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文通过勾勒中古与近古文献史的构架,论析价值取向、知识消长与典籍分类的内在联系——如果忽视了社会的价值取向,文献学史就只能“就事论事”;如果忽视了古代知识的消长,文献学史就只是“自言自语”。作者试图在即将撰写的文献学史中,探究中国古代知识系统建构与古代典籍分类的深层动因。
关键词:文献学史 典籍分类 价值取向 知识消长
目前已有的文献学史,不是按朝代顺序进行叙述,就是按著作内容进行归类。它们写法上虽有不同,但缺陷却完全一样:都忽视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古代知识的消长。如果忽视了社会的价值取向,文献学史就只能“就事论事”;如果忽视了古代知识的消长,文献学史就只是“自言自语”——古代知识系统为什么要如此建构?经史子集为什么要如此排序?古代典籍按什么标准进行分类?撇开了价值取向和知识消长,文献学史便失去广阔的语境,也没有理论的深度,甚至缺乏可理解性。分类是古典文献学非常重要的层面,本文试图以中古与近古文献学发展史为例,从价值取向、知识消长与典籍分类三者的关系,来阐述自己关于文献学史写法的一些浮浅构想。
一 七略的完成与嬗变
西汉儒家定于一尊后,向、歆父子以儒家思想整理古代的知识秩序,完成了综论百家之学和部次天下之书的伟业,这一成果保留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该志主要是《七略》的节本。《汉志》称《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1,其中《辑略》是诸书的总要,所以《七略》实际上只将图书分为六部。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分类,也是我国第一次系统的知识分类。六略的秩序首列“六艺略”以明尊经之旨,强调学术以六经为归,而人伦以孔子为极;其次是“诸子略”,因诸子十家“虽有蔽短”,而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2;再次是“诗赋略”,因诗、赋都源出于《诗经》,也可以说是经的“支流”;接下来依次是“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属于思想情感世界,向人们展示思想观念和道德诉求,而“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则属于技术层面,向人们提供当时人的知识范围和生活技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前三略属于“道”,后三略属于“器”。六略的排列秩序无形中凸显了汉人心目中知识的等级秩序。
对于汉代的文献学史可从三个层面阐述:一是有多少著名文献学家,有哪些主要成就;二是有哪些主要特点;三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就,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特点?已有的文献学史笔墨主要都集中在第一点,其次是阐述第二点,而基本不涉及第三点,因而这样的文献学史停留于现象的描述,它们只能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如果将《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文献学家的价值取向,不仅决定了典籍的分类,也决定了知识的等级。司马谈认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功多。”3在六家诸子中,司马谈推崇的是道家而非儒家,认为道家集各家各派之大成,而班固则认为“儒家者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4。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在《论六家要指》中儒家只杂于其他各家之中,在班固汉志《诸子略》中儒家则置于各家之首。东汉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经典和思想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地位,难怪班固指责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5这里可以看到文献学史与思想史的“纠葛”,
我们无法撇开“思想”而谈“文献”。
同样,更不能撇开“知识”来谈“文献”。这一历史时期最著名的私家书目中,远绍七略流风的当数王俭《七志》和阮孝绪《七录》。七略虽名义上称“七”而实际上只是六分,王俭的《七志》名义上称“七”而实分九类:“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6改七略中的《六艺略》为《经典志》,是因为“经典”更具有包容性,后来四部中的“经部”之名便源于王俭的《经典志》。改《七略》中的《诗赋略》为《文翰志》,是因为王俭所处的时代文体日繁,诗赋只是众体中的两种文体。不只分类因典籍而变,类名同样也因文体而改。特别是《七志》中的佛道二志,可以看出道教在齐梁间的兴盛,也可以看出佛教在南朝的传播。阮孝绪自称《七录》的撰写“斟酌王、刘”,在图书分类上与《七略》和《七志》一脉相承。《七录》中列《经典录》内篇第一,名和序都依《七志》。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因而,突破《七略》和《七志》史附《春秋》的成例,列《纪传录》为内篇第二。七略中原有《兵书略》,南朝时“兵书既少,不足别录”,所以将诸子与兵书合为《子兵录》内篇第三。王俭将七略中的《诗赋略》改为《文翰志》,到阮孝绪时文集日兴,“变翰为集于名尤显”,列《文集录》为内篇第四。列《术技录》为内篇第五。将《佛法录》列为外篇第一,反映了“释氏之教实被中土”的事实,列《仙道录》为外篇第二,《七志》中“先‘道’而后‘佛’”,《七录》中“先‘佛’而后‘道’”7,便涉及文献学家宗教信仰的差异和对宗教的不同认知。
