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应当共同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2012年年初以来，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美国领导人做出回应的重大议题，两国领导人就此达成了如下基本共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按照中方的说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要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建立基于“务实合作和建设性处理分歧”的大国关系新模式。
何谓“新型大国关系”？怎么界定它的基本内涵？如何落实这一基本共识？由于中美存在不同的国家利益、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双方对新型大国关系有五个方面的认知差异。
概念与意义分歧
中美同意共同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是对如何界定这一概念及其内涵的认知存在分歧。中方强调其原则性，认为相互尊重是增加互信、管控分歧、开展合作、共创双赢、引领未来的基础；而美方强调其功能性，要求解决美方关切的具体问题，认为只有务实合作，建设性地处理分歧，才能双赢。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6月8日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庄园会晤”时，用一句话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了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习近平的概括突出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不用对抗的方式解决矛盾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各自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三是强调以合作促共同发展。
2013年9月20日，外交部长王毅访美期间在美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演讲，阐发了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王毅说，不冲突不对抗，是必要前提。做出这一政策宣示，就是要顺应全球化潮流，改变对中美关系的负面预期，解决两国之间的战略不互信，构建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正面信心。相互尊重，是基本原则。只有相互尊重对方人民选择的制度与道路，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关切，才能求同存异，进而聚同化异，实现两国和谐相处。合作共赢，是必由之路。中美只有始终坚持合作，不断加强合作，才能实现共赢，而这个共赢，不仅是中美的共赢，还应当是世界各国的共赢。
对于中国领导人关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奥巴马政府给予了正面回应。对于中方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美国选择性地做了回应。奥巴马政府认同不冲突、不对抗原则。例如，奥巴马本人在给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书面致辞中说，美中可以向世界证明，两国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历史覆辙，两国可以携手应对21世纪面临的严峻经济和安全挑战，为发展持久信任、长期稳定、充满希望的美中关系奠定坚实基础。奥巴马连任后，时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2013年3月I 1日在纽约亚洲协会发表讲话指出，奥巴马政府不同意中美注定要发生冲突的观点，认为构建更好的中美关系是有可能的，中美元首都支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
在2013年6月8日中美首脑“庄园会晤”记者会中，奥巴马表示，美国愿意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继续和平发展符合美国利益。美中合作而不对抗，就更有可能实现各自安全和繁荣的目标，也有助于双方共同应对许多全球挑战。9月6日奥巴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同习近平会见时表示，美中同意致力于建立基于务实合作、建设性处理分歧的大国关系新模式。美国欢迎中国继续和平崛起，希望中国能够在维护亚太乃至世界的稳定、繁荣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9月19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同来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谈前共同会见记者时说，中美有必要避免陷入将彼此视为战略对手的陷阱。
然而美方并没有正面回应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的原则。对于合作共赢，美方强调要求中方解决美方关切的具体问题。例如，多尼隆在2013年3月11日亚洲协会讲话中聚焦中美军事对话、经济关系和网络安全领域三大议题。多尼隆说，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中国在亚洲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可能会增加美中在两太平洋地区发生军事摩擦或误判的风险。因此，双方要深化军事对话，应对双边军事关系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和潜在的竞争。在经济领域，多尼隆要求中国改变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共促国际金融稳定，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挑战。在网络安全领域，多尼隆强调所谓来自中国的网络商业窃密问题。多尼隆在中美元首“庄园会晤”后召开的记者会上重申了上述立场，并增加了朝核议题。
2013年11月20日，新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就美国亚洲政策发表演讲。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赖斯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愿意同中国实施“新型大国关系”，即管理不可避免的竞争，同时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双方利益趋同的领域深入开展合作，特别是朝核问题、伊核问题、阿富汗稳定、苏丹冲突等议题。赖斯也希望在法治、人权、宗教自由、民主原则、东海争端、南海争端等议题上同中国开展对话。
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适用范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将改善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也有中国学者曾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不限于中美两国，它包括美、欧、日等传统大国以及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中国官方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对象仅指美国，并没有包括任何其他国家。美方在回应中方提出的这一倡议时，针对性非常强，专指中美关系。美国从来没有用这个表述来界定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责任分歧
中美同意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对于谁应该采取主动、谁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障碍，理解不同。中方学者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障碍在美方，而美方学者则认为中方应承担更大责任。
中方学者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认为美国没有平等对待中国，对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不够尊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涉台、涉藏、涉疆、网络安全等问题上损害中国利益，破坏中国国内稳定。中国却从来没有做过有损美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事情。
第二，认为中美战略互信严重缺失主要责任在美国。美国一方面在调整亚太军事部署，强化同盟体系，推进亚太反导体系，推行海空一体战，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支持和纵容日本打破限制、提升行动能力，以制衡日益强大的中国并帮助美国分担全球霸权成本。这些动向都将导致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冲突风险上升。
