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和不断胜利是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在全党掀起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之际，我们更有必要追根溯源和登高望远，认真学懂、弄通、悟透、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奋发的精神，服务并贡献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实践基础和内外环境
伟大的实践造就了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同时孕育了伟大的理论，习近平外交思想就是在此国内国际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和不断发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关系不断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对外工作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波澜壮阔，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轮番冲击。特别是美西方坚持冷战思维和制造对立，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等关系日益趋向严峻，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习近平外交思想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国情世情作出了准确判断。在基本国情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变和不变是相对的，两者相互为依和辩证统一。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中国正处于新起点上的“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就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属性而言，中国的阶段性目标和周期性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发展中大国的属性日益突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愿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
在基本世情方面，党的二十大根据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深刻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不言而喻，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树立在这一历史十字路口的重要旗帜和关键指引。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一往无前，奏响了当代世界的外交新乐章。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确定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文件中得到充分体现，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等也在积极推进。其次，中国大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国逐步构建起以平等、开放、合作为特征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积极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整体合作机制实现全覆盖。最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正能量。例如，中国忠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与使命，累计派出5万多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又如，中国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带头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再如，中国坚定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国家自主贡献新举措，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坚定做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行动派。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和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设计师，洞察国际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引领世界潮流，提出一系列原创性外交战略策略和重大理念倡议，创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解决全球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人类发展与进步凝聚了共识与合力。
习近平外交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十个坚持”为核心要义，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
习近平外交思想博大精深、体系科学。为此，我们特别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刻领悟和坚决落实。
其一，主体思想坚定。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和知行合一的基本哲学观，坚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同一性，坚持兼收并蓄中外优秀的思想理论。因此，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目标观、正义观、道德观，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等中国外交的奋斗方向。
其二，战略思维缜密。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强调顶层设计、战略互动、战略定力和战略调整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思维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以下立体多维和点面结合的战略布局：一是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二是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三是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四是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五是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交流合作，积极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方面对外交往。
其三，政策原则创新。外交政策是体现主体思想和落实战略布局的抓手和平台。习近平外交思想传承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如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等。同时，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政策原则又蕴含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霸凌作风，倡导加强国际合作等重要行为准则。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经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导下，在未来的新征程上不断砥砺前行和取得胜利。
第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继续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是中国外交的基础和归宿，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方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于国家高质量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认识实践和理论的相互作用，使正确的意识和理论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作用，使外交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两相呼应、同频共振。
第二，坚持全面学习和完整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我们在学习时要全面而不是片面地、整体而不是碎片地加以学习和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理论的主体系和总框架，习近平外交思想则是次体系和分领域，两者相辅相成和对接互动。同时，在有机结合两者的学习进程中还需要强调三点：一要厘清外交理论的本原。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的基础在国内，外交理论是内政理论的运用、延伸和发展，因此要“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国内政治优先”。二要坚信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不能仅仅从理论到理论或逻辑推断，而要把理论学习的收获转化为指导我们在今后打赢更多更难的硬仗和办成更多更重要的大事。三要强调中国外交理论的内外一致性和兼容性。中国对内为人民谋幸福、对外为人类求进步，内外目的都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因此在学习中要从理论上搞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目标及当前阶段性目标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厚植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第三，坚持在复杂形势下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和不可知因素急剧上升。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方面举足轻重，因而更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众所周知，外交决策和实施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很强，因而更需要处理好当前和未来、局部和全局、中国和世界、经济和政治、利益和道义等辩证关系，在新形势下“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赢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更大胜利。
第四，坚持以“三观”应对“三变”和回答“四问”。所谓“三观”，就是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体现和运用，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顺应历史潮流和把握前进方向的灯塔。所谓“三变”，系指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所谓“四问”，就是“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之问”主要指的是，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世界之问”主要指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人民之问”主要指的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有新需要新要求，这给党的理论创新、治国理政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时代之问”指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尤其是重大时代课题。总之，“三观”“三变”“四问”构成了当代世界和未来发展的综合体和大思路，是世界大者，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新征程上需要不断思考和回应的大问题。
第五，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始终不渝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自身的国家属性、实力地位、所处国际环境出发制定和推行符合本国国情的对外方针政策。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独立、自主、和平、互利原则基础上不断完善外交布局，加强同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统筹和平与安全、和平与发展的关系，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
第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新征程中必须坚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一方面，今后中国越是发展壮大，遇到的各种阻力和风险就会越突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任务就越艰巨繁重，就越要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例如，中国要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以更坚定的意志、更扎实的行动、更有力的举措，构筑起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坚强防线，把国家发展和安全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又如，中国在面对美西方的战略围堵和战略打压时要敢于斗争，要站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进行反击和破解。另一方面，要善于斗争，继续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我们秉持“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的理念。外交是艺术，需要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从而形成建设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坚实基础。因此，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的事情，主要是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外交在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继续为世界求大同、为人类谋幸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为世界更加美好的明天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