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在现象学视界内对死亡问题进行专门分析，它首先把死亡揭示为人的一种可能性存在，而且是每个个人唯一不可让渡、不可替代的一种可能性存在。因此，死亡对于人的真实存在或真实生活具有根本性意义。人必得在自己的纯粹思想意识中承担并守护着死亡这种可能性存在，从这种死亡觉悟去理解和展开自己的生活，他才能真正在生活中维持个人的自在-自由与个人的普遍尊严，而不是片面追求职位角色的私人利益与“私人尊严”，从而保证生活的真实性与永恒价值。在此基础上，以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为案例对常人掩盖死亡、忘却死亡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死亡，纯粹意识，可能性，自由，真实生活，角色，尊严
死亡与“真相”
这里的标题绝非表明我们下面要去揭露一件被掩盖或被歪曲的故事的真实情节。虽然我们的讨论的确与“掩盖”行为密切相关，但是，这里被掩盖的不是一个故事或一桩事件，而是人的生活，人的身份。
也许马上有人会说，一个人的生活不也就是一个故事吗？人就生活在故事中。单从历史学（传记学）的角度说，人的一生的确可视作一个故事。问题是，“历史学”并不能成为我们理解生活的唯一角度，否则历史学的叙述本身就会成为对生活的最严重的掩盖。人不仅生活在故事中，更是生活在同一性中。正是这种同一性使故事（Historie）成为可能，使历史学叙述成为可能。因为如果没有自身同一性，我们便无法确定一个人的经历是否就是这个人的历史；没有自身同一性，我们甚至无法理解自己的存在，更无法理解他人的存在。我们之所以能读懂古人的书，体会古人的感受，首先并不是我们有关于古代的历史知识，而是我们与古人一样都首先存在于自身同一性中。这种自身同一性保证了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与他人共在。这种同一性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相”，我们所谓的掩盖就是对这种真相的掩盖。
我们既生活（存在）于故事（各种经历）中，也生活于自身同一性中。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自身同一性理解为生活的真相？从哲学意义言，真相就是非假相，是无伪装、无掩盖的事物自身。问题又回到“自身”上来。
人们常说：请你自己（身）想想，请你扪心自问，认识你自己，等等。可是，如果认真一问：什么是你自己（身）？自身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个自身？那么人们即使不感到茫然，也难以一下给出满意的解答。每个人都有其同一性自身。作为生命存在的展开，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不管怎么复杂坎坷，他充当的角色不管多么变幻不定，他都有一个同一性自身。刘邦不会由一个小亭长变成大汉皇帝而不再是刘邦，伊凡·伊里奇由省长的私人秘书转任异地的检查官，仍然是同一个伊凡·伊里奇。角色的变换并不会改变或影响一个人的同一性自身。如果角色是一个人在日常关联中，也即在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中展开和承担的某种可能性存在，那么，一个人的同一性自身则是他所承担的无关联的可能性存在。就人的存在是一种有纯粹意识的生命而言，人的存在向来就是一种可能性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人的存在向来就存在于可能性当中。他向来已在纯粹意识中展开出可能性，并且根据此可能性去理解和筹划、安排自己的存在（生活）。人的一生无非就是承担或实现在意识中呈现出来的诸可能性中的某些可能性。
在由意识展开出来的可能性当中，有一种可能性是人最“内在”、最本已、最极端的可能性，这就是死亡。对于有纯粹意识的生命存在来说，死亡不是在生命终结处才到来的一桩外在的事件，它一开始就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可能性而内在于人的存在。换句话说，人的生命向来就存在于死亡这种可能性中。
人的生命之为人的生命就在于它是有纯粹意识的存在。所谓“有”纯粹意识，并不是“人有一双手”这种功能意义上的“有”，而是指，人的生命向来就存在于纯粹意识中，人的生命向来是在纯粹意识中展开的。而纯粹意识之为纯粹意识不仅在于它不是经验（关联中）意识，即不是对关联事物的意识，而且不是直接性的需求意识，恰恰是无关一切直接需求也无关一切关联事物的意识，因而是超越了一切关联事物和直接性需求的超越意识。对于人来说，不存在着象动物那样的纯粹本能的直接性，他的任何生理性的直接需求意识（饮食男女等）都要经过超验意识的中介而获得自己的对象。人没有纯粹本能的感觉。人的直接性不在于其本能需求，而在于其纯粹的超越意识。换句话等于说，人的生命存在是在超越意识中展开的，超验意识使人的生命成为人的生命。超越意识展开出来的一切其他可能性都是可以替代的，都是相对的。刘邦卑为亭长自不必说，即使贵为天子，也“彼可取而代之”；伊凡·伊里奇充任的司法部法官绝不是天生就非他莫属，这种可能性角色同样可由他人充当，事实上，在他生前死后都有不少人在觊觎这一角色。就人一生充当的可能性角色而言，都是可相互替代的，而且也必须不断替换。对任何人的一生来说，他充当的任何可能性角色都不是必然的。但是，死亡这种可能性却是每个人的生命存在中绝对不可替代的必然的可能性。一个人可以为他人赴死，但并不能取走他人之死，不可能替代他人生命中的有终结性这一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死亡是每个人的生命存在中最内在、最本已的可能性。人生的不可重复性恰恰就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这种可能性的不可替代性，也正是这种不可替代性保证了每个人的存在的绝对价值。
