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新旧交替和质变飞跃的过渡期，筹划和推动新的国际体系建设是事关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三十年的国际体系延续和发展了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主体框架，处于突变后的渐变过程，世界在“后冷战体系”和“前多极体系”之间探索和徘徊。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在批判过时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在扶正祛邪中不断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未来三十年世界将开启东西方力量相对平衡和世界多极化基本稳定的新时期，这一进程大体上与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国际体系将从后冷战转型期朝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演进，并最终成熟定型。中国在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中，应注重加强国际体系理论建设，准确把握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各自的发展问题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对公平正义的普遍需求和供给的相对不足将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要着力解答当前和未来的时代命题，勾勒国际体系改革基本架构，进而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断向前，推动实现公正、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目标。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叠加，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国际体系处于新旧交替和质变飞跃的过渡期。在此关键时期，国际社会对“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等有关概念的定义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在现实使用中这些概念的界限并不明晰。例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又如，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反映了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对它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正安排和实力分布的本质所持的理念。国际秩序是指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大到足以影响全球均势——应用这些理念。”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冷战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失败，全球平衡正在恢复，新的国际秩序必须以遵守国际法为基础。“建立单极世界的尝试显然已经失败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必须尊重别人的利益，同时也要捍卫自己的利益”。
在冷战结束的三十年里，国际体系终结了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体系，但又在相当程度上延续和发展了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一些主要框架，处于突变后的长期渐变过程中。未来三十年，国际体系将可能从后冷战转型时期进入新体系最终定型时期。这一进程大体上与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届时国际体系将完全结束自近代以来以欧美为中心和由其主导的局面，世界将开启东西方力量相对平衡和世界多极化基本稳定的新时期，国际社会建设新体系的历史进程将朝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一、冷战结束后三十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启示
在过去数百年的国际体系演变中，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变化是唯一没有通过大规模战争和重要国际和会而实现的，而且如果国际社会应对得当，这一体系还可能开启未来国际体系的和平过渡进程。
（一）国际社会的不同认识和曲折经历
冷战结束宣告了美苏主导的两极体系的解体，目前世界仍在“后冷战体系”和“前多极体系”之间探索和徘徊，以期经过过渡阶段，进入基本明确和相对稳定的新体系。
第一，美国从主导者的得意到当前的失落。从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始终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者，而且其仍希望领导世界一百年。但是，美国在二战后七十多年始终奉行霸权主义且穷兵黩武，在政治上站在广大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立面，在战争中消耗了大量本来可以用于国计民生的资源，最终站在了由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对立面。美国为了维持其主导地位，先后祭起单边主义、排他性多边主义的旗帜，推行由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指出，“为了领先一步，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已经开始反思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形式。……拜登政府从支持全球体制转向谋划一种由民主国家构成的基于规则的新秩序。美国2021年主办的‘世界民主峰会’可被视为此种新秩序得以运作的典型。”美国以“民主对专制”为由炮制的“四国集团”和“五眼联盟”等组织机制也是重要体现。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相关国家战略和政策举措不仅不能使其与时俱进，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的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俄罗斯从最初的一再退让到当前的以攻为守。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经历了断崖式下降。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力图重振大国雄风并提高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一方面，俄罗斯认为当前国际体系具有多极或多中心特征；另一方面，俄罗斯认为国际体系仍由大国主导，即少数能够真正按自身意志行事的国家，如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在特定领域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国家，如德国、法国、印度、巴西等。
第三，欧洲国家从最初的倚靠美国转向部分战略自主。冷战结束后，欧盟和北约推进东扩，提升了欧洲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其独立性因在安全和战略上倚靠美国而受到制约。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欧盟的自主意识增强。自2016年起酝酿、推出且不断强调“欧洲战略自主”概念，希望以此提升欧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性与影响力。欧盟在《2021年战略展望报告：欧盟行动的能力与自由》中再次强调了其“作为多极世界中相互联系的全球一极，……在通往2050年的道路上迈向开放战略自主目标的长期愿景”。