从《七略》及其嬗变的情况可以看到,书以类而分,类因书而明。有其学必有其书,有其书必有其类,因此,图书分类不可能“一劳永逸”,它必然随着知识的消长而变化。
二 四部的确立与完善
古代知识的存在形式相对单一,书籍是知识最重要的载体,因而典籍分类与知识分类基本可以重叠。文献学史阐述典籍分类的变化,当然离不开历史上知识的消长。不少历史学家和知识社会学学者,从国家馆藏目录、史志目录及私家目录所登录的书目,来追溯历史上各种知识的兴衰;反之,文献学家则应从各类知识的兴衰,来揭示历史上典籍分类的变化。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文献学史,基本上与相邻的知识学“老死不相往来”。
从东汉到宋元这段时间,正好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古典文献学完成了从七略到四部的转换。七略成熟于两汉,四部定型于唐朝,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和知识分类,都是在这两种分类法之间徘徊,隋以前大多是沿袭七略而稍加改变,唐以后大多在四部基础上而略加完善。四部分类法最终为什么取代了七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便绕不开各科知识的消长和文献学家的价值取向。
四分法的起源学术界仍有争论,分歧主要集中在四部分类法始于魏郑默的《中经》,还是源于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在魏晋南北朝这三四百年中,中国学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诸子逐渐衰微而文集日益兴盛。两汉虽然文章渐富,诸子与诗文判然分途,但作者“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所以贾谊奏议一类文章都收入《新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文士传中,只称著诗、赋、碑、箴、诔若干篇,从来不说有文集若干卷,建安以后“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8。章学诚认为自从挚虞作《文章流别论》后,文士才纷纷汇集古人诗文标为“别集”。文人不可能拘守一家之学,自然很难成为专门之家,社会既没有诸子存在的空间,也没有产生各家各派的学术条件。从曹植“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9,到刘勰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人不再在“成一家之言”上下功夫,而是在语言翻新上变花样。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文体,表达矛盾复杂的思想情感,这些作品大都属于文学创作,很难归于诸子的某家某派,通常由他们自己或后人结为文集。《汉书·艺文志》中《诗赋略》仅有作家106人,体裁仅收诗赋2体。到魏晋南北朝之后,体裁上不仅“辞赋转繁”,而且产生了许多新文体,作家和作品更是大量涌现,从《隋书·经籍志》(后文简称《隋志》)中录得的书籍来看,总集通记亡书共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这些总集不仅由魏晋南北朝人编成,总集中的诗文也基本上是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别集通记亡书共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其中后人编的秦汉总集只有一百五十七卷。其次历史著述的勃兴,如《隋志》史部正史类收录的67种史著中,61种为魏晋南北朝所撰,古史类33种史著中魏晋南北朝占31种,杂史类70种魏晋南北朝占57种,史部其他各类著述魏晋南北朝都是两汉的几倍或上十倍,即使除去两汉史著的亡佚等因素,魏晋南北朝的史学著述仍然远远超过两汉。《汉书·艺文志》史书附于《春秋》,到了魏晋南北朝数量庞大的史书便由附庸蔚为大国。
七略的分类法显然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继承七略的《七志》和《七录》,也不得不将原来的《诗赋略》改为《文翰志》或《文集录》,《七志》虽然仍将史部附于《春秋》,到《七录》就从《春秋》中析出众史。另外,七略中原来的《兵书略》典籍少得不能成类,《诸子略》中如墨家、法家、名家都已消亡,《七录》只好将诸子与兵书合为《子兵录》。但是,无论七略还是《七志》《七录》,都无法满足当时学术的变化和知识的消长,有些典籍在这种分类法中无类可归,章学诚早就敏锐地看到从七略到四部是势所必然:“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10
