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海军少将杨毅2013年12月18日在新华网第四届“纵论天下”国际问题研讨会上发言：
2013年我国安全环境得以改善，这里主要靠我们的努力，也有客观上有利因素。从我们主观努力方面，我们采取了“抓住重点、着力支点、管控热点、冷静布局、塑造态势”的柔性攻势外交，具体举措刚柔并济、处置得当。
同时，我们的军事力量建设进步显然，把握“低调加速发展军事力量、适度显示力量、谨慎使用力量”的原则，配合了我外交柔性攻势的效果。我国在海洋维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适时公布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是一个重大的举措。东海方向，在与日本围绕钓鱼岛的动态平衡博弈中，变被动为主动，力量和态势都在朝着对我国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在南海方向，通过主动与东盟开展对话，稳住越南、孤立菲律宾，整体形势得以缓和。与此同时，我们还需清醒地看到，外部安全压力依然不小。美国和日本修改美日安保军事同盟指针，美日两国各怀鬼胎，相互利用，其中针对中国具有非常重要分量，未来海洋方向的争端有可能引发动荡。
我国外部安全形势得以改善的外部因素，是美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更加呈现“力不从心”状态。受财政赤字困扰，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与军事能力之间差距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军事力量建设中，在着眼于增强未来军事竞争优势，与维持现有军事力量规模与海外部署行动强度之间的“两难困境”选择更加明显。斯诺登事件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在软、硬实力两个方面都受伤不轻的美国，军事介入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的能力与影响力衰减，参与没有涉及美国直接重要国家利益的军事行动的意愿不断下降。但是，继续谋求未来军事竞争高地，努力保持领先其它军事强国“代差”级别优势的目标没有改变。
在此战略背景下，美国对其重返亚太战略进行了策略性的微调，加之我主张与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使得美国对我战略压力相对减少。
2013年6月7-8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的会晤，中美两国元首达成了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这将是改变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一种战略共识。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和崛起新兴大国，与正在进行“战略再平衡”的现存霸权国--美国如何确立今后如何相处的目标和路径，也就是说如何探讨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之道，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点，但是这些分歧点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不容低估，其中两国的安全关系又是分歧中的最危险和难于管控的。近年来，中美两国安全关系，特别是两军关系始终是两国关系中的软肋。
处理好这个中美两国关系的“软肋”，还可以变负能量为正能量。我们高度重视管控中美两国军事关系“负能量”因素的同时，需要着重努力做好把这种“负能量”变成“正能量”的转化工作。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单单拥有良好的政治意愿就可以做到了，还要克服种种错综复杂因素的破坏与干扰。特别需要下大气力把握好几个重要问题：
一、坦诚地承认两国安全关系中的竞争因素，认真面对分歧，努力缩小分歧。一般来讲，促使双边关系稳定和发展，主要靠扩大共同利益（这里也包括共同的价值观）、或者是面对共同的威胁（如同在冷战时期，前苏联的军事威胁曾经是推动中美和解、靠近的主要引擎），有效管控分歧。无论是出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中美两国的安全关系都是充满着相互防范，相互警觉特色。具有巨大讽刺意义现实是，中美两国的军事力量尽量努力避免与对方发生军事冲突，同时又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尽管美国多次强调，“战略再平衡”战略不是针对中国，残酷的现实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军舰和飞机部署并活动在中国的周边。每逢一个国家与中国发生利益纠葛，美国总是在貌似中立的面具下，“偏袒”其他国家。与此同时，无论我们如何反复重申中国坚持防御性军事战略，但是随着我国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特别是我们得海、空军事力量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美国就如坐针毡，感受到中国的压力与挑战。
所以，我们需要向美方坦诚地表达我们的看法，既要承认分歧，同时要展示我们促进两国安全关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意愿。敢于公开谈分歧，也是我们自信的表现，也是我们愿意与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诚意的表现。