第四，许多非西方国家从最初的随波逐流到当前的自主选择。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中，一些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地区发生了“颜色革命”，一些非洲国家转向多党政体，一些中东国家爆发了“阿拉伯之春”。最初，这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马首是瞻，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经过一二十年的转型后逐渐醒悟，开始谋求团结或联合自强，正在实现从大国外交的工具转变为具有一定话语权的国际体系参与者，并通过多边主义和多边组织等推进体系变革。
第五，中国从最初的中流砥柱到当前的引领潮流。冷战结束初期，美国老布什政府意欲以“世界新秩序”一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天下。然而，中国在社会主义陷入低谷时“乱云飞渡仍从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时代进步
在国际体系转型之际，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在扶正祛邪中不断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一，积极推动主要国际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维护国际格局的基本稳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特征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并正在改变西方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真正实现国际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和基本稳定，虽然还需要国际社会的长期不懈努力，但其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第二，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和世界性难题。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际社会保持了总体安全，既共同应对了2001年的恐怖主义威胁，也以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促进了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在发展方面，三十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保障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物质需求，从而使其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国际社会共同推进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此外，科技进步迅速，在政治经济发展基础上促进科技创新和应用，世界正在互联网基础上走进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时代。
第三，倡导新的国际政治文化和理念。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在批判过时的国际关系理论。多种社会思潮叠加既冲击了国际社会，又赋予了多边主义和生态绿色发展新的时代意义。2014年5月，中国在亚信上海峰会上提出了新安全观。2016年9月，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实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总体目标”。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出了新的中长期发展愿景，如非盟的《2063年议程》、2019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泰国提出的“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主题。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接受中国和非西方国家崛起的现实。例如，新当选的德国总理朔尔茨于2021年12月15日在联邦议院发布上任后首份政府报告，呼吁对中国采取务实态度，强调中国是德国重要的经济伙伴，德国的对华政策必须建立在了解真实的中国基础上。又如，欧盟的《2021年战略展望报告：欧盟行动的能力与自由》指出，“未来数十年，国际权力结构重塑将日益加速，地缘经济中心继续‘东移’”。
（三）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议程
在冷战结束三十年以来的国际体系转型中，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应对。
第一，国际社会在和平过渡进程中步履维艰。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的演变经历了“单超独霸”“一超多强”以及“两强四方”（中、美和中、俄、美、欧）三个阶段。美国在“单超独霸”时期（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发动了海湾战争；在“一超多强”时期（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绕开联合国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两强四方”时期（奥巴马政府时期），进行了利比亚战争等。而且，各个阶段都伴随着世界主要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动荡，特别是作为多边体系的主体联合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的战争行径、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保障国际体系的有效性成为转型期三个阶段的共同特点。
第二，国际体系面临着新议题、新机制和新行为体等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冷战结束以来，现有国际体系在面临层出不穷和日趋严峻的时代性、全球性挑战时，日益暴露出滞后性等各种不足。在议题领域方面，国际体系不仅难以应对外交、政治和安全等传统安全挑战，而且也难以应对诸如恐怖主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另外，与议题领域挑战的紧迫性相比，机制建设的滞后性更加突出。现有体系的机制既不能解决长期困扰国际社会的冲突和战乱等传统议题，也不能在应对非传统议题中形成权威、稳定的机制，作用递减的二十国集团和受到特朗普政府“退群”影响的《巴黎协定》就是例证。此外，日益多元化的行为体也对现有国际体系提出更多诉求。大国关系更加复杂、矛盾加剧，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则加重了大国的对抗，并降低了协调的可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使国际体系增加了决策过程的时间和难度。
第三，国际体系在凝聚国际共识方面面临的挑战。国际社会在百年巨变和新冠疫情交织叠加的背景下，在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如何建设全球治理体系上存在认识差异，有些差异还是原则性和战略性的。