超越意识把死亡展开出来，也就是对死亡的觉悟，海德格尔曾把这种觉悟称为“忧”（Sorge）。忧之为忧，不忧天不忧地，不忧具体的什么，但总有所忧，这就是死亡。“忧死”并不是怕死，不是把死亡当作一件具体的不幸事件来思考和忧愁，而是把死亡当作一种可能性承担起来：让自己置身于死亡这种可能性当中去领会和理解自己的存在，这也就是“出生入死”、“方生方死”，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提前进入死亡”或“先行到死亡中去”。?超越意识使人在死亡作为一件丧命事件到来之前就能够觉悟到死亡，把死亡呈现出来，展开出来，使人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种可能性承担起来而置身其中，也即“提前进入死亡中去”。在这个意义上，超越意识使人能够存在于死亡之中，存在于生-死的（方生方死）轮回之中。
“人存在于死亡之中”绝不是仅仅指人的存在是一种走向终结的存在，而是指人就展开和维持着死亡这种可能性，或者说把死亡当作自己的可能性来展开和维持，并且从这种可能性来理解自己的存在。但是，对人来说，死亡意味着“逝世”，意味着“没了”。一个人死了，他的世界也随之消失，更准确说，他开展出来的关联世界，也即他在与他人他物的关联中建立起来的日常意义世界消失了，没了，他退出了与他人他物的日常关联。因此，当我们说，超越意识使人能够存在于死亡之中，也就等于说，人能够在超越意识中无化一切日常的关联事物或关联意义。当人提前进入死亡而把死亡当作自己的可能性存在来维护，也就意味着他从一切关联中退身出来而置身于无关联的存在中。这种无关联的存在也就是独立自主的存在，因而也就是自由-自在的自身存在。自身之所以为自身，就在于它是独立自主地从自己中展开自己的存在，而不是从与他人他物的关联中展开自己的存在。因此，超越意识对“自身”的觉悟与对死亡的觉悟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对死亡的觉悟使人（从关联世界）退回到自身，维护自身而存在。人在超越意识中把死亡作为可能性承担起来，同时也就是独立自主地存在。从根本上说，人承担起死亡这种可能性而存在与人独立自主地作为自身而存在是同一回事。因此，觉悟（意识）死亡而承担起死亡这种可能性对于理解和维护我们独立自主的自身存在，也即理解和维护我们存在的“真相”（真理）来说，具有本质性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超越意识对死亡的觉悟和展开组建着我们的自身存在，组建着我们存在的“真相”
从另一角度这等于说，封闭了死亡觉悟而遗忘死亡这种可能性，意味着掩盖了人的自身存在而掩盖生命的“真相（理）”。如果说人在日常关联中充当的任何角色都是相对的、偶然的、可替代的，那么他的自身存在则是绝对的、不可替代的。这种自身性存在因其无关联而是独立自主的，因而是自由的。它构成了人的正当身份与神圣使命的全部根据：作为自身存在，人的使命就在于维护和承担起自由，他的正当身份不是自己存在的主人，而是自己存在的维护者和承担者。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的正当身份与神圣使命。作为自身存在，人并非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存在者，他从与他人他物的日常（经验）关联中退回来，但他仍会与他者相遇，也即他与他人他物仍会有一种无关联的“关系”。在这种无关联的关系中，他人不是作为关联角色而是作为他自身来相遇，而来相遇的他物也不是作为关联物而是作为物自身出现。这意味着，当人承担起死亡而作为自身存在，他也必定是让他者作为自身存在，让他者作为其自身来相遇而真正地共在。自身与自身的相遇才是“真身”的共在，真理的共在，因而才是最真实可靠的共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人在维护自己的自身存在时，同时也就是维护他者（他人他物）作为自身存在。换句话也可以说，维护自己的自身存在，同时也是维护他人的自由和他物的自在，维护他者作为自身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的使命就在于维护他者的自身（自由）存在，人的正当身份不是来相遇的他者的主人或主体，而是他者的自身存在的维护者。人与人的关系首先不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相互认识、互为对象的关系，而是一个自由的自身与另一个自由的自身神圣相遇、共同在场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首先也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首先不是万物的主体，而是一物之为此物的维护者，也即事物的自身存在的维护者。人首先是万物存在的维护者。人的绝对尊严、绝对价值（意义）就来自于他作为自由与自身存在的维护者这一身份。
