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政治沟通的演化和信息传播的现实格局具有一定的关系，通过政治沟通视角来看执政党的信息传播行业发展政策会有利于我们窥及政策内在的逻辑。本文认为，当前媒介融合政策的推出，主要着力于重塑传统媒体话语权，强调媒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沟通政府与多社会治理主体的新价值，并拓展公众政治参与机会，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政治沟通因此具备了不同于之前的新特征。
【关 键 词】政治沟通/媒介融合/核心议题/价值取向/传播特征
1983年，托夫勒曾预言，“信息是和权力并进而和政治息息相关，随着我们进入信息政治的时代，这种关系会越来越深”，并要人们注意研究与信息有关的种种政治问题。①詹姆斯•凯伦在《媒体与权力》中也指出，“新媒体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从而在现存的主导型维权结构内部引发日趋激化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新媒体有时候会绕开已经建立起来的媒体传输机构，发布遭到禁止或限制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控制社会知识的等级制度”。②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上述判断正体现在新媒体对已有以传统媒体为主的官方媒体传播权力格局的冲击中。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如果联系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诸多变化，这次会议的指导精神其实是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的。尽管同期传统媒体的收入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但我们仍坚信，政权高层对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高度重视，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原因，更多是因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深层的焦虑和作为官方舆论场核心平台的传统媒体正面临话语权日益消散的危险。基于此判断，本文拟从政治沟通的视野来考察当前我国媒体融合的核心议题、价值取向与传播特征。
一、政治沟通：实践与理论的演进
政治沟通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现象，可以说，自从有了政治就有了政治沟通。与政治学的其他研究主要围绕权力、权利、利益等不同，政治沟通主要关注信息、对话、理解与共识，并以此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③而政治生活在印刷媒体、有声媒体、可视媒体的渐进变化中都留下了痕迹，现代的电子媒体更是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崛起使大众传播与信息传播权力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的政治运行过程。作为政治传播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Jay G. Blumler将这种基于新媒体的政治传播称为第三代政治传播。在他看来，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代政治传播以政党控制为主，主导了二战以后的二十年间。第二代始于1960年代以后，覆盖全国(这里指美国)的广播网成为政治传播的主导媒介。第三代政治传播则以新媒体为重要手段，政治传播媒介向立体化发展。⑤理论上与此相契合的是，研究者认为，政治沟通理论也因为面临的传播形态的不同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阶段、政治传播阶段和网络政治沟通阶段。在政治沟通研究的前两个阶段中，研究都强调政治沟通是政治系统的活动，政治沟通的目的就在于劝服和控制公众或维持既有政治秩序。因此，都存在着公共价值的缺失问题，没能体现公众参与的价值。对网络政治沟通的研究则弥补了传统政治沟通的缺陷，强调要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政治沟通被理解为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之间通过一定的渠道或媒介，就公共事务或公共利益进行对话与协商、以增进理解，达成共识的行为或过程。⑥
按照李良荣等基于互联网对中国社会影响实践的观察来看，他们则认为互联网是继文字、印刷术、电报以后人类的第四次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本质上是传播革命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力全民化，以“去中心－再中心”为基本特征，从而形成全新的执政环境。⑦同时，他还认为每一起网络群体性事件都把公众的情绪和诉求呈现在政府面前，促使政府决策必须接受民意考问，官员执政需要顾及公众情绪。互联网改变了公众政治参与可能，它给公众的直接感受是：“老百姓终于有了可以说话的地方。”网络问政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背后凸显的是大众政治的勃兴。⑧此外，英国学者安德鲁•卡巴德斯等归纳了网络的四重积极影响：实现平民主义，促进公民直接政治表达；重塑公民社会，推动政治文化转变；促进公民获取信息及与决策者沟通；构筑电子政府，实现政府服务扩展与革新。⑨
从上述研究结论来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技术正强化着传播与政治的关系，而因为传播技术本身的草根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征已经改变了既有的社会关系格局，进而形成对政府政治沟通体系与沟通能力的促进。
二、重塑传统媒体话语权：当前我国媒体融合演进的核心议题