其一，关于形成价值观共识的挑战。国际社会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争议实质上是维护还是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政治霸权的问题。就国际体系的价值观而言，西方国家自二战以来始终占据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但其在非西方力量的不断冲击下日趋式微。七十多年来，非西方对西方主动发起过三次大的冲击。一是二战结束初期，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借助当时的民族解放思潮在国际社会独树一帜；二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三世界价值观在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上体现了针对西方的道义拷问和机制改革；三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在要求改革国际体系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世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推动了西方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上的衰落。纵观历史，国际社会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牺牲和苦难才在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主要价值观上形成基本共识。因此，当代国际社会仍需要在长期磨合的进程中才能逐步在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观上达成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中国从2015年开始倡导世界共同价值观，习近平主席多次在重大场合上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其二，关于形成多边主义共识的挑战。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多次面临来自美国的单边主义干扰和破坏。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单边主义的试探期，克林顿政府虽然声称坚持多边主义，但在实际行动中（如科索沃问题）则甩开联合国而自行其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是美国单边主义的生长期，小布什政府自恃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或退出重要多边机制或单方面发动对外战争。2017年美国开始大肆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先是特朗普执政时期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屡屡“退群”；后是拜登政府推行排他性的多边主义，名义上是要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实则是要维护美国霸权的小团体主义。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极大地增加了国际社会在多边主义上达成共识的难度。
其三，关于体系建设途径的挑战。新的国际体系建设的不同路径实质上体现了当代国际社会不同的世界观和体系观，因此需要相当长时期的谈判与磨合，有时甚至还需要激烈的斗争和对抗。
国际社会在改革和建设国际体系方面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如何看待现有体系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国家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它们虽然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但在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等关键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非盟在2017年10月31日发表的《关于新兴全球秩序、多边主义和非洲的恩贾梅纳宣言》中“重申了联合国在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多重挑战时作为合法、有效、包容性多边主义全球论坛的首要地位。……强调了非盟和联合国之间建立强有力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以推动双方合作，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和稳定”。2020年1月30日，东盟秘书长林玉辉撰文指出，“东盟将以实际行动诠释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践行多边主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东盟认为，联合国仍然是寻求国际合作与对话、应对世界上最紧迫挑战的最重要平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博雷利（Josep Borrell）也公开撰文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此刻正是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美国的立场则与此大相径庭，其坚持以美国为中心和领导的国际体系，对于现有体系的主要机制和规范经常采取利己主义、实用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态度，合则用、不合则弃。2021年3月3日，拜登政府在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性文件《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中宣称，“美国不可能简单地恢复过去的秩序。这也提供了一个机会，美国需要采取大胆举措，以新的方式将志同道合的国家和有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体聚集在一起。……美国在强有力的民主联盟、伙伴关系、多边机构和规则的基础之上，领导和维护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在如何改革和建设体系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调应当考虑历史因素和现实需要，提高其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从而有利于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新体系。但是，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则强调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主导，以其确定的规则界定国际秩序，以其利益决定体系的发展方向。
二、未来三十年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
国际社会对东西方综合实力在未来三十年朝着相对平衡方向发展的大趋势有基本共识，但对于如何反应、解读和应对则有较大的差异。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只有美国拒绝公开承认这一历史趋势，但其实际上也有所担忧。例如，2021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全球趋势报告2040：一个竞争更为激烈的世界》指出，“未来二十年，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来源将进一步演变。……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所有地区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各类行为体将依据自身利益，竞相塑造国际体系”。
（一）国际社会的主要愿景
鉴于当前新的国际体系尚处于量变积累和思想酝酿阶段，关于它的愿景和设想往往通过批评现行国际体系而得到体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任务的明确，新的国际体系轮廓将会逐步显现和不断细化。国际社会对于新的国际体系的愿景反映了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对于公平、正义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虽然只是一种愿景，但对于新的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一，能够务实、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急事先办是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的关注重点，也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首要任务。国际社会在谋划新的国际体系时，大多希望其能有效应对和解决当前最为迫切的实际问题。
