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界，排首位的学科一定是历史，而非哲学。有人说，德国人是哲学的民族，中国人是历史的民族。这话颇有道理。这不仅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与文学、哲学是融合在一起的，所谓“文史哲不分家”，而且，按照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看法，“六经皆史”。重视经验的中国人，的确向来喜欢历史，喜欢看史书，或听人讲史，因为历史就是由人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与生活经历“建构”而成的。那些被人们普遍关注乃至世代相传的历史传记或演义，无论叙述的是“大人物”的叱咤风云，还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都既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又蕴含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在拨动人的心弦的同时，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教益。
然而，进入现代，这种情况已经并仍在发生变化，虽然中国人依然保持着对历史的兴趣，但对哲学的关注度大幅提升，在学校或在社会上开办的以学习哲学为主的各种讲习班、读书会，甚至超过历史学科。应当说，这与现代学科的分门别类有关，与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倡导更是分不开，但是，这都不是关键所在，关键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当着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剌激下，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进入极其陌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之中，素来在“天地君亲师”的意义世界中安身立命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知书识礼”的中国读书人，不仅意识到传统的生活方式难乎为继，而且隐约地感到了一种“存在论”的焦虑：“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不止是处于十字路口的困惑，更有某种失去记忆的感觉。要走出这种焦虑和失忆感，固然要“睁眼看世界”，要尽可能地从全世界吸取各种新知与信息，更要对其给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考、筛选和提炼，最后才能消化并重建为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使自己祛蔽解惑。
这就需要一种坐标、方法和尺度。而过往的经验已不敷使用；历史固然仍然是人们重要的参考系，并且传统总要先行赋予人们以“前见”；但是单凭历史传统已不够了，因为人类“当下”进行的实践活动，甚至尚未经历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再是过去的简单延续，而有了指导性的标准或目的的意义；每个人直接生活在其中的地域，也与极其广大的外部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每个人的生存，都与无数从未谋面的人的生存，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关系。于是，司马迁在当年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学宗旨，成为摆在几乎所有中国人面前的任务，而实现这一任务所要求于人们的，正是人异于其他一切生物的最重要的机能或能力，这就是“自觉性”与“思想性”，自我、他人、自明、体悟、思维、想像、反思、理解，乃至直觉，都蕴含在其中。而哲学，不仅是人的自觉性与思想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最具自觉性与思想性的学问，而且最有助于促进人的自觉性与思想性的提升。这就是哲学之“爱智慧”与“求觉悟”。
但是，哲学这种学问，何尝不是历史和历史学的升华？从一个角度说“六经皆史”，换一个角度，又何尝不可以说“六经皆哲”？毕竟，“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王阳明）。人类历史本身已非单纯的时间之流，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往往是人类主体自我生成与自我超越的不同形态或阶段的体现。正因为如此，一方面，西方“逻辑在先”的哲学演化出历史维度与历史理性，另一方面，从经验的历史学中也发展出以思辨见长的哲学，18世纪意大利维科的《新科学》，近代德国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观念论哲学，都印证了这一点。正因为哲学思想就孕育、生发在广大民众的生活实践中，正因为越是进入现代，人们就越会产生对哲学广泛而迫切的需要，于是，这种社会需要胜过十所乃至百所大学的教育功能，推动着国人把目光一次次地投向哲学。
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回首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变迁，回首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的进步前所未有，昔日的“亚洲之中国”正在变成“世界之中国”，这足以让我们感到自豪。然而，上述焦虑与困惑尚未完全消除，而一种似曾相识的自满与自大，伴随着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情绪，又弥漫开来。
