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到了，天阴着，下着小雨。
前天夜里做了个梦，梦中一条裤腿着了火，母亲过来说，那是想回去了，意即我想回单位了。好象梦中袖子有个地方也着了火，母亲也说了类似的话。
母亲去世两年了，我在梦中见到她三次，一次背对着我，一次面对着我，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好象平常我在家时一样，什么异常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次我出了“问题”，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知道，梦中的火应该是头天我和我夫人去为她烧纸，转化出来的意象。
没有梦见过她去世时的情况，她去世时脑子很清楚，对自己的病有所预感，但并不确定，也不愿相信。常听她说：该死时就死，我不怕死。但她生命力还强，远没有到油灯耗尽的地步，如果不是癌症，她再健康地生活七、八年没什么问题。我老爷活到92岁，姨妈也活到九十二、三，这是个长寿家族，况且我母亲晚年的生活条件比他们好多了。然而，未能及时发现的肾癌和后来转移到肝部的癌症，硬是夺走了她的生命。这成了我们全家人的痛，尤其是我不能原谅自己的痛。去世的前一年，她在我这里住了两个月，我都没有去想一下她为什么日渐消瘦，也没有认真决定带她到医院复检身体。
死亡一旦成为事实，说什么都没意义了 。
没有比死亡更残酷，也更强大的了，不管我们如何热爱生活，留恋生命，死亡都要到来，甚至不期而至，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在死亡面前，生命是脆弱的，语言是苍白的，而惟有在亲人精神上留下的痛苦和遗憾，让人陷入总想诉说却又不知说什么的境地。
我也要死去，并且就在赴死的路上，有时我会一分为二，以几十年后的眼光，或出窍般的灵魂，反观自己当下流水般的生命和生活，这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李白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的确就象到世上的一次旅行，旅行最后的目的地就是死亡，也可以说是长眠。旅行累了，就要休息了。
我们都要先后死去。每说到死一类的字眼，我夫人就要瞪我一眼，连说呸呸。中国文化是李泽厚说的乐感文化，不喜欢说不吉利的事，也属人之长情。
我昨晚下两点左右，睡不着，起来写下了一些话，一些不容易说清楚的话，那就是与死亡密切关联并且同样神秘的“我”，其实，人的死亡及其对死亡的恐惧，本质上属于我。
我是每一个人的我，也是只属于自己的我，不是现在写成的这个我字，这个我没血没肉，只是个一般的符号，而我不止是活生生的，并且是独一无二的，谁也替代不了，谁也难以进入我的感觉和意识世界；它为我自己的感官所感知，为我自己的意识所意识，有时为自己自豪，有时为自己沮丧；有时喜悦，有时愤怒；有时顾影自怜，有时却进入忘我的状态。然而，即使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我，但这每一个我，即使不只是为我自己存在，也为家人，为朋友，但即使家人和朋友，也无法替代你吃饭、睡觉、工作、休息，还有将来某一天的死亡，这都要你亲历亲为。就此而言，我 的感觉和意识简直构成一堵墙，别人进不来，我也出不去。
当然，我知道，我的感觉、意识，能够通过与人即与别人的我的交往和言谈，而通达于每一个人。也许我这个独一无二的我死了，而我又在某个人那里，从懵懵懂懂的状态，逐渐变得意识清楚，感觉也随之变得敏锐，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虽然不是现在的我，但却是那个就象我现在的感知一样的我；这其实正是世上每天都在发生着的故事。只要人类存在，那个似乎只属于我自己的我，也就在周而复始地循环，也就通达于每一个我，因而，我也就没有必要那么在乎自己的死亡，它无非就是我的转移罢了。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或我们，偏偏不早不晚，不前不后，就生在20世纪的中国？现在则进入到21世纪。而我们知道，这世上曾经生活过大量的人、大量的我，还有大量的人、大量的我生长在外国，他们当然也会提出类似我上面提的问题。人生的自我意识及各种差异——人种的、民族的、性别的，还有社会遭遇的差异，甚至巨大的差异，让人们总是对自己这个与人不同的我，感到奇怪，也感到困惑，要问我是什么？我是谁？如果天下人都一样，即使人有自我意识，大概也不会对“我” 感到奇怪或神秘了。然而，如果人们有差异却没有基于直觉、想象和话语沟通的类属性，没有人类的同感，没有同情心，完全自我中心，不知道别人也有一个我，一个一次性的不可替代的我，不会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那他也就成了一个惟我主义者，甚至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把自己的生死看得比天还大，对别人的生死却无动于中，这样，这个我一想到自己的死亡，就会无比的忧虑和恐惧。历史上那些自己死时要找许多人殉葬的帝王，或许就是这样的我。由此思考，我的问题，生死问题，于是变成了一个文化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当然也是个哲学的问题、宗教的问题。
柏拉图讲的来于前世的灵魂，佛家讲的轮回，中国人受此影响讲的脱生，或许都是这样的问题。直接而言，就是思想语言的问题，或人在思想和语言中存在的问题，没有思想和语言的动物没有我们所说的我，也没有人对死亡的那份畏。
当然，思想和语言不是自足的，思想语言总是附着于特定的肉身和大脑。而作为不可替代的个体的生命死亡了，普遍的公共的语言又如何能安抚人心？但是，普遍的公共的语言是人们共同地社会生活的产物和表现，问题似乎又回到人们的共生中来。然而，共生不就是海德格尔早已批评的常人状态吗？我们之所以平庸，不就是在常人状态下往往忘记了这个独一的、只有自己默默地随承受着各种苦难的我吗？而即使在共生中，不仍然有一个每个人的自生问题吗？有一个个人的孤独和寂寞问题，有一个封闭在自己内心世界的我吗？何况有人出生，也有人死去，共生是错落的、交替的…….
然而，至亲之人的死，为什么能够击中每一个我？因为他或她是我的一部分，而我也是他或她的一部分。亲人走了，人们会感觉似乎自己的魂也跟着走了，在古代，甚至有因亲人死去自己也不想活了，自愿陪着亲人一起走的。当然，古人也有如伊壁鸠那样达观，有庄子那样洒脱地对待亲人和自己的死亡的。而在今天，我们更不希望人们长期生活的亲人死亡的阴影中，我们总是劝慰他们顺变节哀。
一个似乎永远可以说，也永远难以说清的问题。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