第二，能够在指导原则上形成共识。国际社会多数成员认为，新的国际体系应当延续和发展《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如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此外，还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确立新的原则，如在生态文明、公共卫生、科技伦理和法规等方面达成新的共识。
第三，能够建立并推进新的机制建设。新的国际体系既要发挥和加强现有机制的作用，又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新挑战的机制建设。
第四，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和创造美好生活。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均希望新的体系能够促进全球发展议程的各项目标的实现、缩小发展鸿沟和数字鸿沟、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并为全面提高世界人民生活水平而作出积极贡献。
（二）体系建设的实际行动纲领
建设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体系的愿景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差距，而缩小这一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努力，在当前阶段重点在于形成体系建设的实际规划和行动纲领。
第一，全球层面的原则和机制。在总体原则方面，《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需要与时俱进。一方面，要防止西方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等成为主导原则；另一方面，则要提升非西方倡导的新安全观和新发展观的地位。在国际机制方面，需要补齐短板和改进不足，如加强国际安全机制和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治理规则等。在议题方面，重点应放在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关心的问题及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
第二，区域层面的内向聚合和外向融合。区域性合作机制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在全球化进程相对顺利时，区域性机制是其必然的延伸；而在全球化面临困难和挫折时，区域性机制又是全球性机制的“侦察兵”和“预备队”。此外，区域性机制也是拓展国家间合作关系的重要平台，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区域性机制的发展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取向。例如，由东盟国家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一些发展中地区的合作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又如，美国推进的印太“四国集团”则显然是逆势而动。
第三，非国家行为体的新作用和新要求。当代国际体系的行为体具有多元化、多样化和分散化的特点。除了传统的国家行为体外，增加了许多非国家行为体，如欧盟、东盟等超国家行为体，也包括各种社会团体、特定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秘密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未来三十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很可能将出现虚拟行为体，如何应对新问题是国际体系面临的新挑战。
（三）在需要和可能之间综合平衡
新的国际体系建设是一项宏伟和长期的系统工程，在现有条件下很可能是边设计、边建设，并在变化中调整规划，在需要和可能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一方面，要加强历史纵深观并拓展全球视野。拉长历史和战略时段往往能够深化认识和开拓思路。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的体系观往往强调时间的跨度，一些地域广袤的国家则强调地区和世界的视野。为此，我们应鼓励学者的多视角研究和不同观点，以期达到博采众长的效果。例如，英国的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教授从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历史视角和更广的地理范围上研究国际关系。中国学者赵汀阳则提出新天下体系，即让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是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思维。
另一方面，现阶段要加强多边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当前，中国和大多数国家倡导的多边主义日益深入人心，而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或团伙式的多边主义则难以为继。因此，从发展趋势来看，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体系建设更符合时代潮流。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坚持和发展了多边主义，把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方法提升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使之在国际体系建设中显示出新的实践成效和理论生命力。例如，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次日，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该论坛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选择多边主义的道路，孤立主义无法解决问题。”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默克尔强调她支持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她谈到，“中国领导人昨天发表了讲话，我和他在支持多边主义方面的想法是一致的”。
三、中国国际体系的理论建设和战略运筹
二战结束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当时两极体系的组成部分到反对力量的转变，并逐步过渡到现行体系的获益者、维护者和改革者。中国在2008年开启了国际体系建设的新进程，党的十八大以后加强了这方面的实践探索并不断进行理念创新和理论体系构建。
（一）中国基于实际和实践的理论建设
