个人的自由，往往忽视自由的社会层面。实际上，自由还有国际层面的意涵。我们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就是自由在国际层面的体现。
理解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中这些要素的内在逻辑以后，再去审视全人类共同价值和西方人讲的“普世价值”的关系。从价值观来说，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很多东西是重叠的。区别不是在价值观本身，也不在价值本身，而在实践的方式方法上。西方唯我独尊，罔顾各国的国情，要把其实现这些价值的那套方式强加给世界所有的国家。
在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所蕴含的桥梁作用。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实现共产主义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桥梁。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共产主义，其强调的是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挑战，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共产主义是一个实现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共产主义的重要一环，二者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桥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有文化差异，但两者的许多内容和思想方法是相通的，如物质观、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以及社会理想等，作为两者的核心内容和方法论，都相融相通。通过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朴素价值理念，可以沟通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间的桥梁，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先进人物在众多国外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东西文化之间的桥梁。东西方文化之间，有许多共同、相通的东西，而不是处处对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涵盖了西方国家的，其不是仅适用中国，而是适用全球，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宜过分强调中国特色。
传播一种理念或价值体系，一定要注意三个洽和的问题。一是逻辑自洽。理论的逻辑体系环节自身可以自圆其说，不能前后矛盾。二是逻辑他洽。理论所处的逻辑系统，要与周边相关的逻辑系统以及更深层次的逻辑系统保持一致。对于我们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自身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的其他别人提出的东西之间，应该是融洽的。三是逻辑续洽。原有被证明暂时正确的理论，在时代和场景发生变化后，依然可以保持逻辑正确。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问题上一贯坚持的一些理论，应该前后融通，现在提出的理念不应和早前的理论立场存在明显的矛盾。坚持逻辑三洽，相关理念或价值体系国际传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自然就会增强。
从世界政治看全人类共同价值
杨光斌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
一、中国为什么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从世界政治学的角度看，至少有三种力量，首先是技术(包括军事)，其次是贸易，再次是政治思潮。技术和贸易的作用得到较为充分的研究，但是政治思潮作为世界政治的研究单元，是人民大学推动的世界政治学：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而塑造的大国关系与世界秩序。世界政治学告诉我们，政治价值之于人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国际关系研究忽视了这个重要变量，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聚焦于基于实力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聚焦于贸易推动的相互依赖，建构主义侧重于心理层面的认知活动，对事实性地编织了世界秩序的巨大显性的政治思潮无动于衷。
在理论创新上，不要对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寄予太多期望，因为国际关系说到底是事务和实务方面的，这对国家对外政策至关重要，但这个重要性本身并不能产生真正的理论，它毕竟重在实务，真正的理论源自对世界政治的研究。世界政治是国际关系的深层结构，它本身自带理论性，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理论性话题。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300年期间形成的世界秩序或者变动中的世界秩序，体现为政治思潮的政治价值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或者说世界秩序是各种政治思潮互动的结果。如果说英国和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从国内自由主义到国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扩张，是一种建构世界秩序的过程，当然，建构的是一种自由帝国主义秩序(西方人自誉为“自由世界秩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则是在“反向运动”中形成的世界社会主义秩序。俄罗斯人的大反抗牺牲巨大，但居功至伟。没有“十月革命”，全世界永远憋屈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二战后中国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改变了自己而改变了世界，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有可能改变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国家，否则人类和文明不平等的现状将永远维持下去。
世界政治虽然无比复杂，简单地归纳，300年来三种人做了三件事或者讲了三个故事。盎格鲁—撒克逊人建构了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并提供了捍卫这个秩序的“普世价值”，俄罗斯人撕裂了自由帝国主义秩序并提供了与之相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已经跻身于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人正在深刻地影响人类文明进程，不能不提供全人类共同价值。
二、中国为什么要提供一种新型价值观
简单地说，被称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基于基督教文明的欧洲文明的一种政治表达。如果问自由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给予肯定；如果问欧洲文明是不是“普世价值”，所有的人又会不假思索地给予否定，常识是，还有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其他文明。但是，自由主义民主却是欧洲文明的一种翻版，是欧洲文明的政治表述。比较发现，自由主义民主中的很多关键元素，诸如多元主义与多党制、代议制、国家—社会对立关系、个人主义、法治，也都是欧洲文明的基本要素，因此我才说自由主义民主是欧洲文明的政治表达。
他们是怎么把基于一种文明的政治信条变成“普世价值”的？我的研究发现，文化帝国主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帝国主义是一种改变现状结构的活动，而文化帝国主义则是改变他族思想和思维方式的文化民族主义。第一代文化帝国主义鼓吹白人优越论，19世纪中后期的自由主义者大多也是人种主义者，比如托克维尔；第二代文化帝国主义鼓吹文化优越论，即基督新教催生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代表人物就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代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制度优越论，鼓吹“历史终结论”即代议制民主(其实就是基于欧洲文明的政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最好的政府形式。