所谓话语权，不仅是说话的权利，更是话语的分量，即话语的影响力。面对新媒体的勃兴，作为官媒的传统媒体正陷入到了深深的“数字鸿沟”当中，话语的分量也日益轻飘。数字鸿沟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是指新传播技术对不同群体带来的影响。其中，因为使用能力的差异导致的不同群体自身发展的差距被放大是当代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传统媒体话语权原本来自官方把其作为面向社会的唯一大众传播渠道，即便有竞争，其实也是官媒内部话语权的转移。但伴随着新媒体而来的是大众传播权力的分化和去中心化，传统媒体独享的话语权不断被来自民间的意见领袖和新媒体平台分享，进而在一场关于传播数字化应用能力的竞争中逐步边缘化。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在于两点：其一，新媒体提供了更符合用户生活方式和体验习惯的传播产品；其二，新媒体因为敢于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质疑和批评，进而成为民间舆论场的核心平台；而传统媒体则更多因循既有的“选择性呈现”报道方针，忽视对社会发展中问题的报道与反思，一味只唱赞歌。所谓主流媒体，必须是那些对时代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做出回应、成为人们行为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的媒体。如果只是第一层面的问题，传统媒体可以通过传播形态的改变，凸显内容生产的优势；而如果是第二层面的问题，那传统媒体则是从渠道到内容都丧失了直通“民心”的优势了。法国历史最悠久的《费加罗报》报头有一句名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在当前政治沟通的传播权力格局下，所谓的正面报道也正是因此而白白地流失了“正能量”。
当代中国的互联网作为民间舆论场是如何呈现政治沟通呢？“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利益摩擦，官民之间的隔阂，都投射到互联网舆论场上，并且经常是极度夸张的呈现、火上浇油般的聚焦、浮想联翩的发酵。互联网是当代中国人的网络家园，在网上守望相助，疑义相与析；但也经常渲染现实瑕疵，扩大社会分歧，特别是加剧官民对峙。”⑩
因此，作为官方舆论场核心平台的传统媒体亟需重建话语权，一方面能够通过议程设置引导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够深入民间舆论场的核心地带，参与民间舆论场的政治沟通活动。这次《指导意见》的出台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高层“破题”，而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动向的延伸。
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新理念，第一次用“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那么，何为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其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11)这表明，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除了政府以外，多元行动者要进行合作管理，也就是说治理是一个由多元主体与政府共担责任的手段。多中心，网络化，合作管理，被认为是治理概念的核心。(12)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考量，上述一系列官方表述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框架下，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目标”。(13)很显然，在一个提倡“治理”，而不是“管理”的社会权力格局中，作为官媒的传统媒体再想回到独享传播话语权的时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而且，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过程中，官方媒体如果不能有效沟通执政党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主张，打通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消除隔阂，达成共识，将大大降低国家治理的效率，增加社会进步的成本。这才是执政党在改革中面临的首要风险，以及对于官媒话语权衰退的深层忧虑。
治理理念下的政府，首先是一个可沟通政府。在此意义上，传统媒体话语权的重建是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因此，所谓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建设并不是通过规模化扩张、依靠垄断而获得的单向信息投放能力，其实质应该是双向沟通能力的打造，即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建设目标需要从“自我赞美的独白”转型为“理性公平的对话”，服务于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战略。在这样的过程中，《指导意见》提出的“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具有旗帜意义，它将指引传统媒体以“真实、公正、客观、全面”的态度直面时代发展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成为社会话题的沟通者与引导者，而不再是旁观者。这才是《指导意见》中所说的“新型主流媒体”和“现代传播体系”。
国务院新闻办原副主任王国庆曾提出，政府应对新闻媒体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媒体控制”(Media control)，后来叫“媒体管理(Media management)”，现在叫“媒体合作”(Media coop-eration)。“控制和管理都是居高临下的，而合作是把新闻媒体当作‘客户’，是主动向他们提供服务的。”(14)其中“媒体合作”关系模式的形成更多要归功于新技术带来的新媒体与市场力量催生的“异地监督”效应，尤其是具有“脱域化”典型特征的新媒体平台，更是倒逼政府从单向信息控制转向双向信息互动模式；而传统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所需要的不是和新媒体的冲突，而是强化目标的一致性，即共同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如果作为官媒的传统媒体能够实现上述“现代化”转型，其实，形态上是传统的，还是新生的，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且，如果问题仅仅在于传播形态层面，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内容优势已经凸显，融合发展的压力也会减轻不少。