第三，认为美国转嫁国内矛盾，纠缠中国；或因第三方因素，迁怒于中国。例如，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是导致对华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的主因。至于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则是由于美国产业转移和外包所致。再如，在朝鲜半岛“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韩在黄海军演“亮剑”，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不少美国学者对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概念不清”，或认为中方既然提出了这个命题，就应当多做实事。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提出这个倡议的目的就是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做出更多让步。
例如，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说，这种大国关系新模式中，一套包罗万象的基本原则更符合中国的偏好，而通过在具体议题上的互动来汲取经验教训，更符合美国的愿望。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认为，中美双方不能沉溺于“漂亮、空洞的口号”，而要实实在在管理好双边关系。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外交与能源事务专家凯特琳•坎贝尔、资深军事与安全事务专家克雷格•默里认为，中美新型关系这种“模糊”界定，有利于中国达到如下目的：一是同美方建立沟通管道，提高管控危机的能力；二是给美国施压，要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即支持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安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三是要求美国停止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里开展情报侦察和水温勘察的行动，减少对台军售，放松2000年。美国《国防授权法》限制的对华军事合作领域。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迈克尔•蔡斯声称，中方提出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明，北京要求华盛顿基本按照北京提出的条件来顺应北京的利益——很明显不是通过相互调整来实现。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编辑彼得•马蒂斯称，如果美国接受中国有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那美国就不得不放弃对台承诺，放弃争取人权，放宽对华敏感技术出口，调整美日、美韩同盟，停止支持通过联合国海洋法来解决南海争端等。他质疑多尼隆2013亚洲协会讲话中接受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做法是否值得。在他看来，多尼隆向中国承诺过多，是“失策”，像是一个“坏主意”。
侧重点分歧
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议题上，中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中方强调的领域是反“台独”、反对台售武、美军对中国的抵近侦察，美国在钓鱼岛、南海岛屿等中国周边安全问题上的立场，美国维持的亚太军事同盟是否针对中国，以及藏独、疆独、人权等涉及中国内政的问题；美方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增长、朝鲜、伊朗核、气候变化、海上通道安全、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服务贸易等领域。
中国军事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军费快速增长和军事力量快速提升，是美国政府和军方多年来一直关注的话题。在2012年1月，美国防部发表了《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美国国防优先任务》的防务战略指针报告。报告称：“从长远来看，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将可能以不同形式影响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像中国、伊朗这样的国家将继续追求以非对称手段对抗我们的力量投送能力。”2013年5月美国防部长办公室发布的《2013年中国军力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指出，“中国在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和战略决策方面缺乏透明，这也引起了周边地区对中国意图的担忧。在缺乏更大透明度的情况下，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步伐的推进，这些担忧很可能会增强。”
2014年3月4日美国防部发表的2014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认为，“亚太地区越来越成为全球商业、政治和安全事务的中心。该地区的国防支出也在继续上升。随着地区各国不断发展军事和安全能力，由长期存在的领土争端和对自然资源的声索引起的风险将增加，最终导致破坏性的竞争或者发生冲突，改变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发展趋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军事现代化全面快速发展，同时关于中国军事能力和意图，中国领导人却缺乏相对的透明和公开”。
在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中方在反对朝鲜拥核的同时，也希望看到朝鲜国内政局保持稳定，而美方关注的首先是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武器问题，其次是朝鲜对韩国的“挑衅”问题，第三是朝鲜内部政治突变引发动乱。一些美国人在等待朝鲜“内爆”，认为只有朝鲜“改换政权”才能最终解决朝核问题。美方把中方对朝政策是否调整视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金石”之一。
在“相互尊重”问题上的分歧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间最大的分歧集中在“相互尊重”这个问题上。对于中方关于相互尊重的提议，美未予正面回应，这反映出两国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利益取向方面的巨大差异。
在中国的政治与外交话语体系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要内容；国家间只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相待，才能和平共处。
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2010年12月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文中更明确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有三层含义：一是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戴秉国强调，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
2011年中国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也把“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纳入坚定维护的国家核心利益范畴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方在对美关系中一贯强调的“相互尊重”原则，首先是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即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及政治秩序，也即主权概念在中国的实施。中美关系中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主要敏感问题，包括台湾、涉藏、涉疆、人权等，都可以联系到“国体和政体”上去。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政策，也主要是从维护国内政治的长治久安出发的，对美政策尤其如此。
在美方看来，尽管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无可非议，但是“相互尊重”这类表述并不是传统国际法和西方政治与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常用的规范性概念。同时，由于美国在自身的国体、政体、政治稳定、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等问题上，都没有感受到中国的现实威胁，所以在这些方面的“相互尊重”对美国意义不大。如果接受中方“相互尊重”的表述，美国强调的“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等等，就丧失了“道德高度”，而让中国单方受益。因此，美方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对中方重大关切的不理解、美国国内政治的牵制、意识形态的偏见等，从未公开明确说明对中国政治制度、国内秩序、发展道路的尊重。