一路下来，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捍卫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的、西方人主导的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崛起除了具有地缘政治意义，更有文明意义。首先是非西方的中国人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角，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改写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神话。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单单是国家层面的意义，更有文明层面的意义，人类文明史因而变得更丰富多彩，丰富了人类文明史的中国自然要提供作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特征
第一，包容性。这里要厘清“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的不同之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的英文是基督教一神论、一元论的意思，强调的我对你错、黑白对立的排中律的二元对立，依靠西方社会科学的强大优势，“普世价值”变成了特定指称和意指——自由主义民主即为“普世价值”，事实上也就是把西方文明当作“普世价值”。相对地，“共同价值”强调和而不同的共性方面，至于共性到底是什么，可以基于自己的文化和国情去“各自表述”。显然，“共同价值”比“普世价值”更具包容性和通约性。
第二，代表性。它更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人的诉求，也更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需要，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价值观。比较政治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把自由主义民主当作国家建设的首要议程，很多国家不但得不到发展，甚至会陷于内乱和国家分裂。在这个意义上，“普世价值”是文化民族主义改变他国的一种政治工具。
第三，科学性。很多国家的首要议程是和平发展，其次是追求公平正义，然后是民主自由。也就是说，中国人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国家发展的科学性：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就是空谈；没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只是少数人的游戏。因此，这种具有科学性的价值观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理性精神。
当“普世价值”遇上全人类共同价值
谢韬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冷战后全球主流媒体意识形态演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舆论对策研究”(18ZDA320)阶段性成果。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无论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是席卷各国的极端天气，无论高科技带来的互联互通还是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都有力地说明各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
共同的命运孕育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此后在多个重大场合，他又进一步阐释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并号召各国团结起来，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治话语却强调所谓的“普世价值”。顾名思义，“普世价值”意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具体而言，“普世价值”就是西方国家信奉的民主和自由，前者的核心是多党制下的竞争性选举，后者的核心是人权(尤其是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普世价值”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后者虽然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尽管西式民主和自由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而也就不具有真正的普世性。
西方“普世价值”的第一个局限性在于重政治而轻经济，它只看到了人类社会的政治属性，而忽视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属性。民主和自由固然重要，然而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经济利益是首要和前提。在个人层面，只有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类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如言论和信仰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不能当饭吃的，不能解决温饱的民主和自由必定是不受欢迎的，也必将是短命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式民主在贫穷国家难以存活。
在国家层面，一方面，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生死存亡。无论“弱国无外交”还是“落后就要挨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合法性的重要源泉。一个民不聊生的国家不仅得不到国内民众的支持，也不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因此，无论哪个国家，发展才是硬道理。就发展而言，西式民主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环顾世界，不少国家采用了西式民主但其经济发展却停滞不前(或者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而一些没有采用西式民主的国家却实现了经济腾飞。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其经济领先归结于诸多因素(如殖民主义、战争、先发展优势等)，而民主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并且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总之，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层面，缺乏经济基础的“普世价值”只能是空中楼阁。
“普世价值”的第二个局限性在于重个人而轻国家，它过于强调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张力，并认为个人权利高于国家利益。在西方政治话语中，个人权利(自由)是“造物主”赋予的，而政府是个人权利的“天敌”，因此要通过各种方式防止政府侵害和限制个人权利。个人权利当然重要，然而没有最基本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宁，个人权利只能是空谈，而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宁的前提就是强有力的国家。已故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有句名言，“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他说的秩序就是强有力的国家。首创“历史终结论”的福山近年来构建了一个政治秩序理论，而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有效国家。总之，纵观人类历史，国家和个人之间并非对立关系；相反，强有力的国家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只不过是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它们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持续、有效地保护他国的人权。没有主权，哪有人权。
此外，过分强调个人权利必然导致社会的部落化，最终削弱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是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而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价值观则是一个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然而，当追求个人权利走向极端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种族、族群、宗教信仰、性取向)被刻意放大，社会由此分化为若干群体，并且个人对群体的认同优先于个人对国家的认同。如此一来，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沦落为各种群体的集合体，国家的统一性仅存于群体的差异性。极端自由主义者获得了个人权利的“小我”，却失去了民族国家的“大我”。