三、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媒体融合的政治沟通价值取向
从政治沟通的视野来看，我国互联网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标本价值。“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是突破民主两难困境的一种尝试，也是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一种纠正，即在现有代议制民主框架内增加直接民主的含量。”(15)而作为现代社会实现广泛民主的一种重要方式，网络政治参与以其无可比拟的优势超越了传统政治参与，呈现出巨大的魅力。(16)在我国，与互联网勃兴相伴随的是民间舆论场的兴起，尤其是传播去中心化的趋势，给了普通民众更多借助互联网平台公开表达权利诉求的机会，这直接改变了普通公众政治参与机会的构成。所谓“网络政治参与”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道独特风景，主要是指：“在网络时代，发生在网络空间，目标指向现实社会政治体系，并以网络为载体和途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行为，特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选举、网络对话和讨论、与政党及政界人士和政府进行政治接触以及网络政治动员等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17)
近期调查表明，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的核心价值亦在于民众对它的期盼：一是盼望新媒体能促进中国媒体“说真话”，二是盼望新媒体能汇集民意成为与执政者沟通的渠道，三是盼望新媒体发挥监督功能，揭露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新媒体在技术的支撑下成为民众盼望的载体，这是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中特有的核心价值。(18)反过来看，或许正是传统媒体对上述政治参与机会供给的匮乏才给了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广阔空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谓媒体融合，其实质是希望传统媒体能够向新媒体学习如何拓展公众政治参与机会与参与空间的经验和技巧。如果仅仅是传播技术层面的融合，其实是相对简单的事情；但是，传统媒体要形成类似新媒体这样的功能与价值供给，却是对既有政治权力格局的重大变革，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情况来看，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府的单一权力中心格局，目前已经被市场与新传播技术这两种力量所改变，形成多利益群体和组织的复合体，而这正是“国家治理”概念提出的现实基础。市场经济体系培育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而互联网赋予了这些利益主体使用大众传播平台宣示自身权利的机会。原有社会权力结构关系下，只有党政体系手中才有麦克风，普通民众政治参与机会相对偏少，政治参与成本也比较高；而上述两个力量的结合，以民间舆论场的形式直接改变了既有传播权力结构关系。我们由此也可以认为，在多主体的社会权力结构下，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首要的国家治理能力是政府如何与其他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之间对话与沟通能力的培育，成为“可沟通政府”，实现从“独自”到“对话”的话语能力结构转变。从本质上来看，“可沟通”的基础是“可信任”，即在信任基础上的沟通才是有效沟通，缺乏信任的沟通往往是事倍功半；因此，沟通能力的培育也是始于信任的构建。
概言之，建设“可沟通”、“可信任”的党政体系是国家治理共识达成、推动治理理念落实的基础性能力目标，同时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能力目标。从当前我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遭遇的问题来看，大部分是因为政府扮演了不可沟通的角色，作为官方媒体的传统媒体在突发危机事件当中常常无法担当起沟通政府与公众的基本职能，无法为公众政治参与提供最起码的机会。青岛植树事件、三峡大坝建设争议、厦门PX项目风波、南京移植梧桐树事件、上海至杭州磁悬浮建设争议、乌坎事件、个人所得税法案调整争论以及新医改政策等事件均已经表明，在公民权利意识日益强烈的当下中国，行政部门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行政决策中如何吸纳多方合理的利益诉求和如何听取社会公众意见以提高其程序正当性，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必须应对的紧迫问题。在一个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政府还在封闭的权力运行体系中奉行自说自话的管理理念，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与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多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社会问题治理的协商机制，这些都对新时期党和政府的政治沟通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新媒体平台的价值而言，不仅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互动的通道，更多是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融合其本质也在于此。