因此，人的维护者身份是我们理解人的生命或生活之意义的基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每个人生都有自己的意义和追求。但是，人们践行自己的意义与追求必须以其神圣的维护者身份为基础，否则其所践行的生活就失去真理性根基而陷入虚幻。所谓“人生如梦”就在于此人生忘却了人之本性──人生（在）天地之间的真实身份与神圣使命。人们常以为，名位、货利、声色，乃人生之最快慰事，齐此三者，我愿足矣！然而，即使齐此三者而心满意足，也终归不免有梦幻之虞。因为这三者并不能使人永恒，倒往往使人忘却永恒。这并不是说，真实的生活不该有名位之争，实际上，名位之争、货利之欲、声色之娱永远构成真实生活的一面，但是，它们要构成真实生活的一面，必须不能使人因它们而放弃或忘却了自己正当的真实身份，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人的其他一切行动与追求才能构成其真实生活的一面。这意味着，真实生活使人不能为所欲为；想过真实生活的人必须履行人的使命。真实的生活之所以不是梦幻般的故事，就在于它建立在人的真实身份基础上，因而是建立在履行人的使命与职责基础上。
这种真实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生活（生命）的真相（理）。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对死亡的觉悟，把死亡作为一种可能性在意识中承担起来，对于我们理解生活的真相，对于我们过一种真实的、应该过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只有在意识中觉悟死亡而承担起死亡，我们才能理解生活的真相，才能按“应该”的方式去生活。因为我们往往只是在死亡觉悟中才不致于完全陷于关联世界而承担起自身存在，承担起这种自身存在的神圣职责──维护他者的自由（自身）存在。
人们说，真相（真理）总是要大白于天下。这一方面是说，人们不可能远离真理，也不可能久离真理；但另一方面也表明，真理并不是始终明如白昼，相反，它倒可能常常被掩盖。死亡对于生活的真理，对于真实的生活虽然具有根本性意义，但是，人们并不总是觉悟着死亡而承担起死亡，人们也常常忘却死亡而掩盖死亡。人既能揭示真理，也能掩盖真理，他既能觉悟死亡而承担起死亡，也能忘却死亡而掩盖死亡。这是人的两种先天的可能命运。因此，这种掩盖与觉悟都需要从哲学上加以思考，但是，从哲学上思考和揭示这两种可能命运并不是也不可能取消其中的一种，只能表明，要维护真理必须反对掩盖行为，要过真实的生活必须觉悟和承担起死亡这种可能性。我们之所以把列夫·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作为这里讨论的一个话题，就在于托尔斯泰在这篇中篇小说里以极其哲学的方式揭示了“常人”对死亡的掩盖，以及死亡对于洞见和理解真实生活的根本性意义。?
“常人”对死亡的掩盖
在《伊凡·伊里奇之死》里，托尔斯泰不仅淋离尽致地描述了常人对死亡的掩盖与逃避，而且是把这种掩盖理解为人的一种命运性行为。
伊凡·伊里奇的生前知交彼奥特·伊凡诺维奇在吊唁死者时，心里既悲伤，又惶恐，而死者遗孀关于伊凡·伊里奇死前遭受三天三夜痛苦的折磨的诉说更让他胆战心惊：死亡和痛苦的折磨也许随时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不过，马上就有个念头援助他，令他想到这是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他身上，而且这种事没有理由发生在他身上，因此，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不过，这种念头怎么会产生，怎么会突如其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伊凡·伊里奇之死》第一章，译文可参见载于汤新楣译的《俄罗斯的良心──托尔斯泰》原典之二，下面只注小说章数）
人不可能不与他人他物发生实际性的各种经验关联，而当他把这种关联世界当作唯一的世界时，他也就不可避免地把包括死亡在内的一切可能性存在当作未来事件悬搁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于是，死亡似乎与他现在的生活毫无关系，也不会有关系，它只是某种在外悬浮不定的遥远的事件。因其遥远而不确定，对于每个“常人”来说，死亡甚至成了某种几率事件或平均寿命事件。因此，即便有亲友死了，“常人”──日常关联中的“角色”在感到悲伤之际，同时也很“自然”地感到庆幸：死的是他而不是我。既然死亡是某种几率事件，那么现在既然有人不幸撞上了，就没有理由再让“我”碰上；现在他既然那么年纪轻轻就死了，（按平均寿命）“我”就没有理由会发生那样的意外事件。所以，虽然亲友的死会引起“常人”的悲伤和惊恐，但是，由于所害怕的是一几率事件或平均化事件，人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排除这种惊恐。他人之死在常人心中唤起的死亡问题转瞬之间又变成暧昧的几率事件。所以彼奥特在惊恐之余很快就平静下来，并且带着一种轻松而好奇的心情向死者遗孀询问伊凡·伊里奇的详细病情，好象死亡只是意外而奇怪地发生在伊凡·伊里奇一个人身上，而绝对碰不到他自己。