未来三十年，中国在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中将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在此基础上，中国也将对新国际体系的理论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第一，国际主要矛盾的界定和应对。中国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中国还不具备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因而需要确定阶段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国际社会在面临百年巨变和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需要科学界定未来三十年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充分认识其主要特点并有效应对。首先，科学界定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主要矛盾。尽管国际社会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及其任务不尽相同，但大都面临在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之后的历史性任务，即解决各自的发展问题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对公平正义的普遍需求和供给的相对不足将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其次，国际社会需要逐步认识这一主要矛盾的特点。公平正义的需求和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正在不断显现，国际社会对此需要深化认识，并不断总结其特点。从目前来看，全球性、普遍性、溢出性和紧迫性是其主要特点。再次，应对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重点在于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增加公平正义的有效供给。这方面的供给越来越多地来自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群体，即发展中国家。从整个人类社会向着更加进步和更高阶段发展来看，公平正义的目标和方向意义将更加突出。
第二，回答当前和未来的时代命题。认识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是回答未来三十年时代命题的基础。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坚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需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面对时代命题，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补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南方短板，支持汇聚南南合作的力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中国在解决时代命题的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理性认识水平，并不断充实时代主题的内涵，如持续和平与高质量发展。
第三，国际体系理论的与时俱进。中国在规划和建设未来国际体系时怀有强烈的使命感。首先，要强调符合时代发展的理论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其次，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践行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等等。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国际上大力倡导人类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发展思想。此外，中国关于国际体系的理念还蕴含着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元素，如赞同伊斯兰教核心价值观中的注重协调与崇尚和平、平等、中正。
（二）国际体系改革的基本架构设想
面向未来，中国不仅提出了改革国际体系的指导原则，而且还力图勾勒其基本架构，以便在未来的实践中推动和改进。
第一，全球性组织机制。在综合性组织机制方面，最根本的任务是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同时，进行与时俱进的拓展、升级和改革，如增设社会进步机构、提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能力和推进安理会改革等。在领域性组织机制方面，不仅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改革成果，发挥二十国集团、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的预期作用，而且要加大在公共卫生和科技等领域的组织机制创新，来更加有效地应对未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第二，区域性组织机制。在国际体系的组织机制中，区域和跨区域的作用将会有更大的提升。在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很可能作出三方面的努力。一是经略和发展中国倡导的区域和跨区域组织机制，重点应是“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二是巩固和加强中国参与的主要区域性组织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以及中国和发展中地区的合作机制（如中非合作和中拉合作机制）等。三是不断探索和倡导新的区域性和跨区域组织机制，在填补空白或补齐短板方面，高新科技合作和安全合作机制很可能在议事日程中具有优先性。
第三，规范、规则和法律。中国在推动新的国际体系建设方面需强调协调各类行为体的规范、规则和法律等。在规范方面，进一步确立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道德、议事和行为标准等，特别是讨论和确立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在新领域和新问题上的道德和伦理标准，例如，有关脱贫、共同富裕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高标准。在规则方面，各类行为体特别是国际行为体需要共同协商、确定和遵守各种条例和章程，并以此保障国际体系的有序和有效运行。在国际法方面，各主权国家及其他实体需要共同制定和执行具有权威性和约束性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在未来三十年内建立和完善有关新公域、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高新科技等方面的国际法及其执行机制。
（三）中国的长期考虑和阶段任务
无论是从传统文化还是从现行制度来看，中国都强调长期考虑、顶层设计、战略部署和阶段性任务。对于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全球治理体系发展这一问题，更要集聚全党、全军、全民的力量和智慧，进行创新探索和不懈努力。
第一，要做好未来三十年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对接工作。党的十九大把国内未来三十年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20—2035年）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2035年—本世纪中叶）要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发展的变量和变数要远远超过中国一国，但我们还要努力在科学、客观展望形势发展的基础上，努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专家学者来说，设想和讨论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际体系更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第一阶段的十五年，中国需要继续发展经济和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以持续增长的综合国力努力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大国关系的相对平衡和基本稳定，发展各类合作或战略伙伴关系，有重点地推进全球和地区多边合作机制，高质量地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大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此基础上，降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负面影响，更有效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推动祖国实现完全统一的伟大事业。在国际体系建设方面，中国要在指导原则、理念理论、组织机制和实际运作等方面提出具体方案，并与国际社会共同商讨及努力争取“早期收获”。加大国际组织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做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顶尖人才的培养和衔接工作。为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要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加强有关学科建设。