此外，从政府政治沟通能力培育的层面来看，互联网对于传统媒体的示范效应也不可忽视。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去科层化”的功能。由于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受到政治组织控制，传统的中国政治传播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系统。科层的层级与链条过长，也使信息在公共传播中的失真较为严重。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传播呈现出扁平化和非线性的特点。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互联网的最大功能在于打破了政治传播的科层制，使得层级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去科层化”的互联网重构了政治科层体系中的信息沟通，减少了传播的层级，提高了系统内的透明度，为政治决策提供了较为真实的信息环境。去科层化的互联网也重构了政治体系内的权力关系，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民意间的博弈格局发生一定变化。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互联网对民主化的推动是通过“去科层化”的机制发生的。(19)由此来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意义亦在于此，即对新媒体作为先行者的探索经验予以放大和扩散，在“治理党政”和“党政治理”两个层次上形成相互促进的价值，最终以传播力量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独特的影响。
四、媒体融合格局下的政治沟通新特征
政治沟通视野下的媒体融合，也就意味着作为官方媒体的传统媒体必将融入到公众信息获取与沟通交流的传播关系网络中去，并作为一个可沟通、可信任的节点发挥作用，促进党政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信息交换的效率。因此，这一基于媒体融合格局而展开的政治沟通也将演化出以下新特征：
1.沟通过程：交互性颠覆传统传受关系
所谓交互性，指运用融合媒介，信息的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能够进行及时或实时的交流。就媒体融合环境下的政治沟通而言，它有两层含义：第一，传播者几乎在发出信息的同时可以得到反馈，而且受传者的主动权增加，不但可以主动选择所需信息，还可以就接收到的信息发表自己的评论和意见；第二，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身份可以随时互换：任何一个上网者都可以随时在网上发布信息、改写信息和接收信息。传统媒介的信息流通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单向流动的过程。传统媒介的大众传播的互动不仅很弱，而且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差，例如，受传者可通过来信、来电、发传真等形式对媒介信息进行反馈，但这种反馈大多是事后的，缺乏即时交互。而网络媒介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单向传播的态势，它还可以根据传受双方的需要，在文本、音频之间任意转换或兼而有之，正如尼葛洛庞蒂所说：“多媒体在本质上是互动的媒体。”(20)媒体融合的结果是传统媒体借助新媒体手段可以大大改善互动性和开放性。
媒体融合格局下的这种即时互动性，意味着只要事件发生，只要有用户参与其中并通过媒体平台传播出去，这个事件马上就可以传遍全球，形成“全世界在观看”的舆情压力态势。这也是为何部分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对于媒体融合抵触的原因所在。而且，网民能同时互相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然后引起连锁式的反应，能跨越时间和地域收听和观看音频和视频材料，可以通过自主的“超链接”而获得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信息，能发表他们对国内和国际事件及媒体如何报道他们的看法；可以在新媒体中自由而广泛地传播信息，有时可以主导这种传播，放大或缩小“议程设置”的效力；甚至网民自己做“议程设置”，然后放大或缩小。这些都是传统媒体所不能比拟的。
2.沟通空间：超时空带来“脱域化”挑战
融合媒体格局下的政治沟通往往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我们在网上聊天、看电影，在网上接受远程教育，突破了以往施加在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上的时空限制。利用互联网，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快速地获取存放在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哪怕物理空间上相隔十万八千里，也跟在身边一样方便。
从技术角度上讲，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根电话线或网线，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世界的公民。网民既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数据库或超链接等方式随心所欲地获取信息，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BBS、博客、播客等手段自由发表言论。而3G手机所具有的便携及无线互联的特点，更使人们可以在“anywhere”(任何地点)、“anytime”(任何时间)、“anyhow”(任何方式)传播和接收信息。(21)这样一来，那种依靠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垄断信息资源而形成的文化特权就在无形中丧失了，人们能够更加平等地分享人类的科学和其他文化成果。而且，因为互联网的时空跨越特点，基于互联网而形成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还表现出明显的“脱域化”趋势，即群体性事件由于有了互联网这一通路，吸引了大量非本地化的民众的广泛参与。这使得政府以往基于本地空间社会关系而使用的群体性事件管理方式面临挑战。这类事件如果处置不当，很容易酿成震撼全国、甚至全球性的大事件。脱域化带来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事件卷入者往往不是直接利益相关者，以往采取利益主导的解决方案有效性会降低。
3.沟通主体：开放性集合构成观点的多元市场