“普世价值”的第三个局限性在于重程序而轻实质，它过分强调程序公正而忽视了实质公正。在西方政治话语中，民主的核心是产生最高决策者的程序——自由的、竞争性的、定期的选举。然而，程序民主并不能保证实质民主，后者是指政府决策在最大限度上反映民众的利益和愿望。事实上，一些西方国家实现了程序上的公平，却陷入了实质上的严重不公平(如贫富悬殊)。因此，即使百般推崇程序民主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对程序的崇拜高过于对实质的崇拜”是导致一些西方国家政治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选举，一人一票和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也是西式程序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表面上看，一人一票绝对公平，事实上，通过政治捐款、媒体广告、智库宣传等方式，一个有钱人能够影响成千上万人的选票，从而导致实质上的一人不是一票。同理，表面上看，正当法律程序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现实生活中，只有有钱人才能支付昂贵的律师费，而穷人则往往有理说不出，其结果必然是司法不公平。总之，程序公正固然重要，但实质公正更重要。再多的程序公正也无法掩盖和弥补实质不公正。
人类文明是多样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普世价值”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西方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军事、科技、传播等领域的绝对优势，采用各种手段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普世价值”，这无异于试图消灭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只有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同文明才能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才能多彩。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球治理改革之基
赵可金
赵可金，清华大学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价值观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全球治理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一起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形成集体行动的活动、关系和过程，没有一定的全球价值指引，全球治理是很难持久的。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多，世界各地的人们越来越形成某些共同持有的全球价值。比如《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和“促成国际合作”等价值，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体现的自由、平等、团结、包容、尊重自然和共同责任等价值，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公开透明原则，全球反贫困领域中的能力原则等。显然，全球价值是一个应然问题，是超越个人价值、国家价值、区域价值和文明价值的人类共同价值，所有这些不同领域中的全球价值，都为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了精神动力。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此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阐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环顾世界，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全人类共同价值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指导理念，它超越了国别、党派、制度乃至文明的藩篱，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走出一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路。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应对百年变局的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世界呈现出乱变交织、危机叠加的新特点。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大变局的进程，对全球治理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治理赤字”问题。关于“治理赤字”的讨论来自学界热议的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论”①，认为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伴随着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失问题。在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南北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悬殊严重，以及衍生出来的饥饿、疾病、难民、社会冲突等国际公共事务难题困扰着世界各国。面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性挑战，一些大国履行国际责任动力明显不足，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热情衰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思潮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合作机制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治理赤字”问题。
事实上，“治理赤字”背后昭示出的是近代以来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困局。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的“时代之问”，美西方一些国家自诩为“世界灯塔”，将“自由、民主、人权”的制度模式美化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制高点，充当其他国家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教师爷”，推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民主输出”“人道主义干涉”，非但没有给其他国家发展带来任何帮助，反而在世界各地陷入了冲突的泥淖。针对美西方挥舞“普世价值”大棒的蛮横做派，中国倡导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强调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的关键是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大家的事情，大家一起商量、一起推动，大家的规则，大家一起制定、一起遵守，反对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给整个世界“带节奏”。显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站在人类进步潮流一边，积极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应对百年变局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克服了美西方“普世价值”的局限，为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回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智慧
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原理在世界层面、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的体现，展现了回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智慧。
在世界层面，弘扬和平、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全人类的最大公约数，守卫世界和平底线，实现全球共同发展，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根本坐标。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人历来对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的多样性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历史性访问并发表重要演讲，站在世界和谐和人类进步的高度，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主张，认为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和平、发展是站在世界整体的战略高度和捍卫共同福祉的长远角度对全人类共同价值做出的根本界定，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愿望。