荀勖《中经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11荀勖的四部和《七录》一样,将史籍和类书析出《春秋》之外,将兵书、术数并入诸子之中。这样就形成了经、子、史、集四部。到东晋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时,史学体裁更为多样,史学著述也更为繁富。“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12,从此以后,经、史、子、集就成了中国古代学者所谓“四部之学”。
四部的成熟形态当然是《隋书·经籍志》。《隋志》将当时所有典籍分为四部四十类,它既采用了从《中经》、《中经新簿》到《晋元帝四部书目》四部分类法的框架,又吸收了从七略到《七录》细分小类的成果,一千多年来被公私目录奉为圭臬。《隋志》在四部中容纳了七略所有的小类,包罗了所有现存的新旧典籍,然而,它包罗万汇的优点恰恰暴露出它大杂烩的缺点:(一)它在划分典籍时常常自乱其例,四部像一种什么都可以装的大型丛书,如经部将作为纲纪的六艺与舛谬浅俗的谶纬并列,史部将地理、历法与史书同门,子部更将虚论其理的诸子与专言迷信鬼怪的术数方技共处,这使得经不像经,史不像史,子不像子;(二)各小类也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时而以体分,时而以义别,这样图书分类既会发生混乱,“辨章学术”更无从谈起;(三)经、史、子、集四部既非学科又非流派,失去了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七略每一小类“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13,所以章学诚感叹“然则四部之与七略,亦势之不容两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制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14;(四)更为严重的是《隋志》的编者精英意识太强,在价值取向上尚虚理而轻实学,崇“形而上之道”而贱“形而下之器”,“生生之具”的实学都不能独立成部,全淹没在属于人文的“经、史、子、集”之中。姚名达对七略多所指责,但肯定七略“视实用之‘方技’、‘数术’、‘兵书’与空论之‘六艺’、‘诸子’、‘诗赋’并重,略具公平之态度”。15《隋志》将七略中的“方技”、“数术”、“兵书”并入子部,将历法和算数划归史部,赤裸裸地表现出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在知识等级上,弘玄虚之“道”而抑实用之“器”;在社会实践中,必然尚虚而不务实。七略中“方技”、“数术”、“兵书”三略,还能与“六艺”、“诸子”、“诗赋”并列,到了《隋书·经籍志》就没有给自然科学留下独立的空间,四部中基本上是人文的天下。流风所及,我国唐宋以后的读书人,不是闭门谈玄论学的文史学者,便是登高赋诗的墨客骚人。
四部分类法后来成为官方和私家目录的定法。可是,七略不能适应知识的消长,四部又混淆了学术源流,由于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大多有学派观念而无学科意识,他们只能在七略与四部之间打转,所以像章学诚这样思想敏锐的文献学家,虽对四部多有不满,但对它又徒唤奈何。
三 四部的承传及挑战
至南宋才出现一位敢于挑战四部分类法的文献学“壮士”——郑樵,他的《艺文略》是“对于四部四十类成法”的一次“彻底破坏”,“对于小类节目之分析,不惮苛细,其胆量之巨,识见之宏,实旷古一人”。16他以其过人的胆识,打破了四部分类所建构的知识系统,并在当时已有的知识类型基础上,依据自己的“类例”原则,重新建构了我国古代的知识系统:“《七略》者,所以分书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书。欲明天者在于明推步,欲明地者在于明远迩,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噫!类例不明,图书失纪,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艺文略》中名为“天文类第七”——引者注),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经一类分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种书,以八十八种书而总为九种书可乎?礼一类分七家,七家有五十四种书,以五十四种书而总为七种书可乎?乐一类为一家,书十一种。小学一类为一家,书八种。史一类分十三家,十三家为书九十种,朝代之书则以朝代分,非朝代书则以类聚分。诸子一类分十一家,其八家为书八种,道、释、兵三家书差多,为四十种。星数一类分三家,三家为书十五种。五行一类分三十家,三十家为书三十三种。艺术一类为一家,书十七种。医方一类为一家,书二十六种。类书一类为一家,分上、下二种。文类一类分二家,二十二种,别集一家为十九种,余二十一家二十一种书而已。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17“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不只囊括了当时所有知识类型,还对这些知识类型进行了重新建构,另起炉灶构架了知识系统的“鸿纲”。这一新建构的知识系统最大的优点,是将人文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朱紫分矣”,让许多知识类型剥离经、史、子单独成为一类,让“道”与“器”、“理”与“艺”比肩而立。明人胡应麟也充分肯定他对知识的建构和对典籍的分类,更由衷赞叹他总群书敛百家的宏大气魄:“郑氏《艺文》一略,该括甚巨,剖核弥精,良堪省阅。”18的确,郑氏所建构的知识系统,“鸿纲”构架既“该括甚巨”,局部子系统也“剖核弥精”。