在对众常人掩盖死亡的分析性刻画中，伊凡·伊里奇对死亡的掩盖无疑是最生动、最具代表性的。因为正是他最典型地沉迷于日常角色。当他升任省检察官之后，他更是把生活的兴趣都集中在公务上。按托尔斯泰的分析，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为了逃避他那爱吵架的妻子，她总是把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归咎于他，使他无法在家庭生活上保持他作为一个检察官和丈夫的体面与尊严；另一个原因是“他意识到他具有想毁灭谁就能够毁灭谁的权力；他来到法庭或见到下属时所显露出他地位如何重要，尤其是他办事本领如何高强──这个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凡此种种，都令他高兴。”（第二章）
这两个原因实际上可归结为一个原因，这就是追求与维护作为一个关联角色（如检察官或丈夫）而高于他人的“尊严”与“体面”。对于伊凡·伊里奇这种典型的常人来说，重要和有趣的就是充当重要的角色，它构成了其生活中最“真实”、最核心的内容，甚至除此之外，生活似乎就再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就功能而言，任何关联角色都是公共性的，否则就不成其为角色。但是，角色带来的“尊严”与“意义”却完全是“私人的”（privat）。也即说，角色的“尊严”总是一种为充当者所独占的“私人尊严”，因而它是一种高于其他一些常人而又低于另一些常人的“尊严”，是一种“比较级”里的尊严。常人对角色的兴趣与追求，首先不是为了发挥角色的功能，而是以获得那种比较级里的“私人尊严”为目的。
如果说忘却死亡而沉沦关联世界是人的一种可能命运，那么也就意味着追求与维护虚假的“私人尊严”是人的一种可能性存在。“私人尊严”的虚假性不在于它的虚无性或无效性，相反，它倒具有十足的现实性、实效性（Wirklichkeit）。谁能否认检察官与被告这两个角色的“私人尊严”（不是“个人尊严”！）之间那实实在在的差别呢？而当你由一个学者摇身一变为一个手握实权的官僚时，那倍增了的“私人尊严”足足会让你回味无穷。“私人尊严”的虚假性在于它的“比较性”和临时性，也即在于它的相对性。它完全是由后天的经验关联决定的，与人的自身存在即自由无关，也即说“私人尊严”只存在于关联中，也只对关联中的常人来说才是有效的。一个人一旦卸下“角色”而退出相应关联，他原来拥有的“私人尊严”也便烟消云散；而在一个维护着自由的人心目中，即便威如高山的“私人尊严”也被视若无物。此也即不卑不亢之谓。简单地说，“私人尊严”的虚假性就虚假在它的存在只是一种关联性的存在，只是关联中的一种意义，而与人的正当的真实身份，与人的真实生活无关。每个人的绝对尊严来自他作为人的正当的真实身份，这种个人的绝对尊严对他人来说，意味永恒的共在和绝对的平等；而“私人尊严”则永远意味着与他人的暂时共在和对他人的临时优越。
人人生有“赤子之心”而爱真理，却又常常以假当真；人人生有神性而求永恒，却又往往沉缅于临时角色。当一个人越专注于其充任的角色，越醉心于追求“私人尊严”，也就意味着他越以假当真，越以临时世界为永恒生活，而在根本上则意味着他越严重地忘却和掩盖死亡。因为正是忘却和掩盖了自己的死亡，他才会心安理得地热衷于他的角色生活，才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角色当作他最重要、最真实甚至是唯一的身份，以致认为他天生就是为了充当这一角色，因而可以永远当下去。人一旦忘却了自己的死亡，他也就很自然地把他所充当的任何角色视作是不死的。而角色带来的“私人尊严”理所当然也成了他心目中最重要、最真实的生存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恰恰要反过来说，一个人把自己的死亡掩盖得越深，他必定越生活在虚假当中，因为他必定越以自己的角色生活为自己的全部生活，越以“私人尊严”为自己的唯一尊严。托尔斯泰对伊凡·伊里奇热衷于其角色（检察官）生活与追求“私人尊严”的刻画，正是要表明他如何固执地忘却自己的死亡。
伊凡·伊里奇对死亡的掩盖是如此之深，以致虽然疾病已在他体内引起了可怕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但他始终不能正视死亡的存在，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处之泰然，他既莫明其妙，也无法理解这怎么可能。他总想撇开“自己快要死了”的念头。努力想把它当作假的、不公平的、不健康的，力图召唤别的念头来代替它。他现在“大部分时间消磨在试图恢复能把死置之脑后的感觉上，有时候他对自己说：我将再去办公室，那一定能使我活下去。”（第六章）于是，他真的办公去了。
的确，人生太容易假作真时真亦假。在把死亡掩盖得严严实实的生活世界里，那最令人操心的不就是充当什么角色的问题吗？还有什么比维护和巩固自己的角色地位更重要的？还有什么比在这种角色位置上体会到的那美好的“私人尊严”更真实的？相对于角色生活来说，一切生活问题都只是生活琐事，它们都将围绕着角色生活的展开来解决。在这个生活世界里，死亡甚至作为字眼都很少在人们心中闪现、停留过。因此，当它通过病痛而显示它的现实存在时，伊凡·伊里奇感到莫名其妙：在这个如此有“意思”如此重要的生活世界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个陌生的绊脚石？这肯定是搞错了。于是，死亡这一生命中最本已、最真实的可能性存在反而成了假的，成了不健康的幻觉，它至少象其他生活问题一样可以通过“办公”来消除和解决。