在国家层面，弘扬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公平和正义是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一个主题，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组织层面的核心内涵。就最初的含义而言，公平正义主要涉及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大致相当于公正(fairness)和平等(equity)等概念的内涵，更多地强调衡量一种社会制度和秩序安排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问题。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虚无缥缈的指令，而是客观现实的行动指南。在人类社会进入国家时代后，国家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基础，治理制度和过程是否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是否获得社会成员认可的正当性，是公平正义价值的核心关切。当今世界有190多个国家，各国人民均有权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允许其他国家进行横加干涉，这既是公平、正义价值观的根本要求，也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题中之义。
在个人层面，弘扬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民主和自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理想，也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追求。无论资本主义，还是无产主义，都坚持民主和自由的基本价值，只不过资本主义民主是少数人的自耦民主，是仅仅实现政治解放的自由，而社会主义民主是多数人的人民民主，是追求实现社会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自由。因此，无论是国内治理体系，还是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各国共同的目标都是争取民主和自由，区别仅在于具体道路和方式不同，弘扬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中国路径
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面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是和平、发展是全球治理的必要前提。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最大公共产品，也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任务。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什么也办不成。没有可持续的发展，和平也很难保证。中国主张弘扬和平、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坚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共同体。
二是公平、正义是全球治理的前进方向。近代以来，在西方主导下建立了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更多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和价值，没有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中国主张弘扬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国际社会应该按照各国共同达成的规则和共识来治理，而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国家来发号施令，强调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球治理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凌逻辑，也反对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的霸权主义，坚持走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之路。
三是民主、自由是全球治理的根本宗旨。全球治理不是服务个别国家利益的治理，而是服务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治理。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解决人民急难愁盼的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中国主张弘扬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21世纪的多边主义要守正出新、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也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要改变全球治理只见国家不见人的治理短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持以人为中心、基于事实的政策导向，在世界经济、国际发展、卫生健康、气候变化等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保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共享全球治理带来的好处。
总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创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扬弃和超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首先，它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价值观，确立了全球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突破了阶级价值观的框架，关注在个人、国家和世界不同层面的共同价值，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其次，它超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价值观，确立了共同体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既贯穿着中华文化中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中和之道，又确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逻辑，致力于推动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反映了中外优秀文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再次，它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了人类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关注人类的本质，强调和而不同，命运与共，不以任何一方为中心，也不以任何一方为模板，其所追求的境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②。它超越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坚持世界各国聚同化异、和合共生的中和理念，以承认事物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为前提，通过积极的对话、协商和沟通的方式，努力积聚共识，增进理解，化解矛盾，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为全球治理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①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378页。
②1990年12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总结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意义与国际传播
杨小茸
杨小茸，中国前驻卢森堡、马达加斯加大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多次谈及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当前，世界形势正处于新一轮动荡变革期，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加速了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具有很强的现实和实践意义。