二、通过采取更加积极的军事透明度姿态争取两国军事关系互动的主动地位。军事透明度问题一直是美方对我们施压的手段，我们不能不接招，也不能总被动接招。改革开放35年以来，我们自己长高了，长壮了，别人对我们如何使用不断增强的实力的怀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也要换位思考，我们要改变思路，变被动为主动。我们要通过议题设置的创新来谋求在透明度方面的主动地位。在可能的情况下，双方就各自军事力量总体构想、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目标、作战理论的更新、军事力量部署的调整思路等敏感问题进行沟通。
两国对两国军事力量的变化都是非常敏感的，这里还存在一种“零和”的色彩，似乎，一方力量的增强就是对自己的安全威胁的加大。如果中美两国能救某些敏感的议题进行交流，有可能极大地促进双方战略互信。这里我们需要作的功课更多，更困难，毕竟我们处于一个“弱者”的地位，美国的军事力量对我们形成压力，还有双边和多边的军事同盟关系。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家底都露出去，会降低我们的安全系数。如果把握得好，不是不可以做，而是可以做，还有可能做的很好。要遵循循序渐进、由表及里、由宏观到微观、从易到难的原则。比如，双方可以就“A2,AD”和“空海一体战”概念进行交流，由于我们作战理论的防御性与美国作战理论的进攻性的差别，让美国“交底”，可能我们就占有比较有利的地位。
三、防止“第三方要素”绑架中美两国安全关系。尽管中美两国都有稳定安全关系的政治愿望，但是其他因素总会干扰和破坏这种进程，“第三方要素”就是一个不可轻视的问题。我们要提醒美国不要傻乎乎地给“小兄弟”打工，受到无赖盟友的绑架。我国的周边还存在一些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我们坚定不移的要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又努力通过和平和外交的途径寻求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国家在他们与中国的争端中企图把美国“拖进来”、“拉下水”，美国也有通过家具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适度和可控紧张关系来牵制中国的意图。
从趋势来看，随着美国的软、硬实力的下降，军事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的能力与愿望都在衰弱，一般来讲不会轻易介入与自己没有直接重大利益的冲突。但是如果美国过于执著于“天赋使命”的理念，同时以为中国会在美国的压力下妥协，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还会导致事情更加复杂。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联盟战略和基于维持美国“承诺”与“可信度”的考虑，美国有可能因为其盟国和朋友的利益而介入与中国的冲突。目前比较突出的是日本、菲律宾和台湾等。能否有效地管控好“第三方要素”，防止这些因素导致中美两国的直接冲突。同时我们积极利用美国发挥“间接”作用，管控那些对我们形成压力的“第三方要素”，这也是中美亚太安全关系互动的重要部分。
四、提高与美方的军事交流的数量与质量，增强相互了解、降低相互误解、误判。保持持续的、有效的、对双方都有利的军事交流对两国军队的关系很重要，对中美两国亚太安全关系互动也很重要。要争取这种交流的抗冲击和抗干扰力度，创新我们维护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的思路。
在过去的军事关系互动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出发点和着重点有很大区别。美国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交往，了解我们军队建设的思路、军事力量的状态和发展前景，影响我们的战略思维，有时通过“很大的透明度”展示其军事装备、武器和部队训练水平来对中国进行“心理威慑”。我们的主要出发点是学习、了解美军建设的先进思想、理念，服务于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也表达我们热爱和平的战略意图。每当美国做出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错误举动时候，我们就通过中断中美军事交流来“惩罚”美国。这种互动模式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今后，在双方军事交流中，要创新战略思维，更加自信和坦荡地与美军交往。要积极争取对我有利的内容与方式，要增强交流的多层次与多种平台，展现我们的自信与诚意。继续保持和扩大中美两军高层对话机制，也要开展其他层面的各种交流，要积极展开又特色的军队公共外交活动，做好美国安全系统的“菜根阶层”的工作。
五、积极参与美方主导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敢于“与狼共舞”，敢于“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面去”。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已经成为国际安全互动中的重要平台。无可置疑，美国是各种地区多边安全平台的“编剧、导演”和“主角”，既可以强化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安全同盟体系，又可以通过主导议题来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今后美国不会停止强化有针对我们特色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我们不能只是抗议和谴责，或者采取不“同流合污”的排斥姿态。而是以一种积极参与的方式，去“稀释”这种反华“包围圈”的“浓度”，只要我们参与进去，凭借着我们的“块头”和影响力，会对这种现存的机制形成冲击和改造到作用。当前，做好参加“泛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参与中提高自己和影响别人。