对死亡的这种掩盖构成伊凡·伊里奇生活中的一个“弥天大谎”。这个谎不仅侵蚀了他一生的生活，而且使他在临死前精神备受折磨。不治之症实际上已把伊凡从他长期扮演的角色（法官、同事、丈夫等等）生活中揪出来，中断了他的角色活动，迫使他退出关联世界而进入一个无角色的境地，这也是一个需要独自承担起自己向死亡存在的境地。但是，长期生活于角色中的伊凡显然无法适应和接受这种境地。因此，当同事来探访他时，他一方面渴望同情，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自我欺骗，把自己设想为仍是那关联世界里的角色。所以，在来访的同事面前，他竭力摆出一幅严肃、壮重的面孔，并打起全幅精神对同事大讲自己对一项裁决的意见，以显示他仍是关联里的一个重要角色。结果，他当然得不到任何同情。
在临死亡前三天三夜里，最让伊凡·伊里奇痛苦的似乎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他感到“他被推进黑袋，可是又下不去，令他下不去的原因是他一直认为他的一生过得很好，这个要活下去的理由纠缠住他，不让他朝袋里钻，因此，最使他难过。”（第十二章）
这里，“黑袋”就是死亡的象征，“下不去”意味着在心里拒斥死亡，仍把死亡当作一件外在事件来排斥。而拒绝死亡的理由则是不愿承认自己的一生没有按“应当的方式”去生活，他仍固执地认为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滋有味：我一生官运不错，所任角色都至关重要，我也都克尽职守，而由此带来的一切也都令我舒心畅快。既然这种角色生活如此美好、真实，就不应该突然结束，而应该永远继续下去，至少不应该这样匆匆了结。的确，对于完全陷于角色生活的常人来说，这个生活世界不应是有终结的，它将永远进行下去。因为终结性或死亡已被这种角色生活完全忘却和掩盖，即使有人死了，那也只是这个世界的偶发事件，只有不幸的人才会碰上，而生活不应因偶发事件而中断。而我伊凡·伊里奇历来都是很幸运的，现在又处在既令自己高兴也令许多人羡慕的位置上，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而且还会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将随之陆续到来，因此，我没有理由结束现在的生活。
对死亡的掩盖使伊凡在心理上无法从角色生活中退却出来，因而他无法在心理上接受和理解自己的有终结性，可是，疾病却无情地把他逐渐逼向生命的尽头──这一点他心里又十分清楚。这种既无法理解自己的死而死又作为事件在逼近的处境使伊凡在彻底进入“黑袋”之前痛苦不堪。这是虚假生活带给每个常人的“报应”，是“弥天大谎”留给生活于谎言中者的最后“遗产。
常人不仅如彼奥特·伊凡诺维奇和伊凡·伊里奇那样掩盖自己的死亡，而且还掩盖他人的死亡。常人从来不会也不愿把他人的生活与死亡联系起来。伊凡·伊里奇病倒之后，状况迅速恶化，可是他发现，他身边的人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对他们来说，世界一切如常。即使是与他朝夕相处、平时最亲近最可靠的妻女对他恶化了的病情、恶化了的感觉也丝毫不了解，她们甚至正是在这个时候在社交方面搞得最热火朝天，因此，还因他的疾病给家庭带来的不愉快而烦他。
“ 这比什么都令伊凡·伊里奇难受”（第四章）这倒不是因为妻女寡情，而是她们与他一样，是一群“不知有死的常人”。她们不仅从来封闭着自己的死亡，而且也封闭着他人之死。因此，在她们心目中，疾病从来就与死亡没有关系，至少是很少有关系，它不过是日常（角色）生活中一件不愉快、使人不方便的事情，只要当事人稍微注意自己的行为就可以克服，无须大惊小怪。你感觉不好？那说明你还不够注意，没有完全按“应当的程序”行事。总之，她们（常人）看来疾病是一个人自己不小心造成的，因此，要由当事人自己去克服，就如养家糊口要由丈夫或父亲这一角色去担当一样；她们无须也从不去操心、过问或了解他养家糊口的本领，同样也无须去了解他“自己不小心”造成的病情。
不知自己和他人有死的常人之间，首先是一种角色性或功能性的关系，而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个人与个人之间那种作为人本身之间的关系被角色性关系所掩盖。伊凡·伊里奇与其妻女首先就是陷于一种角色性关系，即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他的疾病使他丧失了他作为角色的诸功能，而对她们来说，这只不过意味着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某个角色的缺席，就如工厂里某部机器暂时失灵一样。如果需要，这种缺席完全可由另外的常人来填补。因此，他与她们之间就如一切常人之间一样，实际上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合作”，随时都可能散伙。常人之间没有真正可靠的共在，不可能有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和维护他人作为自身存在的那种团结。因为常人只是角色性或关联性的存在，而没有自身的存在，或者更确切说，常人的关联性存在完全掩盖了人的独立自主的自身存在。因此，当伊凡·伊里奇从“常人共在”中退出来时，他发现，他处在十分孤独无援的境地，原来与他关系十分密切的亲友，实际上离他非常遥远，对他一点都不理解，丝毫也不能设身处地地爱他、同情他。