一、重要时代意义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思想引领。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国际发展大势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
长期以来，西方以所谓“普世价值”为手段，意图操控世界，维护其主导地位。政治上，大搞“价值观同盟”，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通过采取“双重标准”打压异己、拉帮结派，进行集团对抗。安全上，奉行冷战思维，信奉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对异己者动辄军事打压，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破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经济上，热衷于搞“脱钩”、零和博弈，发动贸易战、货币战、制裁战等等，以此削弱潜在竞争者的发展能力。但是，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西方欲通过“价值观同盟”控制世界的企图遭到越来越多的阻力，西方不公平不正义的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不满和抵制。
在世界发展处于十字路口的重要时刻，中国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平、发展”，就是要打破冷战思维，反对集团对抗，促进共同安全，为世界发展创造良好的和平环境。和平与发展是一辆自行车的两个轮子，通过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公平、正义”，就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更不应干涉别国内政。“民主、自由”，就是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上的事应由世界各国共同说了算。各国都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应该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的主张贯穿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中国言出必行，与西方利用价值观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谋取私利存在根本不同。中国的主张契合了国际发展大势和绝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可谓恰逢其时。
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可行途径。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人类前所未有地形成利益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共同利益交汇点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繁发生，对各国形成共同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世界已是一个地球村，大家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一个国家单靠一己之力，都无法应对全球性挑战，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共克时艰。可以说，疫情的发生，使国际社会同舟共济的意识普遍上升。但是，各国利益毕竟千差万别，落实到具体国际合作上仍是困难重重。再加上一些西方国家抱着单边主义不放，坚持零和博弈，热衷于搞小院高墙，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对国际合作形成掣肘和阻碍。
国际合作形势的新发展需要理念上的新飞跃。中国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要的一点就是彻底打破了西方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给出了合作共赢的新途径。在目标上，就是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分好，以实现共同发展。在方式上，就是要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不断提高国际治理能力和合作水平，在充分考虑各国关切、维护各国正当发展权利的同时，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立于全球化时代的潮头，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为化解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有效途径，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思想引领。
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赢得了主动权。
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大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常用的一招就是利用所谓西方“普世价值”来诋毁中国。例如，他们无视中国在保护人权事业上的巨大成就，刻意贬低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一基本人权，颠倒黑白，肆意污蔑中国“不讲人权”。
中国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打破了美西方“‘普世价值’中心论”，有力地回击了其在价值观领域对中国的污蔑抹黑。全人类共同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理论领域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赢得了主动权。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需要把握好几组关系
第一，对外讲好中国主张的先进性与西方主张的局限性。
中国所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其优势在于：
首先是文化上的包容性。中国的主张超越了西方试图以单一价值观统领世界的做法，以承认文明多样性为基础，主张不同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应该交流互鉴，这一主张更易于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共鸣。
其次是政治上的开放性。中国的主张超越了意识形态偏见，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合作共赢，最大程度地增强了国际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合法性。
最后是实践上的有效性。中国的主张有利于打破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藩篱，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更快的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等成功实践，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发展，已经印证了中国主张的有效性。
第二，在宣传上把握好共性与个性。
在对外宣传全人类共同价值时，要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统一，既弘扬促进人类进步的先进价值，也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在价值实现路径上的探索。
从共性上，重点阐明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既吸收了“和而不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合理借鉴了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对西方主张中不公平不正义的内容进行了扬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从个性上，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切，重点阐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意义和内涵，反对外来干涉和强权政治，强调各国都有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同时，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平等互鉴中不断拓宽共同发展之路。