媒体融合所形成的信息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每个节点只是这张不断扩展着的网络中的节点，彼此之间是等价的。所谓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融合，不过是作为这个大的信息传播网络上的一个节点来参与大众传播活动过程而已。在这个信息传播网络中，传播主体，无论是专业机构，还是公民个体，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地位和观念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平等的地位和观念。同时，这一网络的隐匿性淡化了传统科层制的等级观念，任何公众只要符合法律许可，就可以通过这一网络与各级政府直接“面对面”，就可以对国家大事畅所欲言，对政府政策评头论足，且参与者不受地位、财富、时间、空间等条件限制，这极大地舒缓了公民在传统政治参与中的距离感与无力感。(22)
新闻信息在融合媒体空间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被多重沟通主体不断建构的过程。专业的新闻媒体是否具有议程设置功能，还要看是否经得起公众的盘查和追问。这一过程也被称为是融合媒体沟通的“无影灯效应”，即基于多人的引证和审查，信息的完整程度和真实性都会受到不断的补充和修订；最终，这样的信息传播环境因为多个沟通主体的共同参与而形成“网络自清洁机制”，恶化“谣言”在网络空间传播的环境和基础。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和链接及其意见的形成，使得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迅速传播。
4.传播权力格局：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同步演化
互联网等新媒介的诞生和迅速普及，对已有的传播权力中心形成快速的消解。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即人人都能进入的信息世界。新媒体正以平等、自由的“点对点”或“一对一”信息传播模式为基础，尝试着构建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新型传播权力结构。在最早接触和熟悉新兴媒体的人群中，以知识精英、文化精英等为主体的社会精英阶层，率先摆脱大众媒介的信息中介，直接进入公共传播空间，向公众传达“草根式的声音”，并且被公众所接受。(23)
而与此同时，“再中心化”的过程也在发生发展。如前文所述，再中心化是指随着信息发布门槛的持续降低，网络空间的信息供给量迅速超过了单一个体独立自主处理信息的能力。在互联网世界里，公民通过“意见领袖”筛选信息、研判事实、进行新一轮的“中心建构”。在这一过程中，能够获得足够信任的新行为体，将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同时，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社会中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结构，通过网络重构行动中心、话语中心、舆论中心。(24)
去中心化的过程带来官方媒体影响力的分解和政府权威不断被挑战；再中心化的过程既是对既有传播权力中心的政府与专业媒体的挑战，也是重塑权威的机会。和既有权威社会强调权力的集中相比，互联网对社会的演化提供了权力的分散与制衡的机会，这也是进一步实现协商民主的现实基础。在上述两个方向的过程中，政府需要跨越数字鸿沟，充分利用新媒体带来的发展机遇，才能成为上述两个过程的最终受益者。
注释：
①阿尔温•托夫勒：《预测与前提》《托夫勒著作选》第9页，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
②詹姆斯•卡伦著：《媒体与权力》第7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⑥魏志荣：《“政治沟通”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基于中外文献的一个考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
④李元书：《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3期。
⑤Jay G. Blumler and Dennis Kavanagh. The Third Ag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fluences and Features//In Denis McQuail(Eds.), Mass Communication: II, Sage Publication, 2007: 46-48.
⑦(24)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现代传播》2012年第4期。
⑧李良荣、张盛：《互联网与大众政治的勃兴》，《现代传播》2012年第3期。
⑨转引自孙萍、黄春莹：《国内外网络政治参与研究述评》，《中州学刊》2013年第10期。
⑩祝华新：《凝心聚力：互联网舆论场治理再观察》，人民网2014年7月24日。
(11)(12)(13)《专家圆桌：“第五个现代化”启程》，人民网－人民论坛2014年4月1日。
(14)宏磊、谭震、杨同贺：《在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谈新闻发言人制度》，《对外大传播》2005年第10期。
(15)Frissen Politics(1999). Governance and Technology, A Postmodem Narrative on the Virtual State.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P. 122.
(16)田惠莉：《善治理念指导下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现状及完善路径》，《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7)李斌：《论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势》，《福建省委党报》2008年第2期。
(18)陈青文、张国良：《新媒体促进传统媒体“说真话”——上海居民新媒体使用状况焦点小组访谈报告》，《新闻记者》2013年第4期。
(19)潘祥辉：《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20)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第122页，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21)程曼丽：《新媒体对政府传播的挑战》，《对外大传播》2007年第12期。
(22)王帆宇、朱炳元：《网络政治空间背景下的公民理性政治参与之道——基于政府善治的视角》，《行政论坛》2013年第5期。
(23)洪卓、郦全民：《新媒介的基本特征和实质探析》，《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