其实，即使中国完成了社会转型，实现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珠联璧合，新的未来也仍然是未知数，也仍然要人们自己去思考去探索。何况我们还远未达到现代化的目标。而就整个人类而言，既然来自动物界，他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动物性。因而，“认识你自己”，即以“我们”自身的存在性质和存在方式为目的的反思与理解，就势必成为人类永恒的任务。因此之故，哲学也就既要不断前行，不断地涉深履远，也要不断地返回自身、省思自身，而这种前行与返回、前瞻与反省，恰恰构成哲学自身富有内容的开放性循环。
在贴着各种标签的哲学书籍扑面而来，让人变的眼花缭乱时，人们迫切需要那种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明确自己的“身份”（Identity）、自己的思想“坐标”（Coordinate）和“视域”（Horizon），以便立足于更加坚实的地基，向着更加光明的方向，重新出发的哲学。此时摆在我面前的邓晓芒的《哲学起步》，正是这样的哲学论著。
书的扉页上印着法国画家高更的著名一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哲学起步》正是围绕着这个属于整个人类的永恒问题展开的。
这本书有三大部分，分别是“人的本质”，“自我意识的本质”，“自由的本质”，三大部分对应着高更的上述提问，构成了关于“人之所以为人”和“人的未来及其选择”的解答。在第一部分即“人的本质”中，作者不是凭借对似乎不言而喻的“公理”的分析演绎，而恰恰是通过回溯“人类起源”这一历史性问题，尽可能具体地说明人的生成，即“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这一命题。作者极其重视原始人对工具的“携带”，目的在于由这种“中介”性的活动，来把握人与自然界何以既“区分”开来，又“关联”在一起的生存方式及其机制；并将人所凭借的工具以及工具性行为，纳入广义的“符号”和符号性活动之中。——这恰恰表明作者所论述的虽谓哲学的“起步”，这一起步却已经体现了具有后现代意蕴的现代哲学的洞见，即哲学所要把握的思想，既非否定人的优越性与责任的相对主义，亦非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可以发问，在这种似乎属于“发生学”的顺时性的论述中，难道没有作者的假设、直觉与逻辑性思维吗？当然是有的，说原始人对工具的“携带”在人类前后肢分工即直立行走，进而在在人与自然界新型关系建立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一种颇为大胆的合理的假设。单纯的发生学研究还不是哲学。人关于自身生成的问题，即本质上属于人类自我相关也是自我循环的问题之解答，是不可能缺少理性直觉的，尤其是对于许多关键性细节早就湮没于洪荒的远古时期的人类起源问题，即使做考古学研究，也离不开合理的假设与逻辑上的自圆其说。
在“自我意识的本质”这一部分，作者紧扣“我们是谁”这一问题，便主要不再诉诸于对历史的回溯，而是直截了当地从人类自我意识的构成——“超越”与“反思”，来展开对复杂的自我意识的各种形式的论述，显然，人的自我意识的超越与反思，都蕴含着并建筑在人的意识的“自明性”之上，尽管这个自明性是有限的，在它下面是晦暗不明的本能与潜意识的海洋，但正如陆地不断地从这个海洋中上升出来，人类由此也才有了“我们”（我）“向来的属己性”和“自我认同”，以及在经验与社会意义上与“你们”（你）和“他们”（他）的区分与关联，进而形成关于自身的“个体”、“群体”与“族类”的三重意识。以此为前提，人们在建构出文化符号世界与内在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演绎出充斥着亲疏爱恨、恩仇荣辱的历史戏剧，并被自己以真假是非、善恶美丑加以评价。作者关于“自欺”“忏悔”与“真诚”的意识形式的揭示与分析，让我们看到了自身精神发展的矛盾与曲折，极富意义。然而，即使说这一部分主要诉诸于逻辑的分析，我们也仍然能够发现对经验与历史的借助。而最后一部分即“自由的本质”，作者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人类的精神世界，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关联起来，自然、自在、自发、自主、自为、自觉、自律、自由，以及目的、意志、必然、选择等概念，不仅构成了一个阶梯式的谱系，而且形成开放的循环，大自然本身以及我们自身的可能性及其选择，把我们引向对人类命运与使命的思考。
人们常说，哲学是最能触及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也是最有能力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本体与方法的学问。这一说法当然不错，但是，即使哲学昭示着“天理”，它也不是“天书”，哲学总要由具体的人给予思考、创立并推进，而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所给出的哲学的品质是大不一样的。严格说来，哲学没有正确错误之分，却有高下优劣之别。谁真正进入并拥抱着可称为“规范”（normal）的哲学，谁才能够把我们引向爱智慧与求觉悟的正途。宋人严羽在颇负盛名的《沧浪诗话》中提示我们:“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意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此即“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众所周知，本书作者邓晓芒是国内著名的康德黑格尔研究专家，由这样的专家写类似哲学导论的“哲学起步”，我们自然会相信它的质量，然而，我更为看重的与其说是作者的专家身份，不如说是作者丰富的社会经历与人生体验，即作者身心两方面的历练，正是这种经历与体验，成就了这一在讲稿基础上加工而成，因而行文流畅而思想却耐人寻味、引人入胜的作品，所以我相信作者所说，真正的哲学不是人写出来的，而是人且行且思的产物，是人“活”出来的。在这个信息泛滥、世事迷茫的当今，社会各界朋友，有时间不妨认真地研读一番，相信它能帮助你廓清迷雾，走上思想的大道，最终产生出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
（2018、1、21于海南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