对他人的疾病与死亡的这种无动于衷典型地体现了常人对他人之死的掩盖与漠视。掩盖他人之死实际上也是在贬低他人之死。对人来说，死亡不仅仅是丧命事件，而首先是在意识中承担起死亡而接受终结。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之死。而人正是在承担起死亡的意识中“顶天立地”而“开天辟地”──独立自主地存在而让他者自由-自在地存在。于是，才有源头和历史。我们可以说，死亡是人之（自由）存在的标志。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死亡来标志自己的存在──我有死，因而我曾承担起这个世界的真理：自由与自身。因此，死亡是人生最庄严、最严肃的事情。但是，在“你没事，你不会死，只要按医生嘱咐行事就能治好”这类象是好心的安慰实则为自欺欺人的陈词滥调中，不仅不能给他人以临终的真正关怀与支援，实际上还把他人之死亡贬低为象衣服破了可以补，机器坏了可以修之类的日常事件，没有必要倾心地认真对待。伊凡·伊里奇在患病过程中深感痛心的一件事就是他发现，他的亲友人人都在向他撒谎，人人都在掩盖他的死亡。他们从来没有也不愿意倾心地理解他此时那孤立无援的存在境况，那渴望有人以其“设身处地”的爱来向他证（显）明永远有人与他同在的心境。
“你没事，你不会死。”这类被重复无数遍的谎言表面上是要消解病人对死的忧虑，以便让他尽可能在无忧无虑中走完生命的历程。这是常人的好意，它甚至还有医学心理学的依据。但是，人要真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死亡恰恰不能不忧死──理解和觉悟自己的死。只有理解自己的死，才能带着觉悟的坦然、觉悟的轻松接受自己的终结。实际上，在临死者听来，“你没事，你不会死”不仅不是安慰的话语，相反，它表达的甚至是常人的一种“优越”──它无异于说：你要退出我们的生活世界了，这很不幸，不过，没关系，生活将继续下去。
这种掩盖他人之死，不让他人正视其死的常人行为实际上是以抛弃的态度对待他人的死亡，他人之死完全被视为一个角色的出局或退场。因此，掩盖死亡不仅使人无法获得生的绝对价值，而且使人难以获得死的绝对尊严。
应当的生活方式：从死亡理解生活
俄罗斯农民格拉辛在这篇小说里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在伊凡·伊里奇周围，只有这个农民出身的管家助手几乎不对伊凡撒谎，只有这个永远穿着干净俄罗斯服装的农村人始终恬静、欢快、干净利索地为伊凡干这干那，为了病人舒适，他甚至宁愿整夜用自己的肩扛着伊凡的双腿。
在托尔斯泰心目里，农村人的生活更具有真实性，保留着更多人本身的使命感、爱心和同情心。我们且不去管托尔斯泰的这种价值取向是否正确，值得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格拉辛为什么会对病人采取了一种与众人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许正是我们人类所应当采取的？我们还是从格拉辛的两句话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伊凡·伊里奇向格拉辛表示歉意：“请你原谅，我是没办法才弄得这样。”
格拉辛：“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为什么不能这样为您服务？您是病人！”
格拉辛在夜里用肩扛着病人的双腿，伊凡·伊里奇心里过意不去，打发他去睡觉。格拉辛直率地说：“我们都是要死的，所以我为什么不服侍你？”（第七章）
这里，格拉辛的意思非常“简单”：你是病人，而我们都是要死的，所以，我有理由为你服务，应当侍候你。这个“理由”在一般常人听来是莫名其妙的，没有“逻辑的”，甚至还以为格拉辛这个身上仍带着大地气息的农村人因不善辞令而没有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个人病了，我们都是要死的，与应当侍候病人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但是，如果我们越过常人的“逻辑”，我们会发现，格拉辛这个普通人说出的普通话却是十分合逻辑的。
疾病意味着侵害一个人的存在，意味着在实现一个人最内在却又不可实现的可能性──死亡，疾病一旦实现了这种可能性，也就使人失去了这种可能，从而失去一切可能性而终结自己的存在。疾病迟早要实现或取走人的这种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事实事件，这是人的命运。人要做的努力就是要以自己的（精神）力量来与这一命运抗争──以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和坚守死亡这种可能性，或者说，把死亡维护为一种可能性，保持为一种可能性，从而维护他作为独立自主的自身存在，即维护他作为人的真正尊严。人一旦失去了足够的力量去把死亡当作一种可能性来维持，而被迫把死当作既定的事实而屈从于疾病，那么他也就使自己的濒死存在失去了人的自身性，失去了向死亡存在的尊严。屈从于疾病，意味着提前把死亡当作现实事件来完成，提前结束自己的可能性而放弃独立自主的神圣存在。
对于病人或濒死者来说，为了把死亡维护为一种可能性，从而维护向死亡存在的尊严，最需要的就是他人的真正共在：设身处地的爱与同情，在这种爱与同情的共在中，才能给予病人以（精神）力量，帮助他继续把死亡维护为一种可能性，继续承担起独立自主的自身存在，从而能安然地战胜疾病，或者坦然、自在地接受疾病的最终侵害。对于承担起死亡的自身存在来说，疾病与终结事件也微不足道，也不足畏惧！因而，可以泰然自若地接受它。正是从这里，显示了人向死亡存在的庄严性，显示和维护了人至始至终的绝对尊严。