针对美西方在民主问题上对中国的攻击污蔑，重点讲清实现民主的形式多种多样，不同的基本国情、不同的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民主形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民主归根结底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借所谓民主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根本行不通。
第三，把握好实践需要与理论创新。
近年来，中国外交在丰富的实践成果基础之上，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主张，回答了关于人类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则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围绕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倡议。为了促进全球发展合作，缩小南北鸿沟，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为了促进人类共同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为了促进国际卫生合作、更好地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中国提出了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作，中国主张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此外，中国还就促进地区共同发展，提出了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倡议。
中国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倡导者，也是积极践行者，例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非合作论坛务实合作，率先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疫苗援助，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等。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了大量好事实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强大生命力。
理论源自实践，也会为实践起到引领使用。当今世界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挑战，需要理论创新和思想引领。中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相结合，一定会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重点和难点
杨洁勉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在国际上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可以说是“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时间持久”。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后，不仅在物质文明上不断发展和创新，而且还在精神文明上逐步拓展和深化。在所谓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间)，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欧洲和印度先后开启了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思考和探索，并在以后的历史中逐步接触和延伸，如中国和印度通过佛教的媒介而进行交流和交汇。在资本主义社会，欧洲凭借其经济科技实力而将其人文优势进行拓展，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向世界传递了“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相当范围内和一定时期内为人类共同价值作出了贡献。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更是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倡导世界历史思想、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为全人类求解放等，为人类共同价值观指出了新的前进方向。
当历史进入百年巨变和中国崛起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总结为当代的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总结的时代意义主要有三点。
一是客观和全面总结了历史和当前的现实，提炼了人类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并以此促进各种文明相互依存、协同共进、合作共生，促进了人类价值观的里程碑式升华。中国版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符合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求和平、谋稳定、促发展、图共赢”的共同愿望，因而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认同。
二是为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符合现实和顺应历史潮流，加大了当代人类共同价值形成和发展的速度和力度。
三是打破了美西方在人类共同价值上的垄断，增加了人类的共性和代表性。长期以来，美西方信奉“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明优越论”“普世价值论”等，时至今日仍捧着过时的价值观理论，贬低、否定、排斥其他的人类价值。而中国倡导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以集中体现了中国的博大胸怀和对人类命运的高度责任性，为人类解决全球性危机、走出现代性困境、建设地球美好家园提供了科学理念和现实路径，成为中国和大多数国家共同凝聚和提升人类共同价值观而努力奋斗的鲜明旗帜。
在国际上传播中国版人类共同价值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光荣自不必说了，其艰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夯实国内基础。“打铁先要自身硬”，中国自己要把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伟大命题弄通、悟透和落实。毋庸讳言，少数中国学者仍旧缺少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而言必称希腊，且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中国学界特别需要注意的。第二，充分认识国际传播的艰巨性。商品资金科技的国际交流基础比较宽泛，容易形成共同需要，而各种思想意识和价值观融合的难度要大得多，时间跨度也要长得多。而且，中国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对象也是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如此任务的艰巨性应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三，要准备好应对美西方的长期围堵和打压。当代中国和美西方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差异、对立是最大的也是最多的，美西方在国际话语权和国际传播权方面仍占有优势，中国在国际上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将面临美西方强烈的围堵和打压。
破与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国内有时可以做到“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了”。但在国际上不同的条件，更多地恐怕还是需要立字在先，破则在后。因此，中国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学术和理论等方面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创新。这样，才能做好有关的国际传播工作。
在如何做好国际传播和争取国际话语权方面，有三点建议：
第一，在实践方面要强调有效实践和探索实践。一是在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面前要知难而进，不能内向或内卷，也不能在新冠疫情面前无所作为。二是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条件加强有效实践，中国在大国崛起以及与美国斗争中要多做有说服力和有效应的国际传播。三是要采用更加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进行国际传播，例如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信息社会化的特点而做好对全球社会大众的国际传播。