六、积极争取搭建和合作搭建新的安全合作机制，发挥“以我为主”或者“合资经营”两种形式的作用。从我国总体国际战略的总体设计方面来看，多边机制是我们的重要平台。随着我们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我们对外部环境的塑造能力越来越大，在对待多边安全机制方面，我们要增强主动性和进取性，善于运用自己的实力与影响力。要把周边安全形势的主动权努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品格来利用多边安全机制。
我们要在强化和优化目前业已存在的双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同时，不断扩展其内涵和外延。我们可以倡议在目前现存的双边反恐军事演习的基础上扩大到三边和多边的联合演习的形式。我们甚至还可以积极邀请美国参与我们倡议的多边安全合作平台上来，我们采取不排斥美国的姿态，这既表明我们君子行事坦荡荡，消除美国的战略误解，也可以免除其他国家参与我们倡导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需要看美国脸色的“选边尴尬”。
七、积极主动地把握与美国安全关系互动的主导权。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字指导思想。在促进与美国安全关系良性互动中也要贯彻这种思想，敢于破旧立新，敢于探讨、敢于实践、营造一种更加开放的思维氛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鼓励创新，允许失误，我们要一种处在民族复兴上升通道的强者心态对待新鲜事物，争取在与美国安全关系互动中越来越主动。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筹重大国际事务，2013年当中，我们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中，特别是稳定和改善周边安全环境的努力当中，按照统筹全局与局部的原则，在塑造友好型国际环境的努力当中，重点经略周边，写出了一篇好文章 。在与美国的安全互动中，特别是面对战略两面性，我们要防止心浮气躁，不冷静的冲动的冒险主义，也要防止缩手缩脚，丧失良机的保守主义。
八、转变战略思维方式，更加辩证和全面的看待两国安全关系互动的性质。值得指出的是，过去人们过多地看到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安全利益冲突点，而没有看到，或者没有足够地看到两国之间的安全利益共同点。这种共同点就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安全、繁荣。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就是，中美两国安全利益的冲突点也恰恰是转化为中美两国安全利益共同点的“抓手”和“拐点”。这一点无论在前几年遏制台湾急性“台独”还是最近防止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兵戎相见等问题上都体现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安全利益。因为一旦这些热点引发武装冲突，会把中美两国拖入直接军事冲突当中去。作为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对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九、以“相互适应”、“互相照顾”、“争取共赢”的思维来处理与对方的关系。
首先是美国的战略取向。美国要抛弃冷战思维和传统的海权理念，不要把中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发展看成是对自己的挑战与威胁。少一些“零和”思维，多一些“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的合作安全观，有利于中美两国军事关系的良性互动，也有利于中美两国整体关系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其次，中国也应该永远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永不称霸，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要更加积极地为促进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破解中美两国军事关系“安全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搞好两国的战略沟通。
第三，要通过合作来促进和巩固两国安全关系的良性互动。只要中美双方有加强合作和避免两败俱伤的意愿，中美两国军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这样不但可以共同为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作贡献，还可以增进中美两国军队之间的战略互信，消除误解、防止战略误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两国共同努力，中美两国不但可以避免大国兴起进程中的“零和”铁律，还可以在建设和谐世界中扮演主导角色。
当年，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的握手曾经改变了世界。今天，为什么我们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再次改变历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