因此，侍候病人，为病人服务，并不只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从根本上说，首先是维护人的尊严的需要；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人有责任为病人服务。我们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每个人都需要真正的临终关怀，以便能始终维护自己的绝对尊严。放弃病人，也就意味着可以无视他人与自己的绝对尊严。所以，格拉辛这个纯真的乡下人依照自己的直接性领会而践行着康德的自由律令：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成为普遍准则，人的行为不能自相矛盾。这也是格拉辛说话的真正“逻辑”。当他对伊凡·伊里奇说：“我们都是要死的，所以，我为什么不服侍你？”他的真正意思就是：你就快要死了，而我也和你一样总有一天会死的；现在我尽心服侍你，不是因为你是我的老爷，不是因为你能给我丰厚的报酬，只是为了你能安心、坦然、“象个样子”地死去，并希望以后我大限将至时，也有人这样服侍我。这绝不意味着格拉辛是出于相信善有善报的私心──我现在积德行善，上天有眼，将报我以善终。不，这不是格拉辛的出发点。相反，他完全出于“公心”：人就应该那样──人人都应当获得真正的临终关怀，以便始终能维护人的绝对尊严。我们要让伊凡·伊里奇“象个样子”死去，也要让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格拉辛，“象个样子”去接受终结。这是人的神圣责任。
我们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说，请你不要过份执迷于某事某物，你一旦从这种执迷中退出来，你就会发现，此事此物并没有那么重要，比它重要的事物还多着呢。但是，我们如何能在“心灵”上退一步？人人都能知道这一成语的涵意，但并非人人都能“退”，有人甚至至死也不退！要退一步，当然得有可退的“空地”或“余地”。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封闭了纯粹意识呈现出来的种种可能性，那么我们就会说，此人心胸狭窄。因为在他的心灵里没有“余地”可退，他不可能置身于其他可能性当中，不能从其他可能的角度去理解、看待别的事物，因而不能接受、容纳其他事物。对于封闭了其他可能性的心灵来说，除了他所执迷的事物以外，其他事物都毫无意义，至少是不重要的，犹如音乐对于封闭了其音乐感受力的乐盲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一样。
因此，要在心灵上保持始终有“空地”可退，就必须破迷执。迷执什么呢？迷执关联事物，也即迷执于角色生活。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要在心灵里承担起死亡而守护着独立的自身存在。这种觉悟着死亡的自身存在是最大的精神空地，它使我们从一切可能的关联场合，从一切可能的角色生活中退出来成为可能。退此空地，任何时候都是“海阔天空”，因为立此空地，万物各归其位而为自身，于“我”并无关碍。但“无关碍”并非无意义。因为承担着死亡的自身存在绝不是一种空寂或麻木无谓的存在，相反，这是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自由存在，是使人开辟出其一切可能生活成为可能的存在。只是对于这种独立自主的自由存在，只是在这个空地上，一切事物才能最真实、最客观地显示其意义来：不仅关联事物的存在有意义──但只具有相对意义，或说，关联事物的意义是相对的──而且无关联物的存在也有意义，并且是绝对的意义。
所谓无关联的事物也就是各归其位的事物，就是在自己位置上作为自身存在的事物。一切关联物都是功能性的存在，而非自身存在。事物的这种非功能性的自身存在只有对于觉悟着死亡而独立存在的人来说，才存在，才有绝对的意义，而对于角色之人则没有意义。对于急行军的士兵来说，谁会去在意贮立路旁的树木？谁会去聆听淙淙流淌的小河？对于桥梁建造者来说，森林里的树木等于不存在。同样，也只有当我们能退守独立的自身，我们才能理解无关联角色的他人的存在，即他作为一个人自身的存在的意义（尊严）。对于片面地陷于角色生活的人来说，他无法避免“势利眼”，因为他总是从功能的角度去理解、看待他人存在的价值或意义；他无法理解一个人一旦退出了角色，不再有“功能价值”之后，这个人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
格拉辛这个普通人之所以对行将就木的伊凡·伊里奇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态度，不在于别的，恰恰就在于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他地位卑微，从来没有也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位置、重要的角色等着他，他也从来没想过或不敢想有朝一日要占据什么重要位置，充当什么重要角色。因此，他也从来没有体会到那总是高于他人、优越于他人的“私人尊严”。然而，正因为如此，他首先不是生活于角色中，首先不是作为一个角色而生活，而是作为一个人生活，他首先体会到、觉悟到的不是“私人尊严”而是作为一个个人的尊严。因此，他不掩盖人的生活（存在）的真相：“我们都是要死的”。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是，知道人人有死，并不等于觉悟了死。当格拉辛那样说时，他并非只在概念上或经验上明白“人人有死”的道理，而是以自己的整个生命觉悟着死亡，承担着死亡，从死亡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角度去理解自己在世间的生活（存在），从这种角度理解世间的事物。因此，他始终是作为一个非角色化的人存在，作为独立自主的自身存在。所以，他始终以一种恬静、坦然的姿态面对一切，以带着忧思的欢快做着一切。对于他这种非角色化的人来说，头等重要的就是维护人的生活：使一个人的生活维护为一个人的生活。因此，当那些生活角色化了的人们因担心照顾病人会耽误“要事”而苦恼不安时，格拉辛却悉心体贴地为伊凡·伊里奇做着一切，并且认为这是“应当的”，于他并非麻烦，也不耽误他什么事情。放弃病人，无视人的绝对尊严，在他看来，才是最严重的耽误。