从这个知识系统的“鸿纲”构架来看,郑氏所分的十二大类对当时所有知识几乎囊括无遗,既表现了他极其开阔的学术视野,更显露了他难能可贵的学科意识。譬如,别“礼类”、“乐类”、“小学类”于“经”之外,出“天文类”、“五行类”、“艺术类”、“医方类”、“类书类”于“子”之中,就显示了郑氏的卓识。“礼”在古代是随时而异的礼仪法制,自然不能与亘古不变的“经”类同条,“小学”是古代人人须要诵习的文字,当然不可与深奥的“经”类共贯,“医方类”属于治病救人的“技”,“诸子类”属于立言明道的“理”,四部将“医方类”并入“诸子类”有何理据?“艺术类”表现人类感性的直觉与想象,“诸子类”表现的是人类理性的抽象与思辨,将“艺术类”与“诸子类”合而为一岂不更为荒唐?郑氏所分的十二大类中,除“经类”和“类书类”属于丛书性质外,其他十大类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知识特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中说:“向来目录之弊,惟知类书,不知类学。类之有无,一依书之多少而定。司马谈分思想为六家之旨,后世徒存其遗蜕于《子部》,而不能充之于各部。乃至以不成学术之名称,猥为部类之标题,自《七略》、《七录》已不能无其弊,《隋志》以下抑又甚焉。”19“惟知类书,不知类学”的根源是文献学家没有学科意识,四部中的“经”、“子”、“集”三部都不是学科名称,而完全是三种丛书,“史”虽然在现代是一级学科,但四部中的“史”部十分庞杂,依旧是部类而不能算学科。郑樵以十二类取代四部成法,在进行典籍重新分类的同时,也建构了全新的知识系统。
郑樵为什么要进行知识的重新分类呢?由于《艺文略》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至今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当然更很少人追索这种分类的深层原因。他重新将四部厘为十二大类,与他重实学而轻空言的知识论取向息息相关。他一生轻视“以虚无为宗”的“空言”,倡导攸关“生生之具”的“实学”20。只有明了他这种知识论的价值取向,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分类,只有了解他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追求,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能”这样分类。“总古今有无之书”“区别为十二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抑“空言”而扬“实学”的价值目标,更体现了他“敛百家之学”的雄心壮志。
这里只能勾勒中古与近古文献学史的粗略线条,旨在阐述知识消长、价值取向与图书分类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要想编写一部有理论深度的文献学史,还必须考虑到如下几个方面:知识形态的变化与文献庋藏方法的更新、知识传播与文献校勘、知识存亡与文献辑佚、知识产生时代与文献辨伪,这些层面容当另文讨论。
注释:
1、2、4、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1、1746、1728、2737—2738页。
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0—3292页。
6、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6—907页。
7、11、12、阮孝绪:《七录序》,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版,第3345—3346、3346、3346页。
8、10、14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6、956、959页。
9、曹植:《与杨德祖书》,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13、17、20、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7、1804—1805、1979页。
15、16、19、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84、98页。
18、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一,《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页。
原载《江汉论坛》201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