反观美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界定和期待，都关系到它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它所极力维护的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谈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美方总是表示，希望中方一是在朝核、伊朗核、反恐等美方视为重大利益的国际安全问题上同美方合作，二是在金融稳定(其中关键的是美元的霸权地位)、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照顾美方的关切。
美国人担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以其正在形成的巨大实力和世界影响，造成对美国地位及其倡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美国把主要关切聚焦到“崛起大国同守成大国避免对抗”(即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议题上，原因盖出于此。
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从20世纪90年代的“建立新秩序”，逐渐过渡到当前的“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显示出中国对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和信心。事实上，中方已经反复向美方说明了对美国世界地位和现存国际秩序的看法，并通过实际行动建设性地参与了全球治理与新形势下国际规则的制订。但是，中国从未明确阐述同美国在国际秩序方面的共同点和分歧是什么，也不会明确说明“一个繁荣而强大的美国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美认知差距的背景原因
第一，中国主张多极化，美国欲继续“领导世界”。中美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认知差异，首先源于对世界格局发展趋势的不同判断。中国政府认为，世界多极化是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
有的中方学者将世界分成西方与新兴市场两大“集群”，认为目前两大力量发展进入相持阶段，双方竞合博弈呈“集群化”、“高端化”趋势，博弈格局日渐成形，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大西方”联手应对新兴大国崛起。虽然西方国家经济企稳回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赶超放缓，但“东升西降”趋势并未扭转。
美国官方极少使用“多极化”的概念，它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美方亦不承认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许多美国学者声称，正是因为近代欧洲列强称雄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多极化”，才使战争频发，国际秩序混乱。美国历届政府都强调美国国力并未衰落，21世纪的美国仍将是世界第一强国。
第二，中美对于新兴大国(特别是金砖五国)崛起的看法不同。中方主流学者认为，当今新兴大国“群体崛起”，西方力量则相对下降。这个判断中的潜台词是“新兴国家”是一支可以凝聚实力并同西方抗衡的力量，实际上将当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西方世界和新兴大国两大块。
美国官方承认，新兴国家之间在诸多议题上开展合作实属必然，但新兴大国的崛起并不一定意味着国际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金砖五国”不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整体，各成员国之间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经济层面的竞争比较突出，其联系松散，呈分散化。此外，印度、巴西、南非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俄罗斯也处在政治转型中，因此金砖国家的崛起未必是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不利的。
美国看待当今国际格局的视角也是“两分法”，但它的“两分法”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区别。一个典型的美国观点是，世界民主化虽然出现挫折，但总趋势并未逆转；俄罗斯至少在表层的价值观念上同西方是接近的，且对中固的快速发展也有戒心。美国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发展前景并不看好，同中国对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期待迥然不同。
第三，中国强调国家主权，反对干涉内政；美国强调世界民主化、公民社会的兴起、社交网络对国家权威的挑战等。
政策思路
就如何应对中美对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我们提出以下几条思路：
第一，在中美高层会晤时，中方将“相互尊重”的含义说透，即只有美国尊重并从主观上不挑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内秩序，中国才可能尊重并不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两国才可能携起手来，共同建设并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种意义上的“相互尊重”，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目标和原则。即使美方出于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考虑，不愿公开宣称它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秩序，也应力图达成两国高层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默契，让对方放心。这将有利于缓解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误判。
需要跟美国领导人清楚阐明的是：当今中国的基本制度和发展道路对美国有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国际安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奥巴马说“中国的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不应该是简单的客套话。要让更多的美国人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同时，我们也应当清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及其保障之下的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正因为如此，中国官方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渐转变为今天提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二，建议通过多种渠道，同美国主要智库就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障碍、发展方向等问题开展更多的合作研究。目前，中美智库对于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多项成果。鉴于美方若干机构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存有顾虑和戒心，中方不必刻意坚持要美方使用这一措词，而是要在合作课题内容中反映共识，化解分歧和疑虑。同时，两国专家学者在合作研究过程中，有必要争取俄、日、印、欧盟、东盟等国家和组织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减少他们对中美欲实现“两大国共治”(G2)的疑虑。
第三，中美双方在对方关切的问题上进一步澄清立场。双方在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中，都高度关注对方在具体政策中所反映的长远战略意图。因此，有必要在关系到对方的政策措施出台时(甚至出台之前)，及时向对方说明自己的意图；同时也要求对方及时澄清己方的关切。这样才能避免不负责任、不知情的媒体去炒作敏感的政策问题。
例如，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2013年11月20日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发表演说时强调，美国在亚洲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完成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TPP确定的规则将成为未来世界贸易协定的标准；美国欢迎任何能够达到TPP协定高标准的国家参加，那也包括中国。但是在其他一些场合，美官员却声称只有在同日本、澳大利亚和部分东盟国家等结束TPP的有关谈判之后，才欢迎中国参加。中方应当要求美方对这种自相矛盾的表态作出澄清。
再如，不久前中国官方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扬。但是一些美国专家学者表达了他们的疑虑，担心中国放弃了“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提法。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无疑是客观存在。只有两国同亚太其他国家共同构建一套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才能将新安全观落到实处，避免战略竞争酿成严重对抗。在这方面，两国官方的频繁沟通和战略智库的深入探讨，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