第二，在学术方面要强化和深化研究。学界做好做深学术研究就能在国际传播方面做到厚积薄发和深入浅出。建设和传播人类共同价值是个长期的过程，学界在学术研究方面既有责任也有专长。首先，综合平衡“以我为主”和“世界一体”的关系。研究人类共同价值要从我做起，先把中国的立场观点研究透彻了，才能由近及远和由此及彼。其次，人类共同价值的研究工作要融会贯通，就是把中国和世界各国视为一体进行研究，否则何以称为“全人类”呢？第三，学术研究要有规划、有队伍、有人才。现在，狭义的人才和队伍有，但交叉和复合型的人才则少之又少。
第三，在理论方面要强调更新和创新建设。当前阶段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理论建设的重点在于时代性、创新性、大众性。国际传播的理论要呼应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时代命题，从哲学和理论的高度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工作。与此同时，这方面的理论建设不仅要继承更要有发展，以创新的理论去指导代表时代进步的思想倡议等。此外，国际传播要提高全世界人民认同和推进共同价值的基本理论，并且成为他们的自觉认识和共同行动。
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于运全
于运全，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
当前，国际环境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更加坚定，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客观存在共同利益，必然要求共同价值。在此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继人类命运共同体后又一个在世界上具有标识性、引领性的重要理念，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得到世界各国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起广泛共识，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金砖国家在内的世界20多个主要国家，对这一理念的认同度连续两年超过90%，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进一步走向世界、深入人心的良好机遇。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发展奇迹，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特别是在“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必然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期待。
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内涵在中国广泛而生动的国际合作和发展实践中更加深入人心。截至2022年3月，中国已经同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覆盖的人口总和超过46亿人，如果把作为倡议发起国的中国算上，则覆盖的人口占比超过全球人口总量的76%，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人口区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已经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共60多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坚实的实践依托。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同时面临着一定挑战。第一是“话语之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凝练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但世界各国对于这些理念的理解各有不同。这些不同一方面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对话空间，是各国文明互鉴的重要动力，但客观上也加剧了文明冲突、价值冲突。从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提出“价值观外交”，2021年举办所谓“民主峰会”，在涉疆等话题上加强舆论攻势等举措可以看出，美西方正在不断升级国际话语权斗争，这在“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第二是“路径之争”，各国人民对于实现共同价值有着不同的道路选择。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立足于本国国情，持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从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充分发挥了全球经济压舱石、稳定器、增长引擎的重要作用；再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和行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路径，昭示了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光明前景。与此同时，美西方国家始终不能以发展和开放的眼光看待全人类共同价值，仍在走“输出模式”的老路，以“民主”为名在世界划分小圈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造成阻碍。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需要广泛凝聚世界共识，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注重历史镜鉴。价值理念的传播是一个历史过程。从18世纪欧洲兴起的“中国热”，到“西学东渐”“西方中心”，再到“世界向东看”，人类价值的传播历经漫长过程，见证了数次“传播中心”的转移。当下，“两个战略全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两个前所未有”——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都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体现。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与中国的持续发展，国际影响力、国际地位的提升息息相关，关键要久久为功，做好自己的事，这是推动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基础。
注重实践创新。习近平主席元首外交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重要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伴随习近平主席的外交足迹，从联合国大会、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博鳌亚洲论坛、世界政党大会等重要场合不断向世界传递。同时，要在回答和解决“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推动国际传播。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发展倡议等国际合作平台中不断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正确理念指引和实践方向。
注重知识构建。发挥好智库、研究机构、媒体的知识构建作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近年来，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起国际智库知识分享计划，与巴西、巴基斯坦、法国等国的知名智库围绕“全球发展”“全球治理”“文明交流互鉴”等主题开展联合研究，形成了智库报告、论文、对话会等多种成果。同时，我们与各大媒体开展合作，致力于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可视化、故事化、数据化、国际化的多媒体产品，为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贡献智慧力量。
注重长远未来。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在青年群体塑造和形成世界观的关键阶段加强国际传播是赢得未来的重要环节。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的民调研究，国际“Z世代”的中国观具有更加友好、开放、包容的特点，是加强国际传播的重点对象。近年来，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开展“国际青年中国行”“国际青年智汇行”等活动，邀请国际青年深入中国各地，学习中国历史、见证中国发展、了解中国价值，不断汇集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青年力量。
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积极开展对话和智库交流，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作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