在这里，格拉辛生活的核心首先是承担起人的责任──维护人的绝对尊严。这一责任高于一切法律责任或角色责任，只有根据这一责任才能评判人的一生是否活得适当，是否按应当的方式生活。
如果说，格拉辛为病人所做的一切深深感动了伊凡·伊里奇，那么，格拉辛那种以人的责任为核心的非角色化生活，他那纯真无欺、坦然自若的生活“态度”，对一生均在角色中的伊凡来说，则具有启示性意义。因此，随着对自己一生检讨的深入，伊凡·伊里奇有一天在瞧见格拉辛那张因服侍病人而显疲惫的脸时，他突然想到；“实际上我的一生，我那有意思的一生是否会都错了呢？”（第十一章）在不久前他还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现在突然想到也许是真的──他的确没有象他应该的那样生活。他的工作、他的一生、他的家庭以及社会、职位的利害关系，这些都可能是错的。他曾竭力维护这些，现在他忽然醒悟自己所维护的一切如何微不足道，根本没有什么可维护的。“这一切是可怕的弥天大谎，隐瞒着生死。”（第十一章）
他还从妻子、同事、医生的言行中进一步看出了自己想法的正确性：“错了，你直到现在所过的生活，都是虚假的，是欺骗，连生死都不让你看清楚。”（第十一章）
为什么伊凡·伊里奇从格拉辛身上醒悟到自己生活的虚假性？为什么伊凡从他妻子的言行中进一步证明了自己想法的正确性？因为格拉辛以人的最高责任为核心的非角色化生活本身具有永恒性，具有绝对的价值。格拉辛这个人是会死的，但他的这种非角色化生活却是永恒的、绝对的。而伊凡·伊里奇一生的生活却一直是角色中的生活，他所做的一切是他作为关联中的角色所做的一切，他所维护的首先不是作为一个人的责任，而是作为角色的利害关系；而他与他人──妻子、女儿、同事、医生的关系首先也是一种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相对于格拉辛那具有绝对价值的非角色化生活来说，就如他们为他所做的一切一样，都是角色之间的一种功能交换，甚至连相互间说话的语气、神态都是一种角色对另一种角色所特有的。而所有这一切，是那样微不足道，是那样虚假。所以，他从格拉辛那里首先觉悟到自己生活的虚假性之后，又从他妻子的言行中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想法。
从另一角度说，伊凡·伊里奇一生作为角色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无视死亡、忘却死亡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如此，这一切又反过来促使他更深更固执地掩盖死亡，掩盖人真正的正当身份──独立自主的自由（身）存在，从而完全卸去了人的神圣责任：维护自由与自身。只有人的正当身份，人的神圣责任能保证生活的真理（实）性和永恒性。在这个意义上，忘却死亡的生活犹如海市蜃楼，是一个幻景，虽然可能很美丽，却只是临时的、短暂的。
真实而永恒的生活只能是一种承担起死亡从而承担起自身存在的神圣责任的生活。而所谓承担起死亡，也就是觉悟着死亡，在意识中把死亡展开出来而置身其中，从而从这种死亡觉悟，从死亡这种在意识中显现出来的可能性理解自己的存在。这也就是我在第一节里所说的“提前进入死亡”或叫“生死轮回”、“出生入死”。也就是说，真实的生活在“生-死轮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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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这里我采用了叶秀山先生的理解。在《时间与永恒》一书里，我曾把海德格尔的Vorlaufen in Tod 理解为“先行到死亡中去”，但“提前进入死亡”更平易，也更切入。故从之。
②列·托尔斯泰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著作不能仅仅被视为文学作品，这在托尔斯泰的研究者中几乎已是一种共识。在当今俄罗斯哲学界（根据贾泽林教授最近一次访俄提供的信息），托尔斯泰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俄罗斯最伟大的哲学家。抛开其中的某些偏见，这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没有理由，托尔斯泰在一系列小说里对诸如历史、自由、真理、精神与信仰等问题的思考无疑具有哲学的深度和视野。因此，他的作品不仅引起文学家的兴趣，也引起哲学领域的兴趣。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比起苏联七十年里的所有哲学书籍都更具有哲学的意义，更值得哲学的关注。
（原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