第二阶段的十五年，中国基本营造起全面友好型国际环境，增强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的指导和引导作用，实现大国关系顺应历史潮流的动态平衡，壮大发展中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群体力量，继续推进世界的公正、共同富裕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祖国的完全统一。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方面，中国取得与自身大国地位相称的思想理论、原则规范的引领性地位和相应的规制权和话语权，主导应对和解决主要全球性挑战，引领人类社会和平、公正、发展、共同富裕的新潮流，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需要在丰富的实践经验、扎实的理论研究和不断创新的专业知识基础上加大对新的国际体系的研究力度。其一，需要进行面向未来的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习近平主席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工作者要“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要对古今中外的国际体系进行历史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体系特点进而深刻认识其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吸取经验教训，增强自信，努力使新的国际体系顺应历史潮流并不断向前推进。
其二，基于实践的哲学思考和运用。关于新的国际体系的认识必然来自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要提高实践的自觉性并投身于当代国际体系的建设，同时要提高理论自觉，努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认识体系问题，以博大和包容的哲学思想为指导与国际社会不同成员进行交流，推动形成思想共识，通过不断求同存异和化异为同而逐步深化共同建构国际体系的哲学基础。
其三，以前瞻、敏感和创新思维设计新体系的路线图。学界在展望和设计新体系时应能够提出基本方向和总体思路，即在未来三十年多极化和多极格局的大趋势下提出新体系的框架轮廓。而且，学界要大胆思考和积极设计，不仅要有宏大的设想，更要有精细的具体设计，尤其是在经济、金融治理和高新科技治理领域。与此同时，学界还要在比较各种方案的基础上，提出务实管用、可供选择的方案。此外，体系设计和体系建设需要广泛和深入的国际交流，中国学界要在交流中发挥引领作用，使新的体系设计反映和顺应历史潮流，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公正、共同富裕作出划时代的贡献。
结语
未来三十年国际形势和国际体系的发展，既有基本轨迹可寻，又充满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在林林总总的表象下抓住问题的本质，坚决反对霸权主义，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彰显新的时代主题。
通过未来三十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将在多极格局基础上基本建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
第一，新体系将是对冷战时期两极霸权体系的否定，也将促使冷战后体系的演变实现质的飞跃，更是对逆势而动的“新冷战”的全面否定。在未来三十年中，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世界主要力量实现相对平衡从理想变为现实，南北双方在实现基本平等基础上朝着更高水平发展，国际社会在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叠加交织的挑战中维护并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当然，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其间必然会有逆流与回流。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对国际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为体需要在长期渐变中把握方向，在短期嬗变中坚持战略定力，真正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朝着既定目标推进。
第二，国际社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要用好存量和扩大增量。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人民在七十多年的努力中积聚了许多积极和建设性的力量，最主要的存量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未来三十年，世界将在高新科技革命、经济社会发展、治理能力和共同价值观等方面取得革命性进步，这将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因素，也是国际社会新的增量。国际社会的任务就是要承担当前的使命并推动历史的进步。
第三，应对新挑战和新议题是建设新体系的重要途径。新体系建设需要走出历史上的“世界大战决定论”，要通过非战争的战略博弈、外交谋略、条约谈判、多元合作等方式来确立。在此期间，有效应对时代挑战和新议题则是极其重要的途径。例如，世界各国通过多边谈判逐渐形成世界经济新格局；又如，国际社会通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建立了绿色发展新机制。同理，未来三十年的新体系必须积累无数次的“跬步”而“至千里”。
第四，建设新体系需要提高前瞻性意识并提前谋划。在未来三十年，世界的变化无论在广度、深度、烈度等方面将会加速进行，其对新体系建设的目标、内涵、方式等将会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而且，体系建设相对于世界的变化存在相当的滞后性。为此，国际社会特别是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进步力量需要尽可能提高其预见性，提前设计相关的原则、规范、规则和体制机制等，从而尽可能减少体系发展存在的滞后性问题，增加其在经济金融、生态环境、高新科技、社会发展、军事安全等方面的主动性，提升国际社会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的主导权。
第五，未来三十年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及其落地实施。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体系方面经历了从反对者到参与者、维护者、改革者的历史进程，并将在未来三十年承担设计者、建设者和引领者的历史重任。为此，中国要在历史观和大局观的指导下，深刻认识和全面落实角色观，为新的国际体系建设发挥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作用，真正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提出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的发展、深化和实践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在不断克服艰难险阻和应对多重挑战中加强实践和理论自觉，使兼具“天下”和“天外”的新世界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来源：《